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肃慎人以狩猎游牧为主业，擅骑射，性勇猛。早在舜、禹时代，肃慎人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初）肃慎部曾向周朝进献“楛矢石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代的“北土”。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有时仍沿用旧称。挹娄人也用“楛矢石砮”狩猎，种五谷并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船。三国以后，挹娄人屡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直接臣属于中原王朝。“挹娄貂”在三国时是当时社会上的珍品。
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唐代，大祚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地方政权“振国”。唐开元元年（713年），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便以渤海为号。渤海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字。国王的更替，皆受唐王朝的册封。唐玄宗时，渤海与唐保持了密切关系，入唐的贡使几乎每年都有，多次派遣学生到唐都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渤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冶铁和织绸更为有名。
渤海建国前后，黑水靺鞨经常向唐朝进贡。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军，随后设黑水府，分别授黑水靺鞨各部首领都督、刺史等官，并置长史监之，赐姓李氏。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成为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置的直属地方机构。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部属。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而黑水靺鞨随之向南迁徙渤海故地，逐渐取代渤海而兴。五代时黑水靺鞨称为“女真”，辽时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此后，女真这一称呼代替了靺鞨，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
辽代女真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真，或不系辽籍女真；居住在两者之间的被称为回霸（一作回纥）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由于铁的传入和使用，生产发展较快。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辽并建立金朝。金朝建立以后，与北宋联合灭辽，不久又南进，取代北宋王朝，形成与南宋并立的局面。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实行“南迁北徙”的政策，女真人最初迁徙到燕山一带．以后定居在华北地区，而汉人逐渐向北迁移。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逐渐与汉族融合。蒙古灭金以后．他们被列在“汉人”等级中，说明与汉族已无明显的差别。留用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落后。
元代女真人，一部分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与汉族杂居共处，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散处在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广大地区。元“设官牧民”，在这一带地区先后设立五个万户府和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立两个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万户府，通过当地民族上层“因俗而治”。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加强了与汉区的联系，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满洲民殷国富”的局面。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二道河畔建立费阿拉城，六月“定国政”，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对后金及清王朝的历史，以及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后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先后将都城迁至辽阳东京城和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一时期陆续组建完成。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全国，从此开始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初，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满族在关外既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加速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这个转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满、汉统治阶级逐步结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经济也渐次恢复并走向繁荣。康乾盛世，国内安定，疆域空前辽阔，封建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民族关系融洽。
康熙初，占据南方数省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渐成割据之势，对国家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果断决定撤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平定三藩的战争。京旗满族、各地驻防八旗、乃至东北三省的八旗人丁，多有调往前线参战的，为平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绩。17世纪，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不断进攻和骚扰蒙古地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度逼进内蒙古乌兰布通地区，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裕亲王福全率八旗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激战，击败噶尔丹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大军，在昭莫多地区与噶尔丹叛军决战，基本歼灭了叛军主力，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经雍正至乾隆70年的斗争，摧毁了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势力。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英勇奋战，维护了祖国统一。
