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评袁腾飞的唯我历史观－《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写于2010年11月9日)
一、教什么？听我的指令
被批得焦头烂额的袁腾飞，蜇伏了几个月之后，又蹿了出来，为普天下历史老师上了一堂大课：《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
这个嘴里不断叫嚣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猪样的民族”、“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的袁腾飞，居然奢谈起了“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这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我在这里特别给袁腾强调了一个“我”字，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了自己的“私产”。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个王国，他就是历史王国的皇上!请看：
“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这是一个颐指气使的主子在向奴才发号施令：“你们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吗”(接下来是一、二、三、四的一大串)就干这些!就这么干!”
袁腾飞的号令，没有商量余地，更没有讨价余地。否则，就是……
袁腾飞：“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二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文革
具体的历史事件必须以“我”的喜恶分正错定真假论善恶。凡是“我”喜的，便是正是真是善!反之，便是错是假是恶!
譬如说文革，是他最厌恶的，尽管他的《文革十年》遭到了一顿迎头痛击，但在这篇《历史老师讲什么》中还是没有死心，还是没有忘记捎带着一讲文革。
袁说：“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批斗殴打老师的“教育极端化”真的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革命史”吗不是的。本人在文革时期也教过年多书，并没有挨过学生批判和殴打，也没听说学校其他老师挨过学生的批判和殴打。袁腾飞的妈妈也是教书的，没听袁诉说他妈挨过学生的批判和殴打。
至于“学生批判教师”。有没有这种行为肯定有!不过，文革时要批判的对象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不是一般的教师更不是所有的教师。那么，有没有“反动学术权威”从今天有袁腾飞这类人不断冒出的现实分析，那时不可能没有。既有，就是应该批的，就批对了。今天不搞文革，袁腾飞一冒头，既没有人发动，也没有人组织，人们还不是照批不误!谁也别想阻止住。
当然，有的学校，批判存在扩大化现象，但是，即使扩大了，也没有扩大到普通教师，更没有扩大到全体教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那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把这种个别的短暂的学生殴打教师的现象视为文革的主流和全部，以偏概全用局部的错误否定全体的正确，这就是袁腾飞所谓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目的则是为了攻击否定他的所恶!
三、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丑化义和团
袁腾飞在《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中还讲了“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这是被他恨得咬牙切齿的我国近代史上爆发的两次农民武装起义。所以，他必须挖空心思地将它们妖魔化。
这一回，袁腾飞看似很聪明，他找出了几位历史上的进步人士替他说话。其实，这些人对于这两次事件的评价都相当客观，既肯定了它们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又在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指出了它们的错误和落后性。袁腾飞却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以“唯我所用”为原则，一律选择了后者而弃置了前者。这样一来，寥寥数语，两次农民起义便被他彻底否定了。
袁腾飞搬出了某外国学者说的“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当法宝训人。却不曾想到，这一巴掌正好打到了自己的嘴巴上!
袁腾飞：“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无视外国侵略者以枪炮开路对我国进行的侵犯和掠夺，无视外国侵略者在我国国土内的烧杀掳抢罪行，而用他的所谓“客观”治学原则，实际上却是实行了他责难别人的“一面倒”原则，一屁股坐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大腿上，责难义和拳“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了一系列野蛮行径”。
谁知，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的谬论，列宁早就指出：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袁腾飞遭到列宁这当头一棒，于是就将列宁此语选择性的遗忘了。他“选择性记忆”了另外一个人为他开道。
袁腾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陈独秀的此语见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中，认真分析也不是否定义和团之语，只是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发生的社会根源。
原来，陈独秀在天之灵早就狠狠地敲打过袁腾飞了。这些便全被他“选择性地遗忘”!
四、历史老师应该教学生否定太平天国
关于太平天国，袁腾飞“选择性记忆”了孙中山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指出它的局限性“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孙中山高度评价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比。旁人也称其为“洪秀全第二”等，则全被袁腾飞“选择性遗忘”了。
袁腾飞“选择性记忆”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批评，而“选择性遗忘”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赞颂。
袁腾飞还“选择性记忆”了梁启超对太平天国的抨击。梁是改良派首领，也是保皇派。他视向清政府造反的太平天国为流寇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与袁腾飞骂毛主席“是人渣”没有任何区别。他俩要不这样骂反倒是奇事怪事了。
袁腾飞还“选择性地遗忘”了两个关键人物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遗忘了毛主席不足为怪，完全可以理解。还有一位被他遗忘就很不好理解了。这就是他极力推崇的“蒋公”蒋介石。这位孙中山的后继蒋先生，事实上也是非常推崇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严禁匪化妖魔化太平天国的书籍和言论，是“蒋公”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一个政举!
所以，袁腾飞真要斥责太平天国问题上的“过去极左思潮”，我以为他的“蒋公”是绝对不应该被“选择性遗忘”。那个“过去极左思潮”还得从“文革”向前挪位才行，挪到“过去的过去，挪到“蒋公”的国民政府时代。
五、结论
由上可知，袁腾飞对历史的“记忆”与“遗忘”的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我”字，能为“我”所用的就选择“记忆”，反之则选择“遗忘”!他在《历史老老师应该教什么》的讲课中，要求普天下历史老师与“我”保持一致，否定文革否定义和团否定太平天国否定反侵略战争否定一切人民革命，与此同时，他还以身示范，教了历史老师一个绝招：选择性记忆和遗忘。
难怪他会向天下人嘶喊着“历史是什么玩意”呢，原来他创造的那些“历史”，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玩意。
就是这样一位把历史当作“我”的玩意而任由“我”玩弄的人，却在向天下的历史老师大谈起了“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来了，大谈起“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来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本人觉得很有必要为他的这篇大作标题改一个字：《历史老师应该玩什么》
答曰：玩把戏!
第十四节袁腾飞已触犯刑律，建议对其提起公诉
(写于2010年5月11日)
袁腾飞利用高中课堂反党、反共、反政府，诋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污蔑前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声讨。
袁腾飞在讲课过程中公开叫嚣“反政府跟反对国家这概念不一样，政府跟国家不是一个概念”(视频：国民大革命)“比如像我这样的，每句都是反党言论，当选不冤”(视频：探索时期、1966年~1976年(上))，对自己的言论袁腾飞不负责任地说“哪说哪了，你出去说是我说的，我也不承认”……然而，袁腾飞的反党反政府视频直到今年5月初才被从网上逐渐删除，视频文件仍然可以从精华学校提供的资源下载。
袁腾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利用其教师的身份，通过造谣诽谤的形式，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触犯刑律，因此，建议检方对其提起公诉，使他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
袁的犯罪嫌疑如下：
一、充当马前卒，积极投身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斩首”行动
宪法序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被明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具有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法律地位。有毛泽东的合法存在，便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存在。反之，否认了毛泽东的合法存在，也就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就是国内外反华势力为什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的关键所在。换一句话说，他们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企图将毛主席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行为，其实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的一场“斩首”行动。
在这场“斩首”行动中，袁腾飞虽然只能算是一个后起之锈，但是，就其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的疯狂程度而言，无疑是充当了“斩首”行动的马前卒、急先锋。请看他说的：
二十世纪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全是这个德行，三大法西斯恶魔都是这个德行，没有一个他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独裁者的统治没有长久的!
我们现在说20世纪三大魔王，希特勒好歹杀的都是外国人，德国人杀的不多，但是斯大林好毛泽东都是杀本国人。斯大林杀本国人，这个匪帮他是靠警察杀人。毛泽东是靠谁杀呢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可以杀人，所以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国土上，并不遥远，结束了刚刚40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还有人山呼万岁，这时很可怕的。
毛泽东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你要记住那个纪念堂是什么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你可以去!你看是什么态度看的。这什么玩意，这是假的吧，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可以参观。靖国神社我也去过，可以参观不能参拜;你要参拜，丧心病狂啊法西斯极右翼分子，是吧，你就完蛋了，你可以参观，反正我是不敢去。
毛泽东这人多二啊!你想想，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这么一东西，是吧一切都按照战争那种观念，毛泽东肯定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他又不懂英文，也不懂德文，俄语他也不懂，他看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没看过，他看得最多的是《资治通鉴》，教人怎么玩人呐、怎么整人呐，就中国古代这些个帝王阴谋之术，这个他玩的炉火纯青，
毛泽东甭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暴君，独裁者。
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过我就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是吧，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那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是吧!殉难者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应该把他们彻底改了.
把他(毛泽东)当做普通人，还要加一个渣，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权力一个东西，多年跟你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你说人可以不活。
袁腾飞对毛主席的疯狂嘶咬居心何在下面他说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作出了回答：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唯一的一件正确的事，就是他逝世，如果他要是四九年就逝世的话，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啊!”
这个“唯一正确”的后面是什么毛主席不应该建立新中国。
二、明目张胆地将矛头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真的朋友如果对袁腾飞反毛的“斩首”实质不以为然而认为仅仅是反毛主席个人的话，那就请接着往下看：
袁腾飞：“你知道当时(1949年)中国在周边国家眼里是什么形象吗就好比你坐公交车或地铁的时候，边上坐着一个人，身高两米，体重两百四十斤，光着脑袋，胳膊上刺条龙，你看他心里什么感觉，周边国家看咱就这感觉，毛骨悚然啊!”
这就是袁腾飞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描出的一幅画像。伟大的坚守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国在他的笔下成了一个令别国毛骨悚然的魔鬼国家、恐怖国家。
请看;
袁腾飞：“中国经过三大改造阶段，在探索中，曲折向错误发展，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发展到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这话：‘牺牲了两千万先烈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今天一想，毛骨悚然啊，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骷髅塔上，白骨堆上，是吧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血淋淋的国家”
袁腾飞对新中国的攻击，言词之刻薄恶毒，已经无以复加了。他在这里已经明显的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
再看：
“袁腾飞：那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是吧!殉难者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
袁腾飞不会不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自辛亥革命以来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牺牲的所有烈士。那么，他要铲掉碑文的目的何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他要否定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牺牲的烈士，以此全盘否定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袁腾飞：“五星红旗从美学的角度上看特别难看。”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在任何国家，它都享有不容亵渎侮谩的法律地位。这个道理，连小学生也懂得。可是这个袁腾飞却胆大包天，作为一个历史老师，竟然用什么“美学角度”作托词面向学生面向大众公然侮谩国旗“特别难看”。国旗真的从美学的角度显出了特别难看吗当然不是的。袁腾飞的“特别难看”所指其实并非国旗本身，综合他那些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完全可以断定，他在这里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难看”
三、鼓吹两个中国，充当台独势力的代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个客观事实不仅在国际社会早已形成了共识，而且也早已在联合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个合法地位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是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既不尊重这个现实也不尊重这段历史。竟然公开地鼓吹两个中国论，充当“台独”势力的代言人：
袁腾飞：“我小时候课本第二课题目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孩子小时候入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的组织都一样。加入三青团宣誓：“在总统蒋公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光复大陆国土”···”
袁腾飞在这里要告诉人们是什么粗略地一看，好像是将“解放台湾”与“光复大陆”等同并列，无所谓理长理短。仔细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可是“光复大陆”呀。何谓光复就是把失去的国土夺回来。原来，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大陆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在无限上纲裁污袁腾飞了。那么，请你再往下看：
袁腾飞：“你们有没有注意新闻，现在基本上都不提‘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在台湾的认同率基本上为0，没有一个人认同。”
在袁腾这个十分武断的“一国两制没有一个人认同”的前提下，出现的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这就是“两国两制”。也就是马英久说的“互不否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共存。袁腾飞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两国两制”的赞许。他说：
“现在马英九提出来的词儿特别好----“互不否认”。你不承认不要紧，不要否认。”如果这种互不否认的主张还不足以彰显袁腾飞支持台独的罪恶用心的话。下面这段话就直截了当地把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的“台湾国”推到前台来了。袁腾飞说：
“实际上台湾的统一将来最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欧盟式的那种方式，就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了，自然就合上了。”
欧盟是一个什么组织它是欧洲各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独立的主权地位。因此，欧盟式的“大陆台湾盟”实际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实现这个联盟的第一步就是台湾独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独立，让它在国际社会享有合法存在的地位。
享有合法地位的“台湾中国”会不会与“大陆中国”结盟，那就不是“大陆中国”一厢情愿的事了。
不过，要是那时再出一个“亚盟”的话，其中肯定就会出现两个号为中国的成员国。这是一个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事。
明明他是鼓吹的两个中国，可他嘴里还要嚷着是统一中国。看他是怎么描绘的这个“统一蓝图”吧：
“和台湾统一了，国名国都国旗都是可以商量的，国名可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上镶五个星，国都咱冬天在台北，夏天在北京。”
请大家看看，如此严肃重大的问题，这个身为人师的袁腾飞却满嘴流腔地在胡说八道，他不但玩弄历史玩弄现实，而且还在玩弄未来!
四、鼓吹民族分裂，积极充当藏独的代言人
袁腾飞是怎样攻击国家民族政策的呢请听：
袁腾飞：“中国少数民族被分的特别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中国为什么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汉族人数占了绝对的优势。“
明明是56个民族共存的客观事实，却被他扭曲成是人为分出来的，而且是“分得特别碎”。为什么要分得特别碎这才是他要向大家交待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众建诸侯少其力”，
原来，细划少数民族，竟然是为了削弱它们的力量使它们都成为弱小的民族，以利于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去统治这些民族。这就是袁腾飞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找出的原因：一个大汉族统治许多小民族。
他的这个结论是真“牛”还是“假牛”，无须我多说，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请看：
袁腾飞：“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相比袁腾飞把毛泽东称为魔王、刽子手、暴君、人渣，这一声“达赖佛爷”活脱脱地画出了他在达赖这个大奴隶主面前的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好像亲过了他的亲爹和亲娘。
他为什么会对达赖如此的亲这就是达赖做了一件为他所赞许的事，即“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真实的历史是，这次中共的“武装侵略”不但彻底粉碎了达赖分裂国家的阴谋，也彻底结束了西藏万恶的农奴制。
达赖获诺奖是国际反华势力一个分裂中国的大阴谋。人民解放军进驻自己的领土西藏，被他们叫嚣为“武装侵略”，袁腾飞要不支持西藏独立，他怎么会欣赏这句“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还有，无数农奴被剥皮抽筋剜眼斫足的惨景离开我们还如此之近，在袁腾飞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之中，却化成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他要是不赞赏这个人吃人的奴隶社会制度，怎么会认这个农奴制的总头子为亲爷呀!下面的这句话就说得更露骨了：
“事实上，民国建立以来，西藏一直处在半独立状态，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他在为西藏鸣冤叫屈，他在向公众宣布，应该还原这个“事实上”，让西藏升起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
真正的事实上，雪山狮子旗是当年西藏地方军队的军旗，如今被藏独份子拿来充“国旗”，袁腾飞就是与这些家伙沆瀣一气!其支持藏独、分裂国家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五、建议依法惩处袁腾飞的违法犯罪行径
袁腾飞这些污七八糟的言论，在赢得了一些同道拍手叫好的同时，也遭受了许多反对者的声讨。其同道以言论自由作挡箭牌为他打气撑腰。而一些好心的人也以为这是袁可以享受的言论自由。
实则不然。言语是人的口和喉舌共同组合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产生的作用，和人体其他功能产生的作用一样，也是一种具体的行为。
法律对于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言行，都作出了规范进行约制。所以，不但绝对的行为自由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同样如此。因此，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言论就成了法律制约的对象。袁腾飞的许多言论都在必须制约之内。我们听听袁腾对此是怎么说的吧。
袁腾飞说：“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你试试，能打死你。”
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发生过因骂美国而被打死的案例，但是从袁的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被他崇尚得五体投地的美国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没有骂美国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们这个被他视之为专制黑暗无以复加的中国，为什么就要给袁腾飞之流以骂中国的自由!莫非我们中国不是国或者是谁的什么殖民地不成!容得你袁腾飞破口烂腮地今天骂明天骂后天还骂，骂个无休无止!
既然美国人骂美国“能打死你”!为什么袁腾飞骂中国我们就不可以“打死他”!
你以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好欺负，真个没有了国法!国法就在这里，我替你搬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零三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条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这两条法律内，煽动、造谣、诽谤都是通过语言功能的作用即言论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袁腾飞造谣诽谤国家的言论既有主观的故意，客观上也煽动蛊惑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为此，建议国家检察部门对袁腾飞提起公诉，按律定罪，给以坚决的打击;国家安全部门应当介入此事，深入调查，揪出袁腾飞背后搞颜色革命的“第五纵队”;同时也建议全国人民，按袁腾飞推介的美国榜样，大家一齐动嘴，毫不容情地“打死他”!
