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作为一个阳气很盛的女生，我目前的观察就是，要想自己被人说有男人味儿，装作没心没肺就行；若想被人说有女人味儿，间歇性装疯卖傻就行。但其实，回到发展和进化心理学，那些个男人女人味儿好多都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选择性压抑与放大。。。。所以现在教育心理学提出了“双性教育”的概念，我在以前的Post里也专门讨论过。为什么要提倡“双性教育”呢？往大了说，两性不同，各有优势，理想的教育方式不该是扩大两性差异，而是应该让两性从对方身上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往小了说，作为渺小的个体活着，只要是“装”，走哪边儿都不容易，不舒坦，所以现在的我总提醒自己要顺应天性，只念真情，不分雌雄。
真的，这样，烦恼会少很多。
有些女人之所以容易为情所伤，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的小宇宙完全建筑在爱情之上，有意无意，为了讨好自己喜欢的男人而刻意地陷入一种状态，而这样的努力与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可把爱情看得如此重的人却并不一定是“爱情至上者”，而不过是“爱情需求狂”。真正的“爱情至上者”是把爱情看作“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个人不值得或者没有值得的人都不妨碍TA们继续活得有声有色。TA们不会因为“需要一个人”就“爱上对方”，而只会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变得“需要对方”——这在我看来也是“爱情”和“性欲”最大的不同。至于婚姻，和爱情的区别，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纸契约让这种“需要”从“被动发现或接受”上升到了“主动培养和维护”，将“爱之初时的感觉”定格甚至风干成标本，保证当爱情消退的时候，双方看着张纸，会念起过去的美好与甜蜜，从而不会轻易得出“我不需要你了，咱们散了吧”的结论。
我承认，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这句话的完整说法是，如果我像男人那样没心没肺就好了。
其实现在的社会，至少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里，男女还是比较平等的。我自我感觉好像没有谁歧视我。虽然我觉得小时候我妈更喜欢我哥，但那主要是因为我爸更疼我，所以我妈就来那么一手，制衡一下。
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
他今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昨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他大前天竟然说我笨，真是的！
凡此种种，没完没了。
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
可是女人不。她们不要生产力，非要蹲在那点感情坑里死活不出来。俗话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人家偏不要那万木春，就要死死抱住那一棵“病树”。
男人却不一样。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沉溺于一点小初恋小心动什么的，甚至可能干出过买一束鲜花痴痴地站在女生楼下等一晚上直到对方和另一个男生出现然后再跟那个男生打一架这样的傻事。就像老罗那样彪捍的，没准也在听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时独上高楼轻洒热泪过。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这深深地让我感到，女人跟男人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女人背着感情的包袱跟男人事业竞争，好比一个人戴着脚铐跟另一个人比赛跑步，没法比。
当然我自己就是女人，所以也就是这个德性，所以有时候我才憧憬自己是个男人。如果没有感情的风云变幻，我这艘快艇得在知识的海洋里飕、飕、飕地跑得多快啊，想不牛逼都很难啊。
别跟我说为情所困也有为情所困的美好之处，“美丽的忧伤”这个pose，摆久了累不累啊。何况有时候忧伤它也不美丽，何况有时候你其实也不忧伤所谓忧伤不过是空虚的一种形式而已。再说了，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女人是真的被上帝陷害成这样，还是潜意识里是用爱情来逃避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更浩瀚的自由。
所以我现在劝别人也好，劝自己也好，一概都是：年纪不小了，该干嘛干嘛去，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一边喊救命。林忆莲有一首歌叫“伤痕”，其中有一句歌词唱道：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其实我根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事实上这句话简直有点不通顺，但是，莫名地，我就是觉得它很有道理。
可惜的是，道理仅仅是道理。
题记1：【摘抄】希腊人的人生观
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的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钵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收税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
“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又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的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矫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器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
在北美这片沃土上，上班奴是仅存于纽约城WallStreet等地方的风景。剩下的大部分城市里，勤劳的水管工人比教授赚得还多。卖咖啡兼职扫大街的脱下工作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化点妆和白领没什么区别。职业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个谋生的手段，对于有抱负的人来说才是挖掘兴趣展示才华的机会，对于极少数有天赋的人来说是响应上帝的召唤，遵从天性的修行。。。So除了第三种人,工作就是Means,不是Ends。。。
我有一个忘年交朋友，年纪既大资历也高，这种身份在时尚圈里人见了都要称一声“老大”。但众人只见她鲜衣怒马于Party上分花拂柳，却没人知她也有连续两周半夜在办公室里改稿调整版式到深夜崩溃之时。关键是人还敬业加上完美主义性格发挥到淋漓尽致，简直到达强迫症地步。真的，我告诉你她一点都不好玩，因为生活中的一切在她眼里都是工作。无论看到漂亮的衣服、美丽的橱窗还是精致的吃食、设计感十足的家具、一条鲜为人知的旅行线路，她分分钟都可以把编辑们叫来开一个选题会；她和所有人的话题通常都是如何才能把一本杂志做得更好看，以及自己的杂志在同类刊物中水准和排行的纵横比较。毫无疑问，这样的态度是值得钦佩的，但总有“劳模”两字幽幽的从脑海中浮现，她的整个人生都和“打造一代都市高端人群的品味新人格”联系起来了。
一种蠢和另一种蠢有多远？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无他，惟他们将工作这件事看得太重了。工作就是他们的天。他们的所有人生成就都建立在一份职业上，要么拼敬业和业务水平，要么拼的是钻营和机巧功夫，我都不敢想象有一天他们失业后会是什么状况，估计他们自己也无法想象，所以用尽全力所做的一切，无非都是在老板面前用各种方式呐喊着“我有用，我真的有用！你失去我必将是很惨重的损失喏”！
但就这样，我也真不觉得就好到哪里去：害怕失去工作，不断的重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雄心壮志总是遭遇妥协和无奈，没有神一样的对手只有猪一样的队友，如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被一份工作束缚住蓦然回首才发现人生已过大半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机会去做并且越来越希望渺茫……假如你慢慢有了这样的心态，OK，你是上班奴。
毒舌作家陆琪首先提出了“上班奴”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成为“奴”的人，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掌握的人。当然，上班奴就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老板。基本上，你的理想、兴趣，加上你的善良和单纯，就足够老板用闪闪发光的未来把你圈在一个职位上埋头苦干了。——我们总是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也隐隐约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所以你看市面上的职场攻略类图书总是卖得很好，甚至老板都会鼓励你上进，送你一本签名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之类的鸡汤书。但从来没人大嘴巴把你抽醒过：你看的那些要么就是李宗吾款充满机心狡猾的厚黑类职场“攻略”，要么就是那种教你对老板充满感恩的心的心灵鸡汤丛书。只有《上班奴》这本书告诉你，你的生活有多惨，等剩余价值被榨干之后你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人生。当然，有时甚至不是你不够好，要知道，年轻的好用的头脑单纯的新人，底线更低更善被驱策啊。
其实所有的职场类书籍都是狗屎。但起码你要有能分辨什么是狗屎的能力。《上班奴》这种书，其实就是一本普及版的《防骗手册》，让你没那么容易就被老板忽悠，乃至于把他的野心当成自己的野心、把他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正如我开篇提到的那两个朋友，一种蠢和另一种蠢其实都没什么差别，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工作这件事在精神层面和世俗层面都神圣化了。工作真的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你不必虔诚也不必钻营。但，对于老板的伎俩和同事的奸猾，你也不得不通晓一二，这样才不会傻头傻脑的奉献自己的人生。就像港片里的台词所说：做好人，有时要比坏人还奸~~~
一个常坐飞机出差的中国人肯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候机无聊时，拐入机场一个书店，会看到店里摆着各色各样的励志类图书，内容无非是以成功者的口吻告诉你如何为人处事，如何适应职场种种明规则或潜规则。书名一般起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如《高层人士的N个习惯》、《人生成功的秘密》、《让你的收入增加N倍》等等。而一旁电视里放的DVD，必定是一油头粉面老板状中年男，用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配合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唾沫横飞地讲述如何推销，如何发财，如何成功。。。。。。
