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日本通”吴寄南讲日本研究的故事还是第一次，却是波云诡谲，不亚于谍战片。1991年，我在《青年报》实习，东湖路过去十分钟便是巨鹿路，三层楼小洋房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坐落在此闹市区的宁静处，美国研究和日本研究是该所的强项。此后我曾有十多年跑国际新闻条线，经常聆听杨洁勉、吴寄南等国别研究掌门人的国际形势分析。
30多年来，吴寄南始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09年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专注于日本研究。作为替中央做国际形势最新动态分析和应对战略策略建议的智库成员，吴寄南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以学者为本色，将自己的定位扩展为“哨兵”、“谋士”、“说客”和如今的“人梯”。与研究对象的深交朋友，为服务主体的建言献策，为学术团体的引领塑造，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学者，“位卑不敢忘国忧”的朴素信念始终支撑着他。
练内功：听广播、摘报+喝酒学习法
吴寄南始终记得刚进国际所时，名誉所长、前驻联合国副代表梁于藩强调的：各研究室要像铁路警察一样，管好自己的路段，有什么事态要及时预警。“这就是作为哨兵的职责。”
而要练就“哨兵”的千里眼、顺风耳，首先必须过语言关。和所有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后学习外国语言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吴寄南同样是擅长阅读和写作，而拙于听力。不过，前两个功夫也来之不易。
因为田中首相访华，开始接触日本
1986年开始的南京植树“赎罪之旅”到2015年是第三十次。图为2015年，吴寄南在南京和日语翻译周斌（左一）、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右二）一起植树
自学日语，坚持不间断地阅读日文报纸
1973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首开“学日语”节目。吴寄南开始了自学，从“い、ろ、は”开始，到能够初步阅读日文报刊，并试着结结巴巴地和来沪访问的日本青年做些交流。因为学了日语，使得他多了一个了解世界的天线，知识结构中多了一个工具储备。
从闯进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新兵到国际时评的写手，青年吴寄南如海绵吸水般地吞吐着信息。他的日语能力也日益增长。
2018年10月2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召开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
痛下决心，喝酒学习坏了肝过了语言关
198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强化了一段日语后，吴寄南被单位派往日本研修。他前往的机构是有日本智库“总管”之称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NIRA每年发行《智库白皮书》。但是，100多位研究员中仅他一位中国人。
在NIRA10个月的客座研究结束后回上海不久，吴寄南就进了医院。诊断结论是：黄疸指数超标，肝脏酒精中毒，从此不能再碰酒杯。
用健康换得了日语全面过关。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吴寄南一点不后悔：他拿到了“哨兵”的上岗证，还收获了难得的友谊。
访政客：前沿课题聚焦新生代
当好“哨兵”，还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研究能力。不过，如果不是时任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亲自点拨，吴寄南对国际关系研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或许还会晚几年觉悟。
吴寄南与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
田野调查，访谈40余位国会议员
吴寄南与日本前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
在此后的7年里，吴寄南每年都要去日本三四次。短则一星期，长则两个月，先后拜会了小泉纯一郎、加藤紘一、太田昭弘、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前原诚司等40余位国会议员。吴寄南回忆说：“小泉当时还是厚生大臣，本来请他谈少子化老龄化对策的，他却滔滔不绝谈了1小时的的邮政民营化。这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政治家。他担任首相后，果然将邮政民营化搞得红红火火。”吴寄南和小泉纯一郎保持了好几年的明信片交流，直到小泉出任首相并参拜靖国神社后才划上句号。
一手资料，一手人脉，形成研究特长
2000年5月，吴寄南被召到时任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黄菊的办公室，汇报日本政坛动向和新生代政治家概况。原定的1小时过去了，黄菊书记听得饶有趣味，让秘书取消了上午其他安排，并把组织部长罗世谦叫来，让吴寄南讲了整整一个上午。他告诉黄菊书记：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没有战争经验，缺乏赎罪意识，并且有“道歉疲劳症”。黄菊书记让他把所讲的资料整理出来，发给即将去日本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参考。当年10月，在一次理论学习班上，黄菊书记对吴寄南说：这次中共代表团的访日很成功，你提供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资料很管用。
