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读过盖茨比，却不知道女主角是谁
他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
他热爱写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俗套情节，但是宛如魔法师般，用技巧，用炽烈的感情让自己的故事变得不落俗套。他把他自己和他的作品变成了美国镀金年代的标签。同海明威一样，他成了美国文学的旗帜。
他是写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等佳作的菲茨杰拉德。他写美国梦的易碎与生而为人的“求不得”与“怨憎会”。他的文字精确，写下的故事让人难以抽离。
泽尔达则是菲茨杰拉德文字背后的那个影子，或者说，是盖茨比总是能望见的那束“绿光”。他们相互成就，也相互毁灭。
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故事。
作者|宗城
编辑|程迟
1915年的冬天，普林斯顿下了一场小雪。爱好社交的青年菲茨杰拉德邂逅了初恋杰内瓦，仅仅一个月后，杰内瓦就在日记里说：“斯科特是完美的情人.....很快我疯狂地爱上了他。”
但他们的恋爱来得快，幻灭得也快。阻止菲茨杰拉德的是阶层地位，杰内瓦是股票经纪人、建筑大亨的孙女，而菲茨杰拉德出身于落魄门户，在美国东部上流阶层毫无人脉。
杰内瓦没有勇气与父亲抗衡，扪心自问，她并不深爱菲茨杰拉德，只是感到“他很聪明，很诙谐机智”，但菲茨杰拉德不足以让她冒人生的险。
失意的青年作家借酒消愁、寻欢作乐，继续寻找自己的比阿特丽斯，上天没有让他久等。1918年9月7日，这是一个他不会忘记的日子。
那一天夜里，他身穿一件束腰外套，下身橄榄色马裤配一双高靴子，爱尔兰海般碧绿又深邃的眼睛寻找他的猎物。一位女性——舞会中最耀眼夺目的白人富家女，被他的眼睛深深地捕获，如飞虫入网，无法平静。
缘起泽尔达
女人名叫泽尔达·塞尔，比菲茨杰拉德小四岁，她是州高院法官的女儿，爷爷担任参议员，从小被视作亚拉巴马州的大家闺秀。
18岁，她依然对恶作剧兴致盎然。这个野性少女，倾倒了附近军营里的飞行员们，她指示他们，在她家的屋顶上空，一次次地做特技空中飞行。轰鸣声搅得邻居们忍无可忍，愤怒地向军营首长们告状。
林·拉德纳说：“菲茨杰拉德先生是一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夫人是一位新奇人物。”这位作风前卫的女性，被一些论者批评很没教养，而海明威则代表了厌恶她的男人们，他对泽尔达的厌恶从不掩饰。
巨大争议意味着巨大的诠释空间，泽尔达的一生跌宕起伏，也成为了后人的谈资。1970年，南希·米尔福德撰写了关于她的传记，2007年，吉莱斯·勒华以她为原型的小说《亚拉巴马之歌》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
这部小说后来被拍为电视剧《缘起泽尔达》，导演毫不掩饰自己对泽尔达的欣赏，他说：“我爱那些有极强欲望的人，欲望的力量，对自由的渴望，让他们鹤立凡尘。”
安妮·福勒的《Z：一部关于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出版后，对泽尔达的议论再次达到高点。
据说，詹妮弗·劳伦斯正在和著名导演朗·霍华德合作一部名为《泽尔达》的电影，她将在片中扮演泽尔达。无独有偶，寡姐斯嘉丽·约翰逊也要在《美丽与毁灭》里挑战泽尔达一角。在美国文化界，泽尔达不仅是一个名字，她早已成为爵士时代新女性的代表符号。
泽尔达是当时出了名的社交女王，若是在今天，她可以登上顶级时尚杂志的头版头条，她的绯闻轶事，或许可以像当红偶像一样占据热搜三天三夜。
还在巴黎时，她就和丈夫尽情嬉戏，但海明威断言泽尔达会毁了菲茨杰拉德，在《流动的盛宴》中，他对这对夫妇颇有微词。
安妮·福勒不以为然。她认为海明威对泽尔达的评价充满了粗野和傲慢的一面。在她的笔下，泽尔达并不淫荡，而是反抗陈规陋俗。
当好友对泽尔达说：“是真的，宝贝。你若是没穿紧身衣，男人们会认为你……淫荡……”
泽尔达笑了笑：“也许我不在乎呢。当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战争委员会说不用再穿束身衣……”
“他们说的是别再去买束身衣，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朋友继续说，“就算你不在乎大众习俗，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万一法官知道你半裸着出了门，他定会叫你藏起来的。”
“我也想着为自己着想，”泽尔达脱下衬衫，“可你们所有人都要介入我的生活。”
为了表达对父权审美的抗议，她当众说道：
“女孩们总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还有太多关于仪容仪表的约束。腰背要笔挺精神，双手要戴好手套，嘴唇不可涂上颜色（亦不能被人亲吻），紧身裙万不可少，言谈举止要文雅端庄，双目要时刻规矩地低垂，思想则必须纯洁无瑕。而在我看来，都是些鬼话。”
她不顾成见，沉醉于爵士时代的新生活。梳着波波头，在巴黎俱乐部的桌子上跳舞，裙子掀到腰部，高高地架着双腿，她当众抽烟，嚼口香糖，喝酒醉得滑到了阴沟里。