每每看到这类书，我一笑而过，连拿起来翻阅的兴趣都没有。我知道这种书只是为了适应时下国人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盼望发财、盼望成功的普遍心理。而能否发财，能否取得人生成功，绝非几本书就能讲清楚的，一个人的“成功”岂能容易地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些真正发大财、当大官的人，多半是“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内中奥妙，旁人哪能轻易知晓？
但尽管如此，“成功学”的教材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中国古代都大行其道。
从根本上说，无论古今中外，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才，因此如何适应社会、取得成功是当然应当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从西周有官学以来，包括孔子教育弟子的“六艺”，目的当然是受教育者的“成才”意即“成功”。基于此目的，对人的教育一般分“德”与“能”的培养，即道德的教化和智力、知识的开发与培育。这样正常的“成功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清末私塾所教的《三字经》，莫不把道德教育置于“成功学”的重要位置。
《战国策》算是中国一本很早的“成功学”教材。到了不讲是非只讲成败的战国时期，宋襄公那种遵循“仁义”底线的竞争者只会被人讥笑为蠢蛋，而只要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被许多士人奉为圭臬。其中两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受业于鬼谷子的张仪、苏秦。这两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登上相位。而他们搞内政外交的不二法门就是：能骗则骗，能赖则赖。如张仪为破六国联盟以割地为诱饵戏弄了楚王。而后世许多人不以这种骗为耻，反而以能骗人看作获得成功的大智慧。鬼谷子也被神化了，似乎一位名师教徒弟，不需要寒窗苦读，只要给他看几本秘笈，就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掌握了成功的法门。后来黄石公授兵书给张良的传说也是类似的逻辑。
武侠小说中常有绝顶高手临死前将全部内力传到一位年轻人体内，使他一下子练就绝世武功。可现实中哪有这样的奇迹呢如果有人说他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人多半就是骗子。
《儒林外史》中有这样的一个骗局。科考落第而靠印“高考解题大全”（当时叫《三科程墨》）的书商马纯上，在游西湖时碰到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憨仙。这老道找几个托，设一个局，在马纯上面前演习炼丹，将黑煤炼成白花花银子。如果不是这老道患急病死了，马纯上必定上钩。他准备倾囊投资，让老道拿去做炼银子的“银母”。
眼下世上所叫卖的各类“成功学”教材，多半和那位憨仙“点石成金”的路数差不多。憨仙骗取许多人的银两，是利用了多数人想一夜暴富的心理；而《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之类“成功学”教材之所以能大卖特卖，就是看准了年轻人特别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艰难而渴望尽快获得成功的普遍心理。以前我读史书，大惑不解的是像秦始皇、汉武帝这类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什么会被那些声言能找到“长生不老药”的方士骗了。现在一想，道理很简单，以权力和财富来衡量，一国之中，皇帝是最成功的。而皇帝惟独打不过时光，终究是死的，这是皇帝最大的软肋。于是，方士利用皇帝这个弱点成功地推销了并不存在的“长生不老药”。
这些日子，一个前两年大红大紫的“成功学教主”倒了。但倒掉的只是一个“教主”，保不齐还会有其他的“成功学教主”涌现，因为，忽悠人的“成功学”盛行的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从官方大肆的宣传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士身上，你当然不会看一个不安的和令人恐惧的中国。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形势大好和中国经济如何一枝独秀，不管这一枝独秀的外表下，涌动着多少中国人的血泪。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为什么被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这个社会养活了很多社会学家，有些社会学家研究社会的结论和我个人常识严重不符。比如，社会学家的统计说男性比例严重高于女性，这个势头恶化下去，将和贫富分化以及城乡差异一起构成将来社会最大的三个不稳定因素，阴阳不调，男性被憋疯了之后，见他妈杀他妈，见小朋友杀小朋友。环顾周围，我看到的未婚女性远远多于未婚男性。看到的未婚女性多数是好腿好腰好臀好脸蛋好头发好肉身，不上妆，远看近看都好，不喷香水也有兰花香茶花香茉莉花香，弹古筝，围棋初段，练《九成宫醴泉铭》，喜欢齐白石和陈逸飞和岳敏君，喝花草茶，吃净心莲，听窦唯、齐豫、张悬，上豆瓣，上老罗学校而不是新东方，看《天堂电影院》、《阿拉伯的劳伦斯》、《红蓝白》，看《与无常共处》、《莲花》、伊恩.麦克尤恩、张爱玲。看到的未婚男性基本很少，很少的这几个也是怎么看怎么和美好生活没有关系，刚升VP的全副心思想升MD，刚升正处的全副心思想升副局，挣了几百万的想挣一个亿，挣了一个亿的想到创业板上市产品卖到美国去，一腔驴血，一脸大包，为了祖国和事业，何以为家？
存在基本有合理性，听说中国男性喜欢男上女下，老婆最好比他差，所以A男娶B女，B男娶C女，C男娶D女，A女一不留神就成了剩女。听说中国未婚大龄文艺女青年基本落入四种结局，孤寡、后妈、拉拉、出家。
假设未婚大龄文艺女青年希望更美满的结局，贡献六个锦囊如下，管不管用看造化。
锦囊之外的超级锦囊是：如果真的不想嫁，就别嫁了。男生是比女生低很多的物种，二屄、傻屄居多。绝经之后，退休之后，和剩下的闺密和老男人结成社会主义互助组，一起补钙、饮酒、蛋屄、旅行、泡澡，混吃等死，不知老之将至。
广电总局有一位官员，目前在华中师大讲座时表示，低俗电视节目应该坚决叫停。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引人注目的是，他为高雅、通俗和低俗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这些例子分别是《感动中国》、小沈阳和凤姐。
我能理解这位官员肯定《感动中国》虚拟的道德救世论调，也可以猜想小沈阳因为上了春晚而获得官方正名，但我不太明白，在他的逻辑中，凤姐又是如何低俗的？这种“低俗文化”是否可以因坚决叫停而消失？
凤姐是一个叫罗玉凤的女孩。这个女孩跟小沈阳不同，她本来不是什么演员。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是一个真人秀。她发迹于一系列的表白，其中最惹人发笑的是，“9岁博览群书，20岁到达顶峰，……爱看人文类的书，比如《知音》和《故事会》。”这可以视为无知或者假装无知。在这个社会中，无知的人和言论太多了，她不可能靠这个成名。何况，按照世俗的标准，她身材相貌都不好看，还是一个普通的超市收银员。这样的女孩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遭社会遗弃已是万幸。真正让她一举成名的是，她在征婚节目中不仅说了这些话，还开出了极高的择偶条件，要求对方是北大清华毕业的，还得有房有车。
罗玉凤大概存在自我认知偏差，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假如他们没有对既存秩序构成威胁，那么人们可能会在嘲笑之余施以同情。问题就在于，罗玉凤通过这样的方式，挑战了婚恋等级观念；而且，尽管她还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但是已经从这种挑战中获利。人们认为，有钱有学历的人，不可能喜欢上一个无知而且难看的女人。因此，她的要求都是痴人说梦，狂妄自大。世人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尽管灰姑娘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她必须具备美丽、善良、勤奋等传统女德。这种女德中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认可既存秩序的前提下做梦，也就是承认自己身份卑贱，得到王子的青睐是意外的恩赐。罗玉凤并非如此，她坚信自己聪明美丽，高标准择偶理所当然。这不仅令人捧腹，而且让人愤怒。很多网民还表示说，他们对此感到恶心。
罗玉凤由此而成为网络及影视红人，有人认为源自人们的审丑心态。但是，她和传统的丑角并不一样。丑角是一种舞台表演，演员的台下的生活即使缺乏尊敬，也还不至于普遍遭受鄙夷。人们对罗玉凤的观看，是一种撕裂她的尊严的方式，把她扔在舆论的斗兽场中，为她的丢人现眼而尖叫。她也有别于当年在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中走红的孔威廉。孔威廉唱歌走调，舞姿滑稽，受到评委的嘲讽时，他认真地回答：“我已经尽力了。我完全没有遗憾。”尽管不少人不过是看笑话，但是舆论上更多的声音，是在赞赏他的自信和勇敢。而在罗玉凤事件中，舆论风浪不加掩饰地挟裹着浓厚的恶意。
更让很多人受不了的是，罗玉凤并没有被这种恶意打倒，而是从一开始就主动出击，充分利用这种恶意为自己牟利。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先混口饭吃，再挣钱买个房子。那些最恶毒的咒骂，巴不得她死无葬身之处。然而，正是这些咒骂，成就了她的市场。试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舆论中，有人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讥讽，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恶意，她也就没有机会走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玉凤比那位广电总局的官员对社会的理解更深透。她说，“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我觉得他们应该从整个社会文化着手，而不是打压我们这些混口饭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人。”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位官员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一些挑战社会既存秩序的话，就会引出那么多的愤怒和恶意？恰恰就是因为有关部门总是叫停这叫停那，希望社会文化整体划一，什么事都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答不中这个标准答案，但是你不能挑战它，更不能因为挑战而得利。在我看来，罗玉凤的走红，正是这些官员打造标准答案的结果。
普遍存在的依附关系
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象，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组成。你会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一现象？
