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本文所介绍十次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成千上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缩影。他们高举义旗站到人民的一方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起义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一部分：高树勋与邯郸起义
194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汉战役。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今属邯郸）宣布起义。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命名为邯郸起义。
兵出伏牛山
高树勋（1889～1972）
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915年投奔到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在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曾率部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阎、冯倒蒋战争，失败后，高部被蒋介石编入国民党第26路军，高任第27师师长。1931年，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此时，高因在天津养病“督师不力”，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被迫离开军界在天津隐居。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高应冯的邀请，到张家口就任抗日同盟军骑兵军军长，参加了攻克多伦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河北游击军总指挥、新6师师长、新8军军长、第39集团军总司令、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
1945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在玩弄“和平谈判”伎俩的同时，又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遣其所部第30、第40军和新8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等人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迅速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进而抢占东北。
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并打击进犯之敌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是蒋介石图谋发动内战的急先锋，平汉线为我解放区的屏障。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保卫解放区的安全，必须消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为主要目标，集中主力部队，发起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让北犯之敌渡过漳河，在预定作战地域将其包围。
1945年10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积极进行政治争取。10月30日，第1l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决定率其直属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共一万两千余人，在河北马头镇（今属邯郸）内战前线举行起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剿匪”命令，退出内战前线，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展开猛烈进攻。战至11月2日，平汉线作战胜利结束。此战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以下官兵2万余人、起义1万余人，对挫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掩护我军各部队向东北地区开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为此，毛泽东致电嘉奖，亲自提议将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并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为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树立了榜样。
1945年8月初，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喜讯传到豫西的伏牛山区，国民党第11战区新8军和河北民军营地的官兵们一片欢腾。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贫民百姓，现在抗战胜利了，都迫切希望早日走出伏牛山，外出受降，以便返回故乡与亲人团聚，重建家园。可是他们在焦急的等待中，总也听不到“出山”的消息。现在，他们有些急了，等不下去了。因此，在8月10日的这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在新8军军部大门前的白果树下，代表新8军和河北民军的广大士兵提出了“走出伏牛山，回家好种田”的口号，并以此向他们的长官请命“出山”。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长着黑红的脸庞，浓眉大眼的人，在一队卫兵的簇拥下，走出军部的大门，来到白果树下。他看到眼前这些“为民请命”的士兵代表，心中一阵感慨。只见他推开簇拥在身边的卫兵，站到白果树下的一个石头棋盘上，双手掐着腰，大声地说：“弟兄们，本司令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咱们远离故土，久别亲人，谁无怀故思亲之情？如果蒋委员长让我们出山受降，回到晋冀豫边区，本司令一定让弟兄们顺道回家看看。可是现在还不行啊，我们还没有接到出山受降的命令，请弟兄们再耐心的等待几天，暂且回去，容我再致电蒋委员长，请命出山，数日之后我一定会给弟兄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怎么样？”
人群中泛起一阵轻轻的骚动，是“行”还是“不行”，并没有人回应，但是听了司令的这番话后，他们便分散开来，各自又回到了烦闷潮湿的军营。
却说那个站在桌子上讲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支部队中颇有威望的总司令——高树勋。
其实，此时高树勋的心情比他部下的心情更为不满。面对已经到来的胜利，他的经过浴血抗战的部队和弟兄们，却被蒋介石的一个电令，困在这偏远的伏牛山中待命驻防。对此，高树勋的心中也明白，这是老蒋不准他的这支“杂牌”部队出山受降，而是想让他的嫡系去“摘桃”。但是，他心中这些难以言传的苦衷，又怎么能对部下明讲呢？
当然，高树勋是不会甘心他和他的部队窝在伏牛山中的。于是在8月10日，他再次急电蒋介石，要求带领部队出山受降。
8月12日夜晚，阴霾的夜空中没有一丝星光，在烦闷潮湿的空气中，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呜叫着。此刻的高树勋，心里也感到特别的烦闷，因为给老蒋的急电已经发出去两天，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他在急切的等待中，什么也干不下去，只好躺在军部门前大白果树下的藤椅上，闭着眼睛听着收音机。
突然，机要员急匆匆地跑来，送上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令。
高树勋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伏牛山乃中原要地，据险地之利万不可忽弃。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出山受降之事待议……
高树勋电报还没有看完，心中顿时燃起一团怒火，气愤地想：他妈的，你老蒋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抗战期间，你的嫡系一直躲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留下我们这些所谓的“杂牌”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抢占地盘，相反却要我们这些部队“原地待命”，由你的部队去受降摘“桃子”。这样对待我们，天理何在？
高树勋部队的官兵们，听到蒋介石不准他们出山受降的消息后，无不气愤。特别是他的一些老部下，不约而同地来到高的住处，愤怒地说：“老蒋不让我们出山受降，道理何在！”
面对此情此景，高树勋说：“老蒋有他的主意，我有我的打算！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抗战都胜利了，我们还怕什么，也该到了我们为自己做主的时候了。”
为此，高树勋毅然决定：利用蒋介石给他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兵出伏牛山，挥师北上，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到北平以北去占领一块地盘，日后再作打算。
