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浩，男，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法学博士；徐丽君，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法官，心理学硕士。
摘要家事司法重在诊断、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因而有必要在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引入心理咨询服务。家事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当事人舒缓对立情绪、明确争议问题，挽救婚姻危机、修复家庭关系，调节负性情绪、诊疗心理创伤。当然，家事心理咨询的运作，由于缺乏立法支撑、受到适用条件和范围的限制、心理咨询评估报告法律属性尚不确定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家事审判心理咨询危机婚姻未成年人
一、家事心理咨询服务问题的提出
（一）家事案件采心理咨询服务之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家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2016年底，全国法院审结婚姻纠纷案件超过400万件，家事案件不但增幅快，而且具有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等特点。【1】如何妥善处理家事纠纷案件、化解家庭矛盾、维护家庭稳定俨然成为我国家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和强调对抗的诉讼模式单纯以权威性裁判分辨是非，未能充分考虑家事案件的特点，对纠纷当事人和涉案未成年人的内心感受及隐藏于纠纷背后的深层次心理因素重视不够，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譬如某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由于其自身存在着心理学上所谓的“归因错误”，极易把失败的事情视作对方的内在原因所致，同样的事情于自己而言则认为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这种典型的“归因错误”往往才是婚姻矛盾的真正源头。因此，为了恢复家事审判诊断、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的职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践行家事审判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理念，在家事案件中引入心理咨询服务势在必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心理治疗在家事调解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2】
（二）家事案件采心理咨询服务之可行性分析
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以人性化和整体化方式处理家事纠纷案件，经常运用心理学方法和原理去帮助当事人化解纷争。如日本的家事调停委员会制度，法律要求调停委员能灵活运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专门知识，对纠纷的解决提出妥善的调停方案；美国家事调解的调解人也要求具有心理学方面的素养，将“治疗”（therapeutic）理念带入调解中。【3】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亦实施了心理咨询服务制度，给家事案件的审判带来了便捷，当事人普遍反响较好。【4】
2016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周强院长专门提出“家事审判应引入心理辅导、社工服务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家事审判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水平”，此次会议为家事纠纷案件引入心理咨询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地区基层法院尝试将家事案件从普通民事案件中分离出来，成立家事法庭，【5】专门处理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类纠纷。这为我国探索建立独立的家事审判程序，进而配置专业的家事调查官、心理咨询师等司法辅助人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广西南宁市良庆法院的家事法庭与南宁市妇联、民政局开展密切合作，对家事案件当事人开展心理、法律双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6】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借助社会力量成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工作室，采用沙盘治疗和心理情景剧等方式针对性进行了心理辅导，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得到大大缓解。【7】
自2016年开始，笔者所在的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司法中心亦设立了标准化的心理咨询室，聘请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纠纷当事人及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帮助，有近三分之一的当事人愿意接受心理测评和咨询，该咨询室成立以来，已接待当事人60余人次，成功挽救了数十对濒临破碎的家庭。【8】
二、家事心理咨询的目标及意义
（一）舒缓对立情绪、明确争议问题
（二）挽救婚姻危机、修复家庭关系
离婚案件约占家事案件的80%左右，审理离婚类家事案件首先应区分危机婚姻和死亡婚姻。所谓危机婚姻，就是经过调解和疏导，婚姻尚可挽回。对于这类婚姻，重在修复，心理咨询师可以视不同情况，运用具体的心理咨询方法，帮助当事人审视自身问题，从客观角度评价对方，进而找到弥合感情、恢复婚姻的办法。
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轻微家暴诉请离婚的案件中，心理咨询师敏锐地发现了双方日常惯用的沟通模式，“女方习惯以怒气来取代包容，男方则习惯用沉默来表达愤怒”，当双方的情绪都冲破容忍的边缘时，家庭暴力便产生了。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心理咨询师从双方的不良沟通模式入手，为其制定了一个中短程心理咨询计划，主要采用“理性情绪疗法”【10】，帮助他们认清了思想中的不合理信念，建立起合乎逻辑、理性的信念，以减少个人的自我挫败感，学会容忍自我与他人。经过努力，双方当事人均意识到原先的不合理信念是导致他们沟通时产生误会和矛盾的根源，并尝试学会了用全新的沟通交流模式相处，当事人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家庭暴力行为。【11】
（三）调节负性情绪、诊疗心理创伤
死亡婚姻则是没有任何复合可能的婚姻，对于此类婚姻重在解除和善后，主要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子女抚养、老年人赡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合法权益，诊疗当事人心理创伤”【12】，防止出现离婚后当事人的极端行为。【13】
生活事件应激值排序表
通过上表不难发现，离婚在生活事件应激值中高居第二，仅次于丧偶。虽然离婚和丧偶均会产生一系列其他生活事件，如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家庭人数发生变化、生活条件产生变动等，但相比于丧偶而言，离婚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同情却少得多。事实上，在离婚的背后，当事人极易产生一系列负性心理问题，严重影响自身身心健康，甚至波及其抚养的子女和老人。判决作出并不意味着心理咨询的终止，此时心理咨询的作用在于调适离婚当事人低落的情绪，缓解其内心的焦虑和孤独，以促使他们尽快调整心态、重新接纳自己、规划未来生活。法律的理性难以修复破碎的婚姻，咨询的柔情却能抚平受创的心灵。