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们，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的人，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
“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获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这个人的人格，损害了他的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
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
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
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
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其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与可能被拿掉。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
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死了，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见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们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
时代周报：这种人人身不由己的局面，那必定存在一个主体，或者说支配力量的施动者。它是什么？
崔卫平：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巨无霸”，一个“巨灵”，它肯定不是仅仅是称之为“制度”的某些东西，不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明文规定当中，而是所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像语法埋藏在语言里面，我们不用语法说话，而是用语言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却要符合语法。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智慧”，需要了解的语言背后，有哪些特殊的“语法”，并且对此只能心领神会，只能默认，而不能大声说出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如同一只怪兽，一个深渊，听不见它的声响却随时吃人。从前有一个说法叫说“异化”，这就是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本来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支配人们自己的怪物。于是就有了一些想要出走的人们，想要远离这头怪兽。
精英与责任相联系，而不是权力
时代周报：您是怎么理解精英这个概念的，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精英的？
崔卫平：“精英”这个词，有它含混的一面，也有它流行的、通常被理解的一面。比如说获得一定社会财富，即经济精英，或者一定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精英，这是一些主要是媒体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知识精英，现在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精英了，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了。
但是，假如不对社会和民族的明天负责任，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以及落实到今天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行为，我们能够将这些人称之为“精英”吗？那些今天有权优势，是无数饭局的座上宾，但是明天被发现是个大贪官，成为阶下囚，他是个什么精英人士啊？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恰恰是他败坏社会的一个根源。在我看来，“精英”这个词是与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对社会负责，对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负责，对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那才能称之为社会精英。那些没有责任感的，只会败坏社会和民族的，不管他资产多少，权力多少，知识多少，我一概都不承认。
时代周报：可是，当这些精英纷纷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脚投票”吗？
崔卫平：叫“弃权”吧。按理说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怎么说，再恶劣的环境，既然他在这个环境里积累了财富，做成了一个企业，他就需要回馈社会，帮助建设这个社会。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决定离开，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充满遗憾的。虽然他赚了钱，但是他仍然处在一个暗处，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他的善行，他的美德，不能成全他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角色，以及获得这方面的荣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人们很少将回馈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我的实现，是体现成功的另一个标准。
时代周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办法去重新梳理或者彰显这种伦理的力量？
崔卫平：问得好！尽管我们说人人身不由己，但是那些在今天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们，那些重权在握的人们，对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力量拥有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这需要他们拿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一些社会政策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的人们倾斜，另一方面，即使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体系与良心矛盾的情况下，依据良心办事，而不是依据潜规则办事。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
《南方周末》报道过四川的教育厅的一个官员，他叫林强。因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埋在钢筋水泥底下，他自动放弃奥运会火炬手的这个角色。《南方周末》做了专访，但是这人从此却不能再露面。我们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掩埋》，关于唐山地震预报，其中有一个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叫做冉广歧，他相信了科学家的预报，他说批评批孔能够在屋内进行，也能够在户外进行，于是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把全县人民弄到户外去了，于是这个县没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死亡。他的这个做法一点也不符合“语法”。但是救了全县几十万人民。当时有一个简报表扬了这位冉书记，但是简报很快被收回。这样符合人民利益的人们及其做法，在体制内却得不到鼓励，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不鼓励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做法，甚至相反，将这些人们剔除出去，制度性地取消良知，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是仰望星空。
站出来，站起来
时代周报：如何为这个时代寻找方向感，重塑伦理和价值感，既是精英群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您有个提法叫做“内部革命”，揭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起点和动力，其主要思想是什么？
崔卫平：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大环境改变之后，不要等到一个社会的“外科手术”之后，我们才改变自己习常的做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变为一个良性的起点，从自己的良心、道德、伦理出发，包括从自身职业伦理出发，开始负起责任来。一个法官不要带头枉法，一个记者不要做假新闻，一个报纸的主编不能阻止记者做真实报道。不要总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借口，事到如今，任何借口都不成为借口了。明摆着推卸责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从各种借口、说辞和体系中站出来，站起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责任感、有尊严的人，这就是“内部革命”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觉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做，其实不要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起点，不要等待看他人眼色，等待别人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就像文艺复兴年代一样，需要呼吁“人”的解放，将人自己从这个体制的身份下摆脱出来。不是按照体制中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大小，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这个人本身如何。每个人需要立足于他自身，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他这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一个空洞的制度身份。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人的眼光，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系统。
