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主观性强、难以量化的概念，关于“情绪价值”的解释是因人而异的。然而，一些理解误区的出现，却让这个词走了样、变了味。如何避免陷入迷信“情绪价值”的泥沼，掌握“情绪价值”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深入剖析“情绪价值”的症候、成因，继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为青年构建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模式，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对促进社会物质丰富和精神富有具有长远意义。
一、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时代症候
“情绪价值”本身是人类社会互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增进社会凝聚力、加深人际理解与支持。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寻求“情绪价值”映射出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年群体对即时情感满足与心理慰藉的渴望。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信息与情感的表达碎片化及算法推送的定制化内容，虽带来短暂快乐，却也催生了情感浮躁与深度交流减少的问题。盲目寻求“情绪价值”正在演变为一剂“慢性毒药”，使人囿于异化困局中无法脱身，具体表现为社交降级引发的“搭子文化”、“计算理性”驱动的“表格式婚恋”以及由数字狂欢形成的信息茧房。
（一）“搭子文化”——“工具属性”引发社交降级
有别于传统社交，青年在“Z世代”社交关系中盲目索取“情绪价值”的背后，实际上是把人不断“工具化”的过程，而“搭子文化”的出现则是最好的佐证。“搭子文化”反映了青年对情感支持的迫切需求及传统社交模式的变化，为青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帮助他们在特定时刻获得情感共鸣和心理支持，满足了其对归属感的需求。这种文化允许青年根据兴趣快速变换社交圈，拓宽社交视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为个性发展和兴趣探索提供平台。但当这种社交方式成为主要或唯一手段时，则暴露出个体孤独感加剧、情感连接表面化等问题。
（二）“表格式婚恋”——数字化的“门当户对”
“情绪价值”是“表格式婚恋”的一环，并且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泛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模块，其形成往往依托于婚姻这一关键途径。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资产与资源的重组。不同的婚姻配对策略，不仅作用于个人及家庭福祉的变动，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以及社会经济的整体运作和发展轨迹。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门当户对是一项重要原则，其核心在于寻求家庭间政治、经济实力及社会地位的均衡匹配。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婚姻配置理念，至今依然延续，并在当今社会的演进中衍生出新的意涵与实践形式。
当前，婚姻关系的持续性面临愈益严峻的考验，离婚率的攀升使得婚配决策成为一个高度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一种多维度的、量化的婚恋评估方法应时而生，其旨在通过结构化的表格形式，如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生活习惯等，提高婚恋匹配的效率与科学性，来缓解现代婚恋中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体现了青年对婚姻理性选择的追求。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度无法纯粹简化为冰冷的数据，但这类婚恋表格却在尝试建构一种评价体系，其中的每一项标准如同考试题目，均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权重。然而，这种表格化婚恋匹配的方法，仅聚焦于可计量的外部条件，其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物质考量，而对于那些难以量化的维度则显得无能为力。若婚姻的决策过程仅局限于这些显性的、可度量的标准，而忽略了情感兼容性等非量化且本质的要素，实则可能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威胁到关系的稳定与长期幸福。
将“情绪价值”引入“表格式婚恋”，显著扩大了考量因素的数量。这不仅反映了婚恋匹配复杂度的提升，也可能间接影响匹配的成功率。从技术与社会发展脉络审视，这种对量化数据与理性分析的过度倚重，实质上构成了数字社会与风险社会之所以形成的逻辑土壤，它既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体现，也是技术异化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对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内在需求。
（三）“数字狂欢”——社会原子化的信息茧房
随着个体认知边界的固化，社会原子化的特征愈发明显，每个人仿佛置身于孤立的岛屿，人际交往变得表面化，深层次的社会联系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在追求“情绪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交圈层的固化以及价值观念趋向极端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情绪价值”的探讨常关联于婚恋市场，但实际上，短视频平台才是这一现象最为集中的展示舞台。《2023年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在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占比40.3%，达2928.3亿元；用户规模10.12亿人，占网民总数的94.8%。资本的逐利本性是驱使“情绪价值”备受瞩目的底层逻辑。短视频平台利用算法精准推送内容，极大程度上强化了用户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和社会原子化的趋势。
二、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成因分析
在当代青年的社交语境中，“情绪价值”已然成为衡量人际关系质量的一个新标尺，映射出青年群体社交心理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深刻变迁。青年寻求“情绪价值”蔚为风潮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因素和广泛的时代动因。深入剖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认识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实质，揭露其背后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一）我者：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内在逻辑
（二）他者：“情绪价值”流行的价值基础和媒介环境
