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继汉代之后的另一个盛世，国力的强盛，使得社会和文化都呈现比较多元而且开放的现象，性和婚姻的自由度也是如此，可是到了宋朝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理学思想盛行，社会收到严密的控制。在封闭、禁锢的社会环境下，男女关系及性活动受到最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中世纪中国的性文化的转折是一个从开放到禁锢的发展阶段。
历史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人类的性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开放—禁锢—开放”的转折。从开放到禁锢的转折，在中国大致是从唐代到宋、明之间发生的，这个时期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界。
在原始社会，人类实行群婚杂交，“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这是够“开放”的了。但是，群婚杂交不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步建立了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的实质是人类对于性交范围的限制，这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起初是和性的适度开放与自由并存的，这就造成一种比较健康与合理的社会氛围，具有代表性的时代是中国的唐代。可是到了宋朝中期以后，由于封建礼教的盛行，朝廷统治的严酷，使“性”的社会控制一步步走向极端，从而形成了性禁锢。
大唐帝国的统治有三百年之久，它正值辉煌的封建盛世，疆土开拓、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它在各方面都实行着比较开明、开放的政策。唐代社会是以特有的开放风气着称于中国的，在性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性开放，不是像处于文化水平低下状态的原始社会的那种群婚杂交，而是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下的性开放。
永泰公主墓壁画《九人宫女图》局部）
唐朝把中国农耕文明推到了鼎盛时期，是中华民族辉煌的年代，是中国文化灿烂的时代。当时的婚姻相当开放，婚姻的结合有一定的自由，婚姻中性爱的成分很多，婚姻的解除和再婚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唐代，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
在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亲近交往，不拘礼节。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唐玄宗的宠臣姜皎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宫廷”，结交朝臣外官。以上这些，其中虽有不雅的成分，但当时风气也的确开放，人们对男女交往不以为怪，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现象了。
唐代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反映当时贵族妇女出游的情形。
唐代民间妇女的社会交往较之于上层妇女就更广泛了。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这首诗写的是一位船家女和一个陌生男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攀谈。《太平广记》卷二四二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天宝初年，萧颖土突归某县，半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请求同行。萧误以为是狐狸精，其实是位店家女，闹了一场误会。这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外主动与男子搭讪的事例。
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写了一位商妇在丈夫外出时半夜接待一群陌生男客上船，与他们同席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议论说：“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此外，唐人传奇中写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谈、结识，甚至同席共饮之事不胜枚举。
在唐代，婚姻也有较大的自由度。总的看来，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媒妁婚，要遵从父母之命。但是，未婚男女私结情好的事较多，这表现出唐代人对爱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向往。
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
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
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封建礼教观念较为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故事较多。
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多予宽容。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萧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
莺莺传绘画
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崔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
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诵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在唐代，不仅婚前性行为发生较多，而且婚外情也常见，不仅宫廷生活如此，民间也是如此。
敦煌壁画反弹琵琶图表明女性在当时社会地位