围在高树勋身边的军官们，听到这一决定，一致表示：总司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但也有人劝高树勋慎思慎行，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招惹是非。高树勋理直气壮地说：“出兵受降，何错之有，北上收复失地，为民族胜利之师张目，乃理所当然！”
恰在这时，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来电，邀请高树勋进军南阳，以固中原，蓄意内战；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来电，邀请高树勋去新乡，以便北进，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北平、天津。两电比较之后，高树勋考虑到他手下的弟兄们多为北方人，再往南走部队就更不好带了，便接受了孙连仲的邀请，率部出伏牛山，出兵北上。
8月15日，高树勋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率领部队从驻地河南省南召县出发，日夜兼程，9月3日到达郑州附近的新郑。高树勋为了继续顺利北进，到新郑时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要到石家庄、北平一带去接受日军投降，请蒋电示。对此蒋介石虽然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在9月5日，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令高树勋部“由广武方面渡河向汲县挺进，扫荡奸伪，监视日军”。
9月12日，高树勋部越过黄河，进抵新乡。
随着部队不断向北推移，高树勋的部队要穿过八路军控制的冀察根据地，他知道，这对他和他的部队来说决非一件易事。因此，早在8月初，他已派参议王定南，赴太行去找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联系，但至今没有消息。
此时，高树勋在新乡的临时官邸里焦急地思虑着：不知王参议是否到了太行山，联系的结果怎么样了？
王定南奉命出使
王定南是河南省内乡县人，一个知名的抗战人士。高树勋对这个人的名字久已耳熟，但是他们的相知相交却纯属偶然。
那还是一年前，王定南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时，自卫军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缴械，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的罪名被扣押。那时，高树勋部正驻在河南镇平一带。王定南等人被押赴汉中途中，路经镇平县大榆树村时，高树勋慕名看望了他们。从谈话中，高树勋感到王定南不仅具有学者风度，谈吐不凡，而且还是个有气节、重义气的人，虽有“通共”之嫌，但并无不良企图。于是，对王产生了好感，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临别时，高树勋对王定南说：“王先生雄才大略，君心坦荡，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望多加保重，以后我一定设法营救你。”并当场拿出一摞大洋交给押解人员，嘱托路上要好好照顾王先生。同时，当场把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释放，并写下字据，主动承担责任。为此，王定南非常感激高树勋，两人就此结下了生死之交。
此后，王定南被送到汉中国民党第1战区军法分监部关押。1945年4月，王定南由高树勋和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保释出狱，应邀从汉中来到镇平县高丘镇高树勋总部驻地，被委以总参议，留在冀察战区总部。
1945年7月，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自豫西巩县、登封一带挺进鲁山、南召，拟以伏牛山为依托，开辟新区。
胡宗南闻讯后，电令高树勋部进驻南召、嵩县地区，阻止八路军南下。此时，高树勋已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他想：我的队伍迟早要到冀察地区去。但那里是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地区，抗战八年和八路军的关系搞得还不错，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更应该与八路军建立秘密联系，以免再发生冲突。因此，高树勋想起自己在河北省保安处任职期间，曾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有过交往，于是决定派人去找彭德怀，先疏通一下关系。但派谁去呢？高树勋思之再三，最后决定派曾和共产党有过交往的王定南出使太行。
王定南赴太行山临行前，高树勋取出一块白绸布，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向彭将军致以问候，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请彭将军指教等。高树勋把信交给王定南后，叮嘱再三，要他务必面见彭将军，讲明他的初衷，以便达成共识。
8月1日，王定南带着一把雨伞，在一个雨中的清晨，从南召县李青店高树勋总部出发，向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奔去。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主要靠步行，加之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走很困难。王定南晓行夜宿，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了新乡孙殿英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定南知道孙殿英和高树勋素有交往，便以路过此地，顺便代表高树勋看望孙殿英为名，送上一点小礼物，并借此到孙部投宿，以便寻找在孙部进行统战的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在孙殿英部搞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朱穆之，通过内线得知高树勋派王定南潜赴太行的目的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建议主动和王定南接触，以便摸清情况以后协助王定南，见机行事，进一步促成高树勋的义举。
经上级同意，次日夜晚，朱穆之找到了王定南。言谈之间，朱穆之了解到王定南要去邯郸，便说：“老兄，邯郸一带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哟！”
王定南说：“没关系，我在那边有朋友。”
朱穆之又说：“八路军里，我也有朋友。”
两人在交谈中，各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王定南得知朱穆之是中共方面的统战人员后，非常高兴，便把高树勋要他给彭德怀送信的事说了出来。朱穆之表示一定尽力相助，并根据上级的指示，主动提出和王定南一路同行，为王带路。对此，王定南非常高兴，因为继续北去的路他也不熟悉，正苦于没人带路，朱穆之的不请自来，真是令他喜出望外。于是，他们在新乡小歇几日后，便一起踏上了北去的旅途。
8月27日，朱穆之把王定南带到了河南林县任村。
任村，地处太行山南段的林县盆地，抗战以来，这里便是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联络站，因此，也叫任村豫北办事处。在这里，他们恰遇从延安归来，要回华东去的陈毅和到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薄一波和滕代远等。这一意外的相见，使朱穆之非常高兴，因为他和陈毅等人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了，多年不见后，竟在这里重逢，朱穆之便把高树勋派王定南给彭总送信，希望和中共建立友好联系的情况，向陈毅、薄一波、滕代远等领导作了汇报，并希望他们能见一下王定南。
陈毅等人接受了朱穆之的建议，立即在住处接见了王定南，并仔细看了高树勋写给彭总的信。陈毅说：“很好，我们几个人是路过这里的，听说你来了，先和你见个面，具体如何办，你到涉县赤岸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会同你详细谈的。”
8月下旬，王定南来到河北省涉县赤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受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热情接待。黄镇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邓政委刚刚离开总部，到黎城前线去了，你先住下，我们立即和前线指挥部联系一下，有了消息及时通知你。
第二天，申伯纯来到王定南住处，说：“刘司令员、邓政委从前线来电，叫你到黎城去见面。”于是，申伯纯准备了马匹，亲自送王定南到黎城。
8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前线回到黎城，立即接见了王定南。刘、邓看过高树勋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后，王定南详细介绍了高树勋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受排挤打击的情形，以及曾和陈先瑞进行火线会谈，并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阐明了高部想起义的初衷。
王定南接过信后，邓小平对他说：“现在高树勋部队已北进新乡，你要赶快回新乡去，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高树勋将军，请他好好想一想，希望以后不断联系。”