他者指的是那些不同于自我或不属于自我认同群体的人或事物。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字面上指代除我之外的任何个体，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社会构建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权力结构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差异来定义和理解自我。他者在“情绪价值”流行的过程中，既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也是接受者，通过社交互动和媒介环境的催化，形成了情感共鸣的社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他者的存在和作用凸显了现代社会对情感连接的强烈需求，以及在技术推动下，人们如何通过新的交流方式和平台来寻求“情绪价值”的最大化。
在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交关系下，“情绪价值”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具体表现为：一个人越能给别人带来舒服、愉悦、稳定的情绪，他的“情绪价值”就越高；一个人总让他人产生别扭、生气和难堪的情绪，他的“情绪价值”就越低。评判他人是否能提供“情绪价值”，本质上是把对方看作一个依附于他们存在的且能全方位服务自己的机器，而非认同对方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有情绪的具体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之下，处于统治阶级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力求在人们身上创造新的需求，并试图将传统的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对工作的掌控感和自豪感异化，甚至赋予他们一个资本价值。情绪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延伸，在被赋予“价值”大小、被“物化”之后，人也不再是完整的人了。在这种评判标准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逐渐变成像选择商品一样的扁平化的人与物的关系。
2.媒介环境：精准投送算法的隐性驯化。精准投送算法，作为当代数字营销和内容推送的核心技术之一，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与个性化体验，通过分析用户的在线行为、兴趣偏好、社交媒体互动等多维度数据，将最有可能引起用户兴趣的内容直接呈现在其面前。然而，在这一看似高效且贴心的服务背后，隐含着一种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对用户情绪价值的精准调控与潜在驯化，“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在满足用户喜好的同时，也让人们越来越沉浸于网络内容而无法自拔，用户的任何信息都暴露在算法系统中，人们仿佛成了算法监视下的透明人”。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情感引导，也反映在社会层面的文化塑造上。
从个体层面来看，精准投送算法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够识别出用户即时的情绪状态，如通过分析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风格、表情符号的使用频率以及浏览内容的类型，算法能够大致判断用户是否处于兴奋、沮丧、好奇或平静等情绪之中。基于这些信息，算法会选择推送特定类型的内容，旨在强化或调节用户的情绪状态。例如，当算法识别到用户正处于低落情绪时，可能会推送温馨励志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视频或正面评价的商品推荐，旨在调节用户的心情，进而增加其在线活跃度和消费可能性。精准投送算法推广“情绪价值”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创造一种“共鸣效应”。通过连续推送与用户情绪共鸣的内容，算法不断强化用户对该平台的依赖和信任，让用户感受到被理解和关怀，从而提升情绪价值。这种“情绪价值”的创造不仅仅基于内容的娱乐性或实用性，而更在于它满足了用户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如归属感、认同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当用户频繁接触到与其情绪状态相契合的信息时，他们会认为该平台“懂我”，进而产生强烈的情感纽带，形成忠诚度。这种“情绪泡沫”效应，使得人们沉浸在算法营造的舒适区中，减少了主动探索多元情感体验和深度交往的机会。
这一过程同样也暗含着隐性驯化的效果。算法的持续干预，不仅满足了用户当前的情绪需求，还在逐步塑造和调整用户的偏好和价值观。用户可能逐渐习惯于接收特定类型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其他观点和信息，促使用户逐渐形塑“二极管思维”。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情绪状态和认知框架被算法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多元价值观受到限制。此外，长期处于被精心设计的“情绪泡沫”中，用户对外界的感知和反应可能会趋于单一，鲜有面对挑战和不同意见的机会，从而削弱了社会整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算法就是权力，算法的作用越强，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就越弱，甚至被算法所遮蔽。算法推送系统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其主导地位弱化了人的主体地位”。虚拟世界中精准投送算法对“情绪价值”的推广进一步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分化和群体极化。由于算法倾向于强化用户已有的偏好和情绪，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隔阂被加深，难以形成有效沟通和理解。
三、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引导策略
在探讨青年群体与“情绪价值”的关联时，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青年在当下寻求“情绪价值”，反映了其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富有的追求。然而，这背后隐藏的是科技与资本的复杂协作，二者共同塑造了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放大欲望的环境，促使青年在追求即时满足和情绪共鸣的过程中，逐渐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个体与集体的界限。同时，工具理性的盛行和优绩主义的文化导向鼓励竞争与表现，导致青年过度依赖外在反馈来定义自我价值，进而加深了内在的焦虑与迷茫。因此，片面寻求“情绪价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对于情感寄托和自我认同的需求，但也成了他们深陷于加速社会、消费社会及数字文化张力之中的一个缩影。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此，要正确看待“情绪价值”及其对青年的影响，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以价值引领算法逻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以文化形塑精神内核，沁润青年精神世界；以法治规约资本乱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帮助青年在纷繁复杂的数字化世界中寻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充实与自我实现之路。
（一）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