例如，贞元中，文士李章武寄宿于华州一市民家，与房主的儿媳相爱交欢并且至死不渝。贵族姫妾达奚盈盈私藏少年男子诊房中，官府寻人，她便敎情人告诉官府此处人物、食品等情况如何，使唐玄宗误以为是藏在虢国夫人之家。后来，玄宗戏问此事，虢国夫人并不否认，只是大笑而已。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憾。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
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有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放程度、婚姻自由度与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男子休妻的事很多，可是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还以诗送之曰：
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
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
判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
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昼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玄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奇怪的。
皇家如此，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女儿再嫁或儿子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唐代以后是五代十国，中国处于封建割据、战争不断、灾荒频仍的混乱局面。北宋王朝的建立，使中国重新统一，但是疆域和前朝相比是大大缩小了，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属辽国。一而再丶再而三地丧师失地证明了宋王朝无力抵抗辽、金、西夏的侵扰，于是对外也愈变愈卑逊，从“奉之如骄子”到“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外患与内忧不绝。
面对这些外患与内忧、同时汲取唐朝藩镇割据和分裂的教训，避免“陈桥兵变”的重演，宋朝在军事、政治、财政、司法等方面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对社会实行严密的控制。政治上的加强控制必然形成思想上的言，在这种情况下，“道学”或“理学”产生了。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贯穿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性需要处在空前的压抑与禁锢之中，使女子所受的压迫与束缚发展到十分严酷的程度，人性严重地被扭曲。与唐代相比，这种封闭的情况非常突出，中国的性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开放到禁镏的重大转折。
这种性禁锢首先表现在“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强化。这个概念的明确提出，最初见于《礼记．曲礼》，可是长期以来并未严格实行。到了宋代以后，男女之别越来越严格了，有许多“家规”、“家仪”都严格规定了不能逾越男女之大防。
如司马光的《涑水家仪》中规定：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困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画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迎，亦必以柚遮其面。钤下签头但主通内外言，传致内外之物。
宋代有夫妻和好图的墓罐。
从以上这一段可以看到，女子被禁闭的天地是多么森严。在这种情况下，女子的人性、心理、尊严、自由都被扭曲了。重重规范使女子形成了除丈夫以外的男子必须疏离、隔绝的心理，并且与守节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被污，就是失节。
五代时有个“寡妇断臂”的故事：一个女子运送丈夫的灵柩回家，夜投逆旅，旅店主人拒而不纳，牵了她的手臂令出，她就拿起刀来斫去自己的这条手臂，说是被男人玷污了。这在五代并不普遍，但到了宋代被当作“楷模”大力宣扬。
宋朝女子影视形象
经过宋代的提倡，此风日盛。到了元代又出了一桩“乳疡不医”的事可与前事相比，元明善作〈节妇马氏传〉云：“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被男子看见，都以为是被污辱，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是埋没人性至极。这种现象，不独宋、元，明、清之时也不少。
宋代女子贞操观的日趋严酷，和朝廷大力推行程、朱理学有很大关系。程颐、程颢与朱熹等人，大肆推行理学，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近思录》载：或问：
“孀妇淤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即程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间：“人或居孀尙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饥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从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就成了一句传世名言。自二程四传而至朱熹，而朱熹的论述对社会影响很大，全祖望称他的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他集宋儒理学之大成，不遗余力地倡导贞节观，从上层到下层，从理论到实践地传播，对宋朝中期以后的性禁镫起到了很大作用。
贞节坊
在宋朝，贞节观在社会上兴起，而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时代，首先是统治者在法律方面大力提倡。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就下过一道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又令巡方督学，岁上其事，着为规条，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奖励贞节，莫此为甚。
