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连绵，草地尤为泥泞，轮胎几乎无法动弹。董宇穿着雨衣，雨水打在他脸上，睁不开眼。人群密集，他坐在矮小的电动轮椅上，一心想挤到第一排去。
那是2023年9月28日，董宇一个人从老家河北廊坊乘动车到北京，再转K字头火车到河南南阳。坐了16个小时火车，第二天凌晨四点多，他抵达南阳，为参加迷笛音乐节。他23岁，患有小儿脑瘫。
人群随着歌声舞动。这是他第一次将轮椅扎进人群中，以前都待在外围。7月在银川的音乐节，他从最外围准备往前一点，两个保安“护驾”拦下了他。
这次，董宇挤到了第10排左右。他回忆，当时有四个男孩注意到他看不到舞台，询问是否需要帮他举起轮椅。
很快，他被托举而起。
人群轰动了，他振臂高呼，身旁许多乐迷的手摆出金属礼。这一瞬间被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由于身体情况与作家史铁生相仿，网友热情地称其为“铁生”。
被托举而起的那一刻，董宇和主唱四目相对，他对那一刻的体验记忆很深——他能感受到对方的兴奋，自己仿佛连接了舞台，忘记了身体的障碍。
“我还想再飞一次。”董宇有些不好意思地主动提出了这个要求。
然而，音乐节现场像是一个乌托邦，回归现实，身边人异样的眼光、磕磕绊绊的马路都在提醒着他的特殊，他被认为是极端的、疯狂的。按照董宇自己的总结，“身体和精神错位了”。
轮椅上的“摇滚明星”
轮椅驶往音乐节现场的路上，三三两两的乐迷认出董宇来。有人嘀咕“这不是迷笛的吗？”“这不是董宇吗？”一些人兴冲冲上前询问他是否能合影，还有乐迷与他碰拳。
那是10月14日下午，董宇正赶去参加石家庄滹沱音乐节。他发颤着伸出了手，两只拳头碰在一起，他眼睛笑着，眯成一条线。
由于出生时一场医疗事故，董宇脑部发生缺氧性病变，患上小儿脑瘫，导致中枢性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他的手脚每尝试完成一个动作，都要经历连续的颤抖。
石家庄滹沱音乐节，董宇进场。
自从逃离了家，来到了现场，他总是兴奋，在平地上把轮椅开得飞快，有时故意炫技一般转上好几个圈。
他竭力把轮椅开到人群里，但前排的人注意力多在舞台上。有几次他伸手去够前面乐迷的衣服，想请对方让个路，然而他手的力量太小了，对方毫无反应。
他心里清楚，要是站在外围，还能从大屏幕上看到完整的舞台。实际上，过去七年，他都远远地观望舞台，但从迷笛音乐节开始，他不愿意这么做了。扎到人群一起玩，这样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挤进去了。周围的人随着强劲的旋律蹦跳、摇摆，彩灯光芒四射，现场的气氛燃炸了。但董宇坐在轮椅上，将弯折的手臂伸向空中，视线只能到旁人的腰部。摄像机的巨臂多次掠过他的头顶，却照不到他。
当晚8点多，距离演出开始过去5个小时，他难得挤到了第二排。
台上，声音碎片乐队正在唱《陌生城市的早晨》，董宇很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他情不自禁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身子佝偻着，颤颤而立。
他看起来随时会摔倒，四周的人立刻扶住了他。本来他就只有1.65米的个头，疾病所限，还无法站直。仍看不到舞台，他们又将他扶上了轮椅，一个高大男孩从身后托住了他的肩背。
有乐迷担心董宇看不到舞台，背了他很久。
董宇终于看到了舞台上的乐队。他旁若无人，举起蜷曲的手掌，奋力摆动身体；尽管在外人看来，那只是“轻晃”而已。
发生了和迷笛音乐节同样的一幕：董宇连带着轮椅被托举而起——他和人群一起发出了呼声。地面环绕音响震感强烈，年轻人蹦跳着，手握拳或者金属礼，一拳一拳砸向空气——董宇成了全场最高的那个人。有人流泪了。
现场两个舞台的演出交替进行，转场时，有乐迷走在前面为他开道。轮椅磕磕绊绊向前驶去。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人看着董宇的背影说：“这就是摇滚。”
很多乐迷与董宇合影。
但苦恼也随之而来。第二天下午，董宇刚进场就被一家国外媒体拉到小吃街做采访，记者称他为“摇滚乐的标志”。此时他喜欢的乐队蛙池已经开唱了。好不容易从采访中脱身，轮椅开到半路，又有乐迷问他是否可以合影。他艰难吐音，“我还得去看演出”。对方似乎没有听见，冲着董宇说，“小宇牛逼！”
“我不喜欢大家把我当成摇滚明星的感觉。”转场时，董宇对我说。
董宇形容，“我就是一个普通乐迷啊。”
董宇对出名的事很矛盾，刚开始有“爽感”，那么多人认识、尊重他，看到他开心。但他感觉像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被架着，“想下还下不来。”
10月7日，我联系他时，他本想以上面的原因拒绝采访，“其实你们拿不到什么正经素材的……接近一个亿的残障人，体体面面走上街头的能有几个？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音乐节第一晚返程的摆渡车上，一位志愿者直截向董宇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与喜爱。董宇只说：“等越来越多我这样的人走出来，你们不就习以为常了吗？这个社会不就更好了吗？”