第十五节戏评袁腾飞语录
(写于2010年5月24日)
袁腾飞酷好戏说。网上所见其说“史”，尽皆戏说，今择其若干而戏评之，以博一笑
袁腾飞：毛泽东这个人特别神到什么程度呢，他连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都不俱备，无耻文人讲，他是诗人，他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种诗人具有神经病的气质，想当然，张嘴就来，
毛泽东的诗，也只能归类打油诗哪一类。
鹤龄：不要你作“沁园春”与毛主席比拼，先来个“十六字令”，亮一下读者的眼晴行不行不是大家小看了你，再读五十年国学，你连半两“油”也打不成!如果你真想学毛泽东“打油”的话，就得先跪在他屁股后面，舔他十年脚后根!
袁腾飞：中华民族是猪一样的民族。
鹤龄：之所以是猪一样的民族，是因为出了一个猪狗不如的袁腾飞。
袁腾飞：1989年达赖佛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反抗中共对西藏的武装侵略。
鹤龄：你拜达赖做爷爷，不知你爸妈答应不答应喊达赖爸爸
袁腾飞：中国人对马上不能变成钱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
鹤龄：你是这类中国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所以，你对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毛主席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袁腾飞：毛泽东最擅长与人斗。
鹤龄：袁腾飞最擅长与死人斗。
袁腾飞：反右斗争中，能活下来的是学历史的，夹着尾巴做人，总比死了强。总是能看到红太阳落山哪一天。
鹤龄：改革开放中，能发起来的是歪曲历史的。历史是一个死人聚居的王国，任你张开嘴巴喷粪，总能盼到粪便化成黄金的那个时刻。
袁腾飞：毛泽东做为一个人，他是个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他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一个东西，哪就是权力。
鹤龄：袁腾飞作为一条狗，是一只疯狗，没有肝肺，没有良心，什么人味都没有，嘴巴只有一个任务，嘶咬好人。
袁腾飞：文革中，国家主席都是这样一个下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又会是什么下场。
鹤龄：不知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外国进口来的特殊公民!要不，真解不通，你们一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命运，会有“打着滚花不完的钱”。
袁腾飞：二十世纪三大魔王，希特勒杀的都是外国人。斯大林和毛泽东杀的都是本国人，但斯大林杀人还是法律，通过警察杀人，毛泽东是用什么杀人，谁想杀人，你就可以杀人。人人都有杀人的权力。
鹤龄：你爸爸是拎枪把子的，先问你爸：他有没有权力杀人!他杀没杀过人他杀过几个人如果都没有，那就是你用粪嘴在杀人。
袁腾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贫下中农大字不识一点，能教你什么，他只能教你偷生产队的鸡。偷邻居家的老玉米，大好青春全浪费了。
鹤龄：你爸爸妈妈应该都是贫下中农子女，请让他们向大家坦白交待一下，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专教他们偷生产队的鸡，偷邻居家的老玉米他们偷过多少鸡和玉米
袁腾飞：今天网络上的那帮愤青们，全是这一类狗穷光蛋，没有一个出过国的、没有一个读过书的。
鹤龄：你爸爸妈妈出过国吗你爷爷奶奶出过国吗
今天视频上这个喷粪的，便是一个穷光蛋狗崽子，到外国啃了两口洋屎，自以为成了洋狗崽子，连爸妈也瞧不起。
袁腾飞：知识分子就应当刻骨仇恨毛泽东。哪个读过书的人认为毛泽东伟大的话，你的书就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鹤龄：你妈妈肯定是读了书的，怎么没见她陪你上阵“刻骨仇恨毛泽东”呢她的书是不是也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袁腾飞：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的素质摆在一边，作为一个人，后面加一个字，渣!他属于人渣。
鹤龄：毛泽东这个“人渣”，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还不远万里来拜访过他。今天的你，算个什么玩意，粪渣!不信，你就去问奥巴马!有本事你也让他来拜访你这个粪渣一回吧!
袁腾飞：要不是美国飞行员把毛太子变成了挂炉烤鸭，今天中国就跟北朝鲜金家王朝似的，电视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
鹤龄：要不是搭帮当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挂炉烤鸭”，今天你啃屎巴巴都没人拉。
袁腾飞：你甭想中国人能获诺贝尔奖。
鹤龄：谁说的，要是明天增设了“诺贝尔喷粪奖”，这个奖就非你莫属了。所以，我敢肯定，到了那时，你一定会为中国“争光挣脸”。
袁腾飞：毛泽东停尸房，现在是正局级单位，直属国务院领导，每年开支浩大，就守着这么一个东西。我估计随着年代往后的推移，相信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从哪里请出去。我为了这个信念坚定地活着。
鹤龄：因为你生了这个恶念，你的有生之年马上就变成了有死之年。
袁腾飞：咱中国是最不适合搞恐怖袭击的国家，因为中国对户籍的管理严格。你在小区里一转悠，一帮老太太追上了，你找谁啊你!你这家伙鬼头鬼脑的，进我们小区门也没有!你想安炸药，能让你安吗为什么好袭击美国美国连身份证都没有，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编一个名字进入美国了，再造一个假驾照什么的。在中国身份证都是防伪的，搞什么搞。
鹤龄：对。应该与国际接轨，向民主自由的典范美国学习。废除身份证制度，禁止老太太出门维护社区安全。给恐怖份子一片生存乐土，让老百姓充分自由地享受恐怖袭击。但愿老天长眼，让你第一个在恐怖份子面前充份享受一回砍头剐皮剜心的自由!
袁腾飞：毛泽东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就是他逝世。
鹤龄：袁妈妈做的唯一一件错误的事，便是你出生。
袁腾飞：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如果日本人灭了我们，我们就成了57个民族，多了一个日本族。
鹤龄：当年抗日死去的应该死，没死的也应该去死，死一回还不行，罪该万死。因为他们抗掉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日本族!日本人灭了你，你就变成日本鬼。
袁腾飞：可想斯大林匪帮的统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德国人打到哪，苏联人民拿着面包和盐，载歌载舞欢迎德军
鹤龄：斯大林多英雄，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550万入侵苏联的德国军队打败了。
袁腾飞：你可以参观，反正我是天安门广场我从来不去，我开车都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太可怕了。
鹤龄：你也心虚了啊。那地方你真的去不得，小心为是，革命先烈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你交到阎王爷爷那里三堂会审，送你到地狱的最底层——第十八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袁腾飞：1959年到1961年严重困难，没有自然灾害，你说那几年自然灾害严重你举个例子。
鹤龄：没有例子可举。自然灾害见了毛主席，都躲起来了。
袁腾飞：你们都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期出生的，你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红色恐怖时期，没有经历过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哪个时代也只能和二战德国纳粹有一拚。
鹤龄：你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四年生的，你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一个世界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和墨水缸有一拼。然后你经历了一个“有打着滚花不完钱”差点被人民币压死的恐怖时代。
袁腾飞：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你试试，能打死你，
鹤龄：你再在视频上骂中国，试试看，就打死你。
袁腾飞：中国的外交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恰恰是在文革时期。那是因为两方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等这个共同敌人一没，中美两国也就掰了
鹤龄：美国和苏联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中国，可是，它们却没能等到“这个共同敌人一没”。
袁腾飞：今天世界上谁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几个有核国家!只要这几个国家不落在丧心病狂的独裁者手中，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鹤龄：客观事实是，最好战的就是号称最讲民主的美国
袁腾飞：原子弹还不如茶叶蛋有用呢
鹤龄：请你煮个茶叶蛋，你煮得出吗
袁腾飞：美国苏联的核武器如果全爆炸的话，地球半年见不着太阳，气温降到零下六十度，所有的生命全部灭绝。核战争没有最后的胜利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恐怖的武器，使人类享受了60年的和平。
鹤龄：错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喷香的茶叶蛋，使人类享受了60年的清福。
袁腾飞：毛泽东是什么人啊，全天底下古今中外谁他瞧得上眼啊，你看毛泽东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鹤龄：袁腾飞是什么人啊。“全天底下古今中外谁他瞧得上眼”的这个人他也瞧不上眼。你看袁腾飞说：“毛泽东，四年级。”
你看袁腾飞是什么人啊，他不是“今朝”的呢，他是成吉思汗那个“前朝”的人啊。
袁腾飞：美国要是支援盟邦，那是百分之百铁了心的支持。当时美国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给欧洲一百多亿，都是白给，无偿的。美国是把盟国看成朋友，苏联是把盟国看成奴才!
鹤龄：你看克总、布总、奥总啊到非洲、欧洲访问，都得带着什么去啊都得带着钱去，带着支票本，跟那一花几十亿欧元、美元，人家才有空接见你，顾客是上帝嘛。
袁腾飞：老有学者在那里喷粪：“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您识数吗美国在伊拉克打仗花了多少钱要用那钱买石油能买多少伊拉克的油值那么多钱吗
鹤龄：对呀。伊拉克的石油确实不值那么多钱。美国是要伊拉克人的命呢，伊拉克人的命才值那么多钱!每天都有卖的。
袁腾飞：1950年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愣，要打抗美援朝，把他儿子都折进去啦，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爷厉害，敢打美国!打完之后，打的自己断子绝孙了吧。
鹤龄：如今袁腾飞为什么那么愣，要攻击毛主席，他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爷厉害，敢反毛主席。反完之后，反得自己断舌烂嘴了。
袁腾飞：毛泽东这人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打仗，整人呐，他斗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斗人的，你让他治国抓经济那完了，这国家非让他抓到原始社会去不可!
鹤龄：袁腾飞这人干什么什么不灵，有一样东西他特别会，就是喷粪、骂人呐，他骂死人的功夫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见过他这么会骂的，你让他整历史那就完了，这历史非让他整到去茅坑拉屎不可!
袁腾飞：如今的台湾人民生活富足，安定祥和，古风犹存，是中华道统之所在。
鹤龄：不过，你在台湾肯定上不了百家讲坛，发不了财!人家的中华道统不喜欢你这蔸烂白菜。
袁腾飞：毛泽东那人多二啊，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一个东西，治国时一切都按照战争的那种观念!
鹤龄：袁腾飞这人多二啊，治史无方，骂人有术，狗屎也吃的一个东西，说史时一切都按泼妇骂街那种观念。
袁腾飞：前些年共产党搞“三讲”让群众给提意见，也是自娱自乐嘛。我妈就一再告诫我“小子，你可不许瞎说啊，听见没有，你要是瞎说，你不是新疆就是黑龙江”，我一想这“两江总督”不能干。
鹤龄：如今你是咋想通的啊“两江总督”也准备干了。有金元宝赚是吧!
袁腾飞：当时实在是找不出右派了，就只能大家投票了，选吧，咱选一右派吧。你想要是选右派，什么样的人肯定高票当选没人缘的。于是实验室的一性格孤僻没朋友，只知道刷试管的哥们被选上了。
鹤龄：凭你的德性，这哥们，肯定你也投了一票!
袁腾飞：当选右派后，问题是刷试管的那哥们没有反动言论呐，没关系，人民群众是很有智慧的：你没听过他赞扬共产党吧你没听过他骂共产党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把对党的刻骨仇恨埋在心里。你觉得这是笑话是吧，这是当年的真事儿。
鹤龄：有你在，帮他个忙，代说几句不就得了。
袁腾飞：毛泽东说了，我们不能学斯大林，斯大林杀人太多，我们不杀人，我们留着那帮人，“让他们为人民生产小米嘛”。--------“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这么干更缺德，丧心病狂。
鹤龄：如今我们不干这个“更缺德了”，先拿你开刀。一刀斩了你就不丧心病狂了。
袁腾飞：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秽史”。你问我这个教科书有里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百分之五，你考完赶紧把书烧了，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我从不往家带，扔车里，能不看尽量不看，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鹤龄：你没车读书那阵，是不是从不回家，当流浪狗了难怪你不学无术，总是满嘴胡说八道。
袁腾飞说：实际上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怎么着都没错是吧。怎么着都没错，你比方说现在，嗯，举个例子啊，台湾跟日本你得先对付谁啊台湾哪。藏独跟台独你先对付谁啊，藏独啊。这肯定啊，攘外必先安内嘛。”
鹤龄：实际上啊，这个反击右派啊，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怎么着都没错是吧。怎么着都没错，你比方说那时，嗯，举个例子啊，台湾跟右派，你得先对付谁啊右派哪。藏独跟右派，你先对付谁啊，右派啊。这肯定啊，攘外必先安内嘛。
袁腾飞：他(华国锋)把前边六个字给裱上，往卧室里一挂，谁来给谁看，领袖给我题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后边还有一句呢：“有事找江青同志商量”。这就永远湮没无闻了，
鹤龄：你是一只猎犬，嗅觉与我们人类有异，特灵特灵的。所以，永远湮没无闻的东西就被你闻到了。
袁腾飞：“刘少奇被押解出了北京，关到了开封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应该是得了癌症了，癌症就是容易生气，疼啊!需要打杜冷丁止痛，所以就不给他打止痛针，让他痛死算了
鹤龄：少奇得的是肺炎糖尿病，这癌症是你代他患上的吧!你又当病号喊痛，又当医生开药，不痛死你也会累死你!而且，还得提醒你一下，像干部“代职”一般都会转正一样，这代得癌症也是会转正的哟!
第十六节笑谈《时代周报》和它的尿裤子英雄袁腾飞
(写于2011年1月4日)
本题的“笑”，集嘲笑、冷笑、讥笑、耻笑于一体。
闻听袁腾飞被《时代周报》评为了2010年的“英雄”，忍不住笑了：好一个瞎了眼的《时代周刊》，竟然捧出了一个尿裤子英雄——袁腾飞这个现世宝!
一、英雄“评选”活动的民主失踪了
《时代周报》于2010.12.8日公布：集全国百位知名媒体人之力，评选出“时代100人”。
反毛小丑袁腾飞位列“十大教育工作者”的第十名。
如今的评选活动五花八门，只要你口袋里有钱，你就可以玩“评选”。如果是与老百姓挨不着边的事，你怎么选怎么评都行。大家没意见。反正如今就这世道。
不过，《时代周报》称：它们评选出的“时代100人”都具备共同的时代特质，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意见领袖、进步力量，对推动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评英雄，选领袖，《时代周报》的这个“评选”可就非同一般了。因为英雄是全体人民的楷模，领袖(进步力量的)则是人民的首领了。所以，这样的“评选”就是代表人民在评选了。
我们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现代精英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民主。所以，“评选”的首要，就得实行民主，让人民自己作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评选出自己的“英雄和领袖”。
如今，《时代周报》这个“英雄和领袖”的评选活动，“民主”竟然失踪了!
请问《时代周报》：你们替十三亿人民“评英雄、选领袖”，你们给多少人打过招呼你们给多少人发了选票不要说那些山沟沟里的民众，就连我这个天天泡在网上的老网虫，直到今天才知道你们为中国人民“评选”出“英雄”来了。要不是“红色娘子军”网友为你们的“评选”唱了几句“赞歌”，全中国有几人知道你们为大家“评选”出的“英雄、领袖”!
亏你们还好意思说得出口：“集全国百位知名媒体人之力，评选出“时代100人”。
一人捧出一英雄，一人捧出一领袖!
胡闹!胡闹!
你以为100个知名媒体人，就是100个全国人民代表!
可笑。可笑!
请摆正自己的位置吧：
你们自视为精英，人民视汝如毒草!
请把你们的“英雄、领袖”收起吧，你们的独裁孵出的“英雄”，人民不卖账!你们的独裁产出的“领袖”，人民不需要!
二、“进步领袖”袁腾飞的“杰出贡献”鉴定
时代周报声称，他们“评选”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意见领袖、进步力量，对推动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那么，这些所谓的“进步力量的意见领袖”的“杰出贡献”表现在哪里呢却未见《时代周报》的下文分晓。
其他人打个马虎眼也就罢了，唯独这个袁腾飞不行，必须给他拿出一个鉴定，列出一、二、三、四条!
下面就是袁腾飞的政治鉴定表
一、向美国投靠
二、向达赖讨好
三、向蒋介厂献媚
四、向毛泽东挥刀
袁腾飞的逆天之行，馨竹难书，无人不晓。
这就是袁腾飞对“促进”中国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这就是袁腾飞为《时代周报》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立下的汗马功劳!
