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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
同一天，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高铁票。今年7月初，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介带回一名女孩。8月25日，女孩自行离开。9月13日，当地警方通知小曾，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警方说她骗了好几家。”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跨省“闪婚”出现，而当中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多有和贵州婚介合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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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跨省“闪婚”
半年内“闪婚”三次“都走掉了”
56岁的张女士老家在江苏盐城农村，和儿子在无锡的一个景区里打工，儿子是保安，负责看守景区的监控，丈夫则在上海的工地上。张女士就一个孩子，30岁了还没结婚，“我们着急。”一个同事说可以帮着介绍，带着张女士去了她老家安徽宿州，宿州的婚介所没成，但说自己的总公司在贵阳，“那里的女孩子多。”
去年11月，儿子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贵州，一个礼拜就领了一名女子回来。没想到，“一周后就走掉了。”好在全额退了彩礼，但婚介公司不愿意退费，“说可以帮着再找。”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婚介所承诺在一年内负责找到“闪婚”对象。
第二个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的，在盐城待了一周，对方又走掉了，女方说生活习惯不同。
第三个带回家后，“天天要钱，哭闹不停，还砸东西。”张女士提供了女方手拿菜刀哭闹的视频。女方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报警说张女士的儿子家暴她。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趁着张女士家人出去散步，对方“自己跑掉了”。彩礼加上买“五金”花的3万多元，现金和红包4万多元，一共20多万元。
据介绍，三次“闪婚”对象，都曾有过婚史，前两个有过生育。第一个和第三个是贵州人，都领了证。第二个是福建人，没领证。女方年龄都不到30岁。因第三个“闪婚”对象彩礼一分钱不退，张女士到贵阳报警，警方在4月22日立了案，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女方被取保候审。
张女士又花了5000块钱在贵阳当地请了律师，只办成了离婚。而15万元中介费，只退了11万4千元。“说还要退两万块，退到现在还没退回来。”中介则透露说，女方已经在别的省又结婚了。
“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要钱，不停地要”
7月初，小曾陪着哥哥从贵阳带着“那个女人”回到南昌的家。跟婚介所签协议时，小曾和哥哥明确说过女方不能有喝酒、抽烟、文身等习惯。回到家，发现女方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积文身。“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要钱，不停地要。什么活都不干，也不跟我们沟通。”楼下小卖部老板告诉小曾，女方每天都要下楼去买四十多块一包的荷花烟抽。“我们家做的饭她也不吃，自己点外卖和酒。”
这名“闪婚”对象走掉后，中介退了钱，然后说女方“骗婚”，跟他们没关系。但这名女子的彩礼钱一分没退，她对小曾说，现在没有钱，“我去KTV上班之后再给你们。”
2调查
跨省“闪婚”背后
一个群有104人，另一个群有207人，大都是到贵州“闪婚”失败后想要挽回损失的。群成员有的是“闪婚”当事人，有的是家人。分别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陕西、浙江、福建等省，最多的是苏北和安徽的。
有家婚介六七个官司在打
“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
在群里，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立案，“群里立上案的，只有四个。”另外则互相打听对方花了多少钱，要回了多少钱。再有，就是骂“死骗子”。
同为湖北崇阳县人的王博和黄玲后来发现，他们是在当地同一个网红“红娘”的介绍下，几乎都是去年9月期间前往贵州相亲。女方都来自云南丘北，由当地同一个婚介所介绍。
女方跑掉后，姐姐黄玲通过律师在网上查到，“那家婚介有六七个官司在打。”一家损失了15万元左右。“觉得丢人，弟弟半个月都没出过门。”
王博的“闪婚”对象，因为没到结婚年龄，两人当时没领证。去年9月从贵州带人回来，10月开始，对方就“变脸了”，“不理我，也不让我碰她。因为到（去年）11月，她就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不得不跟我领证。”
女方走掉后，20万元的彩礼，只退了13万元。中介费12万元，“拖了好几个月，两个中介一个退了1万5千，一个退了4万。”前前后后，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只追回了18万多。”
“受骗”后，老人大都不愿意公开。“钱没了不说，外人知道了，小孩以后还咋说对象。”