刘、邓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决定由申伯纯负责，组成一个工作组，成员有边区参议会参议靖任秋、总部参谋和情报部门的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此外，还有交通联络和电台机要人员辛良志、郝文祥、徐双海等。
争取高部工作组组成后，军区领导薄一波、滕代远给大家作了简短动员，申伯纯讲了工作组的任务和注意的问题，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申伯纯决定，先派塔岗情报站的辛良志、郝文祥二人随王定南即日启程，前往新乡。
9月上旬，王定南和辛良志、郝文祥一行3人，经过两天多的跋涉，由塔岗来到新乡高树勋总部。高树勋急切地询问赴太行的情况。王定南告诉他：“彭德怀将军已回延安工作。我见到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他们对司令的想法非常高兴，刘司令员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把信递到高树勋手里。高树勋接过刘伯承司令员的回信，只见信中简练的写到：
建侯兄：
定南来我处，详情已悉。现有我的两位朋友前往贵部谋职，望能予以关照为盼。有关我处之事，我的朋友全权代为转达。别无事，笔不多叙。
高树勋反复看了几遍，随即将信烧掉。接着便问起刘伯承在信中提到的朋友现在何处。
这时，王定南才向高树勋转达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八路军领导人对高的问候和期望，并把这次去太行的经过和八路军派辛良志、郝文祥同他一同前来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高树勋听了，十分激动，并告知王定南他想尽快见到远道而来的“朋友”。
第二天，高树勋来到辛良志、郝文祥的住处。王定南把辛、郝二人作了介绍。高树勋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感谢你们的热诚帮助。但是，这里是第11战区所在地，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很多，你们不宜在此久留。王定南的太太唐宏强现在西关一家粮店里住，那里有一间空房，你们马上搬到那里去。”
为了行动方便和安全起见，高树勋送给辛良志一身佩戴少校军衔的副官军服，让他穿上作掩护，并亲手给他写了一个通行证明，然后叮嘱辛良志：“如果有人盘问你，就说我和你是表亲。”根据中共方面事先的安排，郝文祥返回解放区汇报，辛良志便留高部做交通联络工作。
此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蒋介石召见。孙向蒋陈述了准备以第30军、第40军沿平汉路北进，利用高树勋和“共军”的关系，让其开路，把高部推上进攻八路军的战场，以打通平汉路。蒋介石听后正中下怀，便电令高树勋部暂住新乡待命。
9月19日，蒋介石委派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高部正式编入第11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均属第11战区序列。同时宣布：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宋肯堂为参谋长。
郑州会议后，孙连仲急忙赶到新乡，作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点，密令第30军进驻北平，新8军进占保定，第40军占领邯郸、邢台的军事部署。
孙连仲知道新8军是高树勋拉起来的队伍，过去一直由高树勋任军长，后来蒋介石为掌握这支部队，派亲信胡伯翰任军长，豫西战役因胡伯翰指挥失当，军部被打散，胡一人逃之夭夭，部队损失严重。以后，胡伯翰到后方养病，高树勋趁机令其不要再回部队，指挥权仍旧掌握在高树勋手里。孙连仲怕日后难以控制这支部队，便向高树勋提议由他的部下池峰城接任新8军军长，并说：“你年岁大了，胡伯翰离开后一直没有军长，还是交给池峰城吧！”
高树勋明知孙连仲在打他的主意，企图以此架空自己但又不好当面戳穿，更不便说明自己想兼任这个职务，便对孙连仲说：“池峰城赶不上第30军副军长黄樵松，等部队到石家庄后就交给黄樵松吧！”孙连仲只好表示以后再说。
尽管高树勋被蒋介石委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重任”，但他知道，实际上蒋介石、孙连仲不会真的信任自己，而是在用明升暗降的惯用手法，在剥夺它的带兵权和指挥权。所以，高树勋仍在暗地作着自己的打算。他感慨地对部下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内战又开始了，国家不得安宁，人民不得安生。老蒋那帮人又要把我们推向前线去当炮灰，这种日子真是难过啊！”
几个部下看到高树勋苦恼的样子，同情地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听他老蒋的，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小日本都让我们打败了，我们还怕谁？只要我们有人有枪，老蒋的这条船不能容我们，还可以走别的路呢。”
高树勋随即说：“是啊，这样下去，老蒋非逼我们迟早得走别的路呀！”
9月底，国民党第11战区所辖新8军、第40军、第30军齐集新乡，完成了向北推进的准备。高树勋认为：眼下从磁县至高邑段全长约300华里的平汉铁路，沿线的邯郸、邢台、内丘、临城等10数座县城，都已经解放，全被八路军控制，孙连仲要打通平汉铁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既然已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不如甩开第40军和第30军，自己率新8军单独北进，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再做打算。于是，在10月1日，他决定再派王定南去见刘、邓，协商“借道”北上的问题。他拿起毛笔，给刘伯承司令员写了这样一封信：
伯承吾兄大鉴：
顷奉复函及王定南同志归来，敬悉吾兄对弟处爱护之诚。当此日寇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未尽事宜，由王同志代达。
弟高树勋手启
十月一日
信写完后，高树勋找来王定南，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并把信中不便写的事情，向王定南交代了一番，要他立即动身，把信送到八路军方面，转交刘伯承司令员。
10月初，王定南来到了河南汲县八路军塔岗情报站。这里距国民党占领区较近，是晋冀鲁豫军区敌工情报部门开展对敌军工作的前哨。以申伯纯为组长的争取高部工作组部分人员就住在这里。王定南见到申伯纯等后，说明了来意，把高树勋写给刘伯承司令员的信交给申伯纯，并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申伯纯立即和其他人员商量对高部“借道”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大，需将这一情况和如何处理报告上级。于是申伯纯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还在上党前线指挥作战，这封信我们一定负责转交。至于‘借道’北上的问题，等我们报告总部后再决定。”
尔后，申伯纯请示了刘、邓首长，并根据刘、邓原来总的意图，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向王定南表明了他们的意见和原则：“如只是高树勋本部北上，我们可以放行，但必须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走，更不允许带别的部队。现在你先回去把上述原则向高树勋将军讲清楚，看他意下如何？请你把有关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如有新的情况和变化，再来联系。”
几天后，在高部的联络员辛良志送来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一封长信，主要内容是高树勋同意按刘、邓提出的原则办，沿铁路北进，摆脱中央军，高率部离开蒋军后，即将高部与蒋军截断等。王定南在信中还谈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和蒋介石对华北的战略企图。信中最后说：“高愿与伯纯在安阳晤面。”申伯纯反复看了王定南这封来信后，立即电呈晋冀鲁豫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立三转报刘伯承、邓小平。
10月8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复电申伯纯，基本同意他对高部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并明确指示：
对高树勋是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军，如高部北上，可放过，但必须，第一，只能是高本部，不能带其它部队，因孙连仲部特务很多，易起变化。此点可对高说明；第二，必须在我主力抵安阳后；第三，由我们指定路线，在汤阴、安阳、邯郸一段铁路两侧，而后可沿铁路大道走；第四，必要时在汤阴间打点假仗，枪向天放；第五，沿途粮食，我予帮助。
同日，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署名，先后将高树勋给刘伯承的信；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信；申伯纯给总部的请示和刘、邓给申伯纯的复电即对高部北上借路的处置意见，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对高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刘、邓，对给高部让路北上问题作了明确答复，复电指出：
高树勋属西北军系，与蒋有若干矛盾，畏蒋吞并他及利用其与我磨擦牺牲他，高亦欲利用国共矛盾以自存和发展，蒋、高矛盾是国民党内部矛盾。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予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可予以适当之援助，请考虑之。
