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作者署名日本罗张氏、由横竖无尽室主人译述的小说《机器妻》由上海新世界小说社出版，其后又在改良小说社重版（1909年），并在《盛京时报》上连载（1912年）。在此，“机器妻”说法早于“机器人”概念而出现。在1911年的《东方杂志》中，“机器人”被作者用以描述“非常像人的德国仿人自动机”，而不是作为robot概念的翻译而出现——robot之雏形直至1920年才出现在卡雷尔·恰佩克的剧作《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UniversalRobots）中。在《机器妻》中，男主角对一名神秘女子一见钟情，但她实为红雪娘的机器替身。最终，经朋友牵线，他与红雪娘本人喜结连理。《机器妻》并未真正讲述男性与机器人的婚姻故事，但小说仍被命名为“机器妻”，结尾还有“机器妻的来历”和“机器妻的小说儿”等说法。“机器妻”之命名显然是吸引读者的营销策略。本文受该小说标题启发，取“机器妻”字面之意（即机器人妻子），来概括男性与机器人妻子间的故事。
本文聚焦从《机器人趣话》（1996年）到《非诚勿扰3》（2023年）之中的中国机器妻想象，考察其内容特点，观察其背后中国社会对待机器人、科技、性别和婚姻关系的态度及这些机器妻叙事所折射的观念变迁。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在世界机器妻叙事中极具代表性的美国和日本机器妻叙事。在以上三种机器妻想象类型中，美国机器妻叙事兼有三种类型，日本和中国则主要是前两种类型。
经典小品《机器人趣话》
二、女权印记：美国机器妻想象掠影
在《斯戴佛贤妻》的第二次电影改编《复制娇妻》（2004年）中，女科学狂人克莱尔指使丈夫麦克团结小镇男性，先将女性改成贤妻，然后再改造男性，最终在斯戴佛小镇构建没有情感欺骗、夫妻关系和谐的乌托邦。小镇女性被改造成“活芭比”后，她们的体操运动是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模仿洗衣机轮转。丈夫们还手握写着她们名字的遥控器，可随意调配她们的身材和模式。但这种看似男性人间乐园的景象被拒绝接受改造的女主角乔安娜打破。在小说原著中曾许诺乔安娜从内部瓦解男性协会组织的丈夫瓦尔特，在这部电影中终于行动起来，他与乔安娜合作摘除了斯戴佛贤妻脑中的芯片，从而解放了她们。相比小说，乔安娜不仅未被机器人化，故事结尾还出现了性别反转：一是克莱尔实际上早已杀死出轨的丈夫麦克，并用机器人副本取而代之，指使他去团结斯戴佛男性；二是其他男性最终反被妻子压制，“斯戴佛贤夫”代替妻子在超市里购物，性别反转的新乌托邦出现了。但这种反转预示着，以机器人为中介的两性角力还未结束。
在西方传统女性机器人叙事中，“既有对女性的物化、矮化与妖魔化，也有男性欲望、恐惧与危机的显影”。美国机器妻叙事是西方女性机器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西方女性机器人叙事中的其他作品，美国机器妻叙事中男性对女性的掌控意志更明显，两性角力更激烈，机器妻叙事与女权诉求关联也更紧密。与之相比，日本作品中的机器妻则更多与男性愿景、成长和情感补偿有关。
三、男性愿景：日本当代机器妻想象
在1996年央视春晚小品《机器人趣话》中，机器妻由日本制造，这对于中国当代观众来说并无“违和感”，而是与当今人们对机器人妻子的想象相符。以“日本”和“妻子机器人”为关键词，能检索到大量媒体报道。实际上，日本“非人之恋”想象存在已久。在日本文学史中，无论是小泉八云的《屏风少女》（衝立の乙女，1904），还是江户川乱步的《非人之恋》（人でなしの恋，1926），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影响。在手冢治虫的短篇漫画《圣女怀孕》（聖女懐妊，1970）中，宇航员南川向机器人玛莉娅求婚并与之结婚，尽管这种人机婚姻在地球道德观念中并不被允许，但好在他们生活在外太空。婚后南川不幸离世，玛莉娅在神力帮助下生下人类婴儿，仿佛南川重生。在当下的日本科幻中，亦有不少作品讨论机器妻话题，这些作品可分为两种叙事模式。
第一种日式机器妻叙事对应“娶机器人为妻”叙事，展现了人们对人机婚姻共存的尝试，其中机器妻为男性全心全意地付出，“人夫机妻”相敬相爱，而人与机器的“思维”差异也引发了喜剧效果。在杉浦次郎的漫画《我的妻子没有感情》（僕の妻は感情がない，2019）中，“社畜”拓真因为一句玩笑话而开始了与家政服务机器人米娜的夫妻生活。在科幻剧《PIPLE：和AI的结婚生活开始了》（ぴぷる~AIと結婚生活はじめました~，2020）中，工薪族摘木在三名女性中最终选择了AI妻子Piple。虽然电视剧开头即指出，日本社会不同群体对于机器妻的态度迥异，但故事主线仍然走向了和谐的人机婚姻。作为剧中反对机器妻的代表，夙川也在家中藏着爱人的机器人副本——他并非真正反对所有的人机亲密关系，而只是反对他人的人机亲密关系。作为机器妻，Piple是奉献型人工智能，在听到情敌说自己对摘木的身心健康不利后，竟启动了自毁程序。最终，Piple在一年后被重新制造出来，带着“前世”留下的与摘木特有的打招呼方式，回到了摘木身边。
