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垣时期的天津县衙

天津最早、历时最长的县衙，坐落何处？在老城北门里路东运署西街东端。县衙、长芦盐运使司公署，二者有关联？是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毁了县衙也毁了临近鼓楼的运署。后来运署重建，迁址于县衙旧址，才有了运署西街这一街道名称。

或许因此，形成一种误导，上世纪90年代出版为《天津通志》做语词简释的小册子就说：“雍正九年（1731）天津升州为府时，另置天津县，隶属天津府。天津县衙门设在天津城内水月庵南马路。”简释所云，让人颇有时光被剪掉一截之感。其所言地点，确曾有县衙设立，但是在八国联军强拆城墙之后；在城垣围护中经历167个春秋的，是北门里那座县署。清代县志记载，县署“系旧仓廒基址，雍正十二年天津县知县徐而发奉文建”。时为1734年，天津州升府、附郭设县之后三年。

乾隆年《天津县志》载，这座县衙“照壁一座，大门三间，仪门、角门三间，东西科房十四间，班房八间，土地祠三间，大堂五间，二堂三间，三堂九间，东签押房共十二间，西幕宾房共九间”。所载建筑图，大门、仪门、照壁相呼应，与大堂二堂三堂构成衙署中轴。仪门至大堂的通道，两侧先是东、西班房相对，为衙役当班之所；再向前，科房东、西相对，为户、礼、工等各项分设。二堂一侧“四勿斋”。这与大堂通常挂“明镜高悬”匾的“规定动作”有不同，以“四勿”颜额，算是一种个性化设置。

中轴建筑之外，进大门，东边有关帝庙；西边为县狱，监狱北面一个小院是典史公署，典史为知县之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乾隆县志记，文昌阁三间，在“县署大门东，知县徐而发捐建”。文昌阁立于衙署墙外东南角，是风水学说中振兴文运的巽位。阁高三层，跨街而立，有照片存世。阁中祀文昌帝君也祀魁星，同治年续县志又记为魁星阁。津人习以县阁（阁，音“稿”）称之。县阁前街、县阁东胡同、县阁北实胡同这些地名，老城改造前一直在使用。运署西街之前的街名也有迹可寻，清代的皇会图载有“县署前混元盒高跷圣会”“县署前接香会”。

徐而发为天津首任知县，曾参与组织文庙修缮，又捐建文昌阁，可见文化情结。其任内“兴利除弊，深惬舆情”，百姓献“忠孝廉洁”匾。其后得此荣誉者，道光年间有知县周栻。周栻“清正廉明，折狱如神，土棍敛迹”，绅民献匾县衙：“两月而治”。

这座县衙的一些主官，为地方文史留下印迹。乾隆年间，知县张志奇启动第一部县志的纂修，命名城乡八景：三水中分、七台环向、溟波浴日、洋艘骈津、浮梁驰渡、广厦舟屯、南原樵影、西淀渔歌。知县朱奎扬主持重修海河叠道，做为遥堤，又是往来大沽的通衢。知县孙景曾增建县城隍庙于府庙之西。嘉庆六年（1801），大水淹城砖二十余级，知县沈长春堵塞四门，拒水城外。奖励城外划船救溺，“缒城而上者且千人，盖棚给粥”。灾后绘有《津门拯溺图》。道光十年（1830）瘟疫流行，知县陆费元鐄倡捐施药，躬自巡历，得救者众。乡人追念，入祀名宦祠。

1840年鸦片战争改变了时代，为“县太爷”宦津染上浓重的近代色彩。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知县谢子澄招集练勇护城，后出击静海而殒命，朝廷谥“忠愍”，津城建祠。1870年（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引燃怒火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法国领事向知县刘杰开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吕增祥摄县篆，“熟谙洋务”，且“有挟外势以凌人者，必据理力争”。他与启蒙思想家严复志趣相投，是相互切磋的挚友，严复译著《天演论》封面赫然刻印“吕增祥署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知县阮国桢《畿南济变纪略》中有关于“津乱实纪”的亲历史料。阮国桢继任者所见，是残墙断壁的县衙。后建起运署，民国老照片拍下大门情形。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这里已是校园、公园夹着民居院落的格局。公园在西，俗称“衙门花园”，后来挂起“向阳公园”牌子。东边一墙隔两校，运署西街小学靠南，红砖楼房教室；北门里小学居北，教室多为围成几个套院的青砖瓦房。北门里小学建教学楼时，仍保留下面阔七间的老建筑，作为校办工厂用房，所挂标志牌有“县衙遗址”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