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见长的苏珊·桑塔格，并非突然对疾病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自己患病的切身体验。“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之中，她不仅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
1998年7月，桑塔格躺在纽约MountSinaiHospital的病床上
所以，苏珊·桑塔格创作《作为隐喻的疾病》的目的非常明确。她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观点的是，疾病并非隐喻，而是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苏珊·桑塔格对“隐喻”的理解，来自柏拉图的“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通俗地说，就是以修辞的方式指鹿为马。至于“疾病的隐喻”，具体指什么呢？
电影《寄生虫》剧照
只要你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够多，就一定不会对这种咳血桥段感到陌生。在典型的咳血桥段里，某个角色沉疴难愈，剧烈地咳嗽，然后惊讶地——这一点很重要，以暗示此人对自己的命运毫不知情——看见手帕上有血迹；此时，必有另一个重要角色在场见证这一切。
咳血意味着病人大限将至。因此，在场的人物有必要将重要的事情交代一番，或互诉衷肠，或表白心迹，以求彼此不留遗憾。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利用了“咳血”的暗示，把疾病与死亡联系起来，让即将到来的死亡，为人物的言行提供合理的动机。
而在现实中，对疾病的死亡预期，并不一定会导致互诉衷肠。医护和家属们反倒会“善意的欺骗”病人，不忍告诉病人患病的真相。这也许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人都避谈疾病与死亡，反倒在真正的病人身上施加了压力，造成讳疾忌医的心态，以回避的态度面对疾病——实际上是害怕死亡。
这就是疾病的第一重隐喻：死亡。
然而，人们惧怕疾病并不仅仅是因为惧怕死亡。疾病的一些表征比死亡更可怕。
譬如，风靡全球的小说《岛》叙述了一群与世隔绝的麻风病的故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害怕、歧视麻风病人，因为麻风病总是直观地体现为身体和皮肤的畸形、肿大。肺结核也常常伴随着令人不快的味道，作家龚古尔兄弟去探望患了结核病的朋友，形容那味道“闻起来像是腐烂的肉”，暗示身体内部的严重病变。
这难免让人想到疾病是“不洁的”。然而，疾病及其病变是“不洁的”，与病人又有何干？由此就引出了“污染”这个概念——病人的身体被细菌或者病毒污染了，就像清澈的水被浊臭的水污染了一样。
有的疾病会迫使身体把那些被污染的部分排出体外，比如吐痰、流鼻涕；有的疾病则不同，它们会让病人的身体发生变化，而病人无法把这些病变的部分排出体外，最后，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变化，被体外的东西完全占领了，病人已然成为一个异己的东西。
相比较而言，人们更加害怕后一种疾病，最典型的如癌症。目前所遭遇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大概也属于后一种，因为重症病人的肺部被自己产生分泌物完全堵塞了，不能将这些分泌物排出去，根本无法呼吸，最终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这就是疾病的第二重隐喻：被污染的不洁之物。
如果说，以死亡和不洁之物来隐喻疾病，仅仅来自对疾病的预期或者直观感受。那么，下一个隐喻则彻彻底底源自于人类的智力活动。
在现代医学尚未建立起来的年代，人们会认为疾病来自“天罚”。在《伊利亚特》和《俄狄浦斯王》中，国王的罪行将鼠疫带到了他们的领地；在《十日谈》里，也处处暗示鼠疫席卷佛罗伦萨是因为人们道德败坏。
油画《黑死病在罗马》
实际上，中国的“天人感应说”也有类似的观念。当瘟疫发生时，人们就会认为是封建君主德行有亏，迫使皇帝积极地采取措施来根除瘟疫。
在人们缺乏现代医学观念，无法对疾病的成因作出合理解释时，“此人德行有亏，因此上天要惩罚他”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周围的人也会避免和他接触，免得让疾病缠上。如果病人患上的是传染病，这样做反倒能限制疾病的传播——这也许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保护措施。
这样看来，将疾病与道德联系起来，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它常常变得激进，变成对病人的道德谴责，甚至演变成公然歧视。例如，艾滋病、癌症、梅毒被认为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这些疾病并非只有一种传播途径，把患病与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是将偏见强加于所有患者身上。