这一来，对社会风气有很大推动作用。寡妇守节，不仅政治上全族光荣，而且经济上又有很大得益，于是人们就纷纷效尤。而且，由于明太祖的诏令上有年龄假，虚报寡妇年龄，这类事不在少数，所以明宪宗成化元年奏准：“如有夫亡时，年纪三十以上及寡居末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这种弄虚作假之事虽然荒唐，但是也可见当时的风气。
明代统治阶级不仅大力表彰节烈，而且严惩那些所谓不节不烈者。天顺年间，山西提刑按察司二孕管山西司法与监察的衙门)佥事(正五品)刘翀，娶再婚之妇朱氏为妻，由烟违背了女子贞烈的规范，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就这么一件事，明英宗直接干预，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最后，明英宗指斥二人“忘廉耻，配失节妇”、“有玷风宪”，并命令将刘翀削官为民。
女四书
由于封建统治者这样大力倡导与施加压力，到了明代，所谓节女、烈女迅速地增加了。一部二十四史，其中录载的妇女，连〈列女传〉及其他传中附及，《元史》以前的各断代史所列皆不到六十人。《宋史》最多，也只有五十五人；《唐书》五十四人；而《元史》竟达一百八十七人。《元史》是明辀宋濂等人纂修的，因明朝极力提倡贞节，所以搜罗的节烈妇女较多。明实录与志书记载女子节烈之事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到了清朝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多次筛选，最后还有三百零八人，几乎是《元史》的一倍。
如果再看一下《古今图书集成》，其中的“闺节”、“闺烈”两部中收入的烈女节妇，唐代只有五十一人，宋代增至二百六十七人，而明代竟达近三万六千人，这些数字更清楚地显示出明代倡导贞节之严。
总之，古代的女子贞节观实际上是对女子权利、灵魂、人格、独立性的一种剥夺。在这个时代也兴起的女子缠足，也是对女子实行性禁锢、性摧残的一个典型表现。女子缠足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较普遍地认为女子缠足始于南唐。南唐李后主有宫嫔窖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饰以珍宝，网带缨珞，中作品色瑞莲，令窘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这就是中国妇女缠足的起源。
到了宋代，女子缠足就逐渐开始推广。《墨庄漫录》云：“妇女缠足，起于近世。”《辍耕录》云：“元丰二木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査，名快上马。”北宋徐积〈味蔡家妇〉诗，还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之句。
到了元朝，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伊世珍《琅环记》云：“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由此可知，元代已视妇女裹足为圣贤经传不可移易的信条了。
明朝女子缠足之风更盛，因为这是时髦的表现，坊曲中的妓女无不以小足为献媚男子之具。《板桥杂记》曾记载一些妓女之足，如顾媚弓弯纤小，腰肢轻亚，张元清在少年场中，纤腰踊步，亦自楚楚，人称为张小脚；顾喜，趺不纤姸，人称为顾大脚，等等。这种情况，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例如《欢喜冤家》第十八回〈啄金莲〉诗云：
濯罢兰汤雪欲飘，横担膝上束足衣，
超来玉笋尖尖嫩，放下全莲步步娇。
踏罢香风飞彩燕，步残明月听琼笛，
几回宿向莺被下，勾到王宫去早朝。
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即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不仅是身体的畸形，而且是心理的畸形。可是，千千万万的妇女不论多么痛苦，还是咬着牙、流着泪地甘愿忍受缠足，这就是一种习俗的力量。当时普遍认为，女子小脚是高贵的象征，所以也蔑视天足。
清末广东女子
女子缠足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限制女子的行动范围。《女儿经》云：“为甚事，缠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干缠万裹来拘束。”被缠了足的妇女，只能轻行缓步一走三摇，不可能长途跋涉，翻山过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她们随意出游或与人私奔的行为。
但是，女子缠小脚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男子欣赏、把玩、发泄性欲。清人李笠翁说女子小脚的用处是教人昼间“怜惜”、夜间“抚摩”，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有种很奇怪的现象是，女子的小脚竟能发挥“性感带”的作用。
总之，在这以后，直至近代，性禁锢就日益严酷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封建礼教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的幸福。
女子的小脚，竟成为了男子欣赏、把玩及发泄性欲的工具
人们的性观念从开放走向禁锢的重大转变，是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重大变化分不开的。从唐代到宋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重大转折时期。历史有这样一个规律，大凡一个社会、一个朝代十分强盛繁荣的时候，统治者很有信心，不怕老百姓造反，于是民众得以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也包括性自由。如果一个朝代的社会处于衰败的状态，民变蠹起，矛盾重重，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就必然要箝制民众，实行严酷的统治，从而也必然剥夺民众的性自由，实行性禁锢。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性需求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绝对自然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地被压制的。压之既久，其发必速，反作用力往往和作用力成正比。从中国历史上看，即使是在明、清性禁锢十分严酷的时代，民间的性活动仍是相当活跃，只是比较隐蔽，有些方面甚至带有一些变态的色彩。中国古代春宫画在明代晚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性小说在明、清两代空前繁荣，这给人们认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