（四）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心理测评和咨询已广泛运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中却很少使用。事实上，在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足，其真实意愿和权益很难得到倾听和保护，法院审理诸如抚养权争议等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案件专以年龄、性别和经济条件确定抚养权归属的做法往往是从大人的角度进行的选择，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感受。因此，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家事案件中，为使裁判结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运用法律以外的心理咨询手段显得尤为必要。
笔者所在法院的心理咨询师通过单面镜功能室全程观察了一起生父诉请女儿的姨妈返还抚养权的案件的首次调解过程，结合家事调查报告的内容，向法官提出了此案应参考未成年人意见的建议。【15】鉴于孩子年龄尚小，言语表达和认知能力还未发展成熟，心理咨询师采用了以心理画和沙盘治疗为主、谈话为辅的心理咨询方式【16】，以促其表达心声。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咨询师发现此次抚养权纠纷已经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创伤，了解到孩子对父亲和姨妈各自的亲密依赖程度。
法官与心理咨询师据此展开了第二次调解，并将心理咨询的部分情况告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听后均内疚不已，当即表示愿意协商，并根据最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原则，达成了和解协议。
三、家事心理咨询的困境及出路
（一）家事心理咨询缺乏立法支撑
幸运地是，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意识到这一问题。2016年12月，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和家事诉讼立法研讨会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法院召开，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对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刘敏教授和陈爱武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征求意见稿）》进行研讨，该“意见稿”第2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心理辅导机制，邀请心理咨询师对婚姻当事人、未成年人或其父母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或者建议婚姻当事人或未成年人父母寻求心理专家进行心理辅导。上述规定连同最高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心理疏导工作指引（试行）》共同为我们提供了心理咨询师介入家事案件的基本程序指引【19】。
（二）家事心理咨询受适用条件和范围的限制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心理疏导工作指引（试行）》中列举了心理咨询的具体适用情形，但任何规范性文件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个案。笔者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进行了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因情绪异常激动致使调解或庭审无法正常进行的；二是因不良互动模式、角色功能失调等导致婚姻危机，存在修复可能的；三是针对离婚纠纷和抚养权争议中的未成年人，需要引导其发表意见或舒缓压力的；四是判后可能存在异常情绪，需要进一步心理干预的。
（三）心理咨询评估报告的法律属性尚不确定
关于心理咨询评估报告的法律属性，有观点认为，心理咨询评估报告符合鉴定意见的特征，属于性质状态型、非确定性鉴定意见【22】。笔者并不赞同这种主张。鉴定意见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不仅需要质证，而且一旦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出庭必要的，鉴定人还应出庭作证。而心理咨询师根据保密原则不宜出庭披露评估报告中的隐私信息，不宜针对评估报告的内容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所以很难将心理咨询评估报告认定为鉴定意见。
因此，笔者建议，对于有条件的法院，面向社会招聘具有心理学背景、具备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以上资质且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作为司法辅助人员，专职从事心理测评和咨询工作【25】，或者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机构的心理咨询师为当事人提供咨询【26】，不失为一种更为可行的做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效仿台湾地区法院的“合作模式”，从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系中邀请专业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向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由于这些咨询员均具有专业背景，且深富工作热忱，加上督导程序严密，咨询的质量得以维持，而心理咨询员则比照调解委员给付一定的酬劳【27】。另外，也有部分法院采取了“联合模式”，即联合司法局、教育局等，组织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组成心理咨询、辅导团队，对特定案件当事人适时引入心理咨询和辅导【28】，这种做法亦值得借鉴。
四、结语
注释：
【1】参见胡夏冰：“打开家事审判程序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27日第2版。
【2】张晓茹：《家事裁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3】参见张晓茹：《家事裁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
【4】台北地方法院与台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辅导系暨研究所合作，由法官视个案需要，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通过心理咨询员提供咨询服务，心理咨询员比照调解委员给付酬劳。由于这些咨询员具有专业背景，且极富工作热忱，加上督导程序严密，咨询的治疗得以维持。近一年来，实施心理咨询后发现以下优点：（1）审理案件的周密性及实效明显提高；（2）当事人咨询后，达成和解或协议超过八成，裁判后经上诉或抗告者不超过两件，充分发挥了息讼止争的作用；（3）对于一些特定案件，诸如子女监护权及家庭暴力等，心理咨询的效果更加明显，受到当事人的高评价。参见彭南元：“论家事案件采心理咨询服务之可行性”，载《司法周刊》2002年10月2日，第1102期。
