2月2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党史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从今天起，我们特别开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栏目，每期推出一个党史小故事，大家要从这些小故事中感悟党的伟大历程和真理的力量，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一张被鲜血尽染的党证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陈展着一张独臂将军陈波（原名陈汉清）血染的党证，它是1934年在川陕苏区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两千张，但建国后仅发现这一张。这张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传奇的一生。
1929年初春，20岁的陈波在黄安（今湖北红安）七里坪参加红军。因为他当过裁缝，组织上分配他到被服厂工作。同年7月的一个夜晚，被服厂党支部在一棵大树下召开支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阶段举行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准点灯，也不必举手表决，只需说一声“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在这个“黑灯”会上，陈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评议发党证的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陈波领到党证后，十分珍惜，特地缝了一个小皮囊别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交党费的铜钱。
陈波将军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并开始做示范。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开始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倒在了血泊中。
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臂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醒来后，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少了什么，便焦急的问护士：“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党证也已被鲜血尽染。
受伤后的陈波，虽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紧急向东北驰援，陈波看到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组部提出要参加“东干团”，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那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越上马背，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就这样，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个军用仓库，他昼夜守卫，枪不离身。当后来为支援东北而伧促赶来的359旅官兵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右手的拳头说：“快来拿吧，这儿应有尽有。”我军官兵们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艰苦的长征、血战甘南、宁夏、山西……、赴延安、战东北，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陈波的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凌。在穿越鬼子的封锁线时，为防备落入敌手而暴露身份，许多人都把党证销毁了，陈波说：“就凭我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不是红军就是八路，有无党证一个样，落到敌人手里都是死。”所以他一直揣着党证打天下，伴随党证度难关。
这张小小的党证，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一片的赤诚之心。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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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党史故事简短二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不到两年，甘祖昌主动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带着妻子龚全珍，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务农。原因很简单：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妻子龚全珍也全力配合丈夫，到当地学校当老师，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花在支援农村建设上。1986年，甘祖昌因病去世，他留给妻子和儿女唯一的遗产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闪亮的勋章，那是1955年他荣获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与二级解放勋章……
党史故事简短三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党史故事简短四
英雄母亲邓玉芬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无私奉献了数位亲人的生命，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王树声大将拒礼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2、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3、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3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毛泽东与三口红井的故事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毛泽东帮助挖好这口井后的第二年，便跟随红军长征了，他的革命生涯也更加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前进，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是党对自己的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4、粟裕“走后门”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5、傅玉和：亲自下令枪毙贪污抗日税款的堂弟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
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
颇有戏剧性的是，傅玉和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
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
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6、陈云的“三不准”要求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7、徐海东戒酒
徐海东，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东刚到革命队伍时，也带来一些旧军队中爱喝酒和打骂士兵的习气。
一次，徐海东不用菜几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敌人打过来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后，他深刻作检查，下狠劲把酒也戒了。
8、彭德怀摘画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9、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10、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雷公为啥不劈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正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开会期间，突然发生了雷击礼堂事件，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偏偏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当街骂毛泽东的农民，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
这件事很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一般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毛泽东却非常冷静，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他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污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很快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该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打算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看到后陷入深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当晚叫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经过交谈后得知：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百姓苦不堪言。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毛主席。
毛泽东听后非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生怕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还要他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作出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也明显好转。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故事1、
故事2、
故事3、
故事4、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故事5、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故事6、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故事7、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故事8、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故事9、
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故事10、
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
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