袁腾飞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虽然引来了《时代周报》及其利益群体的一片掌声，但是，却招致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发起的排山倒海之势的大声讨!曾经嚣张一时的袁腾飞，早已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时代周报》却把这个臭不可闻的家伙捧出来当成了宝。
虽可恼，也很可笑!
三、《时代周报》的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勿容讳言，袁腾飞确实曾经有过一番反毛卖国的“英雄壮举”。不过，那只是在一个只有攻击方的百万大军而无还击方阵地的单方战场上，向着他心中的“假想敌”——马恩列斯毛发射出的一通机关炮。因为他觉得，这些曾经的盖世英雄和伟人，都已经没有回击之力了。所以，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他就敢于肆无忌惮地向逝去的伟人鸣枪开炮!并且不可一世地得意忘形地狂呼滥叫!以为自己真的“英雄豪杰”了。
可是，袁腾飞高兴得太早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肉体虽然死亡了的伟人，其精神却与天同在，早已在亿万人民心中的这片沃土上生根开了花!瞬息之间，一场没有领导举旗、没有英雄开道的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保卫伟人的反击战就开始了。其势如霹雳雷霆急风骤雨，打了袁腾飞们一个劈头盖脑!不上一个回合，这个袁腾飞就蔫了，就蛇伏龟缩了。
请听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袁腾飞此刻的“豪言壮语”：
几句“冠冕堂皇”的表白，活脱脱地画出了这家伙的一副熊模样!
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口水仗不正是你袁腾飞挑起来的吗!在人民的反击力量没有形成以前，你袁腾飞雄纠纠气昂昂的，嘴里的脏水污水喷得满天横飞!如今，当人民开始反击的时候，你却“不想打口水仗”了。这就是你的“英雄”本色啊!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党、这个人民政府、这个法律，一分钟之前不是还被你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吗!一分钟后，你怎么就相信了它们、祈求它们的保护了!
还有，人家涵芬楼书店为你摆设了一个大会天下英雄的擂台检验你的英雄气概，正是你一逞英豪的所在。也就来了苏铁山等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学子嘛，你怎么就尿起了裤子，当起了缩头的乌龟了!
原来，你这样的“英雄”，只是一个见不得天日见不得人民群众的现世宝!
可怜啊可怜。“英雄”而至如此，最后的一步，只能是撞墙跳楼啦!
可笑啊可笑。《时代周报》竟然捡来了这样一位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更可笑啊更可笑。《时代周报》及其代表的利益群体，竟把自己的反毛大业寄希望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进步领袖”——一个不堪一击的尿裤子英雄现世宝!
可笑可笑真可笑!
第七章
评茅于轼的《平反之年——1978》
（2009年12月2日，茅于轼在多思论坛发表《平反之年——1978》，随写此评）
第一节茅于轼不愿平反的荒谬理由
茅先生不愿平反的理由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这个逻辑就是，要为他平反，他就是对的，所以共产党就是错的了。这个问题不弄清，对他的平反就不符合逻辑！
以你一个人的“对”而非要判定整个共产党的“错”，这样的逻辑，不知茅先生是从何处搬来的？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是一个普遍真理，既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适用于外国的政党和外国人民。一个政党一个人，在一时一事上犯的错，在一时一事上纠错就行了。岂能以偏概全，以一时一事上的错而否定整个政党、而否定整个人，肯定这个政党这个人全是错！作为一个学者，茅于轼先生竟连这个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实在不可思义。共产党既然给你平了反，就是承认对你的处理错了嘛。你还想怎么着？是不是想要“以礼还礼”，像文化大革命将你“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一像，也将共产党将毛主席扫地出门，赶出中国？如果你正在做这样的梦，那就最好快点醒来吧！因为，梦境毕竟只是在虚幻的世界里！
第二节茅于轼自己抽自己的耳光
茅于轼说：“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
应该说，那时候，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并不象茅于轼说的，残酷到“很难有饭吃的”，“完全没有前途的”。除了政治上的歧视以外，这些人的基本生存、生活权利都和其他人一样，受着国家和政府的保障。
不要说别人了，茅于轼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请看茅于轼的现身说法，他在向我们述说着一个真实的过去：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
茅于轼在这里告诉我们，作为“罪人”的他，当时不但“有饭吃”，而且还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和无需乞求于人的独立人格地位。也就是说，“罪人”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吃饭”，也没有影响他的前途，甚至也没有使他受什么歧视。以至于他对“取消罪人”都不太关心，甚至还乐意继续做“罪人”！
第三节毛主席修过“阿房宫”、“骊山墓”吗
茅于轼说：“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茅于轼先生：很是不解，你怎么就会想起秦始皇来的呢？你是不是没有学过中国历史呀！历史上的秦始皇虽然做了许多好事正事，但从即位次年起就开始修骊山陵园，一座坟墓动用工役数十万人足足修了39年之久，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事怪事了。还有那座专为享乐的阿房宫，耗费的民脂民膏也是无法计数的。
可是，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搞过阿房宫式的建筑吗？搞过骊山式的工程吗？作为一名学者，你不会无知到连这样的历史知识也不懂吧！一位管理着八亿人口的大国领袖，一生奋斗，到头来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片瓦寸土、件物分钱。如果你是由此而想到秦始皇的，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的心理变态了！
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实现了千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数亿中国农民破天荒的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如果你由此而想到了秦始皇，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一定是被剥夺土地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了。
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虽然也向农民征了赋（工矿企业大都是国家的），但绝对谈不上繁，每年就是按田地核定产量征收一次公粮而已。搞了三十年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虽然也向农民征了“役”，但算得上繁重的只是在大跃进那一个相对的短时期内，而且所有的“役”，都不是修“阿房宫”，也不是造“骊山墓”。主要都是搞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这样的“役”，归根到底，主要都是百姓为自己在“役”。
如果你连这些全看不见，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你是眼瞎耳聋了！
第八章
放弃对日索赔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写于2010年7月21日)
—我们国家三十多年前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决定，今天成了反毛者攻击毛主席的一发重型炮弹。—
第一节反毛人士对放弃索赔的非议
1971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期，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日本经济在腾飞时，中国却在热衷于阶级斗争，反右、大跃进、公共食堂、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度倒退，人民严重缺衣少食。此时田中角荣访华，主动代表日本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中国政府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断然宣布中国放弃接受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
消息在广播里播出后，中国人惊讶不敢言，阶级斗争高压时期，敢言者即为“反革命”。但堵不住境外人士之口，新加坡一华裔撰文说道：“大陆民众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日寇的侵略使共产党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和发展。”此文列举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的情景值得一提：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李鸿章一再要求减少白银赔偿数量，说民众食不裹腹，遭拒绝，最后叹道：“容且再减五百两也好”。
放弃接受战争赔偿和争辩少赔偿当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可足见李鸿章在无奈情况下的忧患民情之心。然而，接受赔偿是最能体现胜利者的中国人尊严的实质性事情;不接受赔偿，反而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口实，借此否认和歪曲那场侵略战争，不承认有过对中国人民屠戮的事实。
陈华在这段文字中用李鸿章的忧患民情之心反衬中国共产党的无视民生之心。李鸿章为“食不裹腹”的百姓而苦苦向日本人讨价还价哪怕是“再减五百两也好”，可是共产党却连日本人送上门来的赔款都不要(即某些人说的拒绝日本赔款)，宁愿让自己的人民冻着饿着!
陈华在这里还表露出一个意思：放弃索赔就是丧失了“中国人尊严”，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丧权辱国之举。
我在腾讯发的《戏评袁腾飞语录》里又遇到了这个问题：
288楼：一个鱼为什么拒绝日本赔款我觉得鹤龄还是比较讲道理的，请为毛辩护一番!
304楼：鹤龄首先，“拒绝日本赔款”的问题并不存在。请问，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日本人把赔款送上来而毛泽东拒绝签收的事吗如果没有，你叫我为毛主席辩护什么!
其次，日本投降于1945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此法律地位直至1971年才终止。毫无疑问，向日索取战争损失赔偿是国民政府的份内之责。长达26年之久，它为什么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你应该先替它作出一个辩护!
“一个鱼”接下来的回复，一直发不出，他发了几句牢骚后退下了。这个问题也就没辩出最后的结果。
我把中华民国政府搬来挡阵，并非以此搪塞不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要说明中国政府为何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就必须请出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事。
第二节国民政府无奈放弃了索赔的权利
1952年4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中日和约”，在这个条约中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有论者认为：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我认为这三个原由基本上都不成立，特别是“一”和“三”。所谓“以德报怨”只是场面上的客套话，“装大”更是无从说起，国民政府其实是很想向日本索要赔款的。“退居台湾”大大降低了国际地位也不是主要原因，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本来就很低。49年以前它并没有退居台湾，不是也没有拿到赔偿!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谁说国民政府不想要日本赔款!不但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想要赔款，英国、美国也想要!美国还要得非常积极的。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3月制定“临时赔偿方案”，采用“先期拆迁”的方式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约值2250万美元，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
谁说国民政府“装大”放弃索要赔偿这不，2050万元的物资它也要，一套发电设备和起重设备它也要，而且是迫不急待地派人去要!
“可是，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
由此可见，不是国民政府不要赔偿，而是它要不到赔偿，连一套发电设备和起重设备也要不到!
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此前的4月23日攻占了南京，日薄西山的国民政府已是命悬一线气息奄奄了。于是，美国出于自己反苏反共的需要，决定调整策略，重点扶植日本，要让日本成为它在远东的反共堡垒。再说，真要是这个国民政府从地球上消失，拆迁回来的东西岂不是白白地送给了共产党，又一次使自己成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了。
我们不能小看了这个美国，二战后的世界，已经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它不让日本人赔，你就别想让日本人赔!
接下来美国又有了新动作：
1951年9月4日—8日，美国又纠集52个国家(主要由非对日作战国家凑成)召开旧金山会议，操纵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也称《旧金山和约》。
和约在赔偿问题上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不但没有提及具体数额，而且还规定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同时还限定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说白了就是限定只能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接下来，它又利用这个旧金山条约，与日本唱双簧，胁迫国民政府俯就日本签定了“中日和约”，在这个和约中，国民政府无奈地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权力。
本人不想在此对国民政府的此举进行责难，也无意为他的此举进行辩护，而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它的此举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索赔之路开了一条大口子，也可以说是开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三节共产党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民间讨债尚且如此，何况国与国!何况这个日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你们的中华民国已经把索赔的权利放弃了。你不承认吗，你们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还在。日本人就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利用这张王牌与中国打外交战的。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别开一些网帖中提供的资料，我在这里来一个揣测：
如果提出向日索赔，提出百亿千亿都可以，日本的侵略对我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数计的。但是，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必须考虑一点：要求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能不能要到钱!
现实中我们看到听到很多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的案例，很多人都成了“偷鸡”不成反倒丢了一把米，诉讼费花了一大把，买回一张空头判决书却不值一分钱。
我国与日本这个官司怎么打不知国际法庭管不管这号事即使国际法庭管了这个事并且判决日本赔偿我国几千亿。可是，如果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就是不赔款，那又由谁来负责执行呢国际法庭会不会负责执行我以为，即使它愿意执行也绝对没有能力负责执行。出兵到日本实行强制，肯定不可能。如今倒是有种办法可以卡它的脖子，实行经济制裁逼其就范。但是，在美国主宰世界的当时，没有它的批准肯定不行。
那么，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不可以执行到位呢采取经济制裁，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日本人不会惧怕这种制裁的。采用武力征服吧。我们虽然在朝鲜与美国交过手也取得了胜利，但是，真要跨海到日本去和美日交手，要想获胜恐怕就很难很难的了。
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武力有必胜的把握，又有谁敢作主下这一步棋!采用战争的手段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岂不把自己也置于强盗的地位了。这样的做法不但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且反对者中也会包括我们自己!
前面提到的那位陈华拿出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人要清政府赔白银两亿两清政府就得赔两亿两说事。他是在说，当年的日本人想要多少就可以要到多少，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要可是，他却不知道日本人那是强盗逻辑!就像今天绑匪达不到目的便撕票一样，清政府少赔它一两，它就要继续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抢的。无力对付强盗的清政府，除了拼命搜括民脂民膏去满足他们的欲望，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面对着这一笔不可能收到的赔款，我们该怎么办是继续保持享有这个“画饼”的权利而树一个敌人，还是放弃这个权利交一个朋友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
陈华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是日本人把一个“香饼”送到了我们的嘴巴边上而我们宁肯饿着肚皮就是不吃日本人的饼。他说：“此时田中角荣访华，主动代表日本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但中国政府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断然宣布中国放弃接受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
日本人真有那么好吗看中日会谈的一段实况：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日方连中国政府提“赔偿”两个字都不同意，谁会相信他们有真心准备赔款!
后来，在周总理的严辞驳斥之下，日方才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高岛也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也就是说，他代表日本国民领了中国的这一份情。
而中国政府送的这份情，却是十年前国民政府早就送过的了。所以，我说，这次送的只是一个顺水人情!
第四节假如你遇到类似问题会怎么办
下面我想举个例子对这个“顺水人情”再作一番浅显地分析。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事。
譬如某人欠你家一笔债务被你当家的哥哥作主与对方签约放弃了。你虽然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但这个合同的签订已成了客观事实。到了你当家想要将这笔债权收回来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笔债要不要得回来。如果你经过了充分论证这笔债根本就要不到。
那么，是重提这笔旧账打官司与对方结怨还是做一个顺水人情与对方修好，你将作何选择
相信你选择的也一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弃弊而趋利。
当然，这个事与对日索赔的性质大不相同，但趋利弃弊却同一理。
第九章
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是天灾不是人祸
(写于2011年9月6日，1—6节原题为《天灾扯成人祸-评李银河〈从未听过的一次历史灾难〉》)
第一节帖烂如斯评《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
李银河的这个简写本，写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她口口声声地说板桥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却不问问自己这篇帖子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像她的这种粗制滥造的帖子，网上确实很难找到几篇。
她的这篇博文起首一段是：“美国Discovery节目编排了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从第十名倒着报到第一名，人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
如果美国Discovery也编排一个《世界互联网上十大烂帖》的专题节目，那么，当报导从第十名倒着报到第一名时，人们会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互联网上最烂的帖子，居然是中国性学专家李银河博士的!
“本文记述的事件发生于1975年，地点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
“1975年8月8日零时，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
“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这一事件的死亡数据也被复述4遍，4个不相同的数据。
“至于死亡人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普遍认为超过10万。……板桥惨案死亡人数达23万人。”
“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
“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随后又有14万余灾民因次生灾害而丧生。”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下面这些阿拉伯数字“723和谐灾难之后”、“就如同723和谐惨案中”、“758浩劫最大的不幸”、“75-8之悲状”，就不知是什么玩意了!
再请看，“7日19时30分，……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
只过了3个小时还差10分钟，她计算成了“7个小时后”。
这样一篇烂到不可再烂的帖子居然也敢拿出来“招摇过网”，李博士文才不浅，文德实薄矣!
第二节天下奇闻毛时代不能有自然灾害
中国有一个天下奇事：毛时代没有自然灾害。因为毛时代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不允许有自然灾害。譬如中国上世纪60年代遭受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共识。连《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也载上了一笔。可是，就有那么几位“专家学者”从分析“气象资料”硬是得出了那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的结论。
就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而言，虽然无人有胆说“风调雨顺”，谁也不敢否认“降水量是世界之最”、“三天比两年下的雨还多”，但是，这些论者都认定是人为的灾难!
我们实在找不出这种逻辑的奥秘何在!就拿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来说吧：
1901年到1948年的48年中，淮河全流域发生42次水灾。最突出的水灾有1916年、1921年和1931年的3次。每次洪水泛滥，常使几十个县、市和上千个乡镇沦为汪洋泽国，受灾人口数千万。死亡最多的是1931年，受灾人口2100余万，死亡人数75000多人，灾后瘟疫流行。
几乎年年皆有的水灾，无论其降雨量比板桥此次小多少，无论其导致的死亡是多少，谁都理所当然的视其为自然灾害。可是，尽管板桥此次下了淮河流域从未有过的特大暴雨，所造成的危害却只能称之为人为灾难不是自然灾害，
就世界范围而言，没有哪个国家下过当年中国河南驻马店那样的特大暴雨，可是，水库垮坝事件不知出了多多少少!美国、法国、意大利、苏联……，都发生过人员死伤、财产损失的水库溃坝灾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理所当然的认定为自然灾害，唯独我们中国的毛时代只能算是人为灾害，即，是人祸不是天灾!你说怪不怪
如此怪事，谁能说出一个原因来只能是，毛泽东时代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不允许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成灾为害了，就是人为的灾难!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自然灾害!为什么就不允许有自然灾害!
