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年代的婚恋故事:多说个"爱"字都觉得羞耻新闻中心

对父亲，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过，就连做爱都没有睁开过眼——她这辈子没对任何男人说过一个“爱”字，这对她是空白

本刊记者/黄卫

国亚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这个最后的吻，也是第一个吻。

父亲叫国之杭，母亲叫张秀菊。标准的中国名字，普通的工人家庭。

2005年春节，国亚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父亲的灵前，并把自己刚刚完成并出版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在父亲灵前焚化。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沙发的一角捧读国亚的书稿。老伴走后，夜夜无眠。她曾无数次想用攒的600多片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亚认为，母亲很爱父亲，但这种爱“主要是亲情”。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国亚坦陈，“那就不好说了。”

国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活了30多年，从没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热的举动。如今，母亲住在武汉中央商务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平静度日。这个普通的中国妇女，至今还“觉得多说一个‘爱’字都是很羞耻的事”。

介绍对象

中国有两个特有的词：自由恋爱和介绍对象。国亚父母的结合属于后者。

因为辛苦劳作、省吃俭用攒下了40多亩地，外婆和外公被划为地主。母亲的命运也因此而注定。

母亲老家是河南滑县。那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总是异常猛烈，而且还花样翻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文革”中就有一种“发明”：把挂木牌戴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在一起，弄一些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一次，一枚威力奇大的二踢脚在母亲耳边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

这次批斗会之后，外婆就放出话来，要给母亲找婆家，而且越远越好。同村的张大娘经常跟着儿子一起住在郑州，于是她介绍了她在郑州的邻居，就是国亚的父亲。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22岁那年赶上“大鸣大放”，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的他给领导提了条意见，说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结果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人员，第一个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

刑满释放后，父亲当了一名铁路工人。那时，父亲交了个女朋友：20岁出头的大姑娘，工人阶级，个头比父亲还高，祖母也满意，只是太热心政治。每次上街，这位铁姑娘一看到哪里围着一堆人在大辩论，就立刻钻进去，拉都拉不走，这让父亲头疼不已。

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冒的。他16岁参军时也是热血青年，刚到劳改营时也诚心诚意反思过自己。“困难时期”他身在劳改农场反而没饿着，吃甘蔗吃坏了牙保住了命。那时，父亲没有生存之忧，于是学会了观察和思考。父亲一直记得，他跟着劳改营的豫剧团第一次到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的情景：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新坟头，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一九××～一九五八。

父亲进门时，母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老又瘦又丑，跟幻想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此，她这一生再也没有正眼直视过任何男人，包括国亚的父亲。

父亲正好相反，“一眼看去就是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三百遍、五百遍”地说过这句话。父亲对母亲说，要出去办点事。办完事回来，父亲请客下馆子吃了顿饭，事情就算定了。

母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办的事，就是和那个铁姑娘分手。父亲后来常常千百遍地感叹，是命运把母亲送给他的，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命运的召唤，所以尽管32岁了，多少年没沾过女的，总是觉着不能动。那个铁姑娘和父亲交朋友的时候，她到屋里总要把窗帘拉上，“她拉上我就拉开，她拉上我就拉开”。

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证上，父亲年龄29岁，比实际年龄减了3岁；母亲19岁，比实际增加了3岁。16岁的母亲，那时还是个女孩，结婚时穿36码的鞋，发育成熟后穿40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