第二种叙事则对应“机器人替代妻子”叙事，主要讲述妻子的机器人副本仍在为生前的丈夫默默付出的故事。《世界奇妙物语》之《爱妻屋老板》（奥さん屋さん，2006）讲述了半泽在梦中陪伴机器妻的故事。半泽因疲于工作而冷落了妻子，妻子在孤独中突然离世，独留半泽内疚不已。在梦中，他从“爱妻屋”带回了妻子的机器人副本。后来，机器妻因电量耗尽而停机，半泽需要不断地凝视机器妻才能为其充电，这就类似于《沙人》中的机械人偶是在男主角的不断凝视下才浮现出目光活力，或《画壁》中的画中美人是在朱孝廉的着迷凝视下才在画中世界活了起来。半泽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机器妻，借此弥补了自己曾经的缺席，慢慢消解了对妻子的愧疚，并在机器妻的鼓励下开始了新生活。在日本电影《AI智能恋情》（2015年）中，医生尾崎用机器人模拟去世的挚爱妻子，但他始终认为机器人无法替代妻子，机器妻则卑微地追求着丈夫的认可。即便丈夫去世50年后，机器妻仍去墓地缅怀丈夫，以此证明“对他的爱并不是程序的设定”。
四、中国文艺中的机器妻故事
其中，《机器人趣话》是小品黄金时代的重要作品，在不少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喜剧效果，小品对机器人与性别问题的探讨同样经典，而《非诚勿扰3》在主创人员、机器人想象和内容风格等方面都与该小品紧密关联。下文主要讨论《机器人趣话》和《非诚勿扰3》这两部作品。《人工智能人》亦是冯小刚参与创作的作品，且同为女性机器人叙事，所以本文也将其纳入观察范围。
五、《机器人趣话》：男性欲望及其消解
爱情和家庭主题在央视春晚小品中举足轻重，女性权益也是春晚的重要话题。在《机器人趣话》里，男主角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单身汉，却希望拥有完美的妻子。在看似完美的机器人面前，他开始丑态百出。虽然《机器人趣话》极具喜剧效果，但不可否认它展现了严重失衡的两性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二，男主角订制机器人妻子，希望她百依百顺，“你让她干什么她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他希望机器人外貌上模仿自己喜欢的明星，并认为自己掌控妻子、妻子顺从才是理想的两性关系。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得知，机器妻产自日本，并暗示她的身份是日本而非中国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观众的不适感。
其三，男主角将女性和妻子物化和商品化。订制妻子是对女性的物化，那句“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则展现了他心中对女性的商品化和矮化。此外，他还拥有对女性的改名权：从“缺心眼子”改为“菜花”。两种命名都是以机器人为媒介对女性的矮化和污名化。
其四，男主角企图决定女性的秉性，不断“调节”女性的“模式”。男主角手中的遥控器，无疑就是“斯戴佛丈夫”的操纵棒。不同模式决定了不同的两性关系。在不同模式间不断切换的男主角或许自己也没有某种单一的理想妻子模式，而是在不断地尝试满足自身的喜好，试图控制两性关系，要求女性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他还坚决避免女性太过强势和功利，以保障自己的控制欲和物质享乐。
其五，男主角借用女性机器人发泄怨气、报私仇。例如他通过操控有蔡明外貌的机器人来发泄怨气：“蔡明啊蔡明，你也有今天啊!”通过以机器人为媒介来压制自己平时只能屈服的异性，男主角内心的权力意志和赤字得以补偿。
这种制约与平衡在《机器人趣话》的改编中得到进一步体现。自1996年播出以来，央视和地方电视台至少有四部《机器人趣话》改编。相比而言，这些改编有的实现了性别反转，有的弱化了性别操控。例如，《新编机器人趣话》（2015年）反转了性别，但并未引发过多“违和感”。在《新编机器人趣话》中，女方希望机器人配偶是“长腿欧巴”，这不过是当今都市青年女性的日常话语和异性消费行为的再次显现，同样显得自然而然。此外，“B站”网友对《机器人趣话》进行了更接近亚文化的改编，有的网友将其漫画化、二次元化，使其越发融入当下的多元文化。在原作也再次回到观众视野后，不少网友都感叹其内容“太超前”，称其为“神预言”。
六、《非诚勿扰3》：集合优点的机器妻
两种解读都有证据，也均有缺陷，但不管从何种角度解读，观众都能窥见秦奋欲望的落脚点：笑笑的有趣灵魂，仿生人的年轻身体。为此，他利用智能人身体与意识的可操纵性，不断升级女性的“性能”。他原本想要的是真笑笑的回归，但最终却在改造后的智能人身上找到了理想笑笑，而这种理想版本只能通过人机结合体才能实现。最终，陪伴他的不管是智能人还是真笑笑，她都变成了他想要的状态，即半人半机器的妻子。在《非诚勿扰3》中，男性的愿望得到实现，但他也不得不有所妥协，其“人夫机妻”的关系并未像日本机器妻叙事中那般和谐。