遮蔽与偏见
滹沱音乐节，10月14日早上7点多，母亲林惠芳帮董宇换上卫衣，穿上鞋子，又帮他收拾了挎包，叮嘱他身份证、手机充电器都在夹层里。为了他喝水方便，林惠芳还放了一包吸管。
林惠芳扶董宇下楼。他的轮椅约50公斤重，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我们三人合力才把轮椅塞进了后备厢。实际上，他出门很少打车，很多车的后备厢塞不下轮椅。
董宇母亲林惠芳扶他下楼。
平时轮椅放在地下室，出门才用到。在家里，董宇可以独立行走，从床到餐桌的路，他走得气喘吁吁。外面那个狂野的董宇，回到家后就成了另一个样子。
家里的饭桌上，董宇坐在林惠芳的左手边，像嗷嗷待哺的小孩，母亲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往他嘴里送饭，他没嚼两下，一大口饭下了肚。
疾病剥夺了他过平凡生活的能力，他被鉴定为二级伤残，最基本的生活起居，吃饭、洗澡、穿衣服，几乎全由母亲照料。
试图理解董宇的处境，需要从疾病对他身体的限制开始。健康的人体大约有600块肌肉，它们在神经系统传递的神经冲动的指挥下，收缩或者舒张，完成我们每一个日常动作。但是脑瘫患者的神经肌肉活动异常，董宇的主要病症为肌张力过高，就算抓一个很小的东西，身体也会不受控制地过分用力，他曾想吃饼干，却抓碎了。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他想把面包拿在手里，会用两只拳头捧到胸前。
在胜芳火车站，董宇捧着面包吃。
他的口舌肌肉能力障碍令他的语速很慢、发音含糊。行走是更艰难的事，全身肢体难以控制地乱摆，他无法上下楼，最多在平地上走50米。
10月11日，我到访他家，我们在房间里谈话，门被风吹得“哐当”一响，声音不大，他却受惊似的全身一颤。他的神经对刺激很敏感。
关节相对好控制一些。平时，无论用手机打字，还是玩电脑游戏，他会攥紧拳头，用指关节敲屏幕或鼠标，拇指和食指关节耐不住磨损，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10月14日早上8点多，网约车到达火车站。准备进站时，我们遇到了问题：没有无障碍通道。两个司机帮忙，才把董宇的轮椅抬上了台阶。后来，我们遇到的无障碍通道，大多被栏杆堵塞。无障碍卫生间，蹲坑台阶过高，董宇跨不上去。
进火车站时，没有无障碍通道，两个司机帮忙抬上阶梯。
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都会成为他的巨大障碍：他的手无法打开面包塑料袋，需要店员帮忙撕开；每次进电梯，他要东擦西碰好几下才驶入；轮椅开在平路上，本以为可以直接碾过减速带，没想到轮子被绊住，他的神经受到惊吓，身子抽动了两下，脸跟着涨红了，手指不听使唤，控制器按错了好几下，轮子才缓缓而动。可是，又绊了下，终于前行了。
董宇用手指勾着控制器，掌握方向。
有时他也会遭遇尴尬。当他出现在车站，有的工作人员会问他，你是一个人吗，你的家属呢？董宇说，我成年了，可以自己出门。
这次在音乐节现场，志愿者看到他坐着轮椅，让他联系随行的朋友。我赶来后，志愿者拍了张我们待在一起的照片，交接完毕后，才让董宇离开。
有几次，他一个人去酒店，工作人员都以担心他安全的理由拒绝他入住，甚至怀疑他要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残障人讨债的团体，他们问我是不是在这等着和上级接头。”因此，他多数时候借住在乐迷朋友家或者跟随朋友入住酒店。
滹沱音乐节期间的两晚，董宇都去了酒吧。他第一次蹦迪，所有人围着他蹦跳甩头，董宇坐在轮椅上，头和脚打着节拍。他用吸管喝酒，一口气吹完。直到天亮酒吧打烊他才离开，两天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返程那天早上，他爽快地笑着跟我说，昨晚蹦迪时，有两个女孩牵着他的手，还亲吻了他，“就是表达喜爱的一种方式。”他的精力和出门前没两样，而我已经疲惫到只想躺下。
他还说，难得出来一趟，准备再去找朋友，要从石家庄去涿州好朋友云姐家。
我们到车站候车，我坐着休息，他决定到处转转。快检票时，他回来了，膝盖上放着一碗打包好的面，说是给我带的晚饭。他说自己在店里用“狼狈”的方式吃好了——如果一个人进食，他会让服务员把饭盛到盘子里，直接脸趴上去吃。
我很意外，完全没想到他要照顾我。
对于我的帮助，他有时会拒绝。有一次在楼栋的拐角处，他无法径直拐弯，轮椅一次次撞上墙壁，他嘴上反复说“我可以”，花了六分钟拐过了那个弯。
他说在家里不管吃饭还是洗澡，母亲都怕他做不好，直接帮他做了。但有一次他住酒店，好朋友云姐给他拿了一条凳子，他坐着自己洗完了澡。
事实上，只需要旁人的一点点帮助，他就可以解决大部分困难。在地铁、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工作人员注意到他，有人为他买票、有人推着他去乘电梯、有人将他推入车厢……