时代周报：我的理解是，“人的解放”核心是人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恰恰需要从依附性关系中脱解出来才能获得。
时代周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韩寒。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领地。极而言之，我看过一些犹太人的回忆，一个人即便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或者说过得非常糟；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人，永远有选择的余地。
崔卫平：当然是有。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并且翻译过其中的不到2万字。那些在集中营里被囚禁的人们，战俘或者是犹太人，男人试图每天把皮鞋刷亮，女人用一切办法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他们手中没有书籍，于是就运用记忆和互相补充的办法，背诵头脑中的诗句，在心中留住那些美好的东西。也包括团结互爱，显示他们身上人性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维持人的尊严的方式。这是最极端的例子了。我们并不处于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但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但是，首先要有决心，确立这样的起点，那我们就会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想象力，以及建立这样的空间。
时代周报：人的解放，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如何面对撒谎。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这对当下生活有何启发？
崔卫平：撒谎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之一，古已有之。但是制度性地让人撒谎，由制度来鼓励人们撒谎，却不是从来如此。比如虚报某个产量，虚报一些数字，不虚报不行，对不对？有时候不是明显的撒谎，而是不着边际，完全不切实际。哈维尔分析过一条标语，一个水果摊上挂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典型的谎言，这叫不着边际。这个人一分钟也没有想过到底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就在这儿卖水果就行了，但是非要挂那样的标语，挂标语显示了他的配合和服从。事情不大，然而肯定是一个小小的羞辱，这可以看作我们前面说的“人身依附”的例子。
波兰斯基是波兰出去的一个大导演，有一年被北京电影学院请来了。在回答了师生们的许多问题之后，他指着人们头顶上的一条大红标语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询问与哈维尔的分析是同一个道理。这类红色大标语在我们环境上随处可见。它没有实质内容，表面上无害，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鼓励和提醒一种“心照不宣”，即使是不知所云，大而无当，也不要揭穿它，不要质疑。因此，它们骨子里是提醒人们要配合、要顺从、要服从，不要跳出来做“不合语法”的事情。于是，它们变成了服从的仪式里必不可少的道具，隐藏了一种奴役和支配状态。
时代周报：仪式的背后仍然是依附性，“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而不是自己。这个秩序中，只有成为“他人”才可能沿着权力的台阶，拾级而上。而您所主张的恰恰就是要人们重拾起所忽略或遗忘的“自己”。那“自己”的根基应扎在何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呢？
我们尝试过很多事情，但很少尝试将自己当作自身的起点，也当作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起点。我用一个词叫“裸奔”，即运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嗅觉去辨别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以及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评判这个世界。
“你是你自己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起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你也可能是强大的，你有可能是有力量的，你也可能至少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以及准备做世界的主人。假如你没有力量，这个世界上便没有力量；假如你退缩，这个世界便没有前进。
所谓“现代性”，包含着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起点——自我引导并非他人引导，即需要自己营造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由他人和权威来代替。这句话看似简单，然而它的含义，只有到一定时刻，人们才能体会得到。
《时代周报》2010年6月24日记者韩洪刚
看《少有人走的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作者身为心理医生，但他说，他并不是总那么有信心帮助病人恢复，而面对看起来是同样类型的疾病的病人，他也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因为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差异，医生都有自己的局限。
因此，作为心理医生的他，常常要冒险采用一些新的方式，看看是否对病人有效。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自己最近感到灰心，带团队，有的员工油盐不进。我说我也有类似感受。我们反省了自己的问题，觉得还是往往操之过急，还没把人弄明白，就想下刀子治病。这是压力所致，也是整个时代并没有让我们积累起足够的见识和修养所致。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的问题。
管理者，要懂一点心理学，懂得多一点更好，但管理者不是心理医生，这一点管理者自己要非常清楚，所以，当公司里招聘了有明显的个性问题的员工时，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多沟通多交流就能解决的——管理者和心理医生要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心理问题，管理者切莫高估了自己的心理学本领。
交朋友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常常高估了自己接纳和包容不同个性的能力，可我们不是心理医生，何况心理医生尚有自己的局限。
慢慢地，发现有的朋友只能远观，不能近交，原因是自己的个性和对方是不大相容的，即便自己觉得没问题，却因为自以为是地接近对方而给对方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对方被欣赏了都不感激，因为那未必是他需要的。人家想吃梨解渴，咱却给人一把桂圆。对，桂圆是有营养，但人家阴虚火旺，吃了更加上火，那不是害人家吗？
我们不是心理医生，所以往往不可能具备太细致的分辨他人个性的能力（别和我提《九型人格》，就是有本《九十九型人格》，你也对付不了太多，这世间永远都有让你意外的人），也就不具备太强的针对每种个性都有一套应对办法的能力，心理医生都做不到，我们自然更做不到，也没必要做到，那不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能做到的是：交友的时候做减法，把自己搞不定的个性排除在外，减少沟通成本，别轻易冒险尝试，否则往往害人害己。适合自己的朋友很多，莫贪心。要把沟通成本投入到最能为自己带来价值的朋友身上。调整自己的朋友谱系，也就是在调整自己的沟通成本结构。
做管理搞招聘也是如此：招聘的时候做减法，把和企业文化有明显距离的人排除在外，减少沟通成本，把沟通成本投入到最能给自己带来产出的员工身上。一个好团队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替代，就是因为这群人的个性结构往往都是很独特的，难以复制。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和一些员工或者朋友过不去，实际上是忘记了自身的局限，是在和自己较劲。
我们忘记接纳一个这样的自己：有局限，不是谁都能搞定，却试图把别人都搞定。实质上很大程度上是把自己当成心理医生了，殊不知，心理医生都不敢说自己能搞定哪个病人，何况往往只知道一点心理学皮毛的我们。
所以，当我们遇到明显搞不定的人时，要懂得接受事实，告诉自己：我不是心理医生，不是，不是，不是。
她妈妈说“让姐姐看一下”，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魏玲已经把被子掀开了。
我看着她。
她左腿截到了骨盆，右腿截到了膝盖上端，她象是被拦腰切断了。
我下意识地说“这太让人心疼了”
立刻反应过来，不，我十九岁的时候，我绝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身体，我不会想要听到任何反应：同情，震惊，嫌恶，心疼……不。
但她只是看着我，笑了笑。
2
她的腿不断感染，分了十几次，从小腿开始一次一次往上截肢的。
在这之前，她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手腕子上戴得花红柳绿，有点嫌自己胖，对父母挺叛逆。
地震发生的时候在上化学课，这姑娘正偷偷拿出手机看呢。
听见化学老师喊“不要动”
她以为她被发现了，一惊抬头。
就这一下，地裂开了，她就“直接地从课桌上掉了下去”。
3
她和同桌，一上一下地压着。
她下半截都压着，没知觉。只能把手在砖头上擦出血保持清醒。
他们两个人说话。
我问说什么。
她说听见吊车轰隆隆开过来了，又开过去了，“就是不救我们,我俩就骂了一会儿吊车”。
然后她就睡着了，梦见吃炸酱面，吃完还翻了一个身。
4
她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
她那张照片是一个记者拍的，记者拿着相机，趴着，对着她，说“看这儿，看这儿，等下领导就来了”
她说她当时心情相当不好，就说了一个字“滚”
5
她后来画画，画的就是这张自己压在废墟下的照片，你可以看看那张画里的眼睛。
画这张画的起因是因为玉树地震后，别人让她给灾民画个画“画个新家园吧”。
她不画，她选择画这个，是因为“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6
截肢后，她说没不高兴，还嘻嘻哈哈的，说“一点都不疼”她都没觉得失去了腿，她自己想动一下腿的时候，就跟她爸说“你帮我挪挪那个脚”
这是幻肢，但后来痛越来越厉害了。
已经没有了的腿，在她的知觉里还仍然存在，她觉得被割去一块，又在被人重新缝合。
她满脸是泪哀求大夫给她止痛。
医生说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给麻药的。
她太疼了，把输液的软管系在自己脖子上想要自杀，但是还是活下来了。“有时候哭哭就睡着了，早上起来过去了，还是嬉皮笑脸的”
“有人说，我真没法想象我在你的处境怎么办？”她笑一下“我说你如果是我，也能承受。人是逼出来的”
疼还不是最让人难受的。
她的同桌去世，她喜欢的男生去世，然后是她奶奶的死。
“我再也不能跪在她的墓前”，这句话让我听了心里一沉。