在所有舞蹈中，她最喜欢芭蕾。九岁那年，母亲将她送去温尼斯特教授的舞蹈学校。在她看来，“芭蕾的音乐和舞步是那样欢快、激情、浪漫，富有戏剧性”，囊括了她对人生全部的渴望。
她知道，自己追求的生活必定是充满金钱的。
就像华丽的衣裳，没有金钱，那些衣裳将离她而去，泽尔达无法忍受颠沛流离的生活，哪怕菲茨杰拉德的才华和情趣像他爱尔兰海似的眼睛般迷人深邃，但泽尔达不相信爱情能战胜一切，也不想要一个困守讨厌公寓的悲哀丈夫。
在她的眼里，世俗成功与浪漫乐趣相辅相成，才能共同谱写爵士时代的华美乐章。所以直到菲茨杰拉德成名，他们才登堂入室。
20世纪20年代，他们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对情侣，每年花费3万美元，折合到现在，得以几百万美元计。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欧洲，放浪形骸，挥金如土。
他们经常在众目睽暌之下跳进广场的喷泉中，或者趴在出租车的顶篷上，他们在酒店大吵大闹被警察驱逐，他们在半夜的城市街道上极速飙车。当这一切不足以满足寻求刺激的心灵，泽尔达耽于吸毒，菲茨杰拉德则沉醉于酗酒。
从纽约、格雷特内克到巴黎，再到里维埃拉，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一连串破碎的香槟酒杯和闪闪发亮的俏皮话。
里维埃拉给予了菲茨杰拉德无限灵感，却也是他的伤心之地。
在那里，泽尔达勾搭了一个法国飞行员，菲茨杰拉德知道后暴跳如雷，他们大吵了一架，精神近乎崩溃，却又在悬崖边重修于好，而这一切都被里维埃拉所见证。
只有了解里维埃拉，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文学地图才会彻底为你敞开，绿灯、鸡尾酒、美丽海岸、炎热甜美的南风、地中海幽幽的海浪，如今这里是度假圣地，曾经这里吸引着爵士时代的年轻人。
“海滩宛若色彩分明的黄色祈祷毯子……凌晨，远处坎城的影像、粉红色和米黄的古堡，以及意大利交界处的紫色阿尔卑斯山，均映照于海面，随着清澈浅水里的海中植物，荡漾出阵阵水波。”（《夜色温柔》）
互相折磨，共同沉沦
新书遇冷，欠债缠身。
菲茨杰拉德引以为傲的大作只卖了几百本，尔后他们悲剧性地、缓慢地沉沦——她坠入疯狂，在几家精神病院进进出出，他则不复辉煌，陷入公众的冷漠之中——似乎不可避免，就像是从斯科特的小说里摘录出来的情节一般。
《纽约论坛报》(TheNewYorkTribune)曾经忸忸怩怩地请泽尔达给《漂亮冤家》(TheBeautifulandDamned)写篇书评，以作宣传噱头。
在这篇书评中，泽尔达写道：“菲茨杰拉德先生——我相信他是这么拼写自己名字的——似乎相信抄袭剽窃要从家里做起。”但是泽尔达自己也写短篇小说——有时以夫妇俩的名字发表（这样做有利于销售）在当时的流行杂志上——还有剧本，以及后来的《给我留下华尔兹》(SaveMetheWaltz)，路人皆知那本小说带有自传性质。
《给我留下华尔兹》是一部华丽的自传体小说，与《夜色温柔》构成了一对“最不寻常的夫妻篇”。
泽尔达在写给伍尔芙的信中说：“女人们欲以个人经历创作故事，但她们的创作总被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压制、阻挠。”
伍尔芙回信道：“错误的束缚将阻挠人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菲茨杰拉德乐于书写穷小子的故事，而泽尔达就是现实中的富家女。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人间天堂》《冬天的梦》还是《夜色温柔》，都有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情节。
在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模式中，穷小子是工人、农民或窘迫文人，富家女出身有闲阶层，多是医生、银行家、企业主、政客、大律师之女。穷小子生气勃勃、体力充沛，富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改变世界的动力。富家女肤白貌美、瘦弱无力，成长于日益固化却缺乏力量的上流阶层。
菲茨杰拉德内心住着一个幽灵，那个幽灵认为：比起女性，男性更具有力量，在事物运转中更占有主导地位。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和汤姆对黛西的争夺，本质上是男性对自己的欲望的争夺。
在故事中，黛西的想法反而成为盖茨比与汤姆想法的附庸，黛西做的决定，往往是被男人的逼迫所影响的。在这个故事中，黛西这个人物不只是幻梦的化身，也是男性英雄史诗里那个被男人追逐的符号的化身。
泽尔达欣赏丈夫的才华，但她不认同这种观念。于是她用《给我留下华尔兹》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书中一切事物运转和矛盾生发的主导者都是女性，男性则被戏仿为改换性别的“红颜祸水”。
通过这种颠倒，泽尔达实现了对父权社会的反讽。她书写自己、书写一切男性可以谈论的话题。