在保卫祖国边疆，制止外国侵略方面，满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不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遣满族都统彭春率领八旗兵和水师，驱逐沙俄侵略者，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了当地人民。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此后两国边界地区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关系。乾隆后期，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廓尔喀统治者，武装进攻西藏地区，乾隆五十六年（1795年），清派遣满族大学士福康安等率大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廓尔喀，保障了西藏边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活动。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又指使张格尔多次进扰新疆边境地区，道光帝遣满族大学士长龄率新疆满、汉兵迎击，并调东北及各地驻防旗人驰援，活捉张格尔，再一次粉碎了英国殖民者侵夺中国领土的企图。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东起库页岛，南及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抗争，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辛亥革命，清廷覆亡，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八旗制度彻底垮台，对满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八旗制度枷锁的打破，使满族从被少数贵族奴役、驱使和战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在军阀统治时期严重民族歧视的背景下，他们从赖饷而食转向自谋生计，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加剧了满族的困苦。
生活在城市中的满族，在东北主要集中在东北各大城市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开办的工矿企业中，满、汉各族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工资极低，随时受到监工的任意凌辱。而且，工矿中各种事故频发，生命也缺乏保障。
内地各省的满族，主要是京旗满族和各地驻防八旗的后裔，集中在驻防地及其周围的大小城市中。在京畿地区，清室贵族、高官后裔中，极少数利用祖产开办了一些商铺，多数人靠出卖房产、珠宝、字画为生，坐吃山空。1931年9月，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过去的皇亲国戚也有在街头打小鼓、卖破烂为生的。下层满族人生活更为悲惨，多数当工人、打零工、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公教人员，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此后，民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满族人被迫改为汉族，否则不是找不到糊口之处，便是丢掉已有的工作、职务。他们被迫隐匿民族成分，流徙四方。广州满族，做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荆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车等也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经常失业，生活困苦不堪。各地满族中知识分子不少，一般是公教人员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在民族歧视的环境中，他们工作极不稳定，工资微薄，加上物价飞涨，生活也十分困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踊跃参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纷纷参加义勇军、抗日会及红色游击队等组织，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红色游击队在战斗中日益壮大，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于1935年成立抗日联军，转战东北各地，大批满族人民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成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满族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战争。满族关向应曾任八路军120师政委，参预开发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后又随贺龙挺进冀中，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杰出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清中叶以后，旗与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预备兵，或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满族为主体的旗下人口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枷锁。清中叶以后，“八旗生计”成为清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太平天国后，清廷财政危机严重，八旗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难。此种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增加，物价增长而粮饷反减少。辛亥革命期间，成都驻防旗向新成立的军政府报告旗人情况说：“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停饷已久，债台高筑，“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说，八旗制度已成为满族发展的严重桎梏。
二、风俗习惯
满族是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博收外来文化并融汇创新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
