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护照办理到随行翻译、结婚彩礼，一套流程下来，按老胡的说法，6万块就可以娶到“绝对不会逃跑”的老挝新娘。
“你不是在骗人吧？”
是的，他们确实在骗人。
跨国婚姻，这种以往常当作玩笑的话题，随着中国男性婚恋需求持续扩大，在国内越发常见。乌克兰女子貌美、越南姑娘贤惠，老挝小媳妇价钱不贵...信息不对称下，跨国婚介们不停丢出假信息，形成一个漩涡将国内婚恋市场的失败者卷入其中。
“成功”案例
东南亚，是中国跨国婚介行业的主要“货源地”，其中越南最为人所熟知。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走向亲密，政治、经贸、文化交流越发密切，两国之间的跨国婚姻开始从云南、广西逐渐蔓延发展。利益驱动之下，相应的婚介组织、个人应运而生。
尤其在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让许多越南人提出“天堂很远，中国很近”等口号，进一步推动了越南跨国婚介行业的发展。
“为中国大陆男人正名，并让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女孩反省”，是这个生意人对外宣称的人生使命。
戴文胜与妻子阮翠银
戴文胜曾经结过婚，在三十多岁、服装生意热火朝天的时候，娶了自己的营业员。没想到后来生意失败，合伙人卷款走人，他一夜之间走到破产边缘，妻子却在这时候提出离婚。
这次婚姻，在他眼里是一场挫折。
转眼42岁，70多岁的父母催着抱孙子，戴文胜把目光转向了越南，“研究了很多资料，注意到越南女孩子的品质。”
吸引他的品质，是勤劳、贤惠。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戴文胜尝试通过网络征婚，但前来应征的女孩都不合他的意，他因此得出结论，“这种女孩，在中国国内很难找到。”
可越南也并不是想象中的桃源乡。在越南相亲的过程里，戴文胜被骗过不止一次——许多中介收了钱以后，介绍给他的姑娘却都不愿意结婚，只见过一两次面就没了下文。
直到在海防的舞厅里认识了“养妈”阿珍，戴文胜才看到了结婚的希望。“养妈”是类似于媒婆的私人婚介，均为女性，手头代理着待嫁女孩的婚姻大事，是婚介信息和资源的枢纽。
在阿珍介绍下，他找到如今的妻子阮翠银。见面的第一眼，阮翠银就让他难忘，在宾馆里，戴文胜故意把床、房间弄得很乱，阮翠银一进来就忙着收拾。后来他带阮翠银去逛奢侈品店，对方什么都没买，还说在没有结婚之前，不会用戴文胜的钱。
戴文胜觉得，这就是他理想中的越南姑娘，两人很快结了婚。而帮忙撮合的阿珍，则成为戴文胜跨国婚介生意唯一合作的“养妈”。
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会到越南求亲的男性多半是中年人，以38到45岁之间，离婚、有孩子的占多数。
而越南的“养妈”们提供给的，则多是18-25岁的女孩。这些女子，除了文化影响里带来的勤劳，认知里就认为自己与中国的物质水平差距较大，潜意识便对中国男性较为顺服。
戴文胜也根据客户群体的特性，制定了一套筛选标准，首先是城市户口和收入，然后学历、年龄，对女性的要求。层层筛选过后，一方面能保证成功率不会太低，另一方面，也确保对方有偿付能力。
要娶越南新娘，按他的计算，在一线城市，收入不能低于4000/月；在二线城市不能低于3000/月，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乡村，不能低于2500/月。
“以上是供养一个全职太太的最低要求，不包括今后小孩的开支。”
至于女方的风险，反而不是问题。戴文胜会带着客人到女孩家里办婚礼，通过合法的司法厅、公安厅登记结婚。
2012年，卷款失踪的越南新娘阿好
此前，国内曾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盈利为目的的跨国婚介行为，但戴文胜发现，只要手续齐全，越南新娘和今后的子女取得中国的合法身份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在香港和加拿大新注册了公司，用以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后，他计划着在越南开一个中文学校，“可以为我们的越南新娘提供培训。”