接到军委复电后，刘、邓立即决定将军委精神转告争取高部工作组及有关人员。同时，在军事上作了调整和部署。高树勋为了实现单独率部北上的计划，在与八路军往返联系过程中，曾向孙连仲请求，允许其率新8军、河北民军北进。孙连仲由于对高树勋存有戒心，借口一个军力量太小，单独行动有危险，没有答应，却令马法五、高树勋率第30军、第40军、新8军向北推进。然后，孙于10月8日带着长官部部分人员，由新乡乘飞机飞抵北平。
10月13日，即《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颁布内战密令，要求各部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为此，10月14日，第30军、第40军、新8军由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
10月17日，高部进抵汤阴。高树勋第3次派王定南，去晋冀鲁豫军区联系北上问题。
王定南从汤阴走后，高树勋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继续率部缓缓向北推进。10月18日，第11战区3个军进抵安阳。新8军驻守在安阳以北的陶家营、秋口、韩庄一带，进行补充和侦察准备。10月2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开始涉渡漳河，进入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4个军紧紧跟上，相继抵达郑州、新乡。平汉线战事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3/高树勋当机立断
在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自9月10日开始，反击阎锡山对晋东南解放区的进犯，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阎部3.5万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促使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上党的失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沿平汉线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上党战役行将结束时，刘、邓对战役最后阶段的行动作了安排部署之后，即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赤岸，筹划另一次大的战役——平汉战役。
10月12日深夜，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面对挂在墙上的地图，细致地观察着邯郸附近的地形。刘司令员手执红笔，在磁县马头镇附近滏阳河河套一带，画了一个圈，然后对邓小平政委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除陈赓的太岳纵队继续留在同蒲路方面作战外，其他参加上党战役的部队，都向平汉线集结。我想在这里布设一个口袋阵。”他指了指画在地图上的红圈继续说：“把孙连仲的3个军放进来，然后各个加以歼灭你看如何？”
邓小平扔掉手中的烟头，用脚在地上轻轻地碾了一下，点点头说：“要得，这下子蒋介石下山摘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黄粱美梦，恐怕就做不下去喽！”
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部队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牵制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一梯队的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左侧部队的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
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开赴平汉线，准备在邯郸一线，摆开战场。
10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平汉战役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身为战略区主要负责人的刘伯承、邓小平，十分清楚此次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党委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细致、详尽的分析：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虽兵力大，装备好，久经训练，长于防御；但地理民情不熟，又远离后方，补给困难，突击力弱，不善野战。特别是内部派系不一，矛盾重重。而八路军方面，野战兵团虽然组建不久，装备较差，缺少训练，且连续作战，未获休整，但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又有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控制了大段铁路，早已准备好的预设战场等等，这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为打好这一仗，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党委，要求所属各区党委、各军区、各纵队：
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应将所有的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作战。……平汉战役关系全局，为了继续持久作战，各个消灭敌人，抑留更多敌人于平汉线，完成晋冀鲁豫战略区的历史任务，务必做到：（甲）除已计划加入平汉作战者外，必须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放松次要方向，集中于决战方向；（乙）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首先补充野战纵队），保证继续作战。
为了充分准备战场，还在上党战役尚未全部结束时，刘、邓即已命令陈再道部先行东进，配合原在平汉线作战的部队，继续肃清预定战场区域的磁县、临漳、成安及临洺关、紫山等处的伪军。并发动群众在漳河以北至邯郸之间，以及沙河以北至邢台之间，大举破路平沟、毁碉拆寨，造成敌无所依托、无险可守，以利于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之。
在刘、邓大军挥师东进，于平汉线上布设袋形阵地的同时，由新乡向北进犯的国民党3个军，在安阳一带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沿途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小股部队的阻击，从此拉开了平汉战役的序幕。
23日，国民党军3个军已推进至漳河北岸的固城、前后回樟一带，继续沿铁路东侧前进，以一部占领磁县县城，一部向南东坊村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准敌人进入邯郸。当天，国民党军第30军超越已进至漳河以北的新8军、第40军，进占滏阳河东侧的中马头、高木营以南地区。
24日，国民党军3个军全部进入刘、邓预设战场。他们怕遭歼灭，行动十分谨慎，采取了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的战术。其第30军原地掩护，第40军和新8军超越第30军前进，第40军进至南北文庄及秦家营地区占领阵地。新8军进占马头镇、南北左良、屯庄、阎家浅一带，高树勋的总部暂设在东城营。当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军第106师和新8军一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然向八路军第1纵队第1旅阵地攻击。黄昏时分，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1纵阵地，进至高庄、南泊子一线。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遵照刘、邓关于“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力量尚未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的指示，采取逐点小股割歼和渗透袭扰等打法，自25日起，各部队按照区分的任务，连续组织小分队出击，不断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接触，选敌之弱点，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先将敌军一个连一个营地歼灭，以消耗其实力，挫其锐气，削弱其战斗力。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开展战场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队，加强了政治攻势。高部暂29师第1团团长田树青的父亲田烈茂，是武安县的开明人士。当田老先生得知田树青随高部进犯解放区时，立即托人带信，叫田树青放下武器，停止对八路军的进攻。田老先生托人捎信后，还不放心，又冒着危险去找田树青面谈。在八路军的政治争取下，高部官兵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各主力兵团已陆续赶到。第2纵队两个旅及太行第1支队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第3纵队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第5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将其压缩在一条狭长的地带里，这就是刘、邓布设的口袋阵。
