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中国有1063.1万对情侣在法律上决定与对方共度一生。
这些新人买好戒指，挑选婚纱，一起置办大红床单、努力减肥、确定在婚礼上使用真花还是假花，然后在部分陌生亲戚的见证下，二人发誓，绝不出轨，无论一贫如洗还是身患绝症，都不会影响他们永恒的爱与忠贞。
其中有一部分人从新婚到老夫老妻，“忍住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温格·朱利《幸福婚姻法则》)，直到有天一人离去，再也听不到对方的鼾声。
另一部分人，去年的精确数字是437.4万对，决定结束婚姻。2013年到2017年，我国的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率则连续16年上升，至去年的3.2%。
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邻居不过是门牌上的一串数字。
这是全球蔓延的趋势：英国结婚人数跌至近150年来最低；法国每3户人就有1户是单身；德国柏林独身人口达到54%；日本30多岁男青年未婚率为47.1%，女青年为32%；16岁以上的美国人约有50.2%的人是单身。
婚姻正从一种普世价值变成纯粹个体的选择。一些与“婚姻”打交道的专业人士，见证着婚姻这一古老制度的新时代光景。
“吵架最多的往往是办结婚的”
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一角，罗马柱鼎立。若是黄道吉日，情侣们一步步迈上台阶，奔向幸福的玻璃门。
一进大厅，一根大圆柱上吊了许多心形许愿卡，集合了世上对婚姻的美好期待。“祝福我们长长久久”“相爱一生，不离不弃”“早生贵子，幸福满满”，还有“一辈子只来这一次”。
张笑迎是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的副主任，从22岁起就在这工作，工作16年以来，见过明星、生意人、残障人士和许多普通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每间登记室都铺着红色的地胶，墙上挂着国徽。登记员穿制服，有套标准用语，不会对一进门的人问“办结婚还是离婚”，而是“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两人一进门，张笑迎就能看出是办结婚还是离婚。“结婚都是手拉着手，高高兴兴进来的；离婚的表情清冷一点，有的不会同时进来，一个先进来，一个后进来。”
“同学都说我的工作真好，天天吃糖。”张笑迎说，“其实也有让人大跌眼镜的故事，来这里吵架最多的往往是办结婚的。”
比如，兴冲冲赶来领证，男士没带身份证，女士的脸立马黑了。
张笑迎曾遇到过一对新人，男的对女的说，“你给我跪下，求婚，我才签字”。“虽然可能是开玩笑，但在这样的场合，还是觉得他对女方缺乏尊重。”
这些年，她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人们对婚姻登记越来越重视。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办喜酒才是婚姻的起点，如今领证也同等重要。经常有女孩戴着白头纱来登记，也有人穿庄重的小礼服。登记照也变得更精致，有人花520元拍一张红底的合影，“过去穿个蓝背心，相片质量也差，一擦就掉色。”
很多人带来了父母，帮着排队、拎东西、背包、拍照、捧花。“结婚登记代表你真的长大了，脱离了原生家庭，但有的父母习惯替儿女代劳。”
这与西方的传统不同。张笑迎有次听到登记室里的掌声和笑声。原来是一场涉外登记，女士穿了婚纱，20多个亲朋好友沿着登记室门口两侧排开，欢呼、唱歌、造势，气氛热烈，“像个小派对，让人感觉很愉悦”。父母也到场了，穿着西装和小晚礼服，恭喜新人。
“中国人结婚很不一样，在我们的办喜酒流程里，给家长倒茶、磕头、改口、家长讲话等，更多是让新人感受到角色的转变，又有了一对爸妈，要孝敬双方父母。”
来登记的人千姿百态，有的年纪不轻，“看起来像搞科研的”，不善言辞，肢体语言不丰富，“在稳重和冷漠之间”。有位军人在颁证仪式上哭了半天，两个人对视，握着手，刷刷地流眼泪，“真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可能聚少离多，真的很不容易。”
还有电视剧般的剧情。一次，有位男士突然推开门，大喊“豆豆你不要跟他结婚，你不爱他，你是爱我的”。所有窗口的人都齐刷刷盯着他。女主角站着没说话，最后这婚真的没结成。
也有男士全程不说话，当登记员询问是否自愿时，男士回答，“她愿意就办呗”。“这种不能正面回答，不代表自愿的状态下，我们一般不受理。”
在给无数个结婚证敲上钢印之后，张笑迎自己结了婚。她当时想，如果没做过登记员，自己一定会很兴奋，也很害怕。“我们主任给我办的，看过那么多结婚证，打印了自己和爱人信息的红本，还是独一无二的。”张笑迎把红本夹在书里，怕受潮，也怕边角翘起。
自从做了这份工作，张笑迎说自己对婚姻看得很透，“我们能认识到交朋友是交朋友，过日子是过日子”“没结婚是两个个体，结了婚还是两个个体”。这里的登记员没人离过婚，“我们对结婚看得不那么兴奋，对离婚也看得不那么消极。”
用9年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管理”删了
奥斯卡·王尔德言，“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结婚。”婚姻登记处的B面属于伤心者。张笑迎刚工作时，办理离婚登记，和一个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关在一个房间里，“环境是很尴尬的。”