7
我的编导刘斌一直认为他要采访的是一个忧伤多思的女孩，他没想到她总是夸张地大笑，肆意地吃东西，一会要这个，一会玩那个，没个停。采访一会儿咬一口苹果，然后拿手机里的歌来跟着唱，他就象个被捉弄的男生一样无奈地求她“再玩一会儿就采好么？”
她没心没肺地看着他的窘态笑。
他是男生，不太明白女生。
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一样，不愿意让别人看出自己的软弱，不愿意按照别人预想的模样表现，就象她说的“我就是我，为什么为你而做作”。
她让我们晚一些再采访她，她要睡懒觉。男生们略有不解，不太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
我问她“你不喜欢白天？”
“对”
“因为你觉得不太能参与进这个世界？”
她说是。“晚上谁都睡了，世界才是我的”
我知道身边空无一人的时候，她会揽镜自照，我问她“你会对自己的身体生气吗？”
“这是残疾人最常有的感觉”她说。
我没有经历这么大的痛苦，我无权安慰，只能对她说“史铁生说，如果残疾意味着不完美，困难和障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
8
采访到一半的时候，她说她累了，“停会儿”。
然后她把轮椅的带扣一松，往下一出溜。
把她的右腿搭在我腿上。
我把身子往前坐坐，让她搭得舒服点。
然后我低头看我的材料，她慢慢地啃完了一只苹果。
学生时代，周围接触最多的人都年龄相仿，所以价值观都差不多，都想着将来有个好工作，有个好恋人。正因为理想差不多，所以2个人在一起会很开心，也就很容易走到了一起。至于恋爱是否会影响学习，这里就不说了，因为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因人而异。-
但是，当毕业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即使分开前信誓旦旦，但以后见面的机会将会非常少。不要说你会坚守爱情，在事业的压力下你若分心就无法使自己更优秀。而在你事业低谷时，那个搀扶你一把的人，往往使你心存感激，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人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你原来爱的那个人，对你由爱生恨，你反而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也许这就是很多大学情侣面对毕业时，感情自然就无疾而终的原因吧T-T）
所以，现在若有人想跟你交往，估计也是看中近期的利益而没有把眼光放远于未来的人。毕竟谈恋爱就得多多少少花钱，而钱全是父母给的生活费，你都还不会赚钱，没有自己的事业，凭什么可以乱花钱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父母在帮你谈恋爱，一点都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自己的所爱。和这样的人交往，你若是上进的人，早晚得分手；你若不是上进的人，她早晚得跟你分手。因为社会的竞争很残酷，不上进意味着被淘汰。-
恋人不是靠寻找的，因为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之前，对方可以为了吸引你暂时改变自己，而一旦你完全了解对方后，分手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恋爱应该是日久生情，彼此非常熟知后自然地走在一起，甚至无需表白。不要认为对方人很好就轻易妥协，人好不是爱情的全部，你们必须为爱情的将来做打算。-
如果遇到一个你深爱的女孩，而你感觉她也喜欢你，大部分的人都是直接就开始交往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前面所说的，最后失去一个深爱的人。你应该以朋友的名义关心她，在毕业后仍保持联系，然后为了她努力工作。当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后再去找她，如果此时她仍在等你，说明你没看错人。女孩，如果一个男生他很快就喜欢上妳，那么他以后也会很快就喜欢上别人的。爱情晚点来，就不会走得太早。我们并不需要靠失恋来成熟，我们应该利用别人失恋的经验成长起来。-
在学校里的爱情是无知的，在社会中的爱情可能是有目的的，只有遇到逆境仍走下去的爱情才是永恒的。爱情不是和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人在一起，而是遇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人时，能够坚守自己对所爱的人作出的承诺。爱情不是两个人眼睛对视，而是两个人的眼光看着同一个方向。-
网上的“爱你，为你做这些事”看起来很感人，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这种爱情。爱情不是一种潮流，你要有自己的看法，在你的理想恋人未出现时，你要有毅力选择一直单身，而不是找个替代品。当你做到后，网上传的那些事，在你的爱情中是再基本不过的了。-
男生，在谈恋爱时不要抱着不适合就分手的想法，一定要慎重地考虑清楚，女朋友就是你未来的老婆，结婚只不过是多一张无用的纸而已，结婚并不是为爱情加了锁，真正的爱情从来就不需要任何的束缚。一旦你选择了恋爱，就要有一种责任感，你要为你父母的儿子、你老婆的丈夫、你未来孩子的爸爸负责！-
单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你一样可以关心你喜欢的人，这样可以让大众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恋爱中的人，关心别人则会引发醋意，从爱情观说也是对爱情不够忠诚，但不关心别人则又失去很多友谊，一旦你分手了，就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现在单身，不是说你不向往爱情，而是证明你对未来的她的一份痴情。-
一个优秀的人单身说明这人足够优秀，一个再优秀的人早恋说明这人的优秀只是表面而已，真正希望对方好的，就是默默在背后关心对方。最好的承诺，不是爱你一万年，而是根本不需要承诺。-（这句好经典哦~）
虽然分手是另一段爱情的重新开始，但初恋只有一次，一个人在初恋中对爱情的向往是最多的，而一旦恋爱失败，以后的每一次恋爱中，最难忘的还是初恋。
配乐：当时的月亮by王菲
题记：最后一句是本文的点睛之笔，读罢忽觉一地尘埃，于光影中袅袅升起。有点讽刺时势造英雄的意味，我总觉得凤姐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必然，伊征婚条件就是时代的缩影嘛。其实人往高处走，没啥错，可是自知之明没有了，壮志雄心就沦为了笑柄。另外，发现很多比我大的未婚或者已婚的研究僧姐姐们（包括她们的妈妈）聚众总喜欢八卦自己的内位（或女婿），外貌，学历，身价，家庭背景啊，比凤姐列出的还要触目惊心，比来比去，里面都落了及其重要的一条，“丫贼喜欢我（我闺女）”。很幼稚么？那么多条件堆在一起的人，如果不喜欢你，或者你只是他喜欢的若干佳丽之一，和大众偶像有什么区别？若不是你的，再好的玩意儿都怕是祸根。“感情”不能当饭吃，可是如果没有，就如同你这辈子有吃不完的粮食，却没有火种，将米煮熟了吃。有人肠胃好，能适应吃生米，我不行。
最近K在写一个剧本，不时停下来，给我念上一段，然后似乎很自信但是又不是特别自信地问：你看我的幽默感还在吗？会不会太笨呢？昨天K又叹道：现代人这么平庸贫乏，到底用什么来吸引对方的？谈情说爱正在变成一件无聊的事，还是原本就是这样？
剧本里有这么一段人物独白：
再下来呢？
再下来就是西餐，电影，逛街，旅游，99朵玫瑰，钻戒，酒席，婚纱照，房子，装修，满月酒……不变的庸俗程序了吧。每每看到情人节那天女人捧着一把贵得莫名其妙的玫瑰花在街上，挽着一个男人作甜蜜状，或者社会新闻版里面那些在女生楼下搞各种花样的男生，我都很气：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想象力的情感模式了吗？求爱是多好的才华时机啊，那些风度、幽默、猜度、身姿、精细的心计和巧妙的赞美，什么时候被标准化为银行账户的比拼了呢？
“我实写你，虚构看不见的流浪队伍，同样看着你渐次往更远更深处隐去。那样的重重失落，我已经完全不想抵抗。命都拿去了，也就无所谓失不失去。
还有比这个更奢侈的吗？还有，大学时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为苏轼的《江城子》沉醉不已，豪放派不豪放了，简直是催人泪下，毫无抵挡之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我是典型的O型射手女……
肤白有房无孩……
……
当然不能忘了凤姐。这个时代的可怜，全被她说出来了。
留学的时候，我下飞机的第二天就去找我的指导教授。我的指导教授是JohnHopkins毕业的，在贝尔实验室作过科学家，后来来到大学任教，很年轻就当了正教授，后来又当了系主任，人到中年的时候，离开大学，自己创业，几年以后以失败告终，然后又回大学任教。
第一次见到老板，又是个老外教授，我当然是毕恭毕敬，说：教授，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来读博士，我对您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能不能告诉我现在需要看什么书，我可以马上回去看，以便可以很快上手，开始和你一起搞研究。教授听完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很有钱吗？最少是百万富翁吗？
我非常吃惊，我想一定得说没有，有钱的话他就不会给我助研，如果这样我就没有钱读书。就得卷铺盖回中国去。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我没什么钱，但是很想学习东西，特别是对研究有兴趣。教授又问：你家里很有钱吗？这回我反正铁定心了，我回答：没有，我是中国来的，中国很穷，我家里也没有钱。
教授听完，说：你既然这么穷，为什么不去赚钱，来搞什么研究？研究是有钱，有闲，吃饱没事干的人干的事，只有有兴趣，又有钱的人，才能真正搞点研究。你说你对我的研究方向感兴趣，我看你根本没有兴趣，不过是你想为我打工赚钱而已，完全不是你想搞什么研究。
我听了满脸通红，说老实话，我更本不知道这个教授搞的研究方向，说感兴趣是因为不干这个廉价的劳工，教授不给我助研，我就没钱读书，所以为了钱，不得不说感兴趣。
教授见的学生多了，什么人对研究感兴趣，什么人对钱感兴趣，一看便知道。当然教授还是让我干了他的助研，我也很努力，虽然没有任何研究的天赋，还是任劳任怨的在实验室干苦力。教授的研究经费一直资助我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典礼以后，我又去见我的教授，我当然是非常感激，没有这么多年他的助研经费的资助，我不可能拿到我的学位。而且中国人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我去看望他，想得到几句人生真谛的指点。他说：你现在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你来美国的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你来的目的是挣钱，现在你已经有了学位，是该出去挣钱的时候了。
Goandmakesomerealmoney！这就是他给我的人生指南。多年以后，我逐渐对我的教授说的话有了较深的认识。说到底，研究就是有钱，有闲的人干的事。要搞比较深的研究（在实验室干苦力不是什么研究），一定要有两个条件：