这一狭长地带，正是滏阳河的多沙地域。村庄四周只有稀疏的小枣树等低矮荆丛。由于过去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抢劫骚扰，村舍的门板、窗框、桌凳等，大部被当作柴火烧掉了，陷入八路军包围的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和新8军难以找到木料构筑坚固的工事。此时，从石家庄南下接应的国民党军第16军，也被阻于高邑以北，后续部队又被阻于漳河以南，在这种情况下，进犯的国民党军内缺水粮，外无援兵，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得不一面收缩阵地抗击，一面呼唤救兵，处于等待增援的窘境。
在这种形势下，高树勋更加焦躁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下去，我们全军1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手里了！”面对危局，高树勋清楚地意识到：借道北上已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种欲进不能、欲打不得的情况下，高树勋只好等待王定南和八路军联系的结果了。
就在高树勋北渡漳河时，王定南刚刚来到赤岸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刘伯承、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会见了王。王定南把这次的来意和高树勋的想法及思想顾虑，向刘、邓作了汇报。王特别谈到，高树勋希望八路军方面能体谅他的苦衷，允许他单独北上。
听完王定南的话，刘伯承司令员指出：“原来我们曾同意高树勋率新8军单独北上，可是现在沿平汉路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1个军，而是3个军。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也一齐来进犯解放区。蒋介石的意图是想让第11战区这3个军进占北平一带，以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
邓小平政委也说：“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3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3个军北进。请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军完成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
这时，刘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我们希望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如果当断不断，是会反受其乱的。”
王定南告别刘、邓，向事先和高树勋约定的见面地点——安阳方向奔去。当他行至磁县的彭城一带时，晋冀鲁豫军区的通信员追上他说：“现在情况有变，刘、邓首长让你马上到峰峰去。”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已迁到峰峰矿区。刘、邓办公地点就设在矿务局的一所房子里。王定南来到这里后，刘、邓对他说：现在北犯的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邯郸以南的崔曲、马头镇地区，高树勋部驻扎在马头镇一带。你不要到安阳去了，应改道前往马头镇。交代清楚后，刘、邓派人同王定南一起去马头镇西北的车骑关村。
车骑关村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陈锡联司令员接待了王定南，并介绍了这一带的战斗情况，建议他们先去前面村子打听一下。王定南等人来到前线的前泥村，根据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提供的情况，得知马头镇驻的是新8军田树青团。王定南知道田树青受八路军影响较深，而且和高树勋关系密切，比较可靠，便立即回到第3纵队和陈锡联商量，给田树青写了一封信，由第3纵队的侦察员送往田树青团。
黄昏时分，田树青派人随同第3纵队送信的侦察员一起来到纵队司令部，把王定南接了过去。王定南见到田树青后，首先向他讲述了刘、邓的谈话内容，希望田树青支持高树勋的这次行动。王定南叮嘱田树青，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田树青自从在北进途中收到父亲的来信和与父亲见面后，就产生了带部队到解放区的念头。现听了王定南的一番话，心情更加激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力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做好起义准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说服高树勋，退出内战。
26日清晨，王定南回到了新8军军部，立即向高树勋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当王定南说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希望你立即退出内战，配合八路军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的时候，高树勋神情紧张起来，一下子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身，从桌子上翻出一份电报，递给王定南，痛楚地说：“你看，这是24号胡宗南转来的命令！”
王定南接过电报，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高副长官机密：
委座电开：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来，迭著勋功，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匪为民众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部队官兵一体照遵为要。
王定南看完电报，对高树勋说：“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其顾全大局之赤诚，为避内战之苦心，可昭日月，深得民愿。但是，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10月12日刚刚告白于天下，蒋介石的剿共密令10月13日即已发至部属。国共双方，谁是内战的祸首？高先生身在前线，不难作出公断！”
听着王定南这番言语，高树勋痛苦地说道：“我高树勋是因家境贫寒而从军。投奔冯玉祥将军之后，不敢违背救国、爱民之初衷。抗战刚刚胜利，我怎能再造内战孽端，与亿万民众的意愿相背离呢！”
王定南接着说：“所以，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相信你高先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政府充当欺压人民的工具，相信你高先生会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面前，走人民拥护的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
听了王定南的话，高树勋站起来说：“我被老蒋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共军对垒，借共军之手消灭我罢了。我怎能再为这种失掉民心的政府做殉葬品！我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王定南接着说：“正因为如此，刘、邓二位将军希望高先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刘伯承将军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高先生，现在是您下决心的时候了！”
高树勋听后赞许地说：“是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地起义，当机立断！”
高树勋紧紧握住王定南的手说：“定南，有劳你再辛苦一趟，请刘、邓二位将军派代表来谈，我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
起义前的儿女情长
10月27日，在从峰峰通往八路军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土路上，一辆美制中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南方向急驶。车上坐着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军区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
李达早年也是西北军军官，曾是高树勋的旧属，后来随赵博生、董振堂参加了“宁都起义”；靖任秋早在察北抗战时，就和高树勋相识，是老熟人了。此刻，他俩代表刘、邓前往高部谈判，真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来，昨天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后，王定南立即赶到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向刘、邓汇报了高树勋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人前去会谈，以及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刘、邓当即决定派李达和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面谈。王定南则按照高树勋的旨意，留在指挥部继续做协商工作。