过完节离婚会增多，人们为去谁家过节而争吵。周一的离婚业务也多，矛盾常发生在周末，也与办理后续手续有关。翻看离婚人士的结婚证，很多都是在“好日子”领的证。2008年8月8日领证，在10月就有离婚的。“一些人被浪漫的氛围推着，没想清楚就领了证。”
分手那日，有人一进门就哭天抹泪，往往是真的不想离；有的男人吼着“你离不离，不离我走了”，也可能是不想离婚的托词。还有人到了最后签字的一刻反悔，说不想离婚。
有人吵得天翻地覆，朋友众人一顿劝说，要拉回去，告诉登记员“甭给他俩办离婚”。但当事人态度坚决，“这婚必须今天离”，这是个人权利，登记员只能照办。最后二人又来复婚。
两位上了岁数的人走进登记室，拿着年代久远的结婚证，满头白发的女士不发一言，低头盯着手机；男士有点拘谨，从牛皮袋里扯出一堆证件，那可能是几十年婚姻的证据。如今坐在一张桌子前，全程无交流，“两人淡如水，坐在那，谁也不愿多跟对方说一句话，这种最不好调解。”张笑迎说，两人之间的火熄灭了，燃不起任何激情，那是真没有感情了。
当然也有好聚好散的，有人捧着花来，说自己是办理离婚的。还有人进来时说说笑笑，也是办理离婚的。张笑迎问，“你俩不挺好吗？”对方答，“性格不合，做朋友可以，做情侣不行”。
20多岁时，刚接触离婚业务，张笑迎害怕他们在屋里吵架，后来学会了在两人争吵时，站起身，俯视对方；还有在吵得胶着时，用手势把女士引过来，说“来，我跟你说个事”。
有一次，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来离婚，那时还需要30天的审核，女士突然跪在地上，哀求登记员赶快让她离婚。那位年轻的登记员容易被感动，觉得女士可怜，也跟着掉了眼泪。最后还被师傅骂：“作为登记员，哪能哭，一哭，你代表的就不是登记机关了。”
“最惋惜的是半路结缘的‘夕阳红’，老夫妻两个不愿离婚，子女掺和其中，不愿为另一位老人养老。老年人的婚姻挺无奈的。”脾气相投的两个人即将在法律上终结关系，白发老人仍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相敬如宾，互让着“你先来”。
作为孩子的妈妈，张笑迎也见不得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有一次路过大厅，她看见一个小男孩哇哇大哭，他可能正在经历“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的抉择。
一位基层法院的法官此前对媒体说，以往法院没有充足的心理辅助技术，会直接问孩子，父母一定要分开的话，你要跟谁？“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好。就算离婚了，也是爸爸妈妈，你让他选择很残忍吧。他很可能在爸爸这说，我要跟爸爸。在妈妈这说，我要跟妈妈。为什么，小孩要讨好，不然他怎么能活下去。”
一位年轻爸妈抱着孩子走进登记室，孩子还不大会说话，手里攥着玩具。爸妈云淡风轻地换了一个证，孩子东瞧瞧西看看，还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
离婚的原因千千万万，有人在知乎上提问，什么样的婚姻让你不得不离婚。一个人说，领证时鬼使神差地哭得稀里哗啦，旁边人都以为来离婚的走错地了……
女人抱怨老公连家里的洗衣机都不会用；男人说老婆懒到苹果核放在床头，发毛了都不清理，一周前给她做的菜，碗碟还摆在水池里。一个人精疲力尽，另外一个人不以为意。
有人结婚半年就离了婚：那种感觉就像是前一秒还在阳光和煦的海上邮轮里晒太阳，突然在一瞬间船沉了，所有的光都没了，一个人在黑暗的深海里挣扎，窒息、无望、焦虑、孤独，无数个夜里蒙着被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慢慢地适应了黑暗中的深海，最后自己变成一条船。
看开的人说，已不爱他，也不恨他，不会原谅他，也不感谢他。
换人不如换思维
每一对来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离婚的人士，最先面对的是婚姻咨询师。这些政府聘请的第三方机构人员每天要面临婚姻最不堪的一面，以至于需要定期看心理医生。他们在相当大的基数上，看到了每个家庭如何选择。
刘婕的工作是审核材料，如果看到这段姻缘还“有救”，她便会调节，一天之内，劝回了几对。
“从一些细枝末节就能分辨，有的人没有任何肢体上的交流，能看出其实早就分开了，离婚只是个手续。”刘婕说。
戴璟和刘婕是同行，她是上海社会心理学学会理事，曾在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工作。与在婚姻登记处驻守的咨询师不同的是，戴璟的客户是主动掏钱找来的，以求解决婚姻家庭上的问题。
一个家庭走进咨询室，一打眼，从坐的位置就能评估关系。有些三口之家，孩子坐当中，父母坐两边；有的孩子跟父母中的一方坐一起；有的父母坐一起，孩子坐角落；还有家庭成员散坐的。
“入座的距离跟家庭关系有关”。戴璟说，坐中心的孩子往往是家庭的维系，也是问题的集中。孩子想跟父母保持距离的，往往呈现学业上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散落的家庭成员呈现疏离的状态，每个家庭成员可能都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下子来了6个人，一个大家族的矛盾。