血色链条
有灰色地带里的“正规渠道”，自然就有完全的非法途径。
16岁越南女孩阮琴玉，就是非法途径的受害者。她对越南最后的印象，是自己在学校宿舍门口被人用迷药迷昏。
直到中国警方打掉一个集拐骗、圈养、中介、收买“一体化”的跨境跨区域拐卖犯罪团伙，这28名被拐卖的越南女性才重得自由，她们之中，包括阮琴玉在内，有4个女孩还未成年。
而被查获的75个涉案人员中，有48个都是收买人。
39岁的山东甄城县男子谭某，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传宗接代，他来到与越南老街省一河之隔的河口县，向路边两个开“黑摩的”的人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越南媳妇”。
在“黑摩的”帮助下，谭某交了8万块成功“相亲”，并计划带着他的越南“老婆”连夜从河口前往160公里外的蒙自市，乘坐9月2日早上的火车前往昆明，然后再转车回山东。
因为车票和证件不一致，谭某的“老婆”遭到火车站警方询问，一条灰色链条自此被揭开——这个越南姑娘是被拐卖的。
人贩子“小李”，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越南籍“供货人”将越南妇女拐骗至中国境内后，交给“小李”，再由人脉广阔的他倒卖给云南或外省的中间人。
28起拐卖案件里，有23名越南妇女经过他的手。
中越边境绵长的水路线上，有数十个非法渡口，那些被以打工、旅游等为由拐骗的越南籍妇女，被拐卖者偷渡到云南河口后，带到偏僻的村寨，由当地中间人圈养起来，有的几天，有的几周。
在圈养人的严密监视、恐吓，甚至打骂、不给吃饭之下，加之语言不通，证件、手机被收缴，被拐骗的越南籍妇女根本无法逃跑。
在运送被拐妇女出省途中，“小李”这些中间人十分谨慎。他们有的在隧道口、有的在村道边用面包车或摩托车接人，然后再送至几十公里外的服务站或火车站转乘大巴车、火车，逃避各种检查。
一直到把被拐卖的女性交到收买人手上，形成一条严丝合缝的链条。
在这个地下产业链里，被拐妇女被以6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卖到河南、安徽、山东、河北、江苏、江西等省市，而这中间介绍、圈养、供货等环节的参与者，能获得6000到3万不等的酬劳。
供货、运输、分销，分工非常明确，横跨国境内外。
之所以“越南新娘”渐成风气，除了国内一些地方结婚成本高，有“价格优势”外，买方的无知也是重要原因。
买家在挑选新娘
直到被捕，参与这个链条的嫌疑人，尤其是那些转手的收买人，依然有许多不承认自己在犯罪。他们大多数，是自己买了媳妇以后转换成了链条的一分子，坚信自己是在成人之美，帮助越南姑娘嫁来中国脱离贫困，帮助中国光棍娶到媳妇解燃眉之急。
此前十年，越南司法部受理了29.4万多例“越南新娘”嫁往国外的申请，涵盖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以正规程序嫁到中国的接近10万。
至于拐卖而来的，难以计数。
比起戴文胜针对的“成功人士”市场，这条血色链条指向一块更加巨大的刚需——因为受教育程度、收入能力或先天缺陷，在婚恋市场中居于不利地位的男性们。
他们更年轻、更迫切，也更容易被卷进漩涡之中。
26岁的王振杰，原本以为自己会找到真爱，没想到却被用AK自动步枪抵着胸口，险些丧命。
在巨大的恐惧下，他反而愤怒起来，一把抓起枪口顶到额头上，朝面前穿着白色长袍的男人大喊：“有种弄死我啊。”
为了这次相亲，王振杰准备了很久。他家在河南民权县城西南22公里外，白云寺镇平庄村一栋贴着蓝色瓷砖的小洋楼，因为缺钱，这栋房子盖盖停停，前后跨度两年。
挑高4米的屋内，布艺沙发、玻璃茶几、欧式风格的条柜和一张席梦思大床，都是为了迎娶巴基斯坦新娘买来的，在王振杰深陷巴基斯坦的日子里，落满了厚厚的灰。
原本按照他的打算，娶了媳妇，自己就在县城找份工作，白天出去挣钱，晚上回家陪媳妇，从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教媳妇学汉语，“等3年以后，她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我们就可以一起到外面挣钱了”。