当然学校也知道：这些终身教授里面绝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研究的潜力的。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一些实验室的苦力。不过，只要千千万万终身教授中有几个真有天分的人，加上良好的经济条件，自然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再举一个例子。70年代的时候复印机行业的老大Xerox担心电脑的兴起，会使得复印机的市场变小，如果大家都用电脑交换信息，当然就没有人买复印机。所以Xerox在PoloAlto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请了50-60个世界顶级电脑科学家，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包括财务的压力），让他们自由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创造未来能够领导人类的科技，当时的发明有：1、UI图形界面；2、以太网；3、object-orientedprogramming（不知中文如何说）。这几个划时代的发明奠定了电脑未来的发展，影响到人类的文明的进程。春天，是每年一度的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到达千万中国学子的时候，年复一年，大量的中国的学子盼望着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很多学生为了得到助研的资助，就去申请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的人对研究没有兴趣，只是希望去美国挣钱。他们读博士的逻辑是这样的：要去挣钱就得有美国文凭，要有美国文凭就得去美国读书，要去读书就得有奖学金，要有奖学金就得去读博士。所以要去美国就得去读博士。
但是博士本来就是培养来搞研究的能力。搞研究就得有兴趣，除此以外，最关键还要有钱，有闲。很难想象为生活奔波的人能搞出什么研究。研究象音乐一样，是有钱的人的游戏。
还是我教授的那句话：你既然这么穷，为什么不去赚钱，来搞什么研究？
题记：本文是在作发展心理学论文的文献调查中偶遇的，略作删改。感谢上帝，这回很快就找到了研究方向！跨领域是个好策略！
下图为传说中的J教授！继P教授后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此人和P教授一样是个跨专业研究的专业户，不过尊荣打扮不走P教授的绅士风。二人学术之外都涉猎极广，文学，艺术，宗教，神话，哲学，政治，历史均有染指。。。。逻辑学也相当牛B，大学时代都是靠玩辩论赤膊起家的。
双性化教育
双性化教育：男性气概，还是雌雄同体？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一本叫《男性气概》的书中曾经这样定义“男性气概”—在危险处境里的自信。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尽管现代技术减少了一个男人必须拿生命冒险的场合，但它仍然是一种灵魂的品质。柏拉图称这种品质为“血气”，为人类和动物所共有。虽然并不完全摒除女性—哈维教授认为，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但“男子气概”主要集中于男人身上。一个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会为了某一个目的而甘冒生命危险。
哈维教授高度赞扬这种“男性气概”—“男性气概寻求和欢迎戏剧性，工它偏爱战争、冲突和冒险。当惯例无济于事，当计划最终泡汤，当试图用现代科学的成果理性地控制一切但结果漏洞百出时，男性气概或者带来变化，或者恢复秩序。如果说屈从和祈祷是我们最后的力、法，那么男性气概就是在它们之前倒数第二位的诉求。”
不过，他哀叹，这样的男性气概在美国己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它一再遭到女权主义运动的打击。今天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性别中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性别不再重要，它不再给你权利、义务，不给你加分，不给你减分，也不给你任何位置和角色。
在他看来，为了政治正确而压制一个男人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不仅伤害了男人，也伤害了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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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对2000多名儿童的调查结果发现，过于男性化的男孩和过于女性化的女孩，其智力、体力乃至智商、情商的发展都相对较低。相反，那些兼有温柔、细致等气质的男孩，和兼有刚强、勇敢等气质的女孩却大多智力、体力和性格发展更全面，成年后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更具优势。这一发现促发了“双性化教育”的家庭教育新理念，比如鼓励孩子向异性学习，增加男女孩子接触的机会，避免将性别特征区分过清等等。
在采访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教研室讲师姚萍博士时，她一再强调，必须先搞清楚“双性化”的概念。现在国内对“双性化”的理解有许多误区，尤其是流行文化制造出来的“中性形象”，比如“快男”“超女”，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双性化”。
双性化人格
“双性化人格”是心理学家A．S．罗西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一种兼具男女两性人格优点的综合性人格类型。
其实，弗洛伊德早就说过，一个正常人的行为从来不是完全的男性化或者女性化。瑞士心理学家容格则有一个著名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理论，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两个术语，说明人类先天具有的双性化生理和心理特点，即每个人内心都同时住着一个男性人格和一个女性人格，只不过很多时候它们一个睡着，而另一个很清醒。
从双性化理论的起源看，它本是一个与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做斗争的理论。“双性化”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本姆曾经在《性别的滤镜》一书中指出，社会通过三种滤镜看待男人和女人，一是大男子主义，将女性视为“他者”；二是性别两极化，将男人与女人放在一个维度的两个极端，将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彻底对立起来，在个人身上这两种特征必然互为消长；三是生物决定论，认为一个人的生物学特征决定他的命运。数千年来，这三种隐藏的、扭曲的滤镜，已经深深植人人们的灵魂，而她的研究就是为了“使人类个性从个体的性别角色刻板形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1974年，她根据双性化概念编制了测量性别角色的贝姆量表（Bem’sSexRoleInventory），将一个人的性别特征分为四种：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双性化理论认为双性化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性别模式，它集合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优点，在心理健康、自尊、自我评价、受同伴欢迎、适应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单性化者（典型女性化者、典型男性化者）。
弗洛伊德在谈论达·芬奇时曾说，创造力丰富的人往往具有跨性别的特征。双性化人格与创造力之间是否真有关联？有哪些方面的创造力？这是当代心理学家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双性化教育是有主次区分的。一个男孩的双性化教育应该强调男性阳刚坚强的一面，而女性化的一面，比如细心、温柔，则属于补充，最好是顺势引导，这样才能让他将来更加适应社会。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一个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是比较有魅力的。”姚萍告诉本刊记者，“女孩子也一样，过于刚强的女孩，缺少了女性的温柔，难免让人爱慕的心不够，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将来她身为一名女性最重要的社会功能的执行—养育孩子。”
“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各有其用武之地。”她说，“通常来说，适宜表现男性特征的场合是在工作中，而女性特征的用武之地则主要在人际交往方面。也就是说，男性特征会让你的事业更成功，女性特征会让你的生活更愉快。”
男女有别，但为什么？
当本刊记者向迈克尔医生征询“双性化教育”的问题时，他说：“在一个男孩与女孩真正享有平等机会的社会里，关键不是男孩是否应该更阳刚，或者女孩应该更温柔，而是，无论男孩女孩，是否从他们的父母、家庭、学校和社群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起点必然在理解—理解男孩，理解他们与女孩之间学习方式的差异，个性心理的差异，思维方式与行为的差异。迈克尔医生抽样调查过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发现99%的学校里，老师对于男女学生的大脑差异毫无概念。20多年前，他创办了一个培训机构，专门为全国各地的学校培训老师，让他们观察男孩与女孩的大脑扫描图，了解大脑分泌的激素差异，了解他们的学习机制是如何的不同，性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思想和感觉。
通过大脑扫描，我们可以发现一般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平均大9%，但这并不能说明男性比女性更聪明．事实上，大部分时候，女性的大脑活跃程度比男性更高（葡萄糖代谢高出（15％一30%），即使在休息状态下。
男性的小脑活跃程度高于女性，那是一个行动中心．而女性负责左右半脑之间交通的结缔组织更密集，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在执行语言任务时，女性的左右半脑同时被激活，而男性只激活左半脑。因此，一般来说，女性的语言能力天生优于男性，她们更适合以静态读写为基础的教育方式，比如女孩们更擅长写作文。
最近几年，科学家还发现，随着女孩年龄的增加，她们的右脑越来越有组织性，也就是说在右脑半球不同脑区之间呈现越来越清晰的联络路径，男孩则在左半脑呈现这种发育趋势。这一发现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男孩与女孩的大脑发育与认知能力、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男性和女性处理负面情绪的大脑区域不同，男性在primitiveareasofthebrain，尤其是杏仁核，而女性在大脑皮层，与语言、推理、反映的区域连。这也是为什么女孩更愿意倾诉，
而男孩不愿意谈自己的感情。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受了挫折，做了错事，家长最好的处理方式不是与他坐下来谈心，而是与他一起做一件事情，比如去超市、打篮球等。
女性的前额叶皮质区更大，成熟更早，这或许能解释她们的耐心和谨慎。相比之下，男性的杏仁核（处理恐惧、生气、与强烈情绪）更大，神经细胞更多，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比较好战、冲动。
比起男性，女性对情感有更强烈的需求。如果说女人有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处理情感信息，那么男人只有一条乡间小路。谈心能激活女孩大脑的愉悦中心，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其愉悦感仅次于性高潮。