返程时，电动轮椅没电了，两位广场工作人员为他寻找到电源。
残缺的身体遮蔽了他的能力，也压抑了欲望。到访董宇家头两天，这对母子原来都对我说，董宇对吃穿不讲究。
后来董宇才告诉我，他吃饭快，是担心嚼得慢，别人喂饭的勺子停在空中一直送不到嘴里，他“挺不好意思”——由于他口舌功能异常，不仅说话慢，他的咀嚼和吞咽功能均有障碍。我想起曾三次看到他因吃太快了，干呕不停。
家里的饭桌上有很多吸管，方便董宇喝流食。
而他骨子里很喜欢尝试不同味道的菜，他还爱喝可乐，“带气泡比较爽”。母亲认为可乐有害健康，没有母亲的帮助，他无法打开可乐。去年有一晚在肯德基过夜，他点了10杯冰可乐，从凌晨喝到了天亮。
这次出门之前，他和母亲为穿什么衣服争吵起来。母亲认为他应该穿深色的衣服，他在外吃饭不方便，很容易弄脏，但是他想穿一件米白色的卫衣，“想体面一点，展现一下审美。”
平时，他喜欢高领，母亲说“穿起来太费劲”；他喜欢厚底鞋，母亲说“配小细腿不协调，也不好穿”。
他一般听从母亲。这次出行，他执意换上了自己喜欢的米白色卫衣。
回家的路上，他笑着对我说，他不喜欢被保护在家里，一旦出门，他只想看前面，不想看后面的人，想有多快跑多快，“我想把原来那个瞻前顾后、反复纠结的自己慢慢改造掉。”
我忽然想起，音乐节现场和酒吧的强劲声响对他神经的刺激，我问他，身体不会难受吗？
他说，正因为敏感，他渴望更刺激的东西锻造他的神经。他还喜欢足球和篮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超越自己，那种身体之间激烈的对抗，正是他所缺失的。
出门的风暴
10月17日，到家的第二天，一家河北本地媒体通过残联联系到了董宇的父亲，表达了采访意愿。中午，刚坐下来吃饭，林惠芳说：“有什么可宣传的，你只是一个爱好而已，然后你整天得靠家人（照顾），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是那么具备。”
从2016年董宇出门看现场演出起，他和父母经常就此爆发冲突。董宇弟弟董跃记得，父亲曾把哥哥关到屋子里，用铁棍吓唬他。
董宇说，他打算写书，正在积累素材，和媒体建立联系是好事。
“你一事无成，还有什么可写的？”林惠芳反问。
听到争论声，在客厅的父亲董齐勇也冲进了厨房：“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做出什么贡献？宣传什么？”说回写书的事，父亲说：“你不要利用你的残疾去怎么着......看我这残障人都这么热爱音乐。”
那个被无数网友追捧的被托举起来的视频，林惠芳回忆，当时看了一眼，“难受”，就划过去了。董宇的舅舅曾把视频发到家族群里，她怕丈夫看见，偷偷拿手机删掉了。她曾对董宇说，“为什么他们不抬别人就抬你？那不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坐轮椅，而你坐轮椅吗？”
此时，董齐勇正在气头上，对儿子说：“你天天往外跑，我估计这个家庭都快破裂了。”
每次从音乐节现场回到了家里，董宇感觉自己又被“打回了原形”，“自信心的火种刚被点燃，我爸妈就得给我泼一盆冷水，我被压得很低很低。”
10月11日，滹沱音乐节临行前，董宇和母亲又争执了起来。
董宇向母亲提到了自己对媒体建议在音乐节增加无障碍卫生间的事，他仰着头，神情骄傲。
董宇重申，他相信可以通过社会的举措改变人的观念。
“我真是不太相信，我还看不清现在的人心。”林惠芳说。
他想起小时候，他想去电影院、游乐场和商城，母亲会推说，带他出门太麻烦了。和母亲出门，如果楼道有人经过，母亲会挡住他或者假装帮他理衣服。他认为母亲将自己代入了他，把他们看成一个共同体，觉得有耻感。这种耻感变成了保护和禁锢。
抚育一个脑瘫孩子长大，建立起稳定的生活，这对父母曾付出了巨大心力。林惠芳回忆，董宇六个月时，他们发现他不会爬，只能坐着或躺着。到了两岁，还不会走，去医院检查发现患有小儿脑瘫。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跑遍了天津、石家庄、北京的医院，倾尽心力想把儿子的病治好。
董齐勇记得，那会董宇吃中药都要哭，“我们都心疼，（药）太苦了。”
他告诉我，一开始并不想要二胎，“都想尽力给他（董宇）治好了。”
治疗和康复的效果并不理想。身边的人都劝，“像他这样能自理吗？”董齐勇回忆，“像我们岁数要是大的话，之后我们谁能照顾他？”他们才决定要老二。
林惠芳今年50岁，丈夫比她大一岁，是火车站安检员，两人经人介绍结婚。她在师范中专毕业后，分配当教师，工作稳定，教书30年，慢慢跻身小学的教导处主任。
10月18日晚上，告别董宇家前一天，我和林惠芳单独聊了一次。
饭桌上，我们相对而坐，她一会盯着我，一会看手机，常常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谈话进行得艰难，几次陷入沉默。
我问起林惠芳出门挡住董宇的事，她说董宇站着晃晃的，人或者狗经过时，他容易紧张，所以她才挡住他。她没想到儿子想得这么多。