李达和靖任秋出发前，刘、邓和他们一起分析了高树勋目前的心理状态，研究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司令员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参谋长带给高树勋，并代表他和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李达、靖任秋乘车从峰峰来到车骑村第3纵队司令部。李达参谋长决定当夜穿越火线，从田树青团的防地进入马头镇，先找到田树青，然后再进入新8军军部。靖任秋以个人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信，派一名侦察员送给田树青转交高树勋。
当天下午，侦察员带回了口信，说高树勋愿意同李达参谋长和靖任秋会晤，并已安排田树青接迎。
27日晚，李达和靖任秋借着夜色的掩护，由送信的侦察员带路，来到了田树青团部。田树青对李达、靖任秋说：“这个团在最前沿，这里到总部还有一段距离，中间隔着第30军指挥所，为了防止万一，你们必须换一下装。”说着，他拿出两套早已准备好的新8军军服，一套佩戴中校军衔，另一套佩戴少校军衔，分别交给李达和靖任秋换好。随后，又叫来卫兵，吩咐把李达和靖任秋送到高树勋总部去。
马头镇附近的东城营是新8军特务营营部。李达和靖任秋到营部后，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营长孙元儒：“你马上把这个纸条面交高树勋将军。要注意避开别人。”孙元儒一看上面写着：“我俩到此，李景。”
孙元儒来到高树勋住处，见高正在参谋长办公室和副军长马润昌、参谋长廖安邦谈话。他进去向高树勋打了个招呼，便退出室外。随即，高、孙两人一起来到高的办公室。孙元儒把那张纸条交给高树勋。高看后，知道是李达和靖任秋来了，便惊喜地问：“他们在哪里？”
孙元儒回答：“在特务营营部。”
“好！我就去。”高树勋说。
不一会儿，高树勋来到孙元儒的住处，高兴地同李达和靖任秋一一握手。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高树勋。高树勋看过信后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
李达参谋长说：“高将军此次率部北行，是被迫走上内战战场的，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早有所知。”
接着，李达和靖任秋详细阐述了目前的时局和形势：八年团结抗战，已经取得胜利。胜利后应该民主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大规模内战，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蒋介石把你们3个军当作了枪头，放到最前线，想插进华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也是难以实现的。实际是叫你们先去试探一下，能不能打进华北解放区。如果成功了，蒋介石得到好处；失败了，被八路军消灭的是杂牌部队，这是蒋介石对付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法。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战8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能够在对日作战中生存、发展，并建立和扩大了解放区，他们对来犯的国民党军岂肯轻易放过，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例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全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们想循平汉路到北平，肯定是难以通过的。
靖任秋特别提醒高树勋回顾1933年察北抗战时期的形势：“那时我们的力量很小，还敢于共同反蒋抗日。如今力量发展壮大，人民寄希望于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反内战，反独裁，共同建设国家，改善人民生活。”
接着，李达又指出：“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已在我军团团包围之中。面对现实，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个人前途着想，高举义旗是为上策。”说到这里，李达话锋一转，说道：“如现在起义，其意义有如西安事变。我们党对旧军人参加我党的政策是，只要有功劳，即有地位和荣誉。例如吕正操同志，原为东北军军官，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冀中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自卫军，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已成为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了。”
高树勋听着，站起身来，明确地表示：“我愿意率部起义！”
李达和靖任秋听后，十分高兴。
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李达提出：“部队起义后，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担任总司令，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与晋冀鲁豫军区同等。”对此，高树勋颇为满意。同时，高树勋又提出允许编两个军，并要求把张岚峰部前不久反正的杜新民、魏风楼两个师给他。驻地问题，他先提出到热河，并有任热河省主席之意，后又改说在冀南，以便吸引西北军。另外在宣布起义时发一个宣言。
对上述问题，李达表示，驻地和要收编杜、魏两师的问题，需请示刘、邓后报请延安总部决定，发宣言很有必要。
高树勋还提出，他的右翼有第40军的一个师，师长李振清一向比较顽固，对起义威胁很大，要求八路军给其以歼灭性打击，逼李振清要求新8军去接防。李达当场同意，一定大力策应。另外，高树勋希望在第30军、第40军撤退时，八路军不要打，以免伤害他和旧西北军系之间的感情，落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对此，李达作了婉转解释。
谈到这里，高树勋又担心地说：“我的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尚在徐州，西安也有我的子女和眷属，宣布起义后，恐被国民党扣押和迫害。”
对此，李达表示同情并说：“高将军请放心，这件事我们回去后一定向刘、邓首长汇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
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峰峰指挥部，靖任秋按照李达的指示，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汇报，并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伯承当即写信给高树勋，表示欢迎高树勋准备退出内战，宣布起义的行动。同意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促其明（艳）夜动发”。
为了配合高部的起义行动，刘、邓决定派申伯纯同王定南一起前往高部，和靖任秋协助高树勋处理起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后，经双方往返联络，书面商定高树勋在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宣布起义。
对高树勋所担心的家属、子女安全问题，也进行了妥善处理。10月30日，刘、邓给中共中央发出专电：
请军委立转山东陈毅、罗荣桓、黎玉同志：（一）高树勋率新8军与我合作已明朗化；（二）第ll战区长官部自新乡至徐州开专车一列，内载留守人员及眷属，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三）事关高之巩固工作，处理情形立复并转告驻西安办事处，妥善解决高在西安的子女及亲属安全问题。
根据双方商定的条件，刘、邓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第1纵队、第2纵队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第40军的主力第106师。第3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钳制第30军，佯攻新8军。
血气之伦举义旗
“哎呀！高副长官！”话筒里传来第40军参谋长李旭东的声音：“昨天夜里，共军主力突然对第106师发起猛烈攻击，李振清顶不住了，要我派兵增援。可是，这几天其他部队也屡遭重创，都已自身难保，实在抽不出兵力来增援他呀！”
对此，高树勋早已心中有数，暗暗高兴，故作同情地问：“你的意思是……”
“请高副长官火速派兵，接替第106师的防地。”李旭东几乎是用乞求的口气说。
“好！我一定尽力。”高树勋说完，放下话筒，立即派乔明礼部接替了李师的防地，从而解除了来自右翼的威胁。
30日早晨，高树勋离开长官部来到马头镇。接着，又在他的住处召见原冀察战区总部参谋长廖安邦、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新8军副军长马润昌、新8军参谋长王有度、新6师师长范龙章、暂29师师长尹赢洲等高级军官开会。高树勋首先表明了准备退出内战、与八路军联合的立场。之后，他看了一下人们的表情，见大家都默不作声，便站起来第一个问乔明礼怎么办？乔明礼当时只随便搪塞了几句，没有表明态度。接着，高树勋的目光转向范龙章：“卓云，你有何打算？”