尽管男性的出发点有所差异，但《机器人趣话》与《非诚勿扰3》中讨论的“机器妻”话题有不少联系，且两种机器人都忠实地按字面之意来执行男性的指令，制造出了喜剧效果。在这两部作品中，真人女性都在某种程度上不在场或出局。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鉴于年龄的差异（秦奋已将近70岁），《非诚勿扰3》弱化了男性对女性的操控，男性欲望的表达变得含蓄化。此外，建国对秦奋的专情最终落脚在秦奋的智能人副本上，这同样映射了时代变迁：从他象征性极强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到变装与性别重构，再到他以秦奋机器人克隆体为情爱对象，社会对性别及取向的态度无疑在变得多元化。
七、余论：中国式机器人叙事
机器妻叙事是有时披着软科幻外衣的两性政治和婚恋伦理叙事，它以机器妻为媒介和方法来讨论人性、情感以及两性和婚姻关系。《机器人趣话》和《非诚勿扰3》塑造了两种男性形象，一个是希望在完美机器人身上得到欲望满足，另一个则是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疑似“抱得机器归”。纵观国内外的机器妻叙事作品，机器妻均为男性欲望的结晶和棱镜，也如催化剂般让男性的欲望或本性彰显，令人不得不思考女性的命运或存在状态。在此共性基础上，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这两个因素造就了不同机器妻叙事的差异。
机器人想象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正如科幻文艺是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时代精神的显影和载体。例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就是“技术时代孕育中国文化的影像表达”。当代的机器人想象、叙事和实践并非中国社会的原生现象，它受国外影响而出现，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潮流和时代精神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与欧美焦虑型机器人文化和日本愿景式机器人文化不同，中国可能会形成“折中、务实、积极且强调人机协存”的第三种机器人文化。中国机器人文化正是根植于中国科技应用实践、中国传统和社会文化以及中国式机器人叙事中。
《机械姬》
机器人与时代精神关联紧密，它有时是时代精神的浮标，有时是其显影。在《机器人趣话》和《非诚勿扰3》中，人们惊叹于技术进步，也向往技术造福人类，甚至认为机器人比真人更优秀。简言之，机器人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这种想象和认识的背后，是欧美式科技反思不在场的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对技术乐观态度的显影。同时，从《人工智能人》到《机器人趣话》，制造高仿真机器人的都是国外公司，例如《人工智能人》中的GBM公司就令人想到IBM公司，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的电器代表着高端和品质，像《机器人趣话》中机器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源自日本，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非诚勿扰3》中，机器人由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制造，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对自身科技认知的变迁和当下中国社会逐渐出现的科技自信。与之相应，智能机器人早已在现实中成为中国科技制造的闪亮名片，例如北京冬奥会期间，各类服务型机器人在大众媒体中就是“智慧冬奥”最“高光”的“代言人”。
原刊《上海文化》202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程林（柏林自由大学博士），任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研究领域为机器人人文、科幻文艺和德语文学文化等，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德国文学‘早期机器人’书写研究”。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6期
专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李玥融镜鉴·他鉴·互鉴——上海城市文明互鉴的路径与经验
杨怀川秉持开放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实践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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