这片天地有人性的种种不堪，也有闪光时刻。婚姻走到最终，会迈过很多的坎。那次，刘婕只问了一句“你孩子8岁，为什么要离婚。”女士就哭了。她观察到协议书里男方把所有财产留给女方。刘婕说人到中年，把婚姻打碎，相当于重整了一次。男士也落了泪。“打动我的是人到中年的不易和心酸。”刘婕说，“每个人在离婚的关口，都挺脆弱、迷茫的。”
人们对婚姻咨询师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些人的肢体语言显示，咨询师的话一句没听进去，完全屏蔽了外界。刘婕有时逗一下小孩，也是拉近关系的技巧。有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就静静听着。
那位基层法院的法官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调解，各打五十大板，是一种传统的老娘舅式的做法。“事实上，尤其是现在，人的自主意识很强，我凭什么要改，你凭什么要改？我只有真心想爱你、想挽留你才会改变。我们的‘夕阳红’调解队伍也许会那样(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之处，老同志们的调解经验相当丰富，并且有年龄、资历的优势，他们用这种方法更容易让当事人信服，他们的调解工作和我们的审判工作是可以互补的。人本来是独立自主的，有自己的想法。人家真的不想跟你过了，你强迫人家跟你过干吗？”
以前，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大厅张贴过一则故事，劝人回头，名叫《婚姻如橘》。讲述的是妻子如何向第三者交代丈夫的喜好，事无巨细，最终丈夫感动回头的故事。
“临床中，发现做婚外情咨询的人，早年父母的关系也不良，很多婚外情会在代际中传递。”戴璟做了七八年婚姻咨询，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是创伤的“遗传”。
“个体身上都有原生家庭的影子，烙印深，不易察觉。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下一代的恋爱、社会交往、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中还会遇到，让人陷入巨大的恐惧。”
戴璟接触的家暴个案，原生家庭里，也有家暴史。大龄未婚问题，除了社会已知因素外，也有原生家庭的原因。如果大龄男女一旦识别到家庭需要他，很多人出于忠诚感会放弃自己的婚姻，比如多子家庭中，其他孩子都结婚了，会有一个自觉扮演陪伴父母的角色，“就像祭品一样，没有办法完成独立分化的过程。”
人们在谈婚论嫁时，常说要找个“三观合”的。戴璟认为，三观不过是从原生家庭习得的，人要找的是自己熟悉的那类人，“人不会随随便便爱上谁，其实在找另一半时有个模板，我们总是被一类人吸引。”
她的客户以85后、90后居多，受过高等教育，一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些做婚姻咨询的人士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外遇，其次是育儿的分歧，有“丧偶式育儿”的，或者完全交给保姆，双方谁也不管。
碰到外遇的情况，戴璟会评估二人对离婚的决心有多少。一般到这里来咨询的，至少有一方是不想离婚的。她会做原生家庭的访谈，分别询问夫妻二人是什么原因导致外遇发生。有的妻子认为丈夫事业开始发展，对自己有了不一样的心态。丈夫则觉得妻子索取太多，跟那个女生在一起很轻松。
“很多人用离婚和外遇来解决自己亲密关系的难题，其实是延后了问题。”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伴侣来解决自己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两个带着需求的人相遇，没有意识到对方可能满足不了，一遇问题，就说三观不合，“应该发展一些能力去弥合两人之间的差异，不要把期待放在伴侣身上，把自我功能修复更好，换人不如换思维。”
由团北京市委等机构所做的北京青年婚恋状况调查显示，超六成女性不愿“为孩子而不离婚”。
离婚必然会对孩子造成影响。戴璟说，离婚后爸爸说妈妈不好，妈妈说爸爸不好，孩子最爱的两个人互相诋毁，会使孩子的自尊水平很低。等到孩子长大恋爱时，典型的反应是一旦亲密关系达到一定亲密度，他们就想逃跑。
她还发现，如果没有处理好，离异家庭的孩子的心理年龄很容易停留在父母离婚时。她建议，父母要对孩子解释清离婚的原因。让孩子意识到虽然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在了，但亲子关系是一辈子的。“孩子最大的担忧是，我失去了父母对我的爱。”隐瞒、回避和强烈的冲突会影响下一代。
另一个极端是，妈妈过度与孩子紧密，爸爸变成家庭的边缘人物。“比如儿子与母亲粘连太紧，对孩子的性心理、个体成长影响很大。要么在青春期愤怒地推开母亲，要么放弃自我成长，跟母亲相伴相依。”戴璟说，这样的家庭，父亲没有行使功能，“不是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就算做了好爸爸。”
戴璟在加拿大交流，当地学生读大学要自筹学费，“没有中国家庭紧密的支持性，也没有粘连的关系造成压力，和脱不开身的无奈感”。
中国家庭“盛产”“妈宝男”，上一代人与子女的家庭缺乏界限，代替孩子做第三代的父母。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将父母称为年轻人婚姻的“第三者”，“很多人没有所谓兄弟姐妹，遇见问题时，排解的唯一方法就是跟父母讲。然而，父母又绝对站在自己孩子这一方，一般父母牵扯进来就没有余地了，问题反而会升级。”