而像艾滋病这样的疾病，自其被发现之时，就与特定人群有关。对特定人群及其生活方式的道德评价，迅速转移到了所有艾滋病患者身上，这不仅影响了艾滋病患者的生活，也影响了对艾滋病的研究、预防、治疗。这种情况太过严重，以至于桑塔格不得不在发表《作为隐喻的疾病》十年后，又发表了《艾滋病及其隐喻》。
这就是疾病的第三重隐喻：不道德。
实际上，“疾病的隐喻”不仅仅是用某事物来喻指疾病，也事关用疾病来喻指其他事物：“对邪恶的感受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苏珊·桑塔格为我们提供了几种典型的例子：
一是疾病与战争。在对免疫系统、药物治疗的描述中使用战争词汇——如“保卫”“入侵”“扩散”“攻击”等——是现代科普读物及医疗手册的语言习惯。这样做让文字更加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化学战和生物战的出现，也让这种说法更容易被接受。在反恐战争中，为了避免重大伤亡和损失，有时会采取“外科手术般的斩首行动”，“定点清除”那些恐怖主义领导者。这种行动承认恐怖主义蔓延的社会里，大部分民众都是良善的，只要消灭了“病变”的部分，社会就能恢复总体的良善。
二是疾病与城市。阅读西方文学，常常会看到医生建议某个角色到乡村、南欧、雪山、高原、温泉、疗养院……去养病。实际上，去哪里无所谓，只要远离城市就行。城市被认为是一个容易致病的环境，高密度的人口、高强度的工作、工业制品的泛滥，让城市同时成为慢性病和传染病的温床。作为一种不断增长、快速扩散的臃肿的人造物，城市自身就被视为与自然对立的“癌症”。
等等——让我们看看城市与战争相遇时会发生什么？随着城市生长、更新时，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病”愈发严重，看上去也无法“治愈”。于是，新的“疾病”被制造出来，一部分人指责另一部分人的“入侵”造成了城市的疾病，为了“保护”城市，必须把这些“致癌物”清除出城市的机体……苏珊·桑塔格指出，在这里，战争与城市的隐喻重叠了。
更进一步地，我们发现了第三种情况：用疾病隐喻政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如果内部有秩序的存在，就可以维持自身“健康”；而如果社会出现了问题，那就像医生通过症状来判断病因一样，找出问题所在，并对症下药地解决它；为了让社会更加“健康”，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都是有必要的。
所以，雨果在《九三年》中借革命者之口辩驳：“文明处在瘟疫的魔爪中，而革命的暴风受命前来拯救。……面对这场可怕的传染，我理解了革命风暴何以如此猛烈。”
而在旧社会的中国，“东亚病夫”这个词语——因为疫情的存在，它又在西方社会死灰复燃了——在中国人自己看来，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生病”是不好的、可耻的；第二，应当采取措施，让积贫积弱的中国“恢复健康”。实际上，不管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也无论这个词是蔑称还是清醒的自我剖析，它持续不断地为旧社会的改良者和革命者们提供了话语资源，推动者社会变革。
在桑塔格的笔下，疾病与隐喻的关系远不止我所列举的这些。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已经“入侵”到了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但是，隐喻性思维也许并非总是坏事——《韩非子·喻老》中记载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显然让历代读者受益匪浅，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也是以作为医学术语的“危机”展开了他的理论体系。
所以，面对这种“入侵”，倒也不必像桑塔格那样，主张“消除隐喻性思考”。如何建设更好的公共卫生制度、如何人性地对待特定的病患群体、如何以正确的心态与疾病相处……这些议题是我们更加应该讨论的。
《苏珊·桑塔格全集》（套装16册）
[美]苏珊·桑塔格｜著
2018年5月出版
“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美国公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所有作品总汇
在这里，译文君想推荐几本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思考以上问题的好书。
《世纪的哭泣》
《美国病》
本书作者是哈佛医学院内科学医学博士，曾担任急诊医生，也在《纽约时报》做过22年的记者和高级撰稿人。她采访医生、病人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只为探索一个问题：美国将GDP的20%用于医疗保健，但是看病还是这么贵，钱都去哪儿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
本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在书中，他把病菌视为改变人类进程的重要因素，这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特别视角，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