其实，关于男女在心理与认知模式上的差异，脑神经学家的很多结论与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因为心理学的研究绝大部分是针对成年男女的，这些差异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化的结果。这也是20世纪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人类思维本是一张白纸，所有的结构来自后天的社会化、文化、父母教化和个人体验。男孩、女孩是变得“男性化”、“女性化”的。从四五岁开始，他们会从事一些被他们的社会、文化所认可或期待的，合适于男孩或女孩的活动。他们会寻找同性别的朋友，渐渐发展出男性或女性的个性特征与思维模式，比如男孩独立、主动，而女孩温顺、被动。这种被社会设定好的技巧、个性、行为，自我认知被视为是一种“性别刻板化＂（sextyping）的过程。
在性别差异上，生理与社会环境因素其实很难剥离。大脑的发育固然是受到激素的影响，但激素同时受到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大脑有差
异，并不代表这些差异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人类的大脑可塑性很高，它一直在变化着，尤其在青春期，一个男孩的大脑灰质会经历重大的“修剪”，而女孩的“修剪期”比他们还要早两年。
关于男人与女人的真相
剑桥大学的神经学教授西蒙·巴伦一科恩（SimonBaron-Cohen）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他找到100个刚出生24小时的婴儿。隔着8英尺的距离，婴儿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脸和一个相同大小的机械车模型。然后根据婴儿对人脸和球的反应来推测他们的性别。结果发现，盯着机械车模型看的绝大部分是男孩，而女婴大都盯着人脸看。可见，一个人大脑的“性别差异”在生命的第一天就显示出来了。当然，这种差异模式只在群组对比时出现，并不适用于个体。
更有趣的是，科恩教授还发现，通过测量羊水中胎儿产前丸我激素的多少，有可能预测他以后的社交能力。
不过，这种差异并不绝对，即使同性之间，罩丸激素的含量也是很不一样的。事实上，科恩教授将人类大脑分为三种，一种是同情长于系统（E型大脑），一种是系统长于同情（S型大脑），第三种则是同情与系统同等（B型大脑）。心理测试结果显示，44%的女性拥有E大脑，17%的男性拥有E大脑。54%的男性拥有S大脑，而17%的女性拥有S大脑。
可见，很可能不是性别，而是产前激素水平决定了你的大脑。一个男人可能拥有一个典型的女性大脑（如果他的罩丸激素很低），而一个女性也可能拥有典型的男性大脑（如果她的罩丸激素很高）。
作为孤独症的世界级专家，科恩教授还由此提出一个假说，孤独症很可能是一种“极端的男性大脑”。如果父母双方都属于典型的.S型大脑”（系统化），则子女患孤独症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患有严重孤独症的男孩，往往还会伴随出现学习障碍、语言障碍，他们会不停地蹦上蹦下，或者旋转，因为运动本身是高度规则化和可预测的。还有一些孩子会盯着一片树叶看上好几个钟头，这些被临床诊断为“无意义的、重复的行为”很可能是一种高度系统化思维的征兆。
2005年，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发表了一句政治很不正确的言论—男人比女人更适合搞科学，是他们的心智差异所致。这话犯了众怒，被认为是性别歧视，惹来女权主义者的炮轰，差点将校长赶下台。
不幸的是，科恩教授的很多实验结果与生活中的一些“性别刻板印象”是一致的，比如女孩喜欢玩偶，男孩喜欢卡车。即使同样得到卡车玩具，女孩和男孩的玩法也不一样：女孩会给它们取名，一个叫“爸爸卡车”，一个叫“妈妈卡车”；男孩却会翻来覆去地摆弄不停，甚至拆开，直到卡车坏了为止。女孩喜欢八卦，男孩喜欢打架。女孩擅长语言，男孩更有空间感。女孩绕着弯子用语言攻击敌人（她们需要了解对方的感觉），男孩抡起拳头直接上。谋杀犯中男性居多，因为他们缺乏同情的能力。男人更容易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或者棒球手—棒球的抛物线取决于投球手的手指握在什么位置—个可预测的系统。
为了支持科恩教授，哈佛教授史蒂芬·品克（StevenPinker）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相信女性被压抑、歧视、伤害了数千年。我相信20世纪的两场女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必须认识到，道德的设定—人不应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被歧视—女性主义的核心，不应否认男女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异。这是两码事。事实上，理解这种差异是符合女性主义的核心哲学的。”
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需要自行车？
其实，很多时候，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准确的，比如女性对于情感的依恋。女性主义领袖人物葛罗莉亚·史坦能曾说：“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需要自行车。”但很多情况下，女人和男人之间必须形成一种亲密、持续、共生的关系，才能感觉到安全、满足，也是为
了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如果过于强调权力，而抹杀女性对情感依恋的深层需要，尤其是对女性身上“母性”的否认，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伤害。
在迈克尔医生看来，母性是女人最重要的天性，即使她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是可以得到生物学的解释的。比起男性，女性的大脑包含更多的催产素，这是一种母性激素，能促进母亲与幼儿之间亲密的交流和爱抚、建立安全的连接关系。当一个小女孩抱着洋娃娃，或者当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哭泣的宝宝时，大脑会大量分泌催产素。男人并不是不关心婴儿的哭泣，只是他们的反应会比较慢。
目的的缺失：一代男孩成长中最大的问题
“我不是想做英雄，我只是做一个男人。”80岁的他告诉自己的女婿迈克尔·格瑞恩。迈克尔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美国著名的男孩研究专家，当时他正在写一本书，叫《男孩的目的》。
半个世纪前，男人对于什么是“男人”有一种朴素而明确的理解—身为男人，必须独立、坚强、有勇气、敢于冒险。
今天，绝大部分的男孩不像D4那样长大。他们不必年纪轻轻就上战场杀敌，逃命，人狱，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父母的过度保护麻痹了他们的努力。但成人世界的压力从没有减少过所以他们越来越不愿意长大。作为男性的一些基本人格特质没有在他们身上得到鼓励和培养，反而在不断丧失，甚至走向偏执的反面。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愿意，二三十年后，也许他能成为一个男人，但有些男孩永远也不必长大。
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全球性男孩危机的根源？
迈克尔医生在接受采访中时说，现代学校教育系统是这种全球性的男孩危机的根源—在课堂里“安静坐着，读书，写字、举手提问，认真做笔记”的教育方式，从本质上就是适合女孩的，而不是男孩的。
男孩与女孩的大脑发育状况不同，学习方式也不同。一般说，5岁男孩的大脑语言区发育水平只能达到3岁半女孩的水平，但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运动技巧优于女孩，不过这些优势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发挥，而是要求他们学会如何握铅笔或画笔。男孩天性好动，他们不愿意安静坐着。学校里绝大部分的老师对于男孩与女孩之间的这些性别差异毫无意识。
表面上看，男孩的问题似乎是因为女孩的竞争压力所致。100年前也是同样的教育方式，但那时只有男孩能接受教育，男孩跟男孩竞争，问题并没有暴露出来。当然，那时候的男孩也是讨厌上学的。
其实，男孩一直是男孩，但学校对他们应该如何行为举止的期待却改变了。自从女孩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她们在语言、性格方面的优势很快就显示出来。在小学里，女孩的乖巧被视为黄金规则，男孩被当成“有缺陷的女孩”一样被教育。从1978年开始，美国大学的女生成绩已经普遍比男生优异。
为什么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厌学并沉迷电子网络游戏？
动物学家很早以前就发现了，青年大猩猩打架，不只是为了争夺食物和母猩猩，更是为了建立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他们总是选择对抗，而不是示弱。心理学家说，相似的进化驱动使得男孩很难在中学立足—和大猩猩一样，他们决不愿示弱，尤其是公开示弱，亦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受了挫折的男孩之间于是形成一种可怕的刻板印象—上学是女孩和书呆子干的事情，强硬、攻击性才是有男性气概的。于是，他们与学校之间越走越远，宁可沉迷在电子游戏里。
中国的数据更加惊人，10年间，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女硕士的比例提高了13.6个百分点，女博士的比例提高了15．9个百分点。
100年前，不是每个男孩都要上大学才能成功，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正派男人。他们可以去工厂，或者当学徒，做生意。但今天，教育变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根据美国2005年的统计，一个年轻男人如果没上过大学，他的收人不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他被解雇的风险比大学毕业生高3倍，离婚、犯罪、无家可归的概率也更大。据统计，美国15一17岁的青少年中，进青少年惩戒所的男孩是女孩的8倍多。
脑神经科学的启示
“对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来说，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混个三四年后，等他到2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放弃了。或者颓废度日，或者走向愤世嫉俗。”迈克尔医生说。
“一个男人必须有一个目的，为一了这个目的不惜牺牲一切，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他看来，目的的缺失，是这一代男孩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中国男孩恐怕也不例外。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男孩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所有人都告诉他，你很重要，却没有人引导他如何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这种重要感。只有亲自获得的成就才能带来真实的满足感，苍白的赞扬丝毫不会增加一个男孩的目的感，反而让他们困惑。他们在心理上同时被溺爱和被忽略，这让他们软弱、无力，甚至对社会生气。