可惜，她的写作没有持续太久，病魔就找上门来。早在1924年，她就受困于精神疾病，卧床五周才有所好转。除此之外，她得过一次结肠炎，做过阑尾手术还有过两次慢性哮喘发作。1926年，由于一场不成功的人工流产手术，她被确诊无法生育。1931年，泽尔达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她再一次精神崩溃。1934年，自杀未遂的她再度崩溃，被送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
大萧条后，菲茨杰拉德一家陷入低谷。在随笔集《崩溃》中，菲茨杰拉德说：“毋庸置疑，所有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
直到1935年5月，一家子的经济仍很窘迫。泽尔达搬到了一个名为谢泼德普拉特医院的阴森疗养院，菲茨杰拉德则卖力地为好莱坞写剧本，他留恋的是小说，可小说已经赚不了钱，他不得不认清事实。
《天才的编辑》描写了菲茨杰拉德的经济困境，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向好友珀金斯预支稿酬。
晚年，他有很重的危机感。他会担心自己的小说天赋泯灭，会头疼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也对人生渐渐抱有悲观的看法。
在他眼里，“人生本质上是一场骗局，其境况就是失败的那些，而补偿物并不是‘幸福和快乐’，是从挣扎中得到的更深层的满足。”
一个感性的人看到他最后几年的信件会感到悲伤。除了文学、金钱、朋友、好莱坞，他的信充满了死亡、挣扎、无助、酒精、疾病、忧郁。
最后的大亨
生涯晚年，菲茨杰拉德还有一个小说的伟愿，他相信自己的生命还远远未到终点，他还可以写出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棒的作品。
小说名为《最后的大亨》，作家试图以此“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菲茨杰拉德曾为它写了一个详细的创作提纲，海明威说这个创作提纲“异常宏大，即使假以天年也无法完成”。
这是一个关于好莱坞的故事，但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超一般的好莱坞小说。它借用经典的戏剧架构书写了一个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斯塔尔是一个偶像式的人物，他少年老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菲茨杰拉德的“超我形象”，是他心中“最有诗意的悲剧英雄”。
那是位二十出头就呼风唤雨的人物，年纪轻轻就掌管了巨大的电影产业，是他完善了制片人和明星制度，并像“赶骡队”一样雇佣编剧，菲茨杰拉德曾是其中一员。在为撒尔伯格工作期间，他切身感受了这位贵公子和整个好莱坞的品味。
在菲茨杰拉德的计划中，小说开始于斯塔尔丧偶，结束于斯施塔尔的葬礼。
那场葬礼将让忠实读者联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章，在密密的小雨中，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这时有人会回忆一下盖茨比，但他“已经离得太远了”，在那场孤独的葬礼上，尼克隐约听到有人说：“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
这句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arethedeadthattherainfallson”，它自17世纪流传下来。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曾释义这句谚语：“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
菲茨杰拉德对好友格特鲁德·斯泰因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尽可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一直写到死才罢休。”
1940年的冬天，他提笔写下给女儿司各特的信，透露自己准备去看牙医和经纪人，去经纪人那儿是为了商讨业务，他还没决定是否要在二月重返电影界。窗外，好莱坞的高楼大厦拥挤一旁，仿佛一批又一批焦急等待面试结果的年轻人。
那一年，菲茨杰拉德尝试戒酒，只可惜，他的克制为时已晚，肺病发出了死亡的传唤。
1940年12月21日，菲茨杰拉德去世，死于酗酒引起的突发心脏病。八年后，泽尔达死于大火之中，与丈夫合葬。
终其一生，这对漂亮冤家争议不断。但是，和浮皮潦草的判断不同，泽尔达其实没有毁掉菲茨杰拉德，不存在谁被辜负，一切都是自我的选择。
二十年里，他们互相依赖也互相伤害，成为爵士时代最典型的写照。在菲茨杰拉德去世的前一年，他写信给泽尔达，信里写道:“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我爱你。”而泽尔达说：“即便到了现在，我仍不会改变当初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