第三节灾重如斯谁说板桥溃坝是人为灾难
李银河的博文中没有提及板桥水库溃坝前当地的特大暴雨任何具体情况，而着重于溃坝后的洪水肆虐情况的描写，用了大量具有极大煽动性蛊惑性的词语，渲染板桥水库溃坝所造成的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
真的是人为灾难吗
钱刚的文中说：“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这是此事件发生的初始原因，也是事件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原因，即台风摆脱了气象部门的监测。如果中央气象台雷达一直跟踪监测着“7503号”台风的动向，即使溃坝不可避免，人民财产损失不可避免，但是，人民的生命是绝对不会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
再看钱刚此文对溃坝前的降水情况描写：
“这场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计的。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最强大的雨带，位于伏牛山脉的迎风面，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的降水强度，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板桥水库设计最大库容为4.92亿立方米，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而它在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总量为7.012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7万立方米每秒。”
王维洛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也提到了这个客观事实：
先说王维洛的“三天比两年多”。我们把水库比做一个人，如果让一个人三天喝进去两年需要的水，结果可想而知!即使是“30天”或者“10天5天”也必定会爆肠炸肚的。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怎么恰当，因为人的“吞吐”每天基本上保持均衡状态，水库的吞吐功能则是参照历史上某个最大洪水量设计的。如果板桥水库是按“三天可以喝下一年降雨量设计的”，现在让它三天喝下两年的降雨量，这就与让一个人一天喝下两天需要的水没有区别了。
再说钱钢的“设计最大泄量为1720立方米每秒”与承受“洪峰流量1.7万立方米每秒。”这就像让一个只有百斤力气的人非要负荷千斤重量一样，他有可能不被压垮吗
有位“sdavid”网友说得好：
“看完上述资料就知道，河南当时遭遇了一次非常诡异的气候条件，这种气候是人类记载中最特殊最严重的一次。这种条件下，任何水库只有一个结果——溃坝。板桥水库是按千年一遇设计的。所谓千年一遇，也都是估计的，因为人类没有记载过1000年前的降水量。设计泄洪量1720秒立方，实际流量17000秒立方，也就是10倍于最大泄洪能力。长江年均径流量9500秒立方，在一条北方河床怎么能容纳1.8倍的长江流量这场雨下在任何国家按照任何设计标准的水库流域区，水库都得溃坝。不管这个水库修在美国还是苏联，不管是大跃进修的还是改革开放后修的，全都躲不过溃坝的结局。这比8级地震震中房子会不会塌还容易判断。”
说明一下，他所述“一条北方河床”具体的说应该是淮河的一条支流的河床，是板桥水库上方一条河流的河床。这样的河流与长江的容纳功能相比，应该是幼儿与成人的关系了。如果让幼儿承担成人的工作量，他有可能不被压垮吗
第四节水库无辜大跃进功过任由评说
李银河没有提供任河事实依据，就给大跃进、给板桥水库定了一个罪名。她说：“板桥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板桥水库真是质量粗劣吗我们还是听钱钢说的。
“这就是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垮坝前实际具备的工程标准。应当说经过改善、加固的两座水库，就工程质量而言，并无严重问题。”
我们只能听钱钢的而不能听李银河的，因为钱钢在此结论前还提供了具体的论据。钱钢文中还有“板桥水库素被称作‘铁壳坝’”之说。即使此语有些夸张，但当时的人们也不会愚蠢到把一副纸皮当作铁壳吧。总之，板桥水库的质量是过得去的。李银河诬它“质量粗劣”，是大跃进“粗制滥造的产物”不但是对大跃进的恶意攻击，也是对板桥水库一种诬篾。
所以，板桥水库的溃坝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大跃进的粗制滥造”，实际上倒与这个“铁壳坝”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个“铁壳坝”的盛誉导致了它的崩垮。
钱钢在文中是这样说的：“由于板桥水库素被称作“铁壳坝”，加上通讯断绝，板桥的险情被忽视了。”
这种看似十分反常的现象，实际上在生活中表现得极为平常。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叫做“天天病，救了命。”为什么经常生病身体不好的人，一是自己注意了保养，二是获得了亲友的照顾关怀，三是得到了医生的经常诊治。可是，身体好的人呢，却是三项全无。特别是自己，总是拿着身体健康当本钱，无形的损耗根本就不在意，即使发现了毛病也不在乎，咬咬牙就听之任之过去了。结果，一旦大病来到，便是大限临头。毫无疑问，这样的结局是由于人的犯错造成的。但是，这种错误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也是很多人曾经犯过或者正在犯着的“习惯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可能犯的错误，如果渲染成毛泽东时代的特有错误，这种渲染的本身就是错误。
“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河南南部降雨很少，正出现旱情，农田缺水，大部分水库蓄水位很低，不能满足灌溉和供水的需求。8月4日该地区受台风影响开始降雨，人们还以为是天上降下了及时雨，各地水库纷纷开始蓄水，抬高水位，用于抗旱。这个蓄水过程持续到8月7日。由于降雨量大，水库又只蓄不放，水位上升很快。水位上升到水库正常蓄水位，继续上升到最高蓄水位，超过警戒水位。”
这就是一个认知错误造成的错误行动。正是这个错误给了板桥水库致命的一击，让它在喝得饱饱的以后再去经受十倍于其泄洪能力的洪峰流量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洪水的漫坝最后导致溃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悬念!
人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知能力有限，当时的气象部门根本就没有捕捉到这次特大暴雨的蛛丝马迹，致使当地把一场即将到来的特大水害当作了“水利”欢迎。当着人们发现了这个“狼外婆”的真实面目准备动手打时，已经为时晚了。板桥水库正是中了“狼外婆”的招，直到8月6日23时(第二场暴雨在6日12时到7日4时)“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才)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可是，已经无济于事。“水位仍在上涨，库水位高达11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
请注意，钱钢在这里说的“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才)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说明李银河的“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也是一句假话。
第五节事出有因“急报”“泥牛入海”不是人祸
李银河博文中有“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之说。上级为什么不及时下令排水泄洪呢李银河是这样记述的：
“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
看了这段文字，谁的心里都会明白，造成溃坝的责任就是使两次急报“泥牛入海”的上级了。
这个“上级”到底是哪一级李银河没有明说。从李银河的“政治需要”分析，是“越上越好”，最好是上到中央一级，最好是上到中央毛泽东主席那个“上级”。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归咎到是毛泽东为祸造成板桥水库的大难了。
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无意中却搜到了一篇《邓小平和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帖子。
该帖称：“《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此次救灾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实在不敢轻意相信。但是，可以肯定，李银河所说的“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8日1时)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是不可信的。出动飞机炸爆、请求军队抢险须报中央，但是，水库闸门的开、关，本来就是水库管理部门即板桥水库管理局权限内的事，这还用得着二次三番的请示省和中央吗!所以，钱刚说的“6日23时，板桥水库主溢洪道闸门已经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才是可信的，因为它合符事理。
钱刚文中还提到：“8月7日晚7时许……板桥与驻马店的通讯完全中断，一位携带报话机进行接力通讯的驻军士兵在行至沙河店时被汹涌的洪水卷走”，由此看来，地区第一次发急电时，即与板桥水库断绝联系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8月7日晚7时许)，省水利厅会议上才有人(陈惺，水利专家)提到了炸板桥水库副泄洪道的建议，但这一建议已无法传到板桥(钱刚所述)。
由此分析，8日零时20分，地区第二次急报中央请求派机炸副溢洪道的消息应该不真实。因为此时地区领导已经不知道板桥水库的具体情况了。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次抗灾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身患重病，国务院几位领导没有将此事报告他们。李银河如果想要借此攻击毛主席，那就请把这份心省了。钱刚文中详细讲述了班台闸的爆破情况，是由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直接组织指挥的：
“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后，李先念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班台闸)任务。……”
第六节封杀真相动用一切手段从何说起
李银河在博文中说：“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应为“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6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在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短视而愚蠢的动物。好大喜功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使一切危险都被人们视而不见和选择性的遗忘。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中国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诺亚方舟;现实中，中国人造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它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墓碑，没有人能预见到。没有了黄万里的中国，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看不见，不是不愿抬头，就是抬不起头。”
李银河讲得“言词凿凿，慷慨激昂”，而“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的具体“手段”却一个也没有!我想，作为专家学者的李银河，总不能这样“血口喷当局”吧。何不把当局的“一切手段”掀出几手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呢
王维洛在他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提到：当时“曾拍摄过一部关于1975年8月河南省暴雨的科学教育片，其中有关于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但是该片也是内部发行，只供气象和水利的专业人员观看。笔者曾在大学学习期间，作为气象学的课程内容在1979年看过这部影片。”
可笑的是，王维洛其实也是一位“封杀真相”论者，实在不可思义!都拍成教育片用于科研和教学了，还能叫“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
李银河所说的“奇怪之处在于，在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很多60年代、70年代生人对于这场灾害完全不知晓。甚至事隔三十年后，很多中国人对于此次事故仍然一无所知”，其实也是少见多怪。现在有了网络，网络上曝出的事情，网民一般都知道。但是不接触网络的人就不知道!去年的袁腾飞事件掀起的风浪不能不算高吧，文学的语言可以用上家喻户晓，实际上很多不接触网络的人就不知道。我的姑父是一位退休干部，80多岁了，最近来我家，和他谈起袁腾飞反对毛主席的事，他还有点不相信，因为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
李银河的性解放说教特别是去年马教授推出的“换偶无罪”，在我们国家造成了一场道德大地震。但是，十三亿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李银河和马教授呢再过几十年，便会有更多的人不知道他们。
我们再看看李银河说的“新闻脉络已经成型的1975年”是什么状况那时候，不但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很少。国家的喉舌《人民日报》每日只有四个版面一张纸，省报也是如此，地区一级的就只有半张纸了。
以这样的“新闻脉络”对近十亿人进行宣传，很多人不知道板桥溃坝事件有什么好奇怪的!
(写于2011年9月15日，7-11节，原题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死亡人数探究》)
1975年8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因特大天灾发生溃坝事件(简称“75·8”溃坝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三十年后的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10》的专题节目，以死亡人数最多将“75·8”溃坝事件列为十大人为灾害之首。由此引发了国内一些人对“75·8”事件的大声讨，按照《Discovery》的意图和导向把一场特大天灾“论证”为一场特大人祸即人为灾难。件的大声讨，按照《Discovery》的意图和导向把一场特大天灾“论证”为一场特大人祸即人为灾难。
一、美国《Discovery》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李银河《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有这样一段话：“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驻马店水灾，当时出动的抗洪抢险队伍仅医务方面即有从全国各地来的198个医疗队数千名医务人员;部队方面有北京、广州、南京、兰州、济南、成都、武汉7大军区，和北京铁道兵司令部、北海舰队、东海舰队、河南省军区等66个单位的42618名官兵,其他机关干部,工人更是不计其数。出动的飞机则多达数千架次，
一场受灾面积如此之大，受灾人口如此之多的特大灾难，一场出动救灾人员如此之众的大行动，不用说死亡24万人了，即按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所说的2.6万人，也足够轰动全世界!1975年并非信息闭塞的蛮荒时期，美苏的通讯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专挑中国“脓疱”的《美国之音》，其触角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奇怪的是当时的它们却对“75·8”毫无所知，而将此“秘事”留待了今日的“Discovery”爆料。
我们不禁要问：“Discovery”的“料”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总得有个出处吧。譬如说“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具体在什么地方打捞到的具体掩埋在什么地方……
可是，在李银河这篇被转来转去的帖子中，除了在“Discovery”的数据后面添上大量的如“这一天灾与人祸紧紧绞缠的惨烈历史”、“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观众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等极具煽动蛊惑力的空洞言词外，支撑其数据的证据及具体细节却找不到半点影儿。
二、乔培新等人的死亡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
美国《Discovery》节目播出一个多月后的2005年7月，网上就传出了王维洛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该文又列出了这次水库溃坝事件死亡人数的多种不同的说法：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
王维洛把这些数据搬出来，与那些搬“Discovery”数据的一样，也没有提供支撑数据的任何证据和具体细节，只负责加了一些“添加剂”。
那么，乔培新等人的数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美国《Discovery》弄来的或者，美国《Discovery》是从他们手里弄走的
三、李银河的民间“说法”是怎么弄来的
李银河在《从未听说过的一次历史灾难》中说：“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
请问李银河：你是从哪个“民间”弄来这个说法的是通过什么方式从“民间”弄来的这个“说法”
这个“民间”的说法只死了三千多人!
从3千多到40万，无数的“民间”说法被李银河汇总成一个“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的“民间”的“说法”!