她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董宇7岁，刚做完跟骨延长术，他们陪着董宇练，那时候儿子状态挺好的，“能走很远”。等儿子大了一点有了自己的思想，“好像不注重这方面，就想别的了。”
她说，她对董宇的期望就是做一个普通人，没考虑他以后的发展，她也不需要儿子挣钱，只要儿子做康复锻炼就好，“自个儿功能恢复一下。”
她感叹儿子太理想主义了，现在有点“务虚”。林惠芳说，她现在不想谈价值了，“真是因为已经看透了，我可能也是被生活折磨的。”
董宇曾评价母亲，过着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对此林惠芳说，“我们这边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
林惠芳说，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旅游，就算出门也不会太远，“有老的小的感觉有点顾不过来了。”她解释，他们小县城的人，也很少外出务工，一般都留在本地。她说，董宇和他们不一样，“我们都愿意宅在家里边”。
董宇去音乐节这些年，父母没有一次一起去过。
上次迷笛音乐节回来，他的轮椅沾满黄泥，父亲洗干净了，装上了新的控制器。每次他出门，轮椅都是父亲默默修好的。
10月14日，他的轮椅行驶在音乐节草地上，像是一辆越野车，随时有侧翻的危险，我需要扶住轮椅；他看演出，没顾上吃饭，我买了鸡排，用叉子喂他；他没法自己喝水，我帮他插上吸管。
我们事前约定，这趟出行彼此保持距离，董宇希望我如实记录他出行遇到的障碍。但是当看到他遇到困难，我还是忍不住上前帮忙了。董宇调侃，总是在担忧和照顾的我，似乎也很像他的母亲。
“死水”
从滹沱音乐节回程，下了高铁，汽车行驶在线条平整、单一的马路上，路边的大牌子上写着“IndustryCity（工业城市）”，视线所及，一切是那么开阔，可又灰蒙蒙一片，这就是华北平原上的霸州。
过去二十多年，他几乎一直待在县城的家里，更准确地说是那张床上，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家具摆在原位，他说像左手摸右手一样，”我就是太厌烦这种环境了”。
董宇说，他也不会告诉客户他的身体情况，因为不想“打感情牌”。
回头来看，从挣钱听现场到独立出行，都是艰难的前进。七岁之前，董宇无法独立行走，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挺灰暗的”。
年幼的他依靠家人才能移动，待的地方不是床上，就是椅子上。有时候，爷爷奶奶会把他抱到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他看着其他孩子跑来跑去，目光追随着他们移动。
一家人住在农村平房，他躺着，只能看到窗外灰蒙蒙的天和一只狗。4岁那年，一家搬进居民楼，他感觉和外界的距离更远了。
7岁时，父母带着他去衡水做了跟骨延长术，他才开始像学步的小孩一样，练习走路。这一微小的变化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希望，他们期望通过康复训练使董宇手脚功能恢复。
董宇记得，刚尝试走路，他的脚很疼，为了让脚形成肌肉记忆、习惯下地，他仍然走。他还摔过跤，后脑勺着地。他没顾上疼痛，只感觉“挺爽的”。
他好奇地走到家里的各个角落看看，还可以独立上厕所了。他想，起码比之前自由一点，不用老麻烦别人。
此后，他开始了刻苦的训练，以地上的瓷砖为丈量工具，两块砖是一米，由于体力不够，所以得有家人扶着走。那会他每天大概能走5000米，家人都记在本子上。不到一年，他走了200多公里，相当于霸州到北京的一个来回。
他甚至想，如果他不停地走，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健全人那样。但当他走到100米时，全身大汗淋漓，脚步移动艰难，只能一点点蹭着走，很快便完全走不动。休息一下，再来一次，依旧如此。他还试过用两根手指，去捏豆子和米，却始终捏不住。每当他对抗身体天然的缺陷，都让他身体疼痛加剧。
第二年，他8岁时，弟弟出生了，家里多了点欢声笑语，父母围着小儿子忙碌。
原本他以为父母已经对他不抱期望了，当他偷听到父母和亲戚说，生弟弟是为了等他们老了之后，弟弟可以照顾他。他似乎可以接受弟弟的出生了。
他开始对训练懈怠，慢慢搁置了。
11岁那年，父亲给他买了电脑。也是这一年，做了五年的康复训练的他，勉强可以张开手指，可以自己穿衣服。
董宇说，他那会每天沉迷在电脑小游戏上，在游戏的世界里寻找一点存在感。到点吃饭，到点睡觉。他感觉父母不想带他出门，他也接受。生活毫无波澜，他“感觉挺好的”。
慢慢地，他隐约感知到，父母对于他的成长日渐消极了。父母会谈论弟弟的学业，对弟弟的期待是考个好大学，从小要求他考班级前三，父亲会抠每个错题的问题。
弟弟没有辜负期望，成绩优异。他们家一进门，客厅的白墙贴了整整一面奖状，中间还有四张婴孩的照片，是董宇的弟弟。
客厅墙上贴满了弟弟的奖状和照片。
