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村大龄青年婚恋难”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不少地方的政府机构针对大众反映的“婚恋难”问题给出了答复与解决方案。
比如，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民政局，在回复中提到要“推进婚俗改革”“增强个体竞争力”；铜鼓县要打造“青年们喜欢的集体婚礼、相亲交友等项目”；福建莆田要倡导“零聘金”“低聘金”风尚，减轻适龄青年结婚压力。
其实这些措施并不罕见，而且从全国看来，不同地区经常出台相似的政策。比如陕西宝鸡就出台过一份题为《相家庄村关于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的文件。直接规定，“凡给我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1000元介绍费予以鼓励。”
出台措施激励媒婆的村子不止这一个。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措施大都是盘活“存量人口”，却难以解决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引用富源县民政局的分析，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是产生农村青年婚恋难的根本原因。
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至2010年间我国出生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600万，意味着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将有10%-15%难以婚配。
那么，政府引导的相亲活动、对媒婆的激励办法，能不能起到作用呢？这得分情况，还得分长期短期。
第一种情况，全国各地都不对媒婆做出激励，只有这几个村子激励媒婆撮合本村男性未婚青年的婚姻大事。那么，根据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即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可以想见，会有更多媒婆，甚至更出色的媒婆为这几个村子的男青年张罗婚事。
但是，如果其他村子看到相家庄村激励措施发挥了作用，帮助解决或缓解了本村未婚男青年的结婚难问题，跟着一起效仿起来，在激励媒婆这件事上卷起来，那么，最后的结果似乎受益的只有媒婆。
可以想见，在农村当媒婆会很快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不过，媒婆们也会发生竞争，最后媒婆虽然多了，每个媒婆得到的收益可能还是和以前一样，因为媒婆也卷起来了。
再看第二种情况，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实的婚姻市场上的情况，那就是如果适婚男性在人数上远远大于适婚女性，媒婆还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呢？估计很难，至少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媒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村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的研究，截止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点，中国大陆地区所有光棍人口合计大数有3500万左右（和上文3600万有差异，但不大），其中70%是后备光棍大军，只有30%左右，即大约1000万进入了适婚年龄段。
穆教授进一步推算，“须考虑光棍队列的叠加效应（+）。2010至2019年，婚姻挤压初露端倪，大约已经有人口学意义的光棍130万；2020至2029年，由于80后世代和90后世代多余男性的叠加效应，大约会有1140万男性人口被挤出婚姻市场；2030至2039年，进一步叠加00后世代多余男性，大约会挤压出2440万光棍；2040至2050年，再进一步叠加10后世代多余男性，光棍群体会进一步扩大到3630万。”
也就是说，随着生命历程的推进，出生性别比失衡所累积的力量到2050年会释放出3500万左右的光棍群体。
在这种时代的重压之下，你让村干部们能怎么办？不出台些政策，那是不作为；出台政策，又能出台些什么政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想来想去，只有激励媒婆了。
说实话，从时代和地区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既然这几十年里已经造成了这么些光棍，要解决问题，就只有两个方向可想：一个是向地区外求解；一个是向未来求解。
先说向地区外求解。首先，国内是不好求了，因为光棍们在国内分布已经不分南北。那只能向外求，只能向经济上更不富裕的其他国家求。
但问题在于，别的国家的适婚女性也一样不富裕，因为从出生比例上说，女性和男性基本持平。如果我国大面积地从其他国家引入，比如娶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妇女为妻，那就会造成人家国家的适婚女性不足。而且，你一下子好几千万的需求，还不把人家一个国家的女性给娶得差不多了。如果是那样，那人家村里的领导也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干。所以，跨地区寻求均衡婚姻市场的路难走通。
再来看向未来求解。也就是说，普遍让后面小几岁的女生嫁给前面的未婚男青年，这样逐渐向后递推，缓慢地缓解这个问题，直到最终婚姻市场重新归于均衡。这个想法好是好，但问题在于，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谁也不会让自家女儿去帮助你解决你们村的大龄剩男问题。而且，这也得问问年轻一代的男生，人家也未必同意。所以，跨时代寻求均衡婚姻市场的路也走不通。
因此，这个问题无论哪个人口专家出来，说的怎么天花乱坠也是无用，因为它在逻辑上就是无解的。
好几年前，有一位名叫谢作诗的经济学教授曾经在他的博客里半开玩笑地写道，可以合伙娶老婆。说实话，这篇博客我也读了，整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么多光棍的问题是无解的。之后，谢教授实在没有法子可以想，就想起他老家四川有些地区曾经出现的一种兄弟几个合娶一房老婆的故事，然后就写了上去。
男女比例失衡现象是否带来的都是坏处呢？也不一定。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和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2011年曾经在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他们发现性别失衡现象有效地促进了竞争性储蓄。
所谓竞争性储蓄，指的是通过积累财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以满足个人强烈的生物和生理欲望。当竞争加剧时，人们愿意大幅调整储蓄率。一个人的储蓄相对于同年龄、同性别的人越高，其竞争地位就越好。两位教授指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竞争性储蓄在数量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也不容忽视。”
虽然这一研究或许是成立的，但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尤其是像相家庄村的那些未婚男青年们来说，无论如何，说他们面临的人生困境促进了国家的竞争性储蓄，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注入了竞争性活力，都显得过于宏大了。
因为，他们争取的，仅仅是祖祖辈辈们原本最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
编辑｜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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