这个“认同”又是怎么来的请问李银河：你就“超过30万”作过问卷调查或是举行过全民公投吗要不，你是怎么知道人家“认同”的请你具体的说说，是哪些人认同你的“超过30万”了
第八节统计数据板桥溃坝直接致死18869人
一是《南方周末》2005年所载钱刚的《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该文中说：
“板桥水库垮坝后，距水库最近的沙河店镇首先被大水吞噬。尽管泌阳县委书记朱永朝在事前布置了紧急撤离，但因洪水势头凶猛，全镇6000余人中仍有827人遇难。撤离的通知，仅仅限于泌阳县内。由于驻马店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向全区作出相应的紧急部署，与沙河店仅一河之隔的遂平县文城公社，群众完全没有得到洪水警报，因此，文城成为“75.8”洪水中损失最巨的地区：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二是《南方都市报》2010年所载江华、喻尘的《水墓：那些正被遗忘的残酷记忆》。该文中说：
“1975年8月8日3时左右，峰头高达7米到10米的洪水兵临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下。它轻松地越过遂平县城，在遂平县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记载：‘全县23万人被冲走，18869人遇难’”(文城公社的死亡数据与钱刚文中完全相同)。
第一个数据：是距板桥水库最近的泌阳县沙河店镇，死亡827人。这是板桥水库溃坝事件造成泌阳县死亡的具体人数。因为溃坝洪水经过沙河店后即进入了遂平县。
第二个数据：是遂平县了，这是本次水灾受害最严重的县。全县死亡18869人。江华、喻尘在《水墓……》中对此提出质疑。其理由是：
“仅文城公社的记载官方数字是：全公社3.6万人口中，有1.8万余人遇难。……有7家人绝户(见本篇第二段)”。
怎样看待这几个数据首先，一个小队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大队的数据，一个大队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公社的数据，一个公社的数据不能用于推算全县的数据。其次，从精确到个位的“18869人”来看，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基层逐级上报的统计数据汇总得出的数据。而全公社的“1.8万余人遇难”则是一个估计数据，魏湾大队“有近千人丧生”同样如此。它们都无力推翻全县“18869人”这个数据。
由此，可以得出板桥水库溃坝直接致死的人数为19696人。计算公式为泌阳的827人加上遂平的18869人。因为，洪水经过遂平后就进入了宿鸭湖，而宿鸭湖并没有溃坝。
第九节尸横遍野乔海燕“戏说”石漫滩水库溃坝
石漫滩水库溃坝事件的专题文帖网上少见。该坝的溃坝情况大都出现在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中，而且大都是一笔带过。网上只搜索到凤凰网副总裁乔海燕的一篇《石漫滩水库溃坝亲历记》。乔在文中几次提到人员死亡，但没有具体数据，都是一些泛泛之谈的文学语言。如：
“那真是尸首遍野!根本不用找，到处都是。一天早晨，我和另外两个医生出诊，眼看着前面一座砖窑，我闻到有异味。果然，在一个大土坑下面发现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多数是妇女和老人，也有几个孩子。我们赶紧折回宿营地，背来喷雾器、铁锹，这一个上午，我们三个就是掩埋这些尸体了。尸体正好落在土坑边的底部，我们从土坑上面往下推土，盖了几层土，再下去加厚掩埋。我估计，大水夹着溺毙者向前流动，到了这个土坑边，尸体便落下来沉到坑底。因此，凡是能减缓水流的地方，村头、沟坑、玉米地、树林里，都有成片成堆的尸体。”
“这时候，地方官员拽过一个孩子，才七岁大。据说，孩子家的村子一百多人全部遇难，这孩子抱着个大西瓜，漂到一处高地才脱险”。
“四万，还有一个零头”，凤凰网副总裁用这样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数据，不单是“医疗队的三十多个人没一个人信。我也不相信!我想，大家也都不会信。
几十个尸体集中在一个大土坑，除了方便乔海燕来填埋，还能找出什么理由来几十个尸体连具体数字也不清点就填埋，这就是救灾人员对待生命的态度你信我不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石漫滩水库的溃坝没有造成遂平县以及文城公社那样的极端情况。真要有这样的情况，专家学者们一定不会对它手下留情而为之保密的。客观上它的2亿多立方水量也不足板桥水库7亿立方米的三分之一，其溃坝洪水的破坏力势必远小于板桥水库的溃坝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板桥溃坝洪水的致死人数(19696人)而达到8万余人。两库溃坝直接致死10万余人是怎么凑起来的呢
由此可见，美国《Discovery》的“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只能是是无稽之谈。
第十节对次生灾害致死14万余人的质疑
美国《Discovery》的节目，在“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的后面又有“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的说法，这是属于次生灾害的致死了。乔培新等人认为总计死亡23万余人其中也包括了次生灾害致死的10余万人在内。
次生灾害有没有致死14万余人我们希望能有证据站出来说话。遗憾的是却没有任何人提供任何稍有价值的证据，倒是在钱刚的《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一文中发现了一组驳斥“致死14万余人”的数据：
8月16日———全地区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万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三个孩仍光身，三个只有裤头。
8月18日———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
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他2.7万。
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万人仍有2.16万人泡在水里。
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做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
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平舆：截止到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1日———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
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
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
上蔡：73人病死。
尽管这些数据是零星的，是残缺不全的。但它们都是来自原始记录，是真实的。我们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
2、次生灾害致死情况也有明显的体现。
平舆县：8月19日的记录里有“平舆：截止到昨天，已病死113人”。这“113人”就是8日垮坝以后至18日，平舆全县因次生灾害致死的人。此后，虽然还会有所增多，但大批人员的死亡不可能出现!因为班台闸已于14日炸掉，大部份地区的洪水已经退去。通讯已经恢复，交通状况开始好转，救援的力量越来越强，救助的物资越来越多。
汝南县：8月18日对全县发病的32万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没有死亡数据。8月21日有“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的记录。这里的“190人病死”应是这个县在溃坝后至8月20日的死亡数据。
新蔡：8月19日和21日都有“病死20人”的记录。是当天死亡人数还是累计死亡人数无法判断。但依平舆的统计方式，估计这两个数据都是累计数。即19日累计“病死20人”，至21日没有增加，仍为累计“病死20人”。
上蔡：8月21日有“73人病死”的记录。是当日的还是累计的，也无法判断。估计是累计数。
尚有泌阳、确山、遂平、西平、正阳五县没有任何数据体现。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地势较高，洪水退得较快的缘固。譬如泌阳县，板桥水库溃坝后，其境内的降雨便畅通无阻的经遂平县进入了宿鸭湖。而8日溃坝后即开始天晴，该县也就没有洪水了。
第十一节王维洛“爆破分洪致人死亡”应是妖言惑众
王维洛在他的《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中独曝秘闻：
王维洛的此说，纯系造谣生事，妖言惑众。
首先，在炸坝之前，坝外地区都已遭受了洪水肆虐。“8月7日雨量最大，此时的驻马店地区平地积水已达1米”(见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所以，坝外群众早已处于对洪水的戒备状态。
其次，炸坝都是有组织有准备的。有的甚至还是坝下群众协助炸的。
据宿鸭湖水库管理局副主任赵尊民介绍，宿鸭湖水库炸坝就是大坝下游三桥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着民兵炸的：
“大坝下游三桥公社的200个民兵迅速跑来帮助挖坑、埋炸药，12点(8月8日)炸响第一炮。”
“这时候三桥的民兵杨柏青他那个党委书记带着一百多民兵去帮助挖，这样的才挖的坑比较大，埋的炸药比较多，这一次最后爆破几十米，大量的水才下去。”(见中央电视台《追忆“75·8”水灾》)
再次，炸坝的洪水都流向了蓄洪区。蓄洪区不是居民聚居区。
这样的炸坝有可能会造成下游群众的死亡吗!
第十一章
评彭明道借评词毁议毛主席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
(写于2010年9月13日，原题为《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
第一节子虚乌有的“毛、陶”恋
如今的怪事特多。忽然间一阵风起，毛泽东又有一个婚外情人了，并且上了《百科名片》。究其根源，应该归“功”于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彭明道“集十数年努力”打造出的一篇大作：《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下称《彭文》)。
据《百科名片》称：毛的初恋情人姓陶名毅，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富商家的千金闺秀，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在周南女校，与向警予、蔡畅齐名，号称“周南三杰”。又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美称。其人才华横溢。身材修长，美容貌。性好强。为当时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副会长(毛泽东只是理事)。
《百度名片》又称，毛陶“二人曾陷入疯狂的爱情之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毛去南京与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百度知道》里面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说他们“断续有过几段恋情，多次分而复合，1920年时还曾同居了四个月”。
《百度名片》又称：二人“后因政见不同分手……”又说陶：“后来终生未再恋爱，也未结婚，大概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好像陶斯咏的一颗芳心永远钉在毛的身上，达到了非毛不嫁的地步!
毛泽东与陶斯咏真的有过这段恋情吗根据彭明道下面的叙述，结论应该是子虚乌有!
《彭文》说：“她考进周南前，结过一次婚。结婚没好久，她丈夫就去世了。她到周南读书的时候，22岁了。”原来，陶斯咏在认识毛之前就已经成寡妇了。
后来，陶虽然拒绝了同是文化书社成员的彭璜的追求，但心中还是有所属的。也是彭明道说的：“陶斯咏1926、27年去找过匡互生，匡互生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个学校，立达学园。陶斯咏很崇拜匡互生。匡互生有妻有子，不想和妻子离婚，他给陶斯咏介绍了个男人，沈仲九。沈仲九在湖南一师教过书，也在上海。沈仲九和陶斯咏没正式结婚，只是同居。1931年陶斯咏怀孕了，吃错了药，死在上海。”
这就是说，后来的陶斯咏，还是有了自己的意中人沈仲九。如果不是她的意中人，沈仲九肯定也会像彭璜一样被拒之门外。至于有没有正式结婚那时候确立婚姻关系并不一定要通过法律程序，确立的两个要素：一是媒人，即所谓的明媒正娶。二是举行婚礼，即摆酒请客，公之于众。媒人，陶与沈是有的，即匡互生;有没有摆酒请客不得而知。即使没有，也不足为怪。二人客居外地，少有亲朋，况且又是再婚，婚事从简没有大排筵宴也说得过去。凭什么可以断言他们是同居呢。即使是同居，也是一段感情。怎么可以视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专情于毛泽东呢!
可见百度这位见风就是雨的“名片”制造者，不但是当了彭明道的传声筒，而且还当了扩音器!这个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和这位“刮风”的彭明道好好地理论一下：
第二节彭收集的资料无一可证毛、陶有恋情
为了证实毛、陶的恋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档案馆、长沙和湘潭的党史办、史志办以及周南学校的档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1919年11月16日，一张新民学会的部份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这张照片虽然毛、陶也在其内，但这是一张40来人的集体照，相信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傻瓜蛋，将一张集体照拿来作为毛陶二人恋情的证据吧!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块光洋作为他们恋情的证据，不用我说，谁都会认为此人肯定是个傻瓜蛋。
这些信件的片断，彭明道没有认定是情书，却用了个“只是片断”打下埋伏作暗示，也可说是给了听众一个自由猜测的空间。不过，如果真是情书，那就应该字字句句都是含着情的，岂有五个片断而不能作出判断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无能作出判断，何不将这些片断公之于众，延请高人研究那就一定会有个结果的。数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将它们整理成文书。何况毛的书信片断都是用的现代汉字呢!
4、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开会返回长沙途中，特意绕道看望了在南京进修的陶斯咏。
据彭在此文中所说的“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来看，毛从上海返长沙经南京并不是绕道，只是顺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罢了。顺道看望一位曾经是同志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恋情扯到一块了说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争取工作呢。(此时陶的思想是否与共产主义完全背离，未找到有关资料。如仍属同志，顺道探视更是情理中事)
第三节《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不是怪事
找不到“毛陶”恋情证据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词的“考证”上，下决心非要从其中论证出一个“毛陶”恋来。他的主攻目标第一个就是这首词的标题“别友”。此词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报发表过两次。第一次无题。第二次标题为“别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亲自校订过的手稿上有此记载。彭明道像是发现了地下宝藏一样的兴奋，大呼小叫：
“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哪来的什么怪事!哪来的什么麻烦!
究其实，“妻”这个名词只是婚姻关系中与“夫”相对的一个概念，与感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夫妻，终其一生，只有婚姻而无情爱，所以，在我们的汉语中，出现了一个成语，叫做同床异梦。这是对没有情爱的夫妻的最生动描写。
尤其是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妻”是“夫为妻纲”的夫权下的一种附属物。对于广大妇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词。
友则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爱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力量的干预和约制。没有友情友爱，也就没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贺新郎·别友》词，原稿应是送给杨开慧了，当时的标题是什么，无据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词稿时，对标题是进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两个校订的手稿前稿无标题而后稿用“别友”作标题。
用“友”不用“妻”，正是从“妻与友”的内涵着想，所表示的正是他与杨开慧不同寻常的挚爱。
何况，毛主席的婚姻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先后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却只有杨开慧一个。所以，词题不用“妻”而用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了毛主席思考问题的精明之处。如用“别妻”为题，不但显得俗气，也不能反映出他与杨开慧相交以心的挚爱，同时还产生了无专指之嫌。
第四节改后的词非常切合晚年毛泽东的个人情感
据彭明道称，《贺新郎·别友》最初稿为：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究竟什么句子充满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记呢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原来，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仓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竟然是“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认定是带着“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发出的“革命壮志冲云天”的豪言壮语，是一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
观此一语，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刮目相看了。原来此君是一位古诗词的门外汉!当然，本人也只是一个门外汉而已。不过，我这个门外汉听他这个门外汉在门外的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这个隐藏门内的“秘密”来了。
顺便说一声，像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赠答诗词，很多词语涉及的是两人之间的私事和私情。如作者不加注释，局外人有时确实是很难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这两句词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说起来，其实无“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与彭明道所说的原词比修改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的结论恰巧相反。
原词中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前一句直译为“我要以四海为家”，后一句直译为“更不会学小儿女态作昵昵情语”。这不就是当年的毛泽东表达出来的“不恋儿女私情而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豪情和远大志向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作了注释：“山欲堕，云横翥”——当时的国家形势是江山摇摇欲坠，个人想作双飞的乌儿不可能，天上有满天的乌云横阻着。
修改后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先来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发尽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黄河彻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见日头。
诗中用“青山烂、秤砣浮、黄河枯、三更日”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作为誓言，歌颂爱情的长久永恒。“昆仑崩绝壁”就是“青山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台风扫寰宇”中的“扫”是扫荡扫平消灭的意思，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此意。这里的“台风扫寰宇”可以理解成毁灭寰宇，同样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表达的也是一种誓死不渝的忠诚情感。彭明道却将“扫寰宇”理解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的狂热来了，不可思义。
毛主席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修改，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人到晚年都会怀旧。浮现在毛主席记忆中的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杨开慧使他感到，虽然彼此有海枯石烂之约，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实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词便打上了他在这个时候的情感“烙印”，诗人在向冥冥中的杨开慧细细诉说：“重比翼，和云翥”——来世再做一对在云彩中比翼双飞的鸟儿吧。这里的“重”应理解为“再”，当然，这个“重”也可以理解为重视、重要的、最要紧的。在“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誓言以后，进一步表示，要做一对在云彩中的比翼双飞鸟!
我不敢肯定自己对这首词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确。但是，对一首情诗的分析，必须从情感入手，这是不容置疑的。别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结果必然会将他弄得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彭明道认为：“‘人有病，天知否’接不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评词品诗的学者用“嚎叫”之类的恶语攻击作者，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阴暗。我们能指望有着这种阴暗心理的他会从毛主席诗词中品出什么诗味来吗!
他的此语又是简单的“以字论诗”闹出的笑话。此句可以理解为“我的疾苦别人会知道吗”隐含的意思则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时刻在关心着!”这不正是“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注脚!1973年的毛泽东已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在外面还必须强装着没事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这样的心境中，倍加怀念杨开慧这位人生知己，从而发出这样的感叹，正是情理中事。怎么会是“离谱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这首词以后，又发了一通高论：“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
我们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个曾经请人滥写过情书的角色如果是，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他在将自己比别人，好像别人也和他一样，把情书当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戏，可以随意的花言巧语，也可以由别人代为花言巧语。
但是，我们深信，毛主席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人。这首词是真情大爱驱动下吟出的一首绝唱，没有真的情爱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好词。也是由于真情大爱的驱动，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为这首词再次润色。试想，他有可能会容许词中掺杂进他人的情感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就不会有这首词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轻淡，那就早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第五节1923年12月底毛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长沙
1923年底毛不可能在长沙，这是彭明道找出的又一个毛泽东有婚外恋证据。
是否如此且看《毛泽东年谱》记载的1923年毛的行踪：
4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9月16日，回到长沙……
11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12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新郎》词赠杨开慧。(这是《别友》词的写作背景。词略)
《毛泽东年谱》未明确交代毛泽东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彭则凭个人臆想肯定毛参加了这次会议。理由之一是毛当时已是党内的第二号领导;理由之二是他推定这次大会应该由毛起草报告并向大会作报告。
他认为：“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11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12月还在长沙了。”
因此，彭明道作出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不过，我们从毛4月到中央工作9月又匆匆返回长沙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工作很需要他。所以，作为二号领导的他没有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是很正常的。此前陈独秀作为“一号”领导不是连“一大”也没有参加嘛。至于在“三届一中全会”上作报告，陈独秀应该是不二的人选。既然这次陈独秀出席了大会，作报告的事应该轮不上毛泽东。如果报告一定要由毛起草，他不是也可以事先在长沙写好派人送达中央吗!
彭明道以“必须由毛拟稿”和“毛必须与会”的主观武断而作出毛泽东12月底不在长沙不可能给杨开惠赠诗的结论，荒唐荒谬之至。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即使毛泽东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底他也可以在长沙。
因为这个会议已于11月25日结束，接下来的“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要开多久“三大”也不过开了8天，三届一中全会才开了两天。莫非这个“重要会议”要开一个多月不成难道开完这次“重要会议”的毛泽东应该在上海坐等那个未来的国民党“一大”而不应该火速赶回长沙开展工作!
所以，无论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三届一中全会，12月他都可以在长沙也应该在长沙。
为了证明毛泽东12月底不可能在长沙，彭明道还提出了两条“佐证”：
一是，《毛泽东年谱》提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却没有提供信的原件。彭认为这是《毛泽东年谱》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显示毛当时在长沙。好像这位编者预知后来会有一位大学者彭明道要找《贺新郎》的麻烦，所以早作了防范。如果没有这个先见之明，他使个障眼法究竟是防谁防什么呢!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1923年年12月25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我要告诉彭明道的是：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明码发送难道这个以国共合作为主题的“十三号通告”还怕国民党窃密不成!
而且，据你所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党内二把手，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既然如此，难道这个“十三号通告”就没有可能是由毛泽东本人经办并由他从长沙发出去的吗!
三是，杨开慧在娘家生岸英以及《年谱》没有记载毛泽东对岸英出生的表示，也成了他妄断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佐证。他认为毛在长沙杨开慧就不会去娘家生孩子。也一定会对二儿子岸英的出生有所表示的。
生孩子的问题，据湘潭的迷信风俗，女儿在娘家生孩子是不吉利的事。我的二表弟就是姑妈一次回家小住突然发作在我家生的。故听母亲谈及过这种风俗。出嫁的女儿也不能死在娘家，马上要死了也会伧促抬到外面去咽气。
由此风俗，我揣测杨开慧很可能也是回娘家小住突然发作生下岸英的。过去不像现在，孕妇老早就会到医院检查，确定预产期。而且婴儿早产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岸英出生没有记载毛泽东有所表示，一是可能有所表示而没有留下记录;二是客观上讲，岸英已是老二了。农村风俗，庆贺最隆重的是长子的出生。其后就渐趋平淡，愈靠后的庆贺愈平淡。所以，在外忙于工作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也不足为怪。
四是，彭明道还把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里说的“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也搬出来作为证实毛泽东当时不在长沙的证据。这就显得很无聊了，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作贱自己嘲弄自己。你的一个研究专题无法自圆其说，却借助于一个没有对此问题作过专门研究的人。何况此君还是一个与毛泽东非亲非故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学者，你为何就不考证一下这个美国人的“证据”又是以什么作的证据!