满族及其先民长期居住在山林地区，精于骑射是他们的特技，也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满族育儿所用的摇车，直到今天，很多农村仍然沿用。儿童初生时，悬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稍长，就骑马佩箭驰骋山林。女人执鞭不亚于男子，姑娘出嫁，弓、箭、鹿皮服是必备之品，结婚时的天地桌上要插上弓和箭。轿车进门，新郎要射三支箭。满族儿歌与民谣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狩猎生活的痕迹。
满族的服饰，男子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广，使之成为清代满、汉、蒙各族的共同发式。女子发式，幼年时期与男孩一样，稍长，在脑后留有一根或两根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把头等样式。佩戴耳环，有一耳三环的定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其中的“箭袖”（满语：哇哈）别具特色，是在窄袖口上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头，形如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挽起，冬季打猎或作战时放下，覆盖手背以御寒，后来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少妇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天足，着花鞋，有花盆底和船形底等样式。早期，富人多穿麻布衣服，穷人用狍鹿皮为衣。进入辽沈以后，贵族富人穿绸缎，平民则着布衣，服饰也等级化了。入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趋于一致，男子所服的坎肩等至今仍有沿用，而女子旗袍历经演变，现已成为我国传统女装的代表。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历来有“满点汉菜”之说。最能代表满、汉族饮食文化交融的莫过于“满汉全席”。其菜肴选料、制作和吃法上都保持着满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头菌、熊掌、人参、鹿茸等大都是来自东北地区。它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时期就已成型，流传了二百余年，乾隆间《扬州画舫录》所载，扬州地方的“满汉席”，已有菜点100余道了。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还有许多风味小吃和种类繁多的点心。喜欢吃小米、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每逢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每当阴历除夕，晚饭吃满族独有的风味食品白煮猪肉，炙猪肉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满族的住房，院落围以矮墙，院内有影壁。室内一般有西、中、东三间，西间称西上屋，中间是厨房，东间称东下屋，大门朝南。如两间正房，外屋是厨房，安置锅灶。里屋有三铺炕，西炕为贵，供有祖宗神位，西墙上有祖宗神板。北炕为大，南炕为小。家中来客住西炕，家中长辈多住北炕，小辈可住南炕。满族盖房多开南窗和西窗，冬暖夏凉。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结婚对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长指婚的情况。清代宫廷的“选秀”，是为皇帝及亲王选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内部遴选。八旗内男女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男子订婚与结婚年龄可能更小一些。婚姻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俗话“成不成，三瓶酒”。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櫃、衣服、首饰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作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较为繁多，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户上撒，热闹一两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娘家。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少辈每隔三天要给长辈打千请安，隔五天见长辈得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状，女人双手扶膝下蹲。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礼。
满族的丧葬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先民的丧葬仪式比较简约、粗疏，曾经有天葬、土葬、兽葬、树葬、水葬、火葬等形式。入关前，满族以火葬为主，自顺治帝后期起，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形成了满族的特色葬俗。乾隆以前，各地驻防旗人由于要将死者及其遗属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将骨灰装殓回京。乾嘉以后，允许驻防旗人在当地安葬，也改为土葬。早期满族贵族有人殉之俗，后改为剪发代殉和焚烧纸扎的奴仆。在农村地区，不准许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为门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后，只能从窗户抬出。人死后，在院子西边立一杆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长九尺，用红布和黑布做成。幡的头和尾是黑布，中间四条是红布。出殡时，亲友要抢幡上的布，给自己孩子做衣服，认为可避邪，不做恶梦等。今天广州满族保持完整的满族坟场，仍能看到满族葬俗的一些特点。
古代满族爱好歌舞，多由狩猎、战斗的活动演化而来。入关后，舞蹈必选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称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喜庆宴会时，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和。进入辽沈以后，更多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在宫廷乐舞中，备有满、蒙、汉，朝等族的舞蹈。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满族先民形成了富于自己民族特点的岁时文化，如远在渤海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春节、端午节等节庆习俗。这些习俗与其受到汉文化影响有关，但也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女真人在端午节有采艾蒿、吃艾糕、系长命锁、射柳祭天等习俗。清入关后，满族的岁时文化与汉族文化结合，互相吸收，渐趋一致，其间仍然显示出满族岁时文化的某些特色。如满族春节吃饺子、吃萨其玛，满族的端午节不是祭祀屈原而是为了健身祛病等等。
