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为什么你嫁不了豪门，娶不了女神
■文|肖锋《中国新闻周刊》总主笔,功夫财经X嘉宾
对男人，选择一种婚姻是一生中最大的风险投资。而对女人，选男人如同选绩优股。
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所以才要追求平等，追求平等但不能平等。
外省人是城市之盐，善待外省人。
对男人，选择一种婚姻是一生中最大的风险投资。而对女人，选男人如同选绩优股。在婚恋市场上机敏的炒家最懂得在最佳时机出手。
“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长短。”这是刷爆朋友圈的《欢乐颂》台词。剧中五位女性在大都市寻找自己的位置，一个是情场中的位置，一个是职场中的位置。
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
《欢乐颂》遵从的还是门当户对。女海归高管找大老板，女富二代找医生，女白领找小老板，小城女子找小程序员，女实习生还没人找……
就没有阶层穿越吗？生活的精彩就在意外，社会的活力就在混搭。婚恋是一场阶层穿越运动，即人们凭婚恋改换社会身份，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场穿越运动曾发生在1949年大军进城，女学生嫁干部和军人；而后又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女大学生爱上了诗人和存在主义哲学家。
年初，某上海女陪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看到了第一顿饭想回上海的假新闻，犹如打翻五味瓶，引发吐槽无数。假如江西凤凰男未来是个马云呢？
婚恋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公司筹建过程：
恋爱、试婚——项目可行性分析阶段，投资就开始发生。
结婚——注册登记并宣告公司成立。
生子——第一批产品问世，能否销出去还不知道。
离婚——清产核资，公司解体。
找对象本质上是一个寻求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过程。每个人都在找那个“黄金点”，然后一次性兑现，达到边际效益最大。只不过，女人的黄金点来得早，男人的来得晚。
《欢乐颂》中女白领樊胜美不断包装自己，包括用A货包包、首饰，都是为了把自身资产包装得有价值一些。当然，还有许多白领女性用“包包激励法”来升级自己，哪怕是A货也好——先买下个包包给自己的未来定位，然后朝这个位置努力。
樊胜美与小老板男友王柏川，一个把租来的房子说成自己的，一个把租来的宝马说成自己的。多数公司合作成立时各方都有夸大自身价值的倾向，所以要有财务顾问，高资产的婚姻也是要有律师的——还是我说过那句话：谈情说爱是美好的，谈婚论嫁是现实的。
婚姻如炒股，不炒不升值。有时不是选择潜力股，而是一齐努力把他培养成潜力股。
对男人，选择一种婚姻是一生中最大的风险投资。而对女人，选男人如同选绩优股，搞不好砸在手里，而每抛一次损失的不只是股价，还有女人自身的价值。在婚恋市场上机敏的炒家最懂得在最佳时机出手。
二代曲筱绡她爹在电梯里当着小区居民的面说，“这哪儿是人住的小区，要绿化没绿化，楼的间距这么窄！”可这小区是白领打拼族梦寐以求的，“不是人住的，难道我们是苍蝇蚊子吗？”于是有人总结道：智商不同不能成为朋友，财富不同不能愉快玩耍。尽管22楼的姐妹情像大学宿舍，但在房子和职场、情场上还是分出了三六九等。
有句话叫“智商不足情商补，情商不足实力补”。相对智商情商，最难补的还是实力。
这部电视剧能成为现象级就是以戏剧化形式刻画了当前“中国二代们”不同的努力，除了官二代、农二代外（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你懂的）其他各色二代基本在内了。富二代曲筱绡凭几顿饭搞定一场投标，虽是演绎，但必须承认富二代来钱太容易（但比某些官二代又弱了），并且曲小姐还可以对打拼生活的小白领们冷嘲热讽。
外来人口最懂城市实力！过去三十年，上海以981万的净流入人口位列各大城市首位，成为外来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北京的人口净流入数量达到822万，位居第二；深圳以782万的人口净流入位居第三。沪、京、深恰好是目前我国房价最高的三大一线城市。北京外来核心人群为权势者和暴发户，深圳为野心家和创业者，上海为中产、白领，这三个外来核心人群定义了三城房价价位。
当然，还有“世界工厂”东莞的人口净流入达到630万，位居全国第四。还有第五天津，外来人口达到了520万，比广州多出了20多万。
中国中心城市的活力来自外地人，尤其外地青年才俊。一个城市的活力来自新鲜血液，反之，城市要让外来者有奔头。
但城市善待外来者了吗？人口编外专家、携程的梁建章分析说，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7。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流入，只要两代人，这些城市的出生人口就会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让那些外地的年轻白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娃上不了学，于是不得不做出离开大城市的选择。可能到最后，规模控制下来了，一大批精英却流失了。真是得不偿失啊。
2010年全国中位年龄是36岁，东北40岁，北京36岁，上海38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42岁，上海47岁。47岁是什么概念？日本2015年中位年龄只有47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2010年的人口结构比日本的2015年还要老，能有什么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