14岁那年，他第一次工作赚钱，做网页游戏内测的兼职，只需要鼠标控制便可以完成任务。情况好的话，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他用挣到的第一笔钱，给弟弟和表弟各买了一辆遥控汽车。后来又陆续给妈妈买了手表、烹饪工具，给爸爸买了衣服裤子，就算堂兄妹结婚他也不忘送礼物，“就是想要所有人知道我其实是个好的人，想让所有人因为我的存在高兴一点。”
父母会告诉亲戚他挣钱了，“对我来说也有点成就感。”
那是他最初生命中难得的价值感，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他发现挣了钱都不知道往哪里花。困在家里，失去社会关系之后，他的生活处于巨大的真空之中，“不那么爱表达自己，每天活得没什么动力”。
他发现自己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困惑，而是放眼望去，根本找不到一条出路。
对死亡的认识，很早就出现在了生命中。董宇8岁时，平常照顾他的奶奶突发心脏病过世了，那一天他正和奶奶一起午睡，奶奶突然被送医院，他再也没见到她。像过去一样，他吃饭、喝水、睡觉，生活皆由家人保障，内心却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恐惧死亡，每次一想到死，“感觉特别无助。”
后来，父母每天上班，把弟弟送到外婆家，他一个人被安放在电视前的沙发上，内心无由来地恐惧，门口的脚步声令他害怕，他不敢在家里乱走了，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响。他更孤独了。
这一时期，到北京上大学的堂哥返乡后，带回了陈奕迅的歌，还送给他一个旧的MP3。只需要耳朵便可以拥有的艺术形式，进入他的生命，陪伴着他慢慢消解了恐惧。
2013年的一天夜里，他偶然听到了Beyond乐队的《谁伴我闯荡》，主唱黄家驹悲怆有力的声音，唱出了一个人不顾一切走在追寻理想道路上的声音。那年他13岁，第一次听到摇滚乐。
那一丝飞蛾扑火的意味打动了董宇，他的内心变得躁动。这股力量让他有点儿“束手无策”。
“我这个心越来越野”
16岁那年，董宇产生了出门去现场的冲动。他无法说清原因，他猜想只是年纪到了。
那是陈奕迅的演唱会，地点在北京。为了让父母放心，他给堂姐、姐夫和两个堂哥各买了一张票。父亲还找了一个朋友，开车送他们到北京。四个人推着他那辆残联送的手动轮椅前行，他被包裹在家人中间。
第一次听现场，他现在只记得全场大合唱时，感觉融入了人群，精神亢奋，疯狂地挥舞荧光棒，甚至后来忘记了唱过的歌。
那一次出行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我每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是为了下一次出走做准备。”
他说，霸州对于他是枷锁。“（我）像一具躯壳，仅仅维持着呼吸、心跳。”坐火车时，一听到报站声，他知道离开了霸州，非常兴奋。
隔了一年，他得知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石家庄有演出，再次故技重施，给另外五个亲戚买票，请求他们带他去现场。
听到喜欢的歌，他激动得浑身出汗，像喝完酒一样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了”。腿和手都开始打起节拍，身体和音乐融为了一体。他感觉全世界只剩下他和舞台。
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身体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董宇收藏的唱片。
这些为苦痛中的人们而唱的歌引起了他的精神共鸣。他后来了解到，黄家驹是读到了黑人总统曼德拉被困狱中的故事，于是创作了《光辉岁月》，致敬曼德拉为争取种族平等而作出的努力。
在董宇看来，这是他喜欢摇滚乐的地方，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它永远在批判，替那些没有能力发声的人发声。”
崔健是那时期董宇很喜欢的歌手。2018年12月6日，他计划要去看崔健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原本卖他黄牛票的人，自称会送票上门，最后人没来，票也没有。他不管不顾，直接从廊坊打车去北京。
下了车，表弟推着他的轮椅，轮椅在雪地里前行，他却感觉自己身上有股力量迸发，“即使那么多阻力，你们都以为我来不了，我还是来到了这。”
最后，一个乐迷组织的工作人员联系上崔健的经纪人，对方请他和表弟免费看了两天演出。
看完演出后，董宇请弟弟代笔给崔健写了一封信。信里他写：“当我冲破一切阻力踏上音乐现场的那一刻，所有来自平凡生活的苦难都会烟消雨散，所以我觉得自由不需要追求和大肆宣扬，相反，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里，自由应该是每个人的底线，就像您在歌里唱的一样，自由不再是个目的，因为我就在这目的里。”