范龙章是行伍出身，性格直爽，马上站起来回答：“抗战打了八年，已经民不聊生。现在，民众期待和平，国共两党也在倡言和平。可是，今日却仍然是烽烟不止，真是令我等失望。现在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对谁错，将来结局如何，今天高司令提出退出内战，正合我意，因此我听高司令的，你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干。”
当天下午，高树勋在一座大房子里，召集原冀察战区和新8军军部校以上军官训话。他庄重地说：“众位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事情，这就是我们要退出内战，立即举行起义。”
霎时，会场静极了。高树勋接着说：“何谓起义呢？我认为，就是伸张正义，走向新生。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现在，日本人刚刚投降，我们大家都渴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蒋介石却要发动内战，命令我们进攻解放区。以前，我们大家都同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在我们遇到危难时，八路军帮助我们解围。今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进攻解放区，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
高树勋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实际上，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问题，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我们已被八路军四面包围，如不起义，非被俘虏，即被打死。”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中便发出一阵低微的议论声。
正当高树勋又要开口往下讲时，坐在前面的参谋处长袁家洪，面带怒色站起来，像是要提出反对意见。可是，他刚要说话，只见特务营营长孙元儒和高身边的几个卫士立即围了上去。接着，高树勋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子，严厉地说：“袁家洪，你想干什么？”在高树勋威严的目光逼使下，袁家洪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又坐下了。见此情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反动军官，再也不敢吱声了。
高树勋又继续讲道：“弟兄们，不是我高树勋无情无义，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年，我们出生入死，流血卖命，司是，蒋介石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呀！他把我们当作四等杂牌，后娘养的，打仗放在前面，待遇却比中央军低几等，而且还经常受他们的排挤、歧视、侮辱。……”
高树勋慷慨激愤的讲话引起了大部分军官的共鸣，同时也使一些人惊愕和不安，因为他们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感到事情太突然了，一时不知所措。但一经高树勋讲明道理，多数人没有表示反对，只有个别人说有特殊情况，不能跟随起义。
最后，高树勋斩钉截铁地说：“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愿意的，我不强留，可以自便。”
会议结束后，高树勋立即发布命令：所属部队一律原地待命，保持稳定，并向特务营营长孙元儒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一定要严密警戒。时刻注视内部和外部的动静，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没有我的当面指示和亲笔写的条子，任何人不准离队出村；为了确保起义取得成功，还要注意我个人的安全。”
“噢！噢！”话筒里传出马法五惊恐不安的声音。
“你要是不愿意，就赶快撤走，否则你们将难以逃脱……”
此时、第40军、第30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向南突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果断下命令说：各部队迅速出击，把不投降的敌人全部消灭。
于是，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按照刘、邓命令，乘敌人南逃之际，多路出击，四面围攻。经过一场激战，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敌漏网逃窜。这次战役俘获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第39师师长司光恺、第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第30师师长王震、第67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以下2.3万多人。11月2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高树勋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未能完全控制所属部队，加之混入高部的特务分子乘机煽动，致使一些反动军官，如尹赢洲等，于10月30日夜间乘混乱之际逃走了，暂29师第30团团长王敬鑫也带一个团逃跑了。
10月30日，在战乱之中，高树勋召开了总部科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决定率新8军、河北民军全体将士脱离国民党第11战区序列，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并同时发表了起义通电。
当天上午，高树勋面带喜色，站在滏阳河畔的马头镇新8军军部门前，等待刘伯承司令员的到来。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等乘坐的汽车开来了。刘伯承等老早就下了车，和起义官兵见面，不断向两旁的官兵们挥手致意。高树勋高兴地迎上前去。刘伯承司令员等和他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刘伯承亲切地对高树勋说：
“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对高将军的义举，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给予高度评价，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邓小平政委，向你和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慰问祝贺！”
高树勋激动地说：
刘伯承接着说：
“高将军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高举义旗，不仅为人民立下了功绩，也为一切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将领树立了榜样，实在是可喜可贺！”
高树勋陪同刘伯承司令员共进早餐后，刘伯承告诉高树勋：
“我们已电请中央，设法把你和王定南的家属接出徐州，并尽快派人护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同时，转告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营救你的子女及亲属脱险。”
高树勋听后，激动地说：
“这些个人小事，刘司令员尚挂在心上，并惊动了中央，树勋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借此机会，高树勋讲到陕西扶风有部队眷属300人，希望八路军能准备1000万法币放在西安，他派人去解决。刘伯承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
接着，刘伯承和高树勋商谈起义后的有关问题：起义部队名称暂定“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任总司令。高树勋感到十分满意，表示一定要把起义部队带好，并提出要八路军派人帮助他整顿部队，特别是政治工作。刘伯承对他说，“先不派人去，你可以选出人来，由我们帮助训练，这样会更好些。”
最后，双方确定：起义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
当天，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张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各种形式，尤其在铁路沿线顽军新到或将到地区，广泛宣传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和平建国的正义行动。
11月1日，高树勋率新8军、河北民军1万余人，离开马头镇，开赴武安伯延镇，沿途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各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群众团体也相继发来电报，祝贺高树勋率部脱离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前线举起义旗。
11月4日，毛泽东主席再次致电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它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请与高商量酌定。
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经与高树勋等人协商后，决定起义部队采用民主建国军的名称。