记者梳理30多个跨省“闪婚”失败家庭的经历发现，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在没有交钱和签协议领证前，婚介所不允许双方过多接触，不能加联系方式，否则“后果自负”。
“婚检”和“领证”往往是在同一天进行，其中有人“闪婚”领证9个月后，女方生了孩子。男方生疑，做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前体检竟然没有发现对方已经怀孕。”
男方最高支出四五十万元
“闪婚”远嫁的女性多数有过婚姻史
“他们一家三口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穆河丽还记得今年4月17日那天的情形，“老夫妻带着儿子，看上去很无助。”
穆河丽是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找到穆律师之前，鲍女士已经就儿子的“闪婚”经历报了案，“警方认为不构成刑事案件。没有立案。”
穆河丽是贵州当地人，此前，她对跨省“闪婚”的现象已有所了解，“只是前两年没有这么多集体性的闪婚引起的纠纷。”同时，她也留意到，贵州当地也在加大力度打击婚介的违法行为，“在贵阳，有很多案件是以婚骗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的，涉及的人也很多。”
“都是贵阳的婚介公司。过程都差不多，通过抖音和身边的熟人介绍过来的。”穆河丽统计过，这几起“闪婚”，中介费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彩礼在12万到20万元之间，“男方平均支出30万左右，最多的有四五十万。”
在她看来，参加跨省“闪婚”的男性多是因为性格原因，“大部分是家长在说话。”一般父母比较能干，经济条件小康以上，多为乡镇人口，能够支付三十到五十万的费用。
而同意“闪婚”远嫁的女性当中，穆河丽注意到，女方多为有过婚姻史的女性，没有稳定工作，文化程度不高。熟悉当地婚介市场的一位人士观察到，有一部分女性是因为各种原因背负债务，急于缓解财务压力而选择闪婚。
在穆河丽看来，婚介和“闪婚”双方签的合同，多数条款对当事人是不利的，“违约责任大部分都归结在男方，出了问题，几乎与（婚介）公司无关。”穆河丽说，婚介公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心理，“如果不承诺结婚，父母是不可能同意交这么高的服务费。”而目前对于婚介服务费的标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签的协议都特别注明是自愿给服务费。”
3“他们”
人际圈小、年龄变大、父母催逼
“我哥性格有点内向。”第一次去贵州，是小曾陪着大她四岁的哥哥去的。
哥哥28岁，专科毕业。妹妹小曾只读完了小学，13岁就外出打工。“父母重男轻女，没办法。”家里准备的30多万元中，有12万元是小曾男朋友给的彩礼。
“闪婚”是70岁爸爸的主意，老家镇上的一个媒人说服了他。去之前，爸爸说，不管怎样，必须要带一个回来。“到了贵州，婚介只让哥哥和女方见了一面，“说了几句话，就不让继续聊了。”
女孩子提供的婚检报告是前几天的。“问完女方要多少彩礼，就让我们交中介费签合同。”小曾说，条款都是对中介有利的，后面发生什么纠纷跟中介没关系。
“25岁，家人就开始催婚，每年都介绍，其中还有离婚的。一直没成。”初中毕业后，王博就在浙江打工，去年30岁的王博回到湖北，婚事再次被提上日程。
记者接触到的选择跨省“闪婚”的家庭，男方年龄大多在28岁-30岁左右，多来自农村，学历多为高中以下，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为职业和性格原因，他们往往人际圈子较小，不善与异性交往。在打工地婚恋的几率小，而在老家当地，适婚女性少且多选择外嫁。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父母的催逼，婚介公司“一劳永逸”的宣传，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进了跨省“闪婚”的队伍。也因此，对于女方“基本没什么要求”。
女方是否有过婚史，是否有孩子，都可以让步，更谈不上对女方经济和家庭条件的要求。有一些“闪婚”，甚至连女方父母都没有见过。也正因此，在“闪婚”后，只要女方不主动“出走”，男方和家人都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对方的钱、物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王震华
跨省“闪婚”失败的根源是对婚姻的物化
男方着急娶媳妇，女方为彩礼或还债嫁人，正因彼此毫无感情基础，却各有所需、直奔利益而去，才导致结婚快分手快。更重要的是，一些抱有“赚一笔”想法的女子，可能压根就没想好好过日子，否则就等于把自己“套牢”了。这种情形，就好像房间里的大象，双方都有意避过婚姻的核心问题，才导致闪婚成了“闪人”游戏。那么，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谁？受害者、获益者又是谁？
事实上，这种心理被婚介、闪婚女子拿捏得死死的同时，也一步步将男方家庭带入死结。他们以为的“婚姻登记就是保障”“只要媳妇到了家就好说”，在骨感的事实面前被一一击碎。他们所能找到的救济渠道，包括建群“讨伐”、苦苦追款、求助律师等，却没有想明白，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正是对婚姻的物化。
对此，“求婚者”家庭当放弃“交易”之心，金钱买不来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地方有关部门也要有意识地推动婚介市场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各地间的婚恋资源协调，切实帮助到那些有需求的婚恋困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