春节，是满族人民重要的传统节日。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张贴对联、窗花、挂笺（按旗属分别贴红、黄、蓝、白色）、挂“福”字。午夜分发“神纸”之后，晚辈男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半夜子时，家家吃饺子，取“更岁饺子”之意。还要把一枚铜钱（富家有的用金钱小保及宝石等），暗放饺子中．谁吃到了则终岁大吉。除夕，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可达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红灯，红灯至初六，夜夜不熄。宫廷中则于腊月二十四日悬挂“天灯”，至次年二月初三日出灯止。
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满族除挂彩灯外，还制作“冰灯”，元宵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吃元宵，而是观彩灯。满族聚居的市镇，街道上悬挂起成千上万只巧夺天工的彩灯。农村还有元宵节晚上“蒸面灯”之俗。晚清广州“羊城灯市”中，以旗人所制灯最为璀灿夺目，成为广州一种特产。
满族岁时风俗，多与汉族相近，但又保持着不少满族特色。正月十六，北方各地满族妇女，盛行卧冰与“滚冰”，象征着去除晦气；正月二十五“添仓”，祈求丰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祈求风调雨顺；三月三“开马绊”；清明节“祭墓”，上坟插柳；端午节要外出踏青、击球、赛秋千等。近年来，各地满族多有庆祝“颁金节”的民俗：后金时期，皇太极于1635年农历10月13日，将族称定为“满洲”（或作曼殊、满殊），满族人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诞生日，举办满族“命名日”，即“颁金节”的庆祝活动。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
满族的正屋西墙上，皆置一尺八寸宽、一尺半长的“祖宗板”，满语叫“倭车库”。祭时放着神刀（哈马刀）和箭，表示是祖先使用过的东西。在神板旁吊着黄色布袋叫“妈妈口袋”，也叫“子孙娘娘”，其中放着三、四丈丝绳叫“子孙绳”、“长命绳”。祭祖之前，先将祖宗匣接到西炕，摆三张桌供黄米饽饽。然后家中长者把匣打开，全家按辈分排序叩三个响头后，分别到南北炕或外屋跪下。这时萨满开始上装，穿上裙子，系上腰铃，戴上神帽，手持鼓，在祖先前祈祷，并开始跳神。跳时先转三圈，向后退三步，边念祝词，边走舞步，一般要跳三昼夜。
祭天一般都在祭祖的第二天。满族每家院中都有影壁，影壁后立一丈高杆子，称为“索伦杆”，顶端贯一猪颈骨。祭“索伦杆”用全身无杂毛的黑公猪，宰杀后将肠和膀胱等物放入杆子的斗里，让乌鸦来吃，三天之内吃掉为吉利。另外．将猪肉切碎，放入少许小米煮粥，称为小米肉粥，请亲友、邻居、甚至过路人都来吃肉粥。吃肉粥必须在屋外，而且必须当天吃完。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清代以来，在民族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满族教育与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满族教育的普及面及办学种类创历史纪录。有隶属于国子监的八旗官学，有隶于宗人府的宗学和觉罗学，专管宗室、觉罗子弟的教育。京畿地区外，在八旗驻防地方和发祥地东北广设官学。普通旗人主要上的是八旗义学。义学隶属于各旗参领，八旗幼童十岁以上入学学习。各驻防地方也多设有义学，以便贫寒旗人子弟也能入学读书。教师一般在本旗佐领下推选，学习满语满文及骑射，学习成绩归档。后期也有由当地汉族儒士充任教师的，学习内容也多转向汉族传统文化。科举方面，清初以降即特设八旗考试，并设满文翻译考试。起初，科举方面还是旗、汉分考，后渐一体考试。教育的普及，对于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清代举国家之力，编纂了一大批类书，如康熙时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的《四库全书》等，给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满族自身也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传世。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方面，满族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与成果。乾隆的第五子永琪，在几何学上造诣颇深，其算法与今天的几何学大体相同。其孙奕绘在数学领域亦有较高造诣。左都御史拉布敦，“习外国语”，是修洋钟表的能手。满族的外科医学接骨，八旗中称之为“揣搬”。在西医的石膏绷带流行之前，在北京一直占主导地位。乾隆间的伊桑阿就是整骨专家，他培养了许多接骨医师。各地驻防旗人中也有不少的医疗世家。
早期满文著作，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和图理琛所著《异域录》等，都是众所周知的著作，学习满文应用之书如《清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的书。满译的汉文名著极为普遍，汉文名著大多译成满文。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均有满文译本。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将原书神态毕现地译出，文字表达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满族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侧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以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广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清朝贵族昭梿所著《啸亭杂录》，就其耳闻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记成书，对研究满蒙及清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多种外文译本。满族县令和帮额所著《夜谈随录》，反映了满族下层的不满情绪。清代满族还出现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顾太清）所著《天游阁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此外还有科德氏著《琴谱》、完颜悦姑著《花堁闲吟》、库里雅令文著《香吟馆小草》等。
清中叶以后，旗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鼓词，只有唱词，没有说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为“清音子弟书”，在北京和沈阳等城市流传很广，为一般市民阶层所喜爱。鹤侣和韩小窗所著子弟书《借靴》、《侍卫叹》等，流传最广。还有一种民间“八角鼓”唱腔和鼓词，直到清末还普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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