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得伊莎贝拉可以走入大家闺秀的闺房，也可以与村姑农妇拉家常，深度接触中国的女性，见识并记录那个时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原态。
今天为大家奉上这篇《姻缘天定的观念》，让我们一起看看十九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婚姻和月下老人的故事。
伊莎贝拉·韦廉臣|文
“姻缘天定”，恐怕在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固执地坚信着这一信条。整个婚姻的过程，还要遵循一套非常严格的礼仪程序。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乡村，都有一些专司其事、以此谋生的妇女，被称为“媒婆”，来张罗和安排这一事情。每个孩子出生的那个时刻，父母们都要记载清楚，这就是孩子的“生辰八字”，在将来，决定他（她）一生的很多大事，都与此有关。
订婚是要由媒婆来居间安排的。一般来说，男孩子的家庭应该主动提出此事。首先的一个程序是，准备要给儿子娶媳妇的家庭，要准备一张上面记载有家庭姓氏，男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等准确信息，也就是他的“生辰八字”信息的卡片。这张卡片要送到某个媒婆那里，媒婆要根据其上的信息，来寻找与其相配的女孩子。
同样，想要嫁出他们女儿的家庭也要准备这么一张记录了女孩子“生辰八字”信息的卡片交给某个媒婆，这个代表了女方的媒婆也要根据其上的信息，来寻找与其相配的男孩子。这两个媒婆一碰面，如果发现有可以相匹配的，就会找一个算命先生根据某种神秘的规则来算算这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如果一切正常，接下来，就是准备定亲仪式的具体环节了。
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同姓之人是不容许结为夫妻的。这也逐渐成为一个古老的婚姻习俗，这一禁令应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都习惯于聚族同居，在一个村子里，基本上都是同姓的一个家族世代居住，这一禁令的结果，就使得男孩子们不得不在较远的地方、花费更多的金钱，才能找到他们的媳妇。这一规定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于是在1403—1425年之间，就是明王朝的永乐皇帝期间，特别制定了一条法律，就是允许那些享有军功爵位的家庭，还有那些依然在册的兵户，可以不受此限制，即使是同姓家庭，也可以联姻。
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只有一家之长才有权力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大事。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他们结婚进入洞房之前，几乎都没有机会相互见过对方。事实上，中国人对美满婚姻的理解，也就是在他们步入洞房之前，是不应该相互见过面的。即使在婚礼仪式上，在进入洞房之前，当新郎官牵着他的新婚妻子给父母叩首行礼的时候，他依然不知道他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只有在他们步入洞房之后，丈夫才能揭开新娘的盖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即将陪伴他一生的妻子的面容。
依我们看来，这样的婚俗让人匪夷所思，但在中国，就是这种方式组成的大量家庭，依然是幸福美满的。在这种长期以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婚姻制度中，没有人感到过不公平，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被迫的。
订婚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个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每一段婚姻都是命中注定的，是老天爷的安排。如果命中没有这段姻缘，老天爷一定会通过某种暗示的方法，给人们以提醒。因此在准备订婚的过程中，对整个气氛、环境的要求是极其严苛的。如果在双方家中，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哪怕是打碎了一只普通的饭碗、丢了一件并不值钱的小物件这样极其普通的事情，也会被认为是老天爷在给他们发出警示，那么双方的协商和整个订婚过程必须立即终止，双方也会各自退回对方写有“生辰八字”的卡片。
相反，如果在准备订婚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就会通过双方家庭协商，另外准备一张确定具体婚期的卡片，还要准备两根红丝线和四只做针线活用的大针。这四只大针被非常郑重地分别拴在两条红丝线的两端。一条红丝线以及拴在两头的两根针会随着写有婚期的卡片送到男孩家，男孩子家同意之后，留下红丝线和针，再将写有婚期的卡片送到女孩家，另一条红丝线和两根针也会随着这张写有婚期的卡片送到女孩家。这张卡片会被精心保管，以此作为订婚完成的证明。
最后的婚约是要在祖先祠堂中，也就是祖先们的牌位前面签订的。在这一切仪式结束之后，也就意味着这一婚约有了正式的约束效能。这时，记载有双方生辰八字和婚期的卡片会被放置在供奉祖先牌位的供桌上的香炉下面，这才标志着仪式正式结束。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高喊一句表示仪式圆满结束的程式化的话，向在场的人宣布：“红线已经牵好了！”
我从一些中国人口中得知，这一习俗的形成，是有其确凿的事实依据的。很多人都给我讲过这么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据说是在中国的唐王朝时期，那是在618—907年之间，有一个书生前往省城参加科举考试，他读书学习非常刻苦且变得非常焦虑以至于无法入眠。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满月之夜，因为无法正常入睡，就来到城墙之外的一个湖边散步。这时，他看到有一个老者正在月光之下读着一本书。年轻人很好奇，就上前问他：“您看的是什么书呢？”“我看的是一本关于天下所有人姻缘的书。”老人还告诉他：“我总是在不知疲倦地为天下所有的有缘人结成婚配，给两个合适婚配的人拴上红线。一旦两人之间拴上了姻缘的红线，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拆散他们之间的婚姻。即使他们之间相隔天涯海角，也无法阻止他们走到一起。你来看看，你未来的妻子现在正在一个老妇人的家中，这个老妇人经常在湖的北岸卖菜。你们之间的红线已经拴上了。”
摘自《中国古道：1881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略有改动。
点击可读
﹀
《中国古道：1881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
伊莎贝拉·韦廉臣|著
刘惠琴陈海涛|译注
2019年1月
本书是近代著名传教士威廉臣的夫人所著，记录了其1881年随威廉臣从烟台到北京沿途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展现了一幅在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卷。作者随丈夫在中国生活多年，能熟练使用中文，交际广泛、处世圆融，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协助韦廉臣之余，她用自己独特的西方女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力，书写中国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社会的世态风俗，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晚清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忆。
本书中，作者从西方女性的视角出发，在记录大量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的同时，笔墨间洋溢着初次接触异域风土时的好奇和喜悦。同时，因为作者的女性的身份，使得她可以深度接触中国的女性，得以见识并记录那个时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原态，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丰满的近代社会生活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