说起那封信，董宇对我说，摇滚乐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让他认清自己，找到自己。他没有接受过传统体制的教育，是音乐和文学塑造了他的三观。
他只在特殊学校上过五个月，由于手指僵硬，无力握笔，后来的教育全部在家里完成。最初母亲教他拼音，之后他看电视学会了大量汉字，偶尔母亲还会从学校图书馆带回一些文学名著和作文选。
音乐还让他找到了同样频率的人。崔健的演出结束后，他在乐迷群里说了自己被骗钱的事，一个叫云姐的人主动加了他，鼓励他，“你想干的事，尽全力去干。”还给他介绍了志同道合的乐迷朋友。
“我这个心就越来越野。”
2020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无意中听到了独立歌手苏紫旭的《向着风燃烧》，“身体的忠诚和心的饥渴你要哪一个/自由是残酷的/去面对。”
“我不想一直等待别人给我结果”，崔健演出后，因为找不到亲戚和朋友陪送，加上疫情管控，董宇有一年没看现场。
“我*的必须，这个空间已经容不下了我了，我要去更宽广的地方。”他用两百块钱买的手机放着这首歌，音质有些嘈杂，他却很兴奋，“我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他立马买了苏紫旭济南巡演的门票，又下单了一辆电动轮椅，决定一个人上路。
他嫌轮椅动力太慢，还想调快一点，客厅太小，他老是撞墙。
父母带他出门练时，他抢红绿灯，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他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开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董宇笑着说。
临行前一天，董宇托朋友找了一个司机假扮云姐，把他从家里接走，送到火车站，之后他独自坐火车去济南。
那场演出，苏紫旭留意到了董宇，“他挺躁的，一直在那儿摇头。”全场演出两个半小时，董宇一直趴在第一排防暴栏杆上。
演出结束，董宇被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出来，苏紫旭惊了，他以为董宇是健全人。
董宇告诉我，他日常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站过，他肉体很挣扎，但脑袋里绷着一根弦，让他再坚持久一点，“站起来才能最大程度体现我对舞台和自己身体价值的尊重。”
这场演出后，董宇和苏紫旭保持了联系，他了解到苏15岁辍学，一个人背着吉他从内蒙古去了北京，坚持做独立音乐，虽然收效甚微，他还是不混圈子，不签经纪公司。
董宇发现自己喜欢的多是生活不太顺利的歌手，“就像有人拿棒子打你，你感到疼痛，自然地发出呐喊。”
苏紫旭《阳光普照》里唱，“无休止的建设，夹缝中的喘息”，董宇想到了自己，“我就是需要被关怀的那一份子啊。”
歌里所唱的苦难，消解了他的痛苦，“让我感觉人生的苦难是相通的。”
林惠芳把家里收拾得整洁，沙发上铺着蕾丝纱。
以前，他觉得父母的生活太平淡了，母亲上班回来，只有做家务和照顾他。
为什么父母这样封闭自己？他不住地想。在他的观察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朋友。母亲还对他说，有时候和父亲有矛盾，想出去冷静一下、透口气，但是因为要照顾他，只能留在家里。
“某种程度上，她的生活因为我的出现被锁死了。”
压抑的爱与欲
十天后，重新回溯迷笛的片段，董宇对我说，露营看演出的四天像是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但他仍会回归现实。
类似的感受经常出现，有时候上一秒欲望很膨胀，下一秒一些事又提醒他身体的局限。比如如果是独自进食的话，他只能选择能够拿在手里的食物，所以他多数时候吃面包，却没办法吃喜欢的麻辣烫和火锅。
他也想“握住”爱情。迷笛音乐节结束后，他在酒店大厅碰到一个叫小希的女孩，他们一起去了高铁站，喝着啤酒，聊了很多话，又在那里分别。九个小时的相处中，他心动了。
“她说话的时候真的可以给自己捧哏，像机关枪一样说下去，”他笑着说，“特别容易自我陶醉。”
说到关系的发展，他又有点难过，“我如果真的觉得我和大家都一样的话，我应该明天就和小希表白，但是不行的，我心底里还是觉得给不了她未来。”
滹沱音乐节时，董宇买票邀请小希一起去。音乐节当天，10月14日，董宇为了和她多说些话，特意乘动车到天津，接她一起去石家庄。
小希举着手机，和董宇一起听歌，董宇很开心。
和小希玩了两天，他看起来更加迷茫。在酒吧里，小希走来走去，和不同的人聊天。董宇发现他跟不上小希。
音乐节结束后，董宇去了云姐家，另一个朋友林芳也在，他主动提起自己有暗恋对象了。两个朋友表示，董宇想和健全人婚恋很难。“趋近于上当受骗”，云姐说。
他体谅她的心情。为了等待“萱萱”，他在外漂流了两个半月。曾在便利店、肯德基、派出所、地下通道、厕所等地方过夜，在济南火车的候车室也待过一个礼拜，有一次还差点被街道办送往救助站。
后来，“萱萱”又称母亲再婚自己要参加婚礼，又要照顾生病的爷爷。他们一直没见面。董宇继续等，还买了两张演唱会门票，等她一起去看。
