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讨结束土都朱华侨农场的事情。这时，一位印尼当地（苏门答腊巴爷公务）青年匆忙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即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讲话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当时他身穿睡袍，脚趿木屐，就这副模样离家，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去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事隔多年，才有一个令人信疑参半的说法勉强固定下来：郁达夫被骗出家门不久，日军宪兵即将他绑架杀害。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半年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郁达夫牺牲在异域他邦，而且牺牲在抗战胜利之后，居然尸骸无存，究竟是葬身大海？还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郁达夫的死是一个谜团，他的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谜团？
一
王映霞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达夫：《寄映霞》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写信给大嫂陈碧岑，谈的本是家事，结尾处他却掉转笔头，大发感叹：“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这年，郁达夫刚满二十岁，黄口乳牙讲大话，未免言之过早。
郁达夫的运数和劫数都始于一局恋爱，一桩婚姻。这位风流才子，阅尽人间春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钟热度的恋爱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两桩貌合神离的婚姻也是平淡无奇。郁达夫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奏响于1927年1月14日，一切并非偶然。
那一天，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初见王映霞，惊艳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灵之火。他对昔年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孙百刚说：
“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他的运气不错，奇迹出现了，“绿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岁芳龄的王映霞，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少女在孙百刚的《郁达夫传》中不仅外形美好，而且气质绝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郁达夫惊鸿一瞥已倾心，他意乱情迷，只要王映霞偶尔跟他谈上几句话，他全身的细胞神经就像经过熨斗烫过似地舒适服帖。尽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还是忍不住要在日记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表白得更为清晰：“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那么靠近它呢？难道真会被灼伤和斫伤？天底下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尝试与美女亲密接触，郁达夫也许内心潜存着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头豹子，他就绝对不是一名懦夫。
郁达夫以往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他自传中写到的十三岁时的初恋对象“赵家少女”，在日本留学期间拥之于怀的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以及回国后在安庆结欢的海棠姑娘，她们不是农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这样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的大家闺秀？至于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虽也吐属风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桩包办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郁达夫初识王映霞时，就是这么个尴尬的处境，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约，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两人相识仅两个礼拜，郁达夫居然就交浅言深，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1927年4月，郁达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担心纯属多余，他居然受到东床娇客规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王映霞与郁达夫订立婚约。此后不久，南社诗人柳亚子赠诗给郁达夫，赞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令人羡煞，令人妒煞。
原嘉禾里郁达夫、王映霞“小屋”
然而羡煞神仙的好日子难以持久。郁达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赏一人享用，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强的个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她还渴望友情滋润心田，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1932年，王映霞浙师的同学刘怀瑜独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郁达夫却十分生气，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恼怒不已。好一番折腾后，王映霞在自传中写道：“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后都积累了新的隐患。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颇具犀利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实质，他在《也谈郁达夫》一文中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说的没错，王映霞虽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渐成长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二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0年后，郁达夫过得非常不顺，在家庭中他与王映霞口角不断，在文坛上他也被一群左派小将利用得陀螺直转，攻击得体无完肤。他在1930年5月2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感叹道：“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当时有一位名叫史济行的文学青年将郁达夫的稿件偷去发表在《红杂志》、《玫瑰杂志》等下三滥的刊物上，又盗用郁达夫的名义四处借钱，弄得乌烟瘴气。有一次，美国记者史沫莱特采访郁达夫，郁达夫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想不到，他的这句肺腑之言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引发轩然大波，惹得那些只打算努力做战士、不打算认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壮派勃然大怒，他们毫不留情，一脚将这位“反动老朽”踢出“左联”。
1933年，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这片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郁郎锐气磨灭殆尽，他开始求田问舍，搬迁书籍三万多册，打算在西湖的清风朗月下终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积蓄，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合计一万五六千元，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建成风雨茅庐，请马君武题写匾额。然而茅庐建成之后，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在四十岁前两天（1935年12月26日），郁达夫写了《和赵文龙》诗二首，第一首绝句是：“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末二句可谓诗谶，郁达夫自此以往，果然只活够了十年。
风雨茅庐
在上海时，郁达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家、教授和学生，他们举家迁至杭州后，则与杭州市长周象贤等官场人物交往甚密，郁达夫来钱更容易了，名士派头也更足了，牢骚大减，怨言大减，文气也大减；王映霞则结交了一些官太太，受到她们的影响，开始看重物质享受，她认识许绍棣，接受其殷勤，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笔。
