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嫁到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看不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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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编辑：李江雪
关键词：留守儿童;新闻调查;留守孩子;村庄经济;婆媳相处;降分录取;嫂子;农村教育;农村土地;农村孩子
学界与舆论界普遍关心留守儿童现象，一般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五大问题：第一是营养与健康问题，第二是学习与认知问题，第三是心理与性格问题，第四是行为问题，第五是安全问题。
2016-03-3123:55:00
最近，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3月底至7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2.7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李克强总理在今年1月2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摸底排查工作将如何设计和执行？有哪些难处？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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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东莞有600多万外来人口，不少打工者的孩子就是留守儿童。”胡庆菊说，“家长常常打骂吓唬孩子，对孩子缺乏关爱等具有家庭暴力的不良教育方式是这些孩子们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