直到今年3月，董宇从淘宝看到和“萱萱”一样的模特照片，才意识到被骗了。介绍人跟他坦白，董宇这才知道“萱萱”根本不存在。
“要么他们都说我傻呢。”
回想寻找“萱萱”的过程，他有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有一个人在远方依靠我……因为之前在人们看来，我总需要依靠别人。”
董宇对我说，他身边很多人认为下半身不方便就是性无能。15岁那年，他自慰被父亲发现，他称遭受了“犯罪一样的受训”。
董宇平时会故意和朋友说起，自己看AV，会自慰——由于右脑发育不好，右边身体没力气，他习惯用左侧身体去发力。
他说，他还干过一件特别大胆的事，“我说出来直接就给我人设（整）崩塌了”，他自嘲。
那是2021年，他原本准备去南京看寸铁乐队的专场。演出前，一个朋友讥笑他性无能，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释放一直被压抑的性欲望，他决定去找一个有“某种服务”的场所，他怕自己这辈子“一次这种体验都没有”。
在朋友牵线下，他开始寻找，但屡屡碰壁。对方一看到他就很诧异，害怕他会口吐白沫。董宇说，到了第四个女性，他先问她，他怎样做她会习惯一点，并解释疾病不存在癫痫并发症，女孩同意了。
开始性爱之前，他和女孩聊天，了解她的过去，还说起自己喜欢的摇滚乐，“说这话有点傻，我还是想把她幻想成类似于女朋友的感觉。”
他知道了她22岁，家里重男轻女，她想做来钱快的工作才进了这行。他产生了保护对方的冲动。
那一晚，他没有射精，到了早上，怅然离开了。女孩感觉董宇的表现有点反常，主动联系到他的朋友，让他第二晚再来。他猜测，可能是女孩感受到了他的挫败感。
第二晚结束后，女孩对他说，很多顾客都把她当成玩具，而董宇将她当人看待，所以她也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去对待。
再次提到这种经历，他说，必须得承认那是一种逃避，“站在欲望的那一边，先满足自己”。
现在，爱情出现了，他变得更困惑了。他安慰自己，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就是暗恋，如果足够爱的话，人类甚至可以爱上一株仙人掌。后来他又觉得，那实在反人性。他没把握做到彻底无私，付出却不渴望拥有，“我经常骂自己，又想当婊子又立牌坊。”
林芳建议董宇，最好捋清楚到底要爱情还是生理欲望。她说，单纯解决生理需要简单，如果要爱情，特别难。董宇没说话。
“我挺喜欢看一个房子慢慢搭建起来的过程。”“以前我的生命太空旷了，没有人愿意进来。”
我曾担心写这些隐私经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告诉他决定不写。他说服我：“我希望你能把我那次行为如实地写出来。”他说，在社会观念里，给残障群体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吃好穿暖就好了，对他们的性需求等的偏见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他希望国内能建立满足特殊群体交流和交友需求的平台。
他严肃地表示，“我如果只能享受阳光之下的赞誉，却不敢承受阳光背面的非议，那你们的记录将毫无意义。”
成为“正常人”
到访董宇家的第三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尴尬”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妻子的盲人朋友要来家里做客，丈夫还没见面就反感，丈夫觉得：“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见面后，这位丈夫不断打量盲人，他惊讶于盲人不拄拐杖、不戴墨镜，而且吃饭使用熟练刀叉、会抽烟。
故事出自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大教堂》，董宇读到时，感觉像在写自己。就像他和微商老板第一次见面，对方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出门面对这么多风险，对董宇说，“其实，我以前根本没有和你们这种人打过交道，你们这种人精神是不是都像你有点疯狂”。
还有一回，他在公交站台等车，想向两个女生问路，对方立刻躲得很远。
生活中，他感觉自己与世界隔着一层壁垒，无法参与其中，“像他们不需要我们。”
对付外面的世界，他说自己专门学习了一种方法躲避陌生人的注视，那就是不看别人。
他感觉自己的肉体像是一个容器，盖子紧封，他的精神被关得死死的，每时每刻想跑出去。他说，压住他的盖子是人的观念，包括他自己的。
我问他，你现在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
“真正的平等。”董宇说，他一直试图缩小健全人和残障人的隔阂。“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不是一个时代能够解决的问题。”