【6】2015年3月南宁市妇联在婚姻登记处创立全区首个针对离婚纠纷当事人开展心理辅导的“惜缘工作室”，该工作室与良庆法院家事庭合作共同开展家事案件的心理咨询与情感辅导工作。借助该工作室的优质心理专家资源，家事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能更好地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引导婚姻双方以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理解的方式，经营婚姻家庭，同时，将法律知识、法制教育寓于心理疏导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见黄艳芳、王荣：“南宁良庆：家事纠纷联合化解”，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13日第7版。
【7】黄蕴磊、黄妙姿：“珠海香洲法院里的心理诊所”，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7日第6版。
【8】徐丽君：“让家暴之冰在心理咨询中消融”，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1日第4版。
【9】彭南元：“法院家事调解模式之发展——以整合资源为例”，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8期，第45页。
【10】参见岳晓东：《登天的感觉：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91页。
【11】参见徐丽君：“让家暴之冰在心理咨询中消融”，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1日第4版。
【12】杜万华：“转变理念创新机制锐意推进家事和少年审判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28日第5版。
【13】2016年2月北京昌平法院马姓法官，被其所审理的一桩离婚纠纷的当事人李某，持枪射击致死，此案件的发生让人扼腕叹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也再一次告诉我们，某些当事人极端情况下很容易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假如能够早点洞悉这一苗头，及时介入心理干预，或许结果又会不一样。
【14】[日]松原达哉：《咨询心理学》，张天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5】根据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精神，双方当事人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跟随某一方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未成年人的意见。本案中的未成年人虽未满十周岁，但根据其智力发展状况和情感表达能力，亦应将其本人意见作为抚养权“分配”的重要参考。
【16】绘画心理分析是常用的心理咨询技术之一，它通过图画这个工具，使当事人（来访者）无需通过言语表达就能将自己内在的想法、观念或问题呈现出来，因此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于不愿说话、智力发展迟缓或年龄较小的来访者，它可以绕过来访者的防御机制，真实地呈现其内心的潜意识和愿望。参见李洪伟、吴迪《心理画：绘画心里分析图典》，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
沙盘游戏治疗是目前国际上影响广泛的儿童心理治疗技术，来访者在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下，从玩具架上自由挑选玩具，在盛有细沙的特制沙箱中进行自我表现的一种心理疗法。参见申荷永、陈侃、高岚：“沙盘游戏治疗的历史与理论”，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年第2期，第124-125页。
【17】王道强：“在家事审判中调解优先原则的运用”，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
【18】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不少国家和地区专门制定了与普通民事诉讼法程序相异的家事诉讼程序。德国在2008年修订了《家事事件及非讼事件程序法》，初步实现了家事程序非讼化。日本2003年修订了《人事诉讼法》，2013年又颁行了《家事事件程序法》，涉及身份关系的，适用《人事诉讼法》，而家庭中其他事件和非讼事件则适用《家事事件程序法》。我国台湾地区则于2012年将之前的人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法”关于家事非讼程序与调解程序合并，形成了一部整合性的“家事事件法”。
【19】笔者参阅最高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心理疏导工作指引（试行）》，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后形成的《少年家事案件心理疏导工作规则（试行）》被徐州中院采纳并推广至全市基层法院。该《工作规则》分别对心理咨询师的聘任资格、任职要求、职责范围、适用条件及范围等作了详细规定。
【20】在“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李浩教授曾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视角提出“适当放慢案件审理速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理念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人亦据此提出了离婚案件审理用时的具体建议，参见刘莉、南宝龙、管纪尧：“构建弹性审限完善家事程序”，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25日第8版。
【21】[美]科瑞：《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理论及实践》（第8版），石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
【22】参见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181页。
【23】参见黄鸣鹤：“心理干预在离婚调解过程中的运用”，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13期，第86页。
【24】阻抗（resistance）是指来访者对咨询过程中自我暴露与变化的抵触，它多表现为来访者对咨询过程的焦虑体验，并导致来访者对咨询过程做出种种抵抗表现，如拒绝改变，拒绝接受问题，拒绝改变冲动等。参见岳晓东：《心理咨询基本功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25】笔者所在的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采用此种做法，专业心理咨询师作为法官助理被招录到法院的少年家事庭，为家事案件的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26】如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即采用这种方式，该法院与社会上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签订服务合同，相对固定地与其保持合作关系。笔者将上述两种方式统称为“专业模式”。
彭南元：“论家事案件采心理咨询服务之可行性”，载《司法周刊》2002年10月2日，第1102期。
【27】陈晓静、吴广辉、张吉来、吕莹：“家事审判方式及工作机制改革的实践和探索——以武城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及工作机制改革为视角”，载《中国审判》2016年第11期。
（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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