2002年8月，45万字的《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著作终于问世。“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一词也从此传开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领导称，这本书在有关部门几乎人手一册，有疑必查。2016年9月，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一位领导在主持北京东京论坛大会发言时称赞吴寄南的这本书说：国内研究日本政治的专著还没有哪一本超过它。
吴寄南著作《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
写内参：深入调研寻找突破口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在日本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学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术有专攻，还要就国家的总体外交和改革开放的大局不断向领导部门建言献策，筹谋运筹，这才称得上“谋士”。这一点上，吴寄南当之无愧。
深交朋友，抓住人脉了解有效信息
吴寄南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时，一位日本企业家将自己地处高档住宅区常盘台的公寓房腾给吴寄南。为了结识更多日本友人，吴寄南让夫人苦学上海烹饪，用家常菜招待日本友人。每逢周末，公寓内高朋满座，宴会不断。大学教授、媒体朋友、外交官乃至自卫队退役将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酒过三巡，彼此的社会角色也就抛掷脑后了。通过这类家庭宴会，吴寄南不仅获得最新信息，也因此留下很多人脉。一位退役的自卫队少将，为了迎接吴寄南夫妇回访，提前一天进行彻底的大扫除，当天早晨四点便起床帮助夫人准备宴请美食。据说这还是他从北海道搬到东京后首次在自家招待客人，让吴寄南感慨不已。
为了更深入把握日本的政策动向，吴寄南的人脉线甚至延伸到了日本的权力中枢。在小泉任期内，吴寄南通过日本前驻上海领事结识了首相助理冈本行夫。他和冈本谈得相当投机。冈本还将其请入首相官邸深谈。小泉在任内多次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吴寄南希望冈本能给小泉讲东亚史试图影响小泉，劝说他放弃参拜。冈本也慨然应允，可惜最后没能奏效。
送朱鹮、访首相家乡，诸多建言被采纳
除了利用人脉影响中日关系外，给有关领导部门写内参也是吴寄南的主要工作之一。
1998年，在江泽民主席访日前夕，吴寄南曾两次前往日本调研，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征询他们对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首次访日有何期盼，也了解日本政府内部正在酝酿的接待预案。回来后，他和国研院的同事就江泽民主席访日撰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的很多建议得到了采纳，如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加强青少年交流，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告建议江泽民主席向日本国民赠送一对朱鹮。当时，朱鹮在日本境内已濒临绝迹。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带去了这份国礼，备受日本民众欢迎。2006年，吴寄南去新泻县调研，当地官员告诉他，朱鹮在当地顺利繁衍，达100多只，正在进行恢复野外生存能力的训练。吴寄南听了感到十分欣慰，迅即告诉了当年和他一起写内参的同事。
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前夕，吴寄南根据自己在日本调研时各界友人的建议撰写了一份内参。其中建议，朱镕基总理能否与东京市民座谈并由日本电视台直播，建议朱镕基总理能否访问中国领导人迄今还不曾去过的日本海沿岸特别是时任首相森喜朗家乡的石川县。这份内参由有关领导推荐给了朱镕基总理，总理又嘱咐外交部有关部门予以落实。结果，总理的这次访日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吴寄南从电视里看到朱镕基总理与东京市民促膝交谈，气氛十分融洽，不由得欣喜万分，并对日本友人给予的好点子充满感激之情。
涉足日本研究的这些年来，吴寄南每次去日本总是尽可能地与各行各业、各党各派、各种政治色彩人士接触，了解日本经济社会转型脉搏，探索日本政界聚合离散对中日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他撰写的内参不仅针对性强，问题把握得准确，提出的建议也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2005年12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到上海来调研。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当着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面表扬了吴寄南。他说，凡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报的吴寄南撰写的《情况与建议》，自己都让秘书放在一边以便“精读”。这番话对一位学者来说可以说是最高的奖赏了。
当说客：说服最有影响的人物
两周前，吴寄南和蔡亮(左一)参访日中协会，与理事长服部健次（右二）交流
遭污蔑怒上法庭，造谣书被迫下架
2000年，日本明海大学一位教授在他撰写的《军事霸权中国的最终目的》一书中，造谣说吴寄南给江泽民主席写报告称“日本是中国的头号假想敌”。这本书畅销一时，日本右翼团体扬言要给吴寄南这个“反日分子”颜色瞧瞧。日本友人为他找了东京著名的律师提起名誉权诉讼，还发起成立后援会。与此同时，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等友人则特意叮嘱吴寄南来日后不要公布住处，出门不要走小路，乘电车不要站在月台最前列以防暗算。最后，作者慑于吴寄南背后的后援阵容异常强大，不得不写了认罪书，申请书籍下架，赔偿了精神损失。
去有影响力的地方演讲，影响重点人群
尽管遭此一劫，吴寄南依然深信中日友好是大局，不信邪，不畏难。每次去日本，他总是找机会到各大学、科研机构甚至政府系统的防卫研究所等有影响力的地方做演讲。防卫研究所一位高官与吴寄南接触后，觉得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经常主动找他切磋有关问题，甚至在向防卫厅长官汇报前先将自己的汇报提纲传真给吴寄南过目，以避免误判。这在防卫研究所历史上恐怕破天荒第一遭。