她认为董宇的烦恼有点空中楼阁，她建议董宇一个人租房实现独立，把自己从母亲的生活里剥离出来。
董宇说，他也很想独立，那两个月的漂泊，让他相信可以独立生活，但是他担心不能过父母这一关。
至于未来的生活，他还没计划过，他想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我可以天天吃外卖，请一个保洁，去洗浴中心洗澡，把电动轮椅改装得像汽车。”
眼下，他比较在意的事是写书，这是苏紫旭给他的建议。他已经写了四五篇散文，常常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内耗，他猜想是自己积累不够，“一步一步走吧”。
至于父母原来设想的弟弟照顾哥哥，董齐勇想过，老二读书好，肯定会考出去，“也不能拦着他”。
他不好意思地说，小时候不懂事，会调侃哥哥的身体，也不愿意和同学提起哥哥。他脾气不好，哥哥像“受气包”。生活中，他照顾哥哥多一点。作为弟弟的他，更像哥哥。
董跃说，父母对自己期望很高，他很羡慕“可以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的哥哥。我们的对话匆匆结束了。
轮椅托举一事发生后，迷笛音乐节组委会负责人曾联系董宇，表示迷笛音乐节将永久对他免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买票看演出天经地义啊，我和你们没啥不一样，我不想用这个热度、这个模样，去换取任何现实当中的好处。”
他发出疑问：“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能有多少残障人去音乐节？”
董宇说，“如果一个（残障）人去正常人群中，会引起轰动，但现在我们100个人去的话，只要去两三次，那我们就是正常人。”
这次滹沱音乐节，他还邀请了一位22岁脑瘫男孩和他的妈妈一起参加。男孩的妈妈曾向董宇表达，男孩为身体缺陷困扰，不敢出门。后来，在现场他见到了他们，那是他生活中见过的第二个残障者。
第一次见到是董宇9岁的时候，他在廊坊市一所特殊学校上学。三个男人带着一堆玩具、零食和漫画书过来，带走了三个女孩，他和同学看到，他们在诱导女孩进行猥亵行为。
当时，董宇不知道那些行为的含义，他感觉女孩们受了欺负，自己也害怕起来。他后来想，女孩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应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和同学之后被带到小黑屋关起来饿着，被警告不许乱说话。男人又来了三四拨，每次都带走不同的女孩。五个月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被取缔。
直到董宇11岁，手机里弹出一则黄色视频，他才明白那一天女孩们遭遇了什么。他自责，为什么回家都没有勇气向家人呼救。
这一年，父亲给他买了电脑，他第一件事就是在网站上寻找同学的信息，但不着痕迹。
事件过去了14年，我无法查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扎根在他脑海中的故事影响了他的人生。
董宇说，那时他开始思考远方的人，特别是他的同类。但在霸州当地，他从未见过残障人。
10月14日，在董宇所说的少有残障人士去的音乐节现场，我看到了他十分在意的无障碍卫生间。这个卫生间几乎无人使用，而男女厕门外排满了人，偶尔有几个健全人借用。
石家庄滹沱音乐节的无障碍卫生间几乎无人使用。
董齐勇曾对董宇说，出门会麻烦很多人，“你不能净依靠别人。”
董宇说，别人帮他时，他确实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一开始出门，他不敢找陌生人帮忙，但是他很多事情无法独立完成，只能随机找人帮忙。他后来想，“我们不是残障人，我们只是那种不太方便的人，那他们就给我们寻个方便嘛。”
他想，麻烦或许能让人连结得更紧密，他和一些朋友都是通过麻烦建立起的友情。他也不希望帮助是强制的。他提起了滹沱音乐节上两个没有给他让位子的乐迷，他们等自己喜欢的乐队也很久了。
访谈结束，他问我，“我那个素材够不够？”他还是认为，自己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
他不愿被称作“铁生”，“铁生是一个名气挺大的作家，我感觉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匹配到那种程度。我为啥不可以成为自己呢，我宁愿当第一个董宇，我也不愿意当第二个铁生。”
多数时候，董宇倚靠在床上，与我交流。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摇滚明星吗？”我问他。
“我现在不就是嘛。”说完，他又笑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除董宇及歌手外，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