然而，对流量至上的迷信，加之社交媒体上的完美展示与滤镜效应，可能让青年在追求“情绪价值”时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年寻求“情绪价值”不仅反映了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对情感支持的渴望，也映射出在现实压力与虚拟世界中寻求平衡的策略。个体在寻求“情绪价值”的过程中，实则是通过网络互动寻找自我价值的确认与社会角色的定位。因此，对流量至上的纠偏，也是我们回归理性的第一步，祛除笼罩在流量身上的光环。青年应该认识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考方式。“工具理性”既然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自然在执行过程中的策略规划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倡导以逻辑和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思维来优化行动路径。然而，在事前的决策环节，核心考量应聚焦于价值判断，侧重于该事项的内在价值与长远意义，此时“价值理性”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行动都要避免“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我们寻求“情绪价值”的初衷不应在高效执行中被遗忘或异化，而是要追求行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数字时代，“我们不需要满足科技体的每一个欲望，但我们能学会利用这股力量，而不是抵抗它”。
（二）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
古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诚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人性的对抗，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种展示。真诚作为一种社交互动中的理想状态，核心在于个体忠于自我，避免对他人实施欺骗或误导。这要求个体在交流中保持言行一致。然而，实现彻底的真诚并非易事，它需要个体不懈努力，超越自然本能与生理层面的限制，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简单地将真诚理解为随心所欲的自我表达，可能会导致误解与自我中心行为。真正的真诚远不是肤浅的形式主义，而是涉及深刻自我反省、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行为后果的负责态度。正如康德所说，“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因此，真诚的实践应基于深刻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复杂性，超越单纯的行为一致性，达到道德与理智的统一。
（三）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情绪价值”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方共同营造的氛围，是感情有来有回的流动。由于部分青年群体已被算法收编于其造就的“茧房”之中，在一味索取“情绪价值”的过程中忽略了情绪成本。因此，对盲目索取“情绪价值”的时代症候施以诊治的前提是将主流价值观贯穿于算法的代码编写、数据采集、信息推送的运行过程中，赋予其价值理性。
（四）以优秀文化形塑精神内核，沁润青年精神世界
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其健康福祉与自由状态本质上仰赖于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和谐共生。重视并满足民众的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协同推进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丰饶与精神充沛，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旨归。一般而言，基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虽能带来瞬时的感官欢愉，但唯有与物质层面富足相辅相成的精神富有，才能衍生出更为长久且深刻的乐趣。这种愉悦感渗透心灵深处，赋予个体以持久的充盈与满足感。同时，精神生产具备向物质力量转化的能力。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尽管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精神生产的能动性对物质生产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物质存在确为根本，但思想领域亦能反向影响物质存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文化作为精神创造活动，为物质生产赋予了价值导向、科学预见性、精神动力和智识支援。
（五）以法治规约资本，净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
“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以短视频平台为主流的各类应用凭借对青年“情绪价值”需求的精准捕捉，吸引了大量青年注意力，使他们逐渐陷入情绪异化，成为情感消费的被动接受者。短视频资本主义巧妙地挪用了福特主义式的流水线的工厂技术，将其运用于享乐。人们从流水线式的劳动和处理商品变成了流水线式的享乐和发泄欲望，并通过传播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潜移默化地操控了青年的文化消费偏好，进而影响了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源头的法治构建、系统的监管体系与综合的协同治理，旨在打破资本与算法联袂造成的治理难题，促进网络文化环境的正向发展，从而将互联网这个充满潜力的变量因子，积极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致力于培植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生态，进而在虚拟社会中构筑起一座网络文明的坚实基石。
四、结语
人的完整性在于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是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整体存在。作为现实的人，青年寻求“情绪价值”不仅是青年应对现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支持和自我表达的方式，也代表了一种对精神世界深度探索和自我完善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亚文化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对青年群体的塑造和影响。这一现象从本质上讲是对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的向往。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然而，资本运行逻辑下的西方现代化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割裂。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运行逻辑形成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发展悖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情绪价值”作为一柄双刃剑，在资本运行逻辑下成为将他人视为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手段，使得人的真挚情感渐趋稀薄，引发情感的商品化与资本化趋势，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人的精神实质，使之趋向空洞化。正确追求“情绪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更符合康德所说的“目的”。
（文红玉，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魏晋，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