吴寄南“游说”的重点自然是有身居高位或者是有发展潜力的政治家、作为言论领袖的资深媒体人和有志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年轻记者。
民主党众议员仙谷由人有一次很沮丧地告诉吴寄南自己得了癌症，吴寄南告知他术后可以服用中草药增强抵抗力，尽早痊愈。仙谷由人接受了这一忠告，果然得到了奇迹般的康复。仙谷由人在民主党执政后先是担任行政刷新大臣，后来升至官房长官。他对吴寄南百般感谢，每会必见，坦率直言。
这样的在日本真诚交友的故事，吴寄南还可以讲上一箩筐。
和右翼分子斗智又斗勇，背唐诗成法宝
当好“说客”还要敢于面对日本的右翼组织和右翼领袖。冈崎久彦在日本外交官中是极其另类的存在，主张强化日美联盟，断言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等等。他担纲的冈崎研究所聚集了一帮素以强硬著称的自卫队退役将领。但是，出生于中国大连的冈崎，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对唐代的边塞诗极为痴迷，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吴寄南每次去冈崎研究所，除了找好事实和数据进行辩论压住对方的邪气外，还要提前背一些边塞诗，因为，每次与对方吵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时，再提起王维、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冈崎就会像变了个人似地，虔诚而感动。一次，吴寄南和冈崎所的成员结束论战，到隔壁咖啡店茶叙。已届耄耋之年的冈崎突然半途离席，过十分钟后才满头大汗地赶回来，将他在文具店买的自来水毛笔送给吴寄南。
“人同此心。”无数交流实践中，吴寄南感受到真诚待人，以理服人的重要性。做学问有时和做人分不开，而做好这些人的工作，首先要交心，交心之余，不忘“谋士”、“说客”的宗旨——为国家利益服务。
做人梯，引领学术团体凝聚力
中日友好，时代相传，中日研究领域，也要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这几年，与迎“古稀”同步的工作是，自觉地转入“人梯”角色。这体现在吴寄南对上海市日本学会的倾心付出。
每人给100位日本友人发慰问信
还是十多年前，记者就曾参加上海市日本学会的年会，此后一直断续参加。最早有日本卡西欧公司赞助的唱歌比赛，后来则不仅有日本问题的研究者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最新动向，也有从事日语教学的学者相互交流心得，每次的年度聚会和学术会议总是气氛融洽，热气腾腾。即便在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谷时，与会者也总是相互鼓劲，期待中日民间先回暖。每次参加年会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一次能量加油会。
2011年3月，吴寄南被选为上海市日本学会第六任会长。是时恰值日本遭遇震惊世界的东北大地震。吴寄南主持新一届理事会通过的第一号决议就是呼吁，每位会员给日本的友人发出100封慰问电邮。
2012年6月，吴寄南和上海市日本学会的同事共同筹划和召开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邀请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等中日两国重量级的政治家、前外交官、友好团体负责人和学者参加。这次会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弘扬海派日本研究的“精气神”
到目前为止，吴寄南已担任两届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学会团结了上海各高校、科研机构的日本问题学者和从事中日交流的实际工作者，经常召开形势务虚会、学术演讲会和青年学者论坛，并与日本国日中协会、日中关系学会、日中未来之会和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等民间团体保持密切的交流。3年前，上海市日本学会还首次获得了市社联授予的“优秀学会”称号。
曾在汪道涵身边感悟做人做学问真谛的吴寄南，由衷希望上海的日本学界能弘扬海派日本研究的“精气神”，在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上多下功夫。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右三）在吴寄南(左三)等的陪同下视察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
每次有日本友人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拜访他，总是不忘叫上一两位年轻同事一起接待。两周前，他带着国研院的年轻同事蔡亮去了东京，3天内安排15场活动，拜会了近30名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全是他这些年来悉心拓展的人脉。
两周前，吴寄南带着国研院的年轻同事蔡亮（左一）去东京拜会了立宪民主党最高顾问、众议员海江田万里
“日本47个都道府县。我已经走了25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有生之年走完其余的22个。”他非常惦念那些与自己结下深厚友谊的日本朋友。当然，他还想就日本的战略文化继续进行探索，笔耕不辍。
吴寄南还记得1982年4月刚进巨鹿路845弄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时，院内三楼洋房楼顶上插着几根高耸的天线。那时，所里的年轻学者每天清晨轮流来单位收听外电广播，将重要信息译成中文打印后送给市领导参考。所领导经常挂在嘴上的两句话是，要“在风起青萍之末时敏锐察向，在大堤管涌时果断预警。”“注意一种倾向下的另一种倾向。”
从1972年开始，吴寄南见证了中日交往的风风雨雨全部历程，令人骄傲的是，他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如今，中日关系进入“四十不惑”年，而吴寄南也步入“从心所欲”年，作为智库学者，吴寄南内心的“不逾矩”里依然充满着入职时的激情和责任，只是智慧更为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