但他没想过一切都只是泡影。
2019年3月8日，王振杰和其他几个同样年轻的男孩，在婚介张继江带领下，从北京飞往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出发之前，他们已向张继江的女儿张景梅缴纳了2万元的费用。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在巴基斯坦结婚后，缴纳剩下的14万元费用。
一个星期后，王振杰在拉合尔郊区一户当地人家，见到了第一个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女孩就提出了要买衣服，王振杰跟在女孩后面一次次地“结账”，化妆品、上衣、牛仔裤、高跟鞋，“花了大概4万卢比，折合人民币约2000元”。
王振杰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张景梅到了他家，数走一沓沓的现金，“14万”。没想到一交完钱，女孩就消失了，直到半个月后才突然出现，直接提出办婚礼。
在拉合尔的一家餐馆内，王振杰在赵天龙的带领下，见到了女孩及其家人，举行了他的跨国婚礼。仪式极其简单，两人切了一块12英寸的蛋糕，分给大家，而后在长者指导下，王振杰为媳妇戴上了从家乡买来的金戒指。
当天晚上，王振杰准备搂着新婚妻子睡觉，靠在床边上的媳妇却特别不耐烦地说了声“NO，stop”。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对方，用翻译软件询问，对方只是回复说“今天太累了”。
天一亮，新婚妻子就被长辈接回门，再过了一天，王振杰上门准备接妻子回家时，发现“媳妇”家已经人去楼空。婚介不以为意，告诉他再介绍一个就是了，可再介绍的姑娘也同样卷款落跑。
后来他才知道，所有一起来相亲的年轻人，都被骗了。
王振杰前后给女孩买衣服、化妆品、手机、戒指，以及给女孩家人的钱，加上中介费，远远不止20万，“可最后呢，媳妇没了，背了一身的债”。
王振杰荒草丛生的婚房
这是婚介骗局里十分常见的免责协议。
王振杰不愿意签，于是他被关了起来，房子外都是持枪的保安。一心逃跑的王振杰，就这么撞到对方枪口上，幸好，保安并没有真的开枪，只是警告他不要再试图逃跑。
而救出这些年轻人的领事却云淡风轻，他告诉王振杰，在巴基斯坦这样针对华人的骗局十分常见，被困一年以上的大有人在。
从发掘潜在被害人、引荐婚托、人身控制再到不断榨干被害人身上的油水，跨国婚介骗局组织严密，又因为组织核心都在国门之外，难以追责。
前赴后继
2020年5月，深圳龙岗的张桂芬向警方报案，称自己花了十万为两个儿子娶的越南新娘失踪了。几天后警方帮她找回了“儿媳”，到这时她才知道，对方是一个专业跨国诈骗集团的成员，在越南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
这个诈骗集团几乎都由越南人组成，分为“组织者”、“偷渡蛇头”、“接单员”、“派送员”，以及最底层的“媒人”及“新娘”。
媒人负责寻找客源、进行分销，组织者则负责资源调度，通过蛇头、接单员、派送员层层协调，把越南境内的新娘们派送到被害者家庭，经过几天相处使对方放松警惕以后，再一步步诈骗钱财。
安徽太湖，一间跨国婚介所
等到捞不出更多油水，组织者就会命令派送员接应，带着新娘们快速逃离。
说白了，就是软性推广手段。
类似的骗局，两年内福建、广东、河南、安徽连续曝光十几起，最大的团伙仅参与其中的新娘就高达12人。而更为恶劣的以美色相诱，进行诈骗甚至绑架勒索的杀猪盘，也时常见诸报端。
但依然不断有人主动投入其中。
单身焦虑和生存压力，搅动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跨国婚介，而越发先进的网络手段和骗术，又让这些年轻人沦为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当婚姻成为目的和自证的手段，与占有的社会资源进一步捆绑，结构性的扭曲落到个体身上，留下吞噬生活的巨大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