第六节“长亭送别”为何不可以是杨开慧
彭明道认为：“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但是，他又断言，这个在长亭送别的女主角肯定不是杨开慧。因为，他想像的“长亭送别图”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
可是，毛杨两人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彭明道的两点理由：其一是毛杨结婚四年，感情已经陈旧。其二是两人已有过多次离别，对此已经适应。所以，即使杨为毛送别，也不会产生出“长亭送别图”式的激情。
我们先看这个结婚4年是怎么来的吧。彭说：“从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原来彭计算的毛杨四年婚龄，包括了婚前的一段同居在内。这个同居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毛泽东年谱》载有1923年11月下旬毛给夏曦写信一事没附原件，你彭道明就不认账。现在你说毛杨于1920年1月17日开始同居，为何不把“原件”也附上来!
这就是大爱在父母心中引发出的离情，从来没有因为“适应”而淡化过。
彭还认为：“‘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因为他把这个“苦情”理解为前番的误会之苦。在他看来：一次已经消除了的误会，诉过一次不就得了。怎么还诉第二遍呢何况这个“重诉”还可以是诉多遍呀。
然而，彭道明却不知道还有一个“苦”，叫做相思苦。难道说，离人相对，这相思之苦，上次诉过了，这次就不应该再诉了吗!
至于那个误会之“苦”，随着误会的烟消云散，早已转化成了“甜”，哪里还有什么苦可以诉的!
彭还认为：“‘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毛泽东)对开慧说的话。”理由是：“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
我认为，彭在这里又犯了个断章取义的错误。他把前面那句“知误会前番书语”给弄丢了。完整的“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意思是：前番书语上的误会像过眼云雾一样烟消云散了。使我们真的成了心心相印的爱侣。
“重感慨，泪如雨”则是作者面对着“知己”感动兴奋而流出的幸福泪花!何来什么遗憾呢
第七节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杨开慧没见过《贺新郎·别友》
杨明道说：这首词“非但不是赠她(杨开慧)，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
那么，他的这种绝对肯定的证据是什么呢又是一个笑话。请听杨明道说的：“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言下之意是：杨开慧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毛泽东赠她的这首《贺新郎》，所以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没有向她赠送过《贺新郎》!
荒唐之极。可笑之极。
我们不知道杨明道也给妻子写过信写过诗没有如果也写过，那么，要是你妻子没有向人提起过，是不是就证明你没有写过呢这个问题，想来不应该要别人教你怎么回答吧。
请问：你妻子有义务把你给他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你妻子有可能会把你给她写的诗和信都向别人(好友)公开吗!
同理，杨开慧也没有这种义务，也不存在这种可能。她没有向人提起过毛泽东写给她的这首《贺新郎·别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可以用来作为毛泽东没有写给她这首词的证据呢
不错。杨开慧是向好友李淑一提起过毛泽东给她的那首《虞美人》。那么，她为什么只向李淑一提起《虞美人》而没有提起《贺新郎》呢一是因为1920年杨与李是长沙福湘女中的同学和同室好友，具备相互交流的客观条件。而到了1923年，两人已经各奔东西，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互相交谈不再有当年在校时的方便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的：这两首诗的内容起了决定的作用。
《贺新郎》的内容前面已概要说过了，它表达的是两个人在一场误会过后感情甚深时面对着离别流露出的伤感。夫妻之间的矛盾，无论男方女方，不是到了决裂的程度一般都不会轻易告人的，尤其是女子。所以，杨开慧没有将此词向任何人提及完全可以理解。
而《虞美人》就不同了。其内容和格调与《诗经·关睢》非常相似。我们先看《关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男子向淑女求爱的情诗。“求之不得”四句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形描写这位年青男子对于心中淑女的刻骨相思之情。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赠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很明显，此词的上阙是借用了《关睢》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寓意。下阙则用天地仿佛不再存在的一幅词人面对残月和心中的“离人影”泪流满面的画面进一步刻划了词人对离人的思念。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杨开慧从词中发觉自己在毛泽东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时候，她的心里有多么高兴和幸福。这是她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出示此诗的根本原因。
再说，即使杨开慧胸怀若谷，她也不会拿着毛泽东思念别人的一首词到好朋友面前去报喜的吧。如果当时杨开慧不是在李淑一面前报的喜，知道了是毛泽东送罗氏“真相”的李淑一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写信向毛泽东索要这首词的了。
此词写于毛与杨结婚之前的1920年，则应该是可信的。有可能确实是毛记错了一年，而记错十来年是不可能的事。
第八节彭明道无法理清的糊涂账
彭明道在“毛泽东眼前的倩影是谁”一节里说了半天，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断定杨开慧不是这个倩影。然而，究竟谁是这个倩影，他又说不出来了。
倩影没办法找出来，换个“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的题目，他又来了一通自问自答。实际还是这个扯不清的“倩影”是谁的问题。
他在这一节里说：“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像一道别人已经做出答案的数学题，明知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难于上青天)却非要否定它一样，岂不是庸人自扰，把个好端端的东西搅成了一笔糊涂账，自己作孽寻烦恼。
糊涂你就认个糊涂也罢了。可是，面对着这个“糊涂”他却露出了发现新大陆的喜悦。请听他说的：“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的一首情诗居然送给了一实一虚两个情人了。这就是彭明道集十数年之力得出的“成果”!还好意思让人拿去作“重要参考”，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虚和实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虚是指空的假的，实是指真的客观存在的。毛泽东的这首情诗只能有一个“实”的倩影，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虚影”与“实影”并存呢!
彭明道所谓的“虚影”是谁“实影”又是谁
他所谓虚的是前面提到的陶斯咏，因为他没有找到毛与陶有私情的任何真凭实据，却又非要认定陶也是一个“倩影”，所以只能算是“虚影”了。
彭明道所谓“实”的这一位叫丁玲。之所以称为“实”，是他掌握了毛泽东于1937年曾将《贺新郎·别友》一词抄送给了丁玲的这个“真凭实据”。而且据他说，早在二十年代毛与丁的关系就相当好。1937年丁来延安后，两人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照他这样说来，丁玲应该就是毛泽东真实的情人了。
不过，我以为，他的这个“虚实观”又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此词明确无误的已知是写于1923年，如果毛泽东不是写给杨开慧的话，那就肯定是写给陶斯咏的，肯定是向陶斯咏传情的了。所以，这个“实”非陶斯咏莫属，哪有丁玲的份!如果是向丁玲传情，怎么当时不将原词给她却在十多年后给了她一个抄件呢
可以肯定，现实中将一束鲜花送给情人后再回收送给另一个情人的怪事绝对不会有!何况毛泽东出口成章，腹中不花钱的才思多的是，即使陶、丁两人都是情人，他也犯不着给丁玲一个“二手货”，抄送一首早已送给过别人的词吧!
这就是说，出现在《贺新郎·别友》面前的倩影肯定只有唯一的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因此，在你杨明道排除了杨开慧这个倩影以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必须找出另一个切切实实的“倩影”向大家作个交待!否则，你就必须把自己这张没遮栏的嘴巴老老实实的闭起来!
第九节陶斯咏、丁玲有可能当第三者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还刚结束不久。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之下。妇女比男子承受着更重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还面对着一股强大的阻力。
杨开慧、李淑一、丁玲、陶斯咏等虽然取得了与男子一样上学的权利(他们只是当时女子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上的都是女子学校。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阻力的顽固和强大。
在婚姻问题上，自主婚姻的倡导那时还只是刚刚开始。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时髦名词在我国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才出现。即使是今天，这种观念亦然遭受着绝大多数国民的怒斥与声讨。可以想见，丁、陶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对这种行为有多大的容忍度!她们所在的学校肯定是零容忍度!
杨开慧在福湘女中只是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即被视为亵渎耶稣，破坏校规。受到了学校的严厉训斥。那些在男女关系上的越轨行为，学校有可能容得下吗!
所以，丁、陶即使不顾及所追求的事业，她们也必须顾及自己的身败名裂。她们不可能在人生的起点，事业的起点上作出这些不能为社会接受容忍的行为!
而在彭明道的眼里，那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性解放好像早已一步到了位似的。所以，他要集“十数年的努力”，非得“考证”出那些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前列的青年男女，一个一个都是性解放者、性自由者!
第十节毛主席会将赠“第三者”的情诗留存于世吗
其实，当时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的毛泽东与丁、陶一样，在事业和私欲面前，也有一个正确选择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断定，毛泽东绝对不会选择放纵私欲、恣情女色而使自己在世人的眼里留下一个情场老手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和损失。
现在，我们假定毛泽东就是彭明道所说的那种人，假定《贺新郎》词就是写给陶斯咏或是丁玲的。那么，时过境迁之后，毛泽东对这件风流韵事和这首词会作何处置呢处置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将《贺新郎》消毁，二是将《贺新郎》保存。两种处置带来的两种结果是：一是这宗风流韵事随着《贺新郎》的消毁而带进自己的棺材，二是随着《贺新郎》的公示而使这宗风流韵事“流荒百世”。这里的“荒”指荒唐之意。
在二者之中，该作何选择
按照彭明道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的逻辑，肯定是应该选择后者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老百姓留下一段佳话。
彭明道虽不是什么大人物，应该也可以算个小小的才子名流罢。如果也曾有过风流韵事，想来他一定会载之家史，以传家风，同时也为子孙留下一段佳话。
不过，毛泽东的处境却与彭明道不同。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为了主义、为了信仰、为了丈夫、为了名节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无论如何绕不过。当年杨开慧在世时，即使毛有风流韵事，人们可以原谅也可以当作佳话。可是在杨开慧为革命壮烈牺牲以后，如果心还在那些风流韵事上而没有半点在杨开慧身上，就不行了。无情无义如此，还能算是人吗!估计很可能这就是彭明道所要论出的最佳结果!不管彭明道有无此种居心，但世人必定会如此骂的。他的子孙后代也一定会如此骂的。
我们从彭明道“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这句话里看出，彭对毛的“行事精细”是十分佩服的。如果把毛的“行事精细”用之于《贺新郎·别友》，我们也可以向彭提出一个问题来：以毛氏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流芳百世”与“流荒百世”混淆不辩呢
毛泽东有可能在彭明道所谓的“充满革命激情”的1973年把一首描写婚外恋且有愧于杨开慧的情词煞费苦心的翻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流荒百世”的“佳话”吗!绝无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贺新郎·别友》肯定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否则，我们就绝对无缘在《毛泽东诗词》中看到《贺新郎·别友》了。因为他会被毛泽东带进棺材里面去。
让彭明道的那些连篇鬼话见鬼去吧。只有傻瓜才会信的!
第十一节也说几句题外的话
彭明道在“题外的话”中说：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共产党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我们不禁要问：你彭明道为何没来由的把毛泽东送给“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杨开慧”的一首词和无穷的爱意无尽的追思非要生拉硬扯“割让”给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的头上呢你就不觉得自己太过分太残忍了吗!若杨开慧在天有灵，我想，她一定会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的。
你不惜“费十数年之力”千方百计“造尊者谣”又是为什么呀不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未必会是从文学需要出发!或者是从你的本性需要出发!
你这又是一种什么情结呢不说了。留着你自己去想吧!
第十二章
驳彭明道的《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
(写于2010年9月20日)
彭明道除“集十数年之力”打造了一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大作，论证此词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本人有《驳彭明道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予以批驳)外，还有一篇大作《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以下简称《探幽》)，不知是集多少年之力打造出来的，此篇论证《虞美人》词也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幸而毛主席只给杨开慧写了三首词，再多写几首的话，我估计很可能就会把这位彭明道先生论死累死的。试想，他能有几个“十数年之力”可以“集”的呢!
下面我们就对他的《探幽》给以逐条驳之：
第一节寻常不过的一段所谓“公案”
创办于1957年的《诗刊》于1月25日发创刊号。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旧体诗诗人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十八首》，这应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不知何故，也引起了彭明道的大发感慨。开篇就把“政治家毛泽东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的国内形势如“整风、反右”拉出来凑兴，好像这些就是“毛诗”发表的时代背景似的。
应该说，毛泽东直到这时候才“显露出诗人面目”之说，显露出来的应该是彭明道的孤陋寡闻了。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发表了惊动全国的《沁园春·雪》，天下文人无有出其上之作，难道还不足以显露出他的诗人面目!彭明道连这个也不懂，不知是如何研究毛泽东诗词的。
所谓“公案”，即此而已。
文人间切磋文艺、交流情感的诗词赠答唱和，在我国，古往今来早已蔚为风气，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还涉及到一个礼节和相互尊重的问题，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李淑一有信和词寄来，毛泽东无信无词送往。行吗
可是，我们的彭明道先生却像太平洋的警察似的，居然从毛李的这次诗词唱和中侦察出一宗“公案”来了。并且集“公检法”于一身，自侦自破自诉自审自断。作出了《虞美人》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判决”!
第二节毛泽东怎样答复李淑一是好呢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是彭明道侦破“此案”的线索，也是一个唯一的线索。彭明道就是沿着这条线索从“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写”这两个方面展开侦察并最后“破案定案”的。
那么，按照彭明道的意思，毛泽东应该怎么回答李淑一呢是不是应该写成“开慧所述那一首很好，就不要写给你了。因为那是我赠给开慧的，不能赠给你。”这样的句子倒是泾渭分明十分严谨的。可惜的是，除了彭明道有可能写这样的繁文琐句外，恐怕小学生也不会这样写的。李淑一早已知道是写给杨开慧的了，还用得毛泽东再来画蛇添足吗何况，真要是以这种理由不抄给李淑一，那会大扫李淑一的颜面。
可见，这样的答复是万万不行的。
这不是在取笑。彭明道真的就有这么厉害。本人绝对不会冤他的。有铁证如山，上得法庭见得官。那个丁玲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嘛。毛泽东也就是赠了她一首词，并把赠杨开慧的《贺新郎》抄送给了她。于是，在彭明道的笔下，《贺新郎》就成了毛泽东赠丁玲的了，丁玲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毛泽东心里的那个倩影，而且还是“实影”呢。千真万确的实。(见彭明道《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彭明道还真有一手。幸而他的手上只有一支笔，要是刀，那毛泽东就不知道被他杀死几回了。
第三节“开慧所述那首”与“我赠开慧”有何严格区别
毛主席没有按照彭明道的“提示”将《虞美人》抄送给李淑一，既排除了李淑一是《虞美人》的倩影嫌疑，也肯定了《虞美人》不是赠李淑一之作。但是，彭明道并不就此甘休。他仍不认可此词是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因为，毛泽东没有亲口告诉他：“这首词是我赠开慧的”!
他认为：“毛泽东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彭明道先生，说话确实是十分的不严谨了。因为，抛开任何前提的“开慧所述那首”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既有可能是开慧将看到过的一首词告诉了李淑一，也有可能是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可是彭明道却在这里断定“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请问，“开慧将毛泽东赠给她的这首词告诉了李淑一”这个可能性，你是怎么排除的呢即使你在后文拿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证据，也不可以在此处下这种断然的结论。
我要告诉彭明道先生的是，行文十分严谨的毛泽东在此处的“开慧所述那首”，行文也是十分严谨的。先提醒一下，此话，毛泽东不是向你说的，也不是向任何其他人说的。它有一个特定对象，这就是李淑一。此话，只要李淑一听后不产生歧义就是十分严谨了。
李淑一从没说过此语有歧义的话，可以断定她对此语含义的理解是十分明确的。因为毛的“开慧所述那首”有个前提，这就是李淑一在信中说的话。因没看过李的原信，权且假设她这样说：“开慧当年告诉我，你曾赠她一首《虞美人》，我觉得那首词很好，可惜现在只记得前两句了。能不能请你把它回忆出来送给我呀!”