迈克尔医生认为，这与他们生命中父亲角色的缺席有重一要关联，缺乏父爱的男孩可能成长为危险男人，至少在美国如此。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提供了一组惊人的数据：
在美国，超过3000万的孩子没有与父亲一起生活；1/3的人一年之内见不到父亲，90％的无家一可归或离家出走的男孩来自无父家庭；71%的高中辍学生来自无父家庭；63%的自杀青少年来自无父家庭；70%青少年惩戒所里的不良少年来自无父家庭；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父亲，他／她长大之后陷人贫困的可能性增加10倍；绝大部分的未婚先孕少女来自无父家庭。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身体验到父教缺席的影响，在2009年父亲节前夕，他说：“父爱缺失在孩子心中留下的空洞，任何政府都无力填补。”
中国父亲的缺席？
现实情况是，即使在正常家庭中，父亲也已经远离了孩子的情感中心。中国高中生将父亲选为第六倾诉对象，排在同性朋友、母亲、异性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网友之后。而一个男孩从9岁到15岁之间，正是与父亲建立联系最关键的时期。
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尤其是青春期，为了适应未来的社会角色，一个男孩需要通过一个比他年长的男性，最好是父亲，理解身为男性的意义。父亲是男孩学习自制、冷静、责任的榜样。父亲以100万种不同的方式提醒男孩，学习对他们人生的重要性，引导他们将天性里的攻击性、竞争性和冒险性，找到更富有意义的出口。一个理想的父亲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男孩，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什么是真正的男性气概。就像威廉·波拉克所说的那样：作为父母，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儿子从不成熟的、反复无常的少年转变成诚实而有爱心的男人，他们尊重妇女、忠于婚姻、信守承诺，是果断有力的领袖、优秀的劳动者、保持着健康的男性气概。
LoveWithoutBoundariesFoundation(LWBF)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慈善组织。Facebook我听说过，但是没打算用，甚至根本就没有注册用户。然而在2008年2月1日这天，我要给LWBF捐款。为了捐这个款，我特意注册了Facebook。
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在那天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有超过1000个中国人给这个组织捐款。其中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仅仅是为了捐款而第一次注册了Facebook，甚至有人为了能够捐两次，特意帮自己的男女朋友也注册了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好好分析。Facebook上有个causes，大约是第三方应用之类的东西。这个应用搞了一个由众多（可能过千）公益组织参加的捐款竞赛。到截止日期时，收到独立捐款人数（而不是钱数，所以每个人当日捐款，最少10美元，再多也只算一次）最多的组织，将得到五万美元的奖金，可能是由赞助商提供（第二名也有25000美元，类推）。
在2008年2月1日，也就是竞赛的截止日期这天，LWBF排名第二，而一个藏独组织，FreeTibetMovement，则排名第一。在距离最后截止只剩2小时的时候，有人首先在鼎盛王朝论坛发出“紧急号召！有facebookID的请进！”这个号召马上就被转贴到了各大中文论坛。我那天一上网就看到这条消息，正好赶上投出关键一票。最后结果是我们赢了，4564对4522。
本文试图分析这两场捐款战，看看我们能学到什么。
募捐是一门艺术。MadetoStick这本书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实验：给每个受试者发5美元，然后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其中的一部分钱捐献给非洲儿童。在一个组里，组织者只是抽象地谈到非洲儿童，结果总共也没收到多少捐款。在另一个组里，组织者给受试者看一个非洲小女孩的照片，公布小女孩的名字，而把问题改成“是否愿意给这个小女孩捐一点钱”，结果收到的捐款显著增加。可见人们的捐款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其实从严格理性角度分析，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幸的人，我们为什么选择把钱捐献给这些特定的组织呢？受试者跟任何一个非洲孩子之间都没有利害关系，照片的作用仅仅是建立了一种虚幻的“熟人”关系而已。我认为，人的捐款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认同感，甚至是一种政治理念。
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第二场捐款战中，藏独虽然已经式微，两个“中国概念股”还在猛进，但战役初期藏独仍然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动员作用。
敌人的存在，在某些时候是一种祝福。设想我们回到Facebook上刚刚推出这个捐款比赛的那一刻。考虑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有非常多的组织参赛；第二，Facebook在中国大陆不能访问。有谁当时就敢预测说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组织将会获得冠军呢？难道非洲孤儿不比中国孤儿更需要帮助么？考虑到Facebook是个美国网站，难道美国的慈善组织不更应该得到Facebook用户的支持么？
为了理解这个现象我们需要一点理论。PredictablyIrrational（中国翻译成《怪诞行为学》）这本书说，“比较“，是人的一个固有思维模式。我们通过比较来做出选择，而且，我们倾向于注意那些容易比较的东西，而忽略那些不容易比较的东西。一个东西一旦有了比较对象，它就会脱颖而出。
有个公司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家用烤面包机。因为没有多少人有在家烤面包的需求，这个新产品销售很差。咨询了一个marketingresearchfirm之后，其推出了这种烤面包机的一个新型号：这个新型号比原来型号性能差，价格反而更贵，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假目标。结果呢？原有型号销量大增！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买个烤面包机，但是消费者知道这个型号比有一个型号要好，就选择买了这个型号！
PredictablyIrrational这本书甚至建议，参加单身聚会的时候带一个跟自己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但是比自己吸引力差的人去做decoy，可以大大增加自己脱颖而出的概率。
这次捐款战表明，“敌人”，是一个比假目标更为有效的东西，它不但可以让人清楚地做出选择，而且会让人更积极地为这个选择采取行动。
Facebook的这次捐款竞赛，提供了相当详细的实时数据，这给了我们一个研究社交网络的好机会。Facebook是一个最典型的SNS网站。
我理解这种社交网站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去中心化。也就是说任何信息都应该在各个用户之间人传人，而不是说有一个“看新闻”的地方。虽然网络本身没有中心，但根据Linked这本书介绍的scale-freenetwork理论，任何一个社交网络一旦充分发展，必然自动出现“社交节点人物”，称为hub。这些人物的朋友最多，往往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必然通过这些人左右其他的人。
如果SNS是充分有效充分发展的，那么大部分人做出捐款决定都会受到其“朋友”的影响，甚至直接就是从他在Facebook上的朋友那里听说这个捐款竞赛。实际上Facebook大概就是这么想的，提供了很方便的向朋友推荐工具。
比如我们看到目前排名第二的这个“AndhraPradeshandKarnatakaFloodsReliefFund”，其TopFundraisers前三名，也就是发动了最多朋友来给这个组织捐款的人，分别拉来了65，54和43个朋友。排名第四的这个“MakeAbortionUNTHINKABLE”，其前三个TopFundraisers的成绩是44，36和15.排名第五的：78，31，17；第六的，也就是藏独组织：21，15，13；第七的：39，12，11.这些数据支持“网络节点人物”理论。这些topfundraisers的个人影响力相当可观。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支持中国的组织。排名第一的OCEF(OverseasChinaEducationFoundation)，其TopFundraisers的成绩是8，3，3.排名第三的SaveChineseChildren(OSCCF)，成绩是4，2，2.
非常明显，Facebook上没有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一样，是在某个最原始的web1.0的论坛（我看的是mitbbs军事版）上得知了捐款竞赛的消息并且参与了捐款。甚至就连藏独组织的网络内单人募捐能力都比我们强。由此也可以看出藏独在西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所以SNS似乎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虽然在国内被封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上Facebook，但社交圈子的演化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级的程度。中国人是web2.0网站上的web1.0用户。也许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名人”参与？但web2.0的意义不是让演员上网，而是让用户在网络上自己“出名”啊。
SNS网站的“去中心”化，还可以从捐款数据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来。本来，这种竞赛排名有可能对那些由于纯随机的原因而一开始排名靠后的组织不利，因为如果人们只看排名的话，可能只会注意到排在最前面的几个组织，从而形成越靠前的组织获得的新增捐款也越多，“马太效应”。根据统计理论，一旦这种富者越来越富的效应形成，那么最后的捐款分布必然是powerlaw，而不会是正态分布。也就是说，极少数组织会得到大量的捐款，形成满足80/20法则的局面。
但我们看Facebook公布的捐款总数统计，发现并不是这样。总共35279人次捐款，而排名前三的组织只分别获得了2103，1373和1275次，加起来也仅仅占总数的13.5%，远远不是胜者通吃的形势。
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大多数捐款者不是通过看总排名来做出捐款决定的。他们捐款，是因为他们有朋友建议给某个组织捐。
总之，通过数据分析，我认为Facebook的确是一个相当2.0的网站，而中国用户虽然也用Facebook，但仍然总体停留在论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