1936年2月上旬，元宵节前三天，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意在“游五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还抱着热切参政的念头。郁达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于怀，走仕途乃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经葛敬恩介绍，郁达夫结识了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急于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须精通日语，有声望有地位，足以应付蜂涌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郁达夫再合适不过。郁达夫名士习气重，疏狂任性，不胜公务之烦，都没关系，他的实职是公报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对外则宣称是省参议，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达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单身汉”的自由生活遭到干涉，或是别的什么缘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郁达夫在日记中没头没脑没肝没肺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1937年春，王映霞还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复，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无数家庭随之破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幸免于难。
为逃避战火，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都已搬到丽水县城，条件比富阳要好许多，王映霞得财政厅长程远帆的援助，住进省政府临时宿舍。这样一来，她自然就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朝夕相见。许有三个女儿，王有三个儿子，年龄相当，常常玩在一起。许绍棣年轻时留学日本，与郁达夫既有乡谊，也有交情，他为人风趣，生性温和，颇能识情揣意，王映霞尝够了郁达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觉许绍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处，一个是鳏夫，一个是怨妇，一个是官场干员，一个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四处嗡鸣。
当初，鲁迅并不赞成郁达夫移家杭州，所以写了上面那首诗送给王映霞。郁达夫后来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与其说鲁迅有先见之明，还不如说郁达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却不思进取，迟早会要出事，无论他移家杭州，还是移家别处，结果都一样。
许绍棣
三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福州天王庙中的签诗
1937年底，战祸孔亟，生命惟危，许多人愈加迷信神佛的开示，郁达夫在福州天王庙抽得这样一支下下签（签诗应该是经过了郁达夫的润色，或是再创作，否则不可能用典如此贴切，也不可能被郁达夫收入《毁家诗纪》），他该是何等感慨而又感愤！他本就是自卑的，不放心王映霞与外界多接触，害怕她接触之后，就会看轻他头上仅有的那两道“才子”、“文学家”的光环，而她的势利眼和虚荣心将全面占据上风。然而，在战争年代，流离颠沛无可避免，在杭州虽有风雨茅庐，王映霞却无法安身，她被迫单独接触社会，接触许绍棣，她此时此际的心思已然不是郁达夫的双手可以遮捂得了。郁达夫读完签诗，那句“鸣鸠已占凤凰巢”太刺眼了，不由得心烦意乱。他风闻一些流言，说是许绍棣“新借得一位漂亮夫人”，女方会是谁呢？会不会是王映霞？他简直不敢想下去。
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书信
1938年，郁达夫自暴家丑，许绍棣深知人言可畏，还哪敢顶风作案，谋娶王映霞为妻？他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并非完全为了遮人耳目，他娶了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为妻，彻底从这桩丑闻中拔身而出，洗刷得一干二净。他只是玩一回心跳，枕边的誓言到底靠不住，苦了的只有王映霞，她与许绍棣挥泪而别，还得跟着郁达夫踏上颠沛之途，前往武汉。郁达夫感到极为耻辱，心气总不能平，就这样，他与王映霞的争吵再次升级，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朋友曹律师夫妇家。郁达夫慌了神，以往都是他玩出走游戏，这回却更换了主角，他又气又恼，丧失了残余的那点理智，竟然老虎吃砒霜，自己害自己，去《大公报》上刊登侮辱性质的《启事》，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负面：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启
此致
映霞女士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郁达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自己也没讨到一个好，最终两败俱伤。事后，他们又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郭沫若居中调解，亦认定错在郁达夫，这场风波纯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
郭沫若
1938年深秋，武汉岌岌可危，郁达夫听从易顺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议，举家迁至湖南汉寿。在汉寿安家后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郁达夫接到陈仪之邀，再次赴闽，决心为国牺牲一切。王映霞与老母幼子则暂时滞留在汉寿。
郁达夫千不该万不该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际，又误信流言，说是许绍棣当初送给王映霞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王映霞怄得手足冰凉，她在回信中写道：“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于我们死后，都留在这里转赠你，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我始终未要你一个钱，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原因。”郁达夫在战乱时期采取撒手主义，任由妻儿处在缺钱缺粮缺安全感的苦况中，却还要纠缠“第三者”旧事，往妻子的伤口抹盐，这种做法，不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着锥心之痛，终于写下悲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她原本也主张，在婚姻触礁时，“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但郁达夫心不在焉。
纯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极容易陷入感伤境地，变得神经质，极端者还会具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他们并不适应家庭生活，郁达夫将夫妻感情弄得一团糟，势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卢梭那样弃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样杀妻，总而言之还算是中庸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郁达夫的名句，然而他只能做到醉酒使气，却做不到怜香惜玉。
四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毁家诗纪·十五》
《大风旬刊》
郁达夫与郭沫若交情至深，可谓患难兄弟，他们曾自称为“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肯定不会厚诬自己的铁哥们，他在《论郁达夫》一文中曾谈及《毁家诗纪》这一组诗词，他的看法并不离谱：“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而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就弄得不可收拾了。”莫非暴露得越彻底，就越能解气消愁泄恨，摆脱心中的烦苦？浪漫文人都向卢梭看齐，那一部《忏悔录》已成为他们的《圣经》。可是自暴隐私还得视国情差异而有所不同，各民族的道德承载力有大有小，评判眼光有高有低，在法国，大文人怎样暴露都会招来喝彩声，在中国，这把双刃剑还是束之高阁为妙。
王映霞晚年与子女后代
当时，国内一批流亡南洋的文化人在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为了躲避日本人迫害，掩藏真实身份，化名赵廉，出面当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郁达夫让人用汽油桶装酒，卖给日本兵，他开玩笑说：“我虽无力杀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于他暴露出日语专长，被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半年多，他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保护了陈嘉庚等一大批进步侨领和中共、印共地下党员。出于安全考虑，郁达夫娶原籍广东、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她相貌平平，文化不高，连中国话也似懂非懂，郁达夫用马来语称之为“婆陀”（傻瓜）。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坛鼎鼎有名的人物，她如同潘兰珍认不出丈夫“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一样，心头不知是悲是幸。
郁达夫万里投荒，横死绝域，对于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赞的人称之为天才，为大师，为烈士，为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的人则骂他为花痴，为汉奸，为病态狂，为颓废文人和堕落文人。香港学者梁锡华甚至批评郁达夫“忠奸飘忽”，因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让，而且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所以梁锡华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古语云，“知子莫若父”，实则知父也莫若子。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