如果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回信中的“开慧所述那首不好”还有什么可以挑剔之处这个行文已经十分严谨，还有必要强调这是“我赠开慧的”吗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我说，肯定有。如果李淑一不提杨开慧向她说起过《虞美人》，她又凭什么向毛道及《虞美人》呢如果杨开慧告诉李此词是毛写给别人的(彭认为是罗氏)，那么，李向毛索要一首毛给一个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词有何意义莫非她精神失常了不成而且，据彭明道说，这个《虞美人》的前“受赠者”(罗氏)，毛和他的崇拜者都有意无意想要隐瞒的。难道李淑一会如此不谙世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公然犯毛泽东的忌
附注，为什么“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将在最后一节论述。
第四节革命伴侣的暂别就不会有离愁别绪吗
这话的意思是革命伴侣兼恩爱夫妻的短暂别离不可能引发毛对杨如此的离愁别绪。
革命伴侣有无离愁的问题，我们还是用彭明道自己说的话来回答，他在《探幽》中说：“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毛泽东诗词的读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第五节《虞美人》的格调能说明它不是写于1921年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1919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1918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
彭企图以此理由证明《虞美人》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
如果按彭所说，在毛泽东1915年以后的诗词中找不到“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便可以证明此词不是1921年所作，那么，要证明此词是写于1910年，就必须在毛泽东1915年以前的诗词中找出一些类似的“江海翻波浪”的愁情和“万念俱灰”的痛楚作为佐证才行。
请问，你彭明道找出了多少佐证找到了一个吗一个也没有!
既然也没有佐证，你又凭什么只允许这首词诞生于1910年而不允许它诞生于1921年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
附注：彭为何要认定为1910年，是要论证此词是1910年写给罗氏的。
我们不妨看一眼此词的第一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此句表达的意思是：“堆到枕上的愁是什么形状呢就像江海翻腾的波浪”。其句式和意思与李煜脍炙人口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基本相同。其艺术性更有胜之而无不及。因为套用前人已有过的句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却不留半点套用的痕迹，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技巧，没有很高的诗词造诣是绝对办不到的。
彭明道凭什么断言毛泽东在此词中的遣词造句是“稚嫩”呢
第八节“离人”是特指离去的那一个伴侣或情人吗
在第一人称上的“离人”是否特指离去的爱人否。离与合是一组相互对立的反义词，表示分离和聚合。分离和聚合都不是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完成的动作，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所以，表示分离的夫妻或是情人的专用名词“离人”，应该是两人的互指，而不是特指离去的那个人。相对于留守的人，离去的人是“离人”，而相对于离去的人，留守的人同样也是“离人”。因为他与离去的人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而不是聚合的状态。不称“离人”又称什么人呢
借用彭明道上面所说“‘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回敬彭明道：难道留在长沙的杨开慧对于离家外出的毛泽东来说，不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倒是“近伴自己的亲人”了!
彭明道还有一个“坐标”论。他说：“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
此种谬论不堪一击。随便举一例便无法作解了。譬如一对住在学校公寓的男女教师产生了恋情，而后来双双离开了这所学校，分赴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家坐标”作参照，谁是“离人”谁不是“离人”呢说得清吗都是“离人”或者都不是“离人”!
张泌的《寄人》诗也给了彭明道的“坐标论”重重一击。其诗曰：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此诗前两句表明，作者与情人“谢女”相识相交的地方是谢家。按照彭明道的“坐标论”，只能是那位谢家女称张泌为“离人”，可是，离开了“坐标”的张泌却不愿意听从彭的“号令”，他偏要称那位留守“坐标”的谢女叫离人。
按照彭明道所说的“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张泌在这里也“越轨”了。因为离开爱人的正是他自己，他却把对方当成“离人”了。
据此，毛泽东在远离杨开慧的情况下将杨视为“离人”又有何不可呢。
第九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彭明道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特别感兴趣，在2万来字的《探幽》中，关于此次婚姻的论说即有近万字。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写下了《西行漫记》。彭明道搬出了《西行漫记》，他说：“谈到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生活时，毛泽东忽然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诺仍然是用第一人称记下了这段话：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就常理而言，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向斯诺回忆出来的。不可能怀有要隐瞒什么的目的。他要想隐瞒什么，干脆不提出来岂不就什么事也没了!而斯诺作为采访者，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对于采访对象不需要隐隐的事情，他有可能会代为隐瞒什么吗
然而，彭明道他就是不信“邪”，居然从毛的话里挑出了两点错误：一是罗氏嫁到毛家只有18岁，不是20岁。二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罗氏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是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呢!”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啊。毛泽东的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次婚姻但他自己不认可这次婚姻。这两层意思已经十分明白清楚。年龄究竟悬殊几岁在这里并不重要。毛有可能是记错了两年，也有可能说的是“20来岁”而被斯诺当成了20岁。至于那个“生活”，显然是“婚姻生活”被斯诺误听误译了的缘固。如果毛泽东要否认和罗氏有过“同桌吃饭同室睡觉”的生活，绝对不会这样的不明智，主动挑出这个话题来“引火烧身”的。
可是，彭明道却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是查《毛氏家谱》，又是走访毛氏老人。非要彻底推翻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婚姻下的结论，“论证”出毛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不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而且也是为毛本人认可并珍惜的美满婚姻。从而“还历史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其实，毛泽东这句“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女子”早已把历史本来面目“还”给彭明道了。也把罗氏的“正名”告诉彭明道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时代，罗氏肯定是当时毛家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儿媳妇!这还用得着你下这么大气力来求什么证!
不过，非要当时的封建礼教叛逆者毛泽东以及今天的大众都按照你的要求认可这宗婚姻的合法性合理性。你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封建卫道的使命了。除非你有力量把现代社会拉回到封建社会!
即使是古代封建社会，人民大众也都可以分清这个是非的。《孔雀东南飞》你一定读过的罢。这是一个焦母以及兰芝兄包办的婚姻与焦仲卿刘兰芝的自主婚姻相对抗的悲剧故事。凡有正常情感的人都会站在焦刘一边，颂扬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的遭遇，鞭挞封建婚姻的残忍。
当然，我也知道，以彭明道的大才，一定会从这个故事中论证出焦母、兰芝兄包办儿子、妹妹婚姻的合理合法性，并且还会论证出焦仲卿、刘兰芝为追求自主婚姻而弃母殉情的忤逆不孝来。
第十节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彭明道在《探幽》中说：“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毛泽东的父亲以雇帮工为主要目的挑选了一位精明的当家人兼儿媳妇，竟然使彭明道发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奇语：“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可笑不可笑!可笑的还有：“美满婚姻”的理由还有一条是“两家《族谱》均有记载”!
《族谱》记载了什么不过是简单的两句话给了死去的罗氏一个毛家媳妇的名份而已。与“美满婚姻”毫无关系!在族谱中，女子只要没被丈夫休掉，哪怕是被丈夫虐待死，这个名份也绝对少不了的。
还有一点，彭明道说：“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
“子一：远智……”的意思是：罗氏有一个儿子叫远智，是丈夫继配妻子杨氏的儿子过继给她的。
杨明道的这个“有意思的是”到底有多大的意思呢罗氏的这个儿子，既没经杨氏的同意，也没经罗氏的同意，当然也无需毛泽东本人批准。由族谱撰写人添上一句话就行了。算是积了一个阴德罢。
可想而知，族谱中的这些记载，怎么能作为毛泽东认可这次婚姻的依据呢!
彭明道又从毛泽东本人身上找出了依据。他说：
他说：“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
且不说上述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老人们的传说，无法信其实。即使百分之百的真实，就能说明毛泽东认可了这次婚姻吗
我认为，当时，毛没有认可与罗的婚姻关系，但他也没有能力解除与罗的这种关系。维持着这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对于两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罗氏。毛泽东深知她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对她的同情之心一定会有的。而年长几岁的属于旧时贤妻良母型的罗氏，对于少年毛泽东的关心爱护也肯定会有的。这样，他们完全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姐弟关系!
罗氏在毛家帮助操劳了三年家务。出于姐弟之情，出于对罗氏的报答，毛泽东在家时帮罗家做一些事，后来又没有忘记罗氏的家人，对于一位情感的富有者，不是十分正常的事嘛!
顺便说及毛岸英给罗石泉做的人情。那时的一万元等于不久以后的一元钱，如果是20万元的话，也就是20元钱!
所以，毛泽东是否认可这次婚姻，我们还只能以毛对斯诺所述的为准。因为，彭明道的这些“调查”材料，无法推翻毛泽东不认可这次婚姻的自述。
第十一节《虞美人》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煞费苦心非要毛泽东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虞美人》从杨开慧手中夺过来交到罗氏的手里。
其实，毛泽东认不认可与罗氏的这次婚姻，于这首词的归属都没有必然的关联。认可了与罗氏的婚姻又怎样也不能说明这首词就是写给罗氏的!
彭明道在《探幽》的第六个小节“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假设出了毛泽东对死去的罗氏的怀念情景，认定这是一首吊念罗氏的悼亡词。
不过，他却忘了，吊亡诗词有它的特色。一般说来，吊亡诗的主调是“哀”而不是“愁”，它的内容多有对亡者生前盛德以及亡者与吊亡者共同生活时的往事追忆。出现在诗词之中的亡者多是“实体”而不是虚影。
下面我们来看几首古人的吊亡诗词：
江城子——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鹧鸪天·半死桐——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谴悲怀二首》——元稹
其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几首诗词，无一例外，进入我们眼里的都有一个清楚的亡者的形象，进入我们心头的都是作者的哀与痛。“小轩窗，正梳妆。……谁复挑灯夜补衣……顾我无衣搜荩箧，……昔日戏言身后意……”都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虞美人》
此词虽然结尾也有“泪”，却被开首对“愁”的夸张描写抵消了其哀痛的色彩，致使读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愁而不是哀。通篇没有明确出现一个被吊的亡者的形迹。一句“剩有离人影”根本无法使人觉察到“离人”即是已亡人。而且，一般“离人”多是指生离者。古诗词中用以指死别者的句子很少见。
罗氏二十一岁暴病身亡，非常可悲可怜。据彭说，其生前又十分贤慧，如果毛罗是恩爱夫妻，毛泽东在凭吊爱妻时，岂有将她的形象掩去，对她往日的音容才德不发一语呢对比后来写的《蝶恋花》，开篇就是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虞美人》词的非吊亡就更显而易见了。
第十二节此词应是毛泽东于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
《诗经》有首诗叫《关睢》，其诗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一首描写男子向心上人求爱的爱情诗，描述了这位男子因思念恋人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情景。毛泽东的《虞美人》描写的内容与描写手法与其非常相似。分析起来应该是借《关睢》之意向杨开慧传递的求爱之意。这也是杨开慧为什么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展示这首词的原因——她在无比喜阅和兴奋之中，情不自禁的告诉了好友这个好消息。
彭明道认为是毛泽东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所以，向杨开慧告知自己曾有婚史后又特意送给她这首思念罗氏的《虞美人》。此论很难成立。表示坦诚，告之已婚就足够了。把一首吊念亡妻的词送给新的恋人是愚昧之举!因为，心胸再开阔的女性也难以容下爱人心中存着另一个人。毛泽东未必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彭明道说是杨开慧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富有感情。她告诉李淑一这件事也就是告诉李鹏淑一毛泽东是个富有感情的人。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换一个角度，杨开慧多一个心眼，不是也有可能觉得毛泽东是故意向她展示的矫情以骗取自己的好感吗!所以，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做这种有可能造成杨开慧误会的蠢事。其实，杨开慧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把自己深深爱着的人写给另一个女子的情诗告诉别人!
所以，此词真要是毛泽东思念罗氏之作，它就不可能传到杨开慧的手上。即使传到杨开慧手上，也绝无可能传到李淑一的口中。
毫无疑问，此词只能是毛泽东思念杨开慧之作。写于何时的问题，如果是毛泽东记错了一年，那就是写于1920年。此词就是毛泽东向杨开慧的求爱之作了。
如果毛泽东没有记错，此词确系作于1921年，那就是他们在婚后的浓情遭遇别离时，毛泽的思念杨开慧之作了。
这种儿女情长的情调，与彭说的两人是“革命伴侣”毫不相干。因为革命者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无情者。儿女情长与革命并不是相克相敌的。
何况，词中的“晓来百事皆灰烬”并不是真的就把什么事情都不要了，这是描写思念之深的一种夸张手法，与把“愁”夸张描写为“江海翻波浪”是一回事。试想，一个人的愁再多，有可能会翻波浪吗
第十三节为什么毛会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
“开慧所述那首不好”并不是彭明道理解的那首词是毛泽东写给罗氏的缘固。本文也论证了此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既然是送杨开慧的，那么，它又有哪点不好呢
答案是，作为向李淑一的“答词”很不适宜，所以称之为“不好”。
李淑一是以杨开慧的同窗好友给毛泽东写信并寄词的。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淑一不好开口请毛回赠答词。所以，只是提出向毛讨要《虞美人》的抄件。而毛虽然身为国家主席，面对的却是爱妻杨开慧生前的同窗好友，又是革命烈士柳直荀的遗孀。他深知，对李淑一的尊重也就是对杨开慧的尊重对革命先烈的尊重。所以，李淑一这首词，他必须作答，不答，就是失礼，就是不敬。这不仅是对李淑一的不敬，也是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不敬。
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的根本原因：“我抄送你一首旧作不好。应该作一首新词回赠你才行。”
而且，这首旧词是在杨开慧生时毛向她表示的思念情感。如今杨开慧早已为革命牺牲了，今日的思念之情也不同于当年了。再用陈词，怎么行呢这是第二个不好。
还有，李淑一的词是怀念丈夫柳直荀而作的，此时其夫也早已牺牲。毛泽东用过去的一首求爱词或是向妻子倾诉离情之作敷衍作答，好不好肯定不好。这是第三个不好。
就是在这种对爱妻对革命烈士无比怀念和对故友的无比关切尊重的情感驱使下，毛泽东的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问世了。
《蝶恋花》好不好应该说，没有人会说不好的。它的好不仅在于这首词的写作技巧好。更重要的是此词表达情感的深度和高度达到了极致，它把词人对爱妻和革命烈士的无尽思念之情融汇在一起了。
这首词好也反衬出了“开慧所说的那首不好”。对于“这首好那首不好”，李淑一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任何人的感受都深刻!
用那首《虞美人》答李淑一和用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哪首好哪首不好相信大家的选择都是“那首不好这首好”!即《虞美人》不好《蝶恋花》好!
恐怕只有彭明道先生一个人会有独到的见解：“那首好这首不好”!即《虞美人》好《蝶恋花》不好!
第十三章
主流媒体偶然透出的毛时代佳话四则
第一节央视透露一场遗产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放的节目是《亿万家产争夺战》。节目里的几位主人公为爷爷遗下的亿万家产打了一场官司。尽管原告人并没有达到预定的诉求，然而，上天却在冥冥之中，让他们的这场官司，还了红卫兵一个清白!
他们的爷爷叫傅增湘，曾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和大总统顾问，同时又是一位收藏家。生前收藏的古玩，古书等数以万件计。其价值，据主持人介绍，“价值连城”一词面对着它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傅增湘膝下有两个儿子。他去世以后，依照旧俗，家事便由大儿子接管了。二儿不久亦去世，遗下年幼的儿子傅延年和女儿傅玉年便由伯父抚养。姐弟二人的堂兄也就是伯父之子叫傅熹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定居深圳的傅玉年，一日闲暇无事，翻看一本关于古玉收藏的画册，发现上面有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形钩。很像爷爷生前佩带过的饰物。于是便特别留意有关玉器收藏和交易方面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又在另一本书上查到了玉龙钩的图片和拍卖情况：此玉拍卖出253万元的高价，卖主正是堂兄傅熹年。书上并注明傅熹年先生家就藏有两件。傅玉年同时还查到了另一件宝玉狩首虫身坠。也是堂兄傅熹年卖出的，卖价高达132万元。由此，她才意识到，爷爷留下的宝物可能还有很多在堂兄的手里。
原来，傅玉年在上世纪60年代即离开北京老家。文化革命期间，听说红卫兵抄了爷爷的家，把宝物都抄走了。后来虽听说政府发还了一些家藏，但都被红卫兵砸坏了。所以
一直没有把这事再放在心上。现在看来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因此，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爷爷留下的500万元家产。500万元是法院立案的最低标准。因为傅玉年不知道爷爷留下的家产究竟值多少，所以就取了这个最低数。
谁知随着官司的进展，其爷爷的遗产超出了他们也超出了听众的想象，其价值无法计算!从法院调取的返还清单上显示：
1971年政府即开始逐步返还。至1985年返还完毕。共计返还：
17885件24箱13捆1匣，其中古玉即有近千件!