同日，高树勋以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复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文写道：
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勋鉴：
戌冬（11月2日）电敬悉。抗战8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1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及全体将士10月30日致全国的起义通电。通电首先指出：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莫名欢庆。树勋等黍为执戈卫国之军人，尤为奋发。……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8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动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
通电最后郑重提出三项主张：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事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机。
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1月8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李达联名给高树勋发来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总司令吾兄勋鉴：
陷电（即10月30日起义通电）敬悉。滏阳河畔贵军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聆悉之余，易胜欣奇。敝军誓愿共同努力，并肩前进。专电驰贺，并致兄弟之敬礼！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
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写着：“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幅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和平建国而奋斗！”
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中迎风招展。起义将士们，注视着猎猎飘扬的旗帜，眼含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命令：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宣读命令后，高树勋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高树勋容光焕发，精神振奋，高声朗读着誓词：
民主建国军之目的，在于发扬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人民公意，确保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坚决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三民主义之新中国奋斗到底，百折不渝。如违此誓，愿受人民之制裁。
接着，冀南行署专员代表全区人民，向高树勋总司令及全体将士，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王定南宣读高树勋总司令及全军将士的起义通电后，接着宣读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11月2日贺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11月8日的贺电以及各处发来的十余份贺电。
这时，会场上军乐突起，弦管齐鸣，几十面鲜艳的贺旗送到高树勋总司令面前，他激动地一一亲手接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赠送的贺旗上写道：
滏水长流，太行巍眠，飚举义旗，民主建国。双十协定，举国欢腾，不料社鼠，来戢凶顽，迫害杂牌，不恤民命，一箭双雕，煮豆燃箕。伏维贵军，昔隶西北，救国放民，渊源有自。维护公理，生死弗惜，唯其大雄，乃能若是。乐道不孤，馨德有邻，江河浩浩，人民之军。人民之军，如响斯烈，号角齐鸣，胜利在握。
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第1军军长范龙章、第2军军长乔明礼等起义将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今后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坚决和八路军携手并肩，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人民作出贡献。
大会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晋冀鲁豫军区李达参谋长，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议长，解放区各界代表、英雄模范人物代表等也相继在会上讲了话，赞扬高树勋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义举，表示支持民主建国军发展的诚意，从各方面表达了解放区军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建国军的心情。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之中。
11月9日，心情激动的高树勋，沉浸在胜利起义的喜悦之中，看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和关照，一遍遍的诵读着毛泽东等人的贺电，情不自禁又提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来电敬悉。荷蒙推许，汗感交并。树勋分属国民，只知有国家民族，此次举动，纯为出于爱国热情，呼吁和平团结，使能建立真正之联合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临电神驰，尚望随时赐教，以匡不逮为盼！
中共中央为了扩大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于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扩大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
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高树勋、王定南夫人和子女以及滞留在西安的部下家属相继被救脱险，来到解放区。这时，高树勋那颗日夜悬念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对此，他无限感慨地对王定南说：“只从我们举义以来，家人滞留在外，我的心日夜悬念不安，惟恐蒋介石的鹰犬加害于他们。现在，我们终于在解放区团聚了，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王定南也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办事言必信，行必果，其真诚真情在我的想象之外，真是了不起呀！一个政党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呼之于民，可以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这条路肯定走对了。”
高树勋率部在战场上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首例。如何为这次起义命名，并进一步扩大这次起义的影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颇费一番心思。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次起义，提出：鉴于马头镇在邯郸附近，邯郸又是历史上的名城，故这次起义称“邯郸起义”为好。
值此，高树勋起义在我军的历史上正式称之为“邯郸起义”。这一义举，使平汉战役中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对八路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大规模的初次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树勋这一果敢的爱国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使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在内战的迷惘中醒悟，看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明确指出：
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从此，“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并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
高树勋起义后，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8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解放河南和湖北等地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主任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