我们这一代，没有在恋爱中成长，结果直接在婚姻中试错
父母事事代替子女，却没有教会他们最基本的爱的能力。一些客户告诉戴璟，没有看到父母是怎么保持亲密关系的，怎么去表达爱是过往经验上的空白。
他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不能早恋”等原因情感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在经营婚姻上缺乏指导。完成高等教育、大学一毕业便开始遭遇亲属催促结婚的压力。缺乏经验、部分父母的强势干预，年轻人大概难以练就挑选伴侣的火眼金睛。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没有在恋爱中成长，结果直接在婚姻中试错。”
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一筠曾直言，“当下，我国各个行当都讲究岗位准入证，做保姆、钟点工都要培训。遗憾的是，唯有两门最重要的职业例外：做夫妻和做父母，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学历教育。”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不一定等同于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他们还需要这个孩子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戴璟说，应该在心理层面认识到，为什么要生孩子，夫妻双方是不是能达成共识。
更年轻的一代干脆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婚姻带来的不确定感，不以婚姻满足个体的需求。”也有人20多岁，处在职业发展的时期，要求暂缓亲密关系。
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晚婚现象明显。2013年以前，20~24岁在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群中占比最多。过去5年，比重最多的年龄段变成25~29岁。
2016年腾讯“当下中国人婚恋现状”调查了5万名受访者，约七成后悔结婚(女性高于男性)。另一项调查里，61.2%的受访者有“恐婚”倾向。
单身人士不愿为了不尽如人意的伴侣而牺牲自己的事业或生活方式。离婚人士不再信任婚姻是幸福与稳定的基础。
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在政府的角度看来，离婚意味着一个生产单位被分割，可能影响生产效率；夫妻离婚前后的争吵矛盾、围绕财产子女分配展开的斗争博弈，会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另外有很多研究结果指出，有子女的夫妻一旦离婚，对子女负面影响极大，不仅无法让他们在未来成为高效的生产者，还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治安隐患，影响他人高效生产。
2016年有媒体报道，武汉市武昌区婚姻登记员熊玲工作9年来，多次以“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借口拖延离婚手续办理，挽救了500余对濒临破裂的婚姻。同一年，“离婚冷静期”开始试点，有网友诟病这是限制婚姻自由。
张笑迎工作久了，便觉得跟谁过日子都一样，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看人能不能看清自己。谈恋爱时有激情的调味剂，人们察觉不出什么。等走到婚姻，很多琐碎的事情，性格不合才慢慢体现出来。
“就像医院看多了病人可能也会麻木，我对婚姻没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憧憬，想要什么婚姻，我们看得清楚。”
刘婕看到很多来离婚的人带着隐忍和坚毅，选择去承担，离婚是有意义的。那些带着怨恨、不舍、不甘和不得的人，还不如留在婚姻里。
戴璟认同电影《不见不散》里的爱情，“好的婚姻一定是能够放下期待，有足够的自我安全感，有能力解决问题，虽然吵过很多架，但愿意待在关系中，一生磨合。”
咨询师的工作让她在来访者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很高级的爱非常打动我”。见到了生而为人的喜怒哀乐，找到人类共通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她有一位男客户，有了事业，有了孩子，在庸常的婚姻生活中崩溃，外遇，离婚。新女友是生意上的伙伴，相对独立，让他轻松。
他频繁地来咨询，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放下前妻，离婚后才真正明白爱的是谁。他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结婚时，两人在大学校园，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回眸望他的那个笑容。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