因为查抄时他们的伯父即傅熹年的父亲还在世，登记造册的物主是傅熹年父亲的名字。返还时傅熹年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返还的全部财物便都被傅熹年接收了。
当着在京的傅延年(傅玉年的亲哥)向傅熹年问及返还之事时，问他手里到底还有没有爷爷留下的宝物，傅熹年斩钉截铁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好的东西都砸了，毁了，返还的都是些破烂，不值钱。”
傅延年等人对他的话信已为真，在收到傅熹年分给的几件不太值钱的东西以后，也就不再过问了。
就这样，傅熹年独吞家产的行为，便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红卫兵砸烂宝物的“暴行”。若不是苍天有眼，让傅玉年在偶然之中看到了那个“玉龙钩”而引发了这场官司，红卫兵的这个“暴行”便永无雪清之日而必将遗“臭”万年了。
作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收藏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傅熹年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角色，从他嘴里说出的“文革那么乱”和“红卫兵的砸毁宝物”，都是用来替他的独吞家产行为替背的。为了达到他独吞家产的目的，他竟然编织出了这种十分迷惑人的谎言，让文革和红卫兵替他背了几十年黑锅!
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无法说清的事。即此一宗，一传十，十传百，数以万件计的宝物被毁，红卫兵也就吃罪不起了。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砸毁”真相揭开以后的红卫兵形象吧：
他们，在没有政府权力的约束下，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处于“无主”状态下的财富，竟然可以做到公私分明、纤尘不染!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罢。不信，今天再试试，行不行
没有疑问，绝对不行!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这监那管”的国企转制过程中，造出了多少富翁!在“这监那管”的国库之内，养肥了多少官吏!
然而，在那个被视为“动乱”的“无监无管”的年代，傅家这一堆像金山一样的财富，却没有腐蚀掉一个红卫兵!即使是傅熹年编造谎言，他也只想到了红卫兵的“砸和毁”，却不会想到红卫兵的“贪和占”!
事实证明，他所说红卫兵的“砸和毁”也是一个谎言。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揭穿了这个谎言。
第二节羊城晚报透出的文革馨香——十万草塘灭钉螺
写于2011年4月28日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保卫组共四个组。寇老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分管科技、民政、卫生三项工作。
“文革期间，别人都忙着斗争，而我带着一帮科研人员十万草塘灭钉螺。”寇老介绍，广东的三水金口农场、英德一个公社、曲江有一大片、仁化县、四会县……都有血吸虫。四会大旺农场是重中之重。解放前大旺村是个大水塘，钉螺面积达8万多亩。由于血吸虫病肆虐，可谓“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茫茫一片草塘，大部分村庄的人都跑光了，剩下老弱病残和没人深的芦苇。
“我和血防组的专家同吃、同住、同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带我一个个地方跑，一块块沼泽地查。刚开始不让我下水，怕水里有钉螺，会感染上，硬要背我。我告诉他们：感染上是光荣，也不可怕。你们不是已经治好了很多病人了嘛。”
由于办法科学，措施得力，广东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我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1974年，国家卫生部正式宣布广东省消灭了血吸虫病。当时来参加广交会的日本人、美国人都不相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说：“不相信，你们可以来看。广交会年年开，你们年年来。”观察了几年后，他们确认广东的确消灭了血吸虫病。(摘自2011年4月26日《羊城晚报》a7版“人物”《百年传奇德为寿先·第四小节·十万草塘灭钉螺》)
这是一篇现在报刊上很难看到的关于文革的正面信息。要不是这位高寿同时又是高干的百岁老人的华诞，想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它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老人是老红军，名叫寇庆延。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省顾委会主任。4月25日是其百岁华诞，羊城晚报特发《百年传奇德为寿先》以示庆贺。“十万草塘灭钉螺”是该文的一个部分，记述了寇老在文革时担任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期间组织指挥消灭血吸虫病的一段经历。
从文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当时干部身先士卒的艰苦奋斗作风和专家们深入基层的务实精神。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党和政府治理血吸虫病的决心和能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发挥，才使我国取得了令外国人不敢相信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人间奇迹!
血吸虫病分布于我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400个县、市、区，5161个乡、镇、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至少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和湖北荆州出土的西汉(公元前约100多年)古尸的肝脏和肠壁均发现了血吸虫卵。
血吸虫病的流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内达到了高峰期。
根据史料记载，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清咸丰8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据统计，解放前30年，南昌市被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余江县血防志》记载，该县解放前30年，血吸虫患者死亡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荐头村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号称荐头府。解放时只剩下8户、24人，成了荐头组。兰田邓家村的邓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后一根独苗，被两次转卖两次改姓，人们叫他邓、艾、宋咱福。
广东全省有200多个村庄断绝了人烟。
这样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正是出现在文革时期!
你想要全盘否定文革吗这个奇迹就够你啃上千年万年万万年!
所以，我认为，寇老的“别人都忙着斗争……”之说，是很不合符实际的。
况且，《十万草塘灭钉螺》文中也交待得非常清楚，广东省只是“全国第一批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能巩固下来的省份”中的一个省!也就是说，同时消灭了血吸虫病的省份还有一批!这些没有寇老的省份，也创造了与广东一样的奇迹!
由此可见，根治血吸虫病，不是哪个省哪个人的政绩，而是当时中央政府统一下的一盘棋，是全国一盘棋!
所以，创造这个奇迹的功劳，绝对不是哪个领导干部个人的，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出的奇迹!
在此，也正告那些“饿死几千万”的造谣者：一个如此费心救民于血吸虫病的政党，有可能会忍心让几千万人活活地饿死吗!
附一、我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附二、广东省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后病情综合分析
第三节新华社透出的毛时代医疗佳话
写于2012年10月11日
据新华社电49年前，父亲带着患急病的儿子去医院，病治好了，无奈家里困难被迫欠下18元钱;49年后，儿子攒下3万元，父子俩亲手把这笔欠款“连本带利”地还到了医院。近日这对温州父子的诚信故事成为当地的佳话。
事情回到1963年8月，林国梭出生才7个月的儿子林继排得了胸膜炎，被送往平阳县人民医院救治。林继排前后住院半个月，病被治好了，但是33块钱的医药费却让林家发了愁。林国梭只凑到15元，还有18块钱交不上该怎么办经过几天思想斗争，林国梭决定先偷偷地回家，等以后有钱了再还。
以后的日子，欠在医院的钱一直成了他的心病。但是家里有4个孩子和几个老人要养，林国梭始终没能凑出这18块钱来。
5年前，林继排知道了这件事情，决定自己还这笔债。49年前，18元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一个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按照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乘以10倍吧。”林继排最后决定还3万元。然而那时候林继排也不富裕，一下子拿不出3万元。直到今年林家终于攒够了钱。
新华社所以发布这则信息，一是颂扬林国梭父子的诚信精神，二是反映那时人们生活的困苦。却不料无意中透出了毛时代的一个“医疗”佳话。
1、医疗费用便宜。住半个月医院，只花了33元钱，略高于那时候一级工人的月工资。
2、有钱没钱先治病。不存在见钱开药的问题。“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宗旨不是假的是真的。
3、欠了医疗费不要紧，可以“偷偷溜走”。
文中看出，林国梭应是一个农民，因为，如是工人，他的儿子治疗费单位还可以报销一半。
其实，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并不遥远，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还记忆犹新。然而，如果有谁说起类似的故事，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觉得这太不可思义。
现在，新华社无意之中透出了一个这样的信息。
不过，对于林国梭的出院，新华社文中用了“偷偷”的字眼，我以为这是很不合适的，对这位把诚信看得如此珍贵的林国梭的人格是一个极大贬损。作为一个老实的农民，他不可能会“偷偷”的溜，“溜”之前一定会有个交待的。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偷偷地”溜。既然没交钱医院给你治好了病，它就不可能在治好病的情况下把你的小孩扣下当人质，让你占个床位再欠新的账。事实上，他真想“偷偷地”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没钱也给你治病，但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少，这就是当地(一般都是在大队)开出的介绍信。那上面盖着单位公章，你能偷偷地溜得掉吗!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
1966年，我的弟弟左髋骨得了骨髓炎，先后到区医院、县医院、市医院和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治。母亲陪着他在医院过了三个春节。母亲也说不清欠了医院多少钱，就是凭着大队开出的一张“军属”介绍信，把省内各级医院住了个“遍”。
后来，我把他接到武汉空军医院，住院二十天，开了一次刀。总共才二十元钱。当时，院方让我签个字由连队来结账，但我还是自己付了钱。
林国梭儿子是怎么出的院我看应该也是这样的而不是“偷偷”的。
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有治病不要钱的好事，还有补贴工分的。
第四节《南都报》透出的毛时代免费治病还补贴工分
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遂向毛泽东写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实地调研之后，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九人小组。很快，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针对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同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令“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给患者治病，谋求消灭血吸虫的方法。
媒体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的不断的督促，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56年，邓梅汝所在的港边村来了几名医生，每家每户讨要他们的大便，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检测是否含有血吸虫卵，只是觉得稀奇，称他们是“屎医生”。《余江县血防志》说，村民多文盲，最初对血吸虫茫然无知，血防人员就把钉螺放在显微镜下，村民透过镜子能看见活蹦蹦的尾蚴，离开镜子就什么也看不见，以为是变魔术，不是真的。
邓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检出是血吸虫病人，但她第一个搬起被子去了设在邻村仓库的临时医院。此时很多村民对治疗还抱有怀疑，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补贴工分。邓梅汝记得，医生态度特别好，由于条件简陋，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却毫无怨言。33天后，她的肚子平了。村民们惊奇之后，都跑去医院打针吃药。
请注意“屎医生”称谓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挨家挨户去讨要粪便!医生做到这个份上，应是空前绝后的。
再请注意“政府不但减免费，而且还补贴工分”!
还请注意“病床就铺在地上，医生每次打针都要双膝跪在地上”!
这就是那时候政府根治血吸虫病的决心和对病人的关心，这就是那时候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几十年后，送走的瘟神，它又打道回府了。下面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网站发布的一则信息。全文照录：
日本无偿援助“仙桃市沙湖血吸虫防治站住院楼项目”在汉签约（2004年）
9月28日仙桃市长陈吉学与日本驻华使馆一秘高垣了士正式签订了“日本国政府无偿援助湖北省仙桃市沙湖血吸虫病防治站新住院楼项目”合约文本。日本政府无偿提供1000万日元(约合73万人民币)，另外当地政府配套45万人民币在仙桃市沙湖镇兴建一座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3层住院楼，设置病房23间，40个病床。
今年年初，唐振雄主任在外办行政例会上传达了俞正声书记关于加强我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外办友协处了解到仙桃市沙湖镇地处低洼湖泊地带，人民长期受血吸虫病危害，沙湖镇总共36个村，其中血吸虫流行有34个村，有血吸虫病人34550人。当地血吸虫防治医院条件简陋，医疗设施落后、缺乏，病床数达不到基本的防治条件。血吸虫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严重影响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省外办友协处利用与日本政府驻华使馆官员交往的机会，多次做他们的工作，安排实地考察，最终使这个援助项目得到落实，该项目将使该辖区受血吸虫危害的3万4千人直接受益。
看了这则信息，我们且不说送走的瘟神为何会大张旗鼓打道回府，只说对待这同一个瘟神的态度：当年是病床铺在地上，不把它彻底根除决不罢休;现在是建现代化的住院楼，准备与瘟神“共存共荣”!
更加难以理解的是，当年国家那样贫穷，可以依靠“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基本根治血治虫病。如今国家富裕了，却还要做日本人的工作，请人家资助我们“战瘟神”。不是“送瘟神”而是“战瘟神”!准备的是打“持久战”!
日本无偿援助“仙桃市沙湖血吸虫防治站住院楼项目”在汉签约
附：天安门广场遍地金条无人检
写于2011年11月6日，原题《红卫兵抢金条的谎言破析》
在《看“哑语啊”的〈夜半狼嚎〉》(新浪杂谈)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正是在数以亿计的老一代的批判旧世界中，由他们亲手建设开创了一个“五毒”俱尽的新世界：一个没有黄赌毒和少有贪贿盗抢的全新世界，一个人人学雷锋做雷锋处处有雷锋的全新世界。”
“哑语啊”随即来了一篇《牵着狼狗找粪疾……》，列举了几件“事实”进行反驳。其中的一件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上百万年轻人欢呼‘毛主席万岁’，雀跃‘小鬼解放’，可是待到晚上，军队去收拾现场，到处是金块，那里来的，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抢来，被自己的过分激动给弄丢了。鹤龄先生，这不是盗抢吗”
问及他的出处，他答：“这个您得去问叶向真，是叶剑英给他说的，那时候叶剑英负责首都治安。”
按照他的指点，真还“找到”叶向真了。她在《我与父亲的文革岁月》中说：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不过，这一串闪光头衔之前的叶向真，文革初期还有两个头衔：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领，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这就是哑语啊这位传谣者对这一事件的添枝加叶或谓之添油加醋。本想扩大事件的严重程度增加事件的可信度，谁知所得却正好相反。有谁会相信天安门广场遍地是金条而没人捡的鬼话!
那么，去掉了“枝叶油醋”的“红卫兵抢金条”是否就真实可信了呢下面我们来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3、外地来的红卫兵就叫人更难理解了，因为他们能“抢金条”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自己的居住地。有心“抢金条”的他们怎么会这样傻，竟然千里迢迢的把好不容易抢来的金条带到天安门来铺地板!
4、黄金是一种重金属，其比重将近是水的20倍。装在口袋里的金条不可能会像叶向真说的“一高兴，一挤，金条(就)从兜里掉出去了”。挤，肯定挤不出。谁要不信，你就找几个人挤挤试试(没有金块可以用替代物)，看能不能把它们挤出来。当然，如果是弯腰的话，倒有可能从口袋里滑出来。但是，人的密度大到连金条都没有存身之处而被挤压到地上了，所以，弯腰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谁的腰真要弯下了，那么，挤出的恐怕不是金条，而应该是肠肚甚至脑袋!实际上，当时的红卫兵“一高兴”都是手舞足蹈，谁也不会垂头丧气或是弯腰屈膝的。
5、那时候最时兴黄军装。军装几乎成了红卫兵的制服。军装的口袋都有翻盖，而且都有钮扣扣着。所以，即使弯腰，口袋里的黄金也掉不出来。
7、可不可以用红卫兵都“视黄金如粪土”对“不捡金条”作出解释呢也不行。那个时代是节俭型社会，地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会被捡起来回收再用，岂有到处是金块而不捡起来之理!所以，即使他们自己不希罕金条肯定也会为国家“捡金条”，绝对轮不上别人来帮助他们“捡金条”!
以上分析说明，当时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口袋里不可能带有金条，就算带有金条也不可能被挤压掉到地上，就算挤压掉到地上也不可能没人捡。所以，所谓的“红卫兵抢金条”只能是一个“人造的”虚假信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和谣言!
这个谎言和谣言的源头来自何处按照叶向真说的，是源于他的爸爸叶剑英。真的如此吗
一个既没有具体被抢者也没有具体抢劫者的“抢金条”谎言，编出来非常容易，也没有谁会告官讨要名誉损失的。可是，想要让人相信就非常困难了。于是，叶向真便请出了她已经故去的父亲来助阵，借以提高谎言的可信度，因为她知道，大家都相信叶帅不会造谣说谎，都会相信他说的是真言。所以，她就错误地认为：叶帅已死，死无对证!由她代叶帅一张口，她编的谎言就会变成真言。
不过，当这句“真言”被破析出虚假的本相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叶帅不会造谣说谎推断出这个故事是叶向真编造的谣言和谎言。
再说，如果红卫兵真有“抢金条”的恶习，曾经是红卫兵司令的叶向真应该比她爸爸看得更清楚，根本不需要借叶帅的嘴巴来说话，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不是更有说服力嘛!请问，你叶向真带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抢过多少回呢
这个问题，想来叶向真一定不会正面作答。
叶向真为何要编出“红卫兵抢金条”的谎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丑化红卫兵。我们知道，当时的毛主席，被红卫兵称为“我们的红司令”。
叶向真和那些传谣者，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一伙丢得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金条的“抢犯”，就是红司令的红卫兵!
谁知弄巧反拙，倒给叶帅脸上抹了一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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