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淀形成的、承载独特文化内涵的意象或标志。如果说文化记忆通常由多个文化符号串联，那么特定时期下的文化符号，则指向过往，映射着社会变迁、文化更迭。
城市中的地方戏剧场变成了交谊舞的舞池，村口的露天电影走进了社区和广场，滋滋转动的磁带变成手机短视频，咔咔裁剪的窗花成了大学非遗课程……有些文化符号被时代浪潮淹没;有些文化符号，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形成新一轮的时代印记。
怀旧：城中的剧场、村口的电影
“大白菜来了，要不要我给你站个队”街坊邻居之间相互帮忙领粮票、肉票、布票，然后换取物资……
看到方言喜剧《海底捞月》里这些熟悉的桥段，不少年长的观众都会心一笑。
将这些充满“年代感”的生活故事搬上舞台的人是著名相声演员、武汉说唱团团长陆鸣。今年62岁的陆鸣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进剧场看演出可是最充满仪式感的娱乐形式。全家老小聚在一起，早早吃过晚餐，洗得干干净净，再抹上雪花膏，一起走进电影院或剧场，像过节一样。
在当时娱乐形式和载体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下，群众欣赏艺术鲜有其他手段，剧场几乎成了唯一选择。陆鸣1974年来到武汉说唱团工作，那时位于武汉天声街的新汉剧场以及街对面的越剧剧场的演出极为红火，一票难求。
“那个年代，举家看场演出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家两三个孩子，再加上老人，一块儿出门，那个阵势——隆重得很哩!”陆鸣感慨，“那个时代是传统曲艺、地方戏演出的黄金时代，是唱作念打功夫展现的高光时刻。”
城里人有机会走进剧场，而终日“锄禾日当午”的农民最期待的是蹲坐在村口屋前，搬上小板凳，带上干粮，等待着夜幕低垂后播放的露天电影。
湖北省黄冈市电影公司、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国强干农村电影放映这行已经40多年。他告诉半月谈记者，露天电影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农村流行起来，一般选择在某个农民家宽敞的门口或是在麦场里进行，用放映机或是活动影布放电影。
“那时放电影一般是生产队组织的。逢上哪个村子晚上放电影，其他村子的人都会走上三四里路前来观看。”卢国强说，这种娱乐方式成了农民疲惫劳作一天后，最惬意、最轻松的时刻。
融合：流行歌曲、传统非遗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陆鸣告诉半月谈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只要哪个剧场唱流行音乐，一定爆棚。
磁带、录音带随即成为当时的文化符号。大大小小的音像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全天播放着时下最流行的歌曲。
上世纪90年代，大众对音乐的选择越来越“刁”，流行音乐也开始精细划分。陆鸣说，1993年，他在湖北经视主持一档《七彩大转盘》的音乐节目。“可以说，这是全国最早的综艺，邀请当时的一批流行歌手，如田震、戴军、陈明、孙楠，到节目中来推介新歌、做游戏。”
开放带来了交流，交流促进了发展，都市文化在舶来品的激荡中不断发生嬗变与融合。
彼时，一系列文化符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简洁干练的职业套装、婀娜多姿的连衣裙、俏皮时髦的牛仔裤一下子绽放在城市街道;带着胶卷相机，坐着绿皮火车，以家庭为单位的旅游开始流行，通达南北;BP机、大哥大挑战书信和邮筒，耀武扬威，将人与人的关系牵连得更加紧密……
时代的脚步慢慢步入千禧年，传统文化热回归，人们开始对民族艺术、民间手工艺珍视起来，传统艺术与流行艺术呈现并存共荣格局。昆曲、古琴、京剧、皮影戏等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中国文脉、传递着中国精神的载体，逐个被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运也随之由衰落渐趋复兴。
剪纸艺术家、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何红一，在学校长年坚持教授剪纸课程。“剪纸是中国民俗里最具有表征性的文化符号。”已临近退休的何红一告诉半月谈记者，剪纸不仅仅是“过刀花”，其背后所蕴含的看不见的文化精神财富值得代代相传。
创新：“抖音”短视频、IMAX电影
当电影《庐山恋》万人空巷的时候，谁会料到80岁的老人如今也能坐在立体环绕的影院看一场IMAX电影;当对音乐痴迷的小姑娘，梦想着到大城市买一把小提琴的时候，谁能想到30多年后，她会带着孙子远离城市喧嚣，徜徉在谷穗丰满的稻田，享受乡村旅游……
除了自身的学习和创新，路鸣更在意的是武汉说唱团的传承与发展。从2005年至今，武汉说唱团坚持每年推出一部方言剧，从反映辛亥革命题材的《一枪拍案惊奇》，到反映时下年轻人婚恋观的《非诚勿扰》……演员们惊喜地看到，从帮父母买票看剧，转变到自己买票陪父母看剧，黑头发的观众越来越多。
进入新时代，全民文化自信高涨，文化符号也显得更加多元而多变。也许在未来某一个时空，当我们回看70年华诞的祖国，这些时下流行的关键词——社交网络与“种草”，网红餐厅和“打卡”，IMAX电影和“复联”，也会成为令人深沉追忆的一串文化符号。（半月谈记者喻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