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钟锐和王纯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难舍难分……这一幕碰巧被妻子的妹妹夏晓冰撞见。若干天以后，妻子夏晓雪和钟锐在街道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热播家庭都市剧《牵手》里的剧情，这部被很多人定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正面描写第三者的电视剧，播出时曾引起轩然大波。吴若甫饰演的钟锐、蒋雯丽饰演的夏晓雪、俞飞鸿饰演的“小三”王纯在观众中造成极大反响。影片直面广受争议的婚外恋：才华横溢的软件设计师钟锐面对心仪的高知女性所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甚至可以摧毁掉一个“完美”的家庭——哪怕这个家庭有着贤惠善良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
90年代初，《渴望》的热播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剧中角色王沪生因为与妻子离婚遭到了众多观众的谩骂,扮演王沪生的演员在饭店吃饭时甚至曾被认出其的观众暴揍。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丈夫的负情完全不被接受。剧中将家庭的破裂归咎于王沪生的伦理道德缺失，他背信弃义、道德败坏与原配的善良忠贞、隐忍牺牲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善恶对立的设计正好契合了90年代初的主流价值观。
仅仅几年后，情况就发生了转变，人们的思想更为开放，价值观也更加多元。一篇名为《20年婚恋之怪现状》的网文戏称：70年代叫婚外恋为‘通奸’，80年代叫‘第三者插足’，到了90年代，出现了脉脉温情的‘婚外恋’这个词儿。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中，人们对婚外关系抵触性逐步减弱，伴随着传统伦理束缚的弱化，结束婚姻不需要再背负强烈的道德负担，更多个体离开了原来组建的家庭。
电视剧《爱你没商量》里，女演员周华发现自己爱的不是现在的未婚夫，而是出租车司机高强，她从迫于社会舆论压抑自己，到后来的不再回避、选择勇于追逐爱情，诠释了女性婚姻与爱情抉择中的挣扎和绝望。影片中大段女主出轨后的心理描写的桥段，“我是有错，错就错在我回避自己的感情，我怯懦了，我一直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我就这么拖着，一直到那一刻。”这些台词在当时可谓大胆直白，是新时代女性表达自我欲望，捍卫真实情感的勇敢宣言。
《牵手》则选取了一个更温和的角度来处理三角关系，故事中融入了更多现代化视角。男女主角离婚以后，第三者王纯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家庭造成的破坏而主动退出，原配妻子夏晓雪则在离婚后重新找回了自我，夫妻关系因此得以修复。在影片的结尾，钟锐和夏晓雪能否再次牵手也成为了遗留在观众心中的一个悬念。
《牵手》的原著作者及编剧王海鸰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爱你没商量》、《牵手》等作品是我对当时社会上关于婚姻家庭现象的一种感性描写。到了九十年代，结婚和离婚都变得相当容易，过去婚姻里的人更容易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下维持着、挣扎着、苟延残喘着，有组织的管理、街道的管理、还有舆论的监督，人的价值观也比较单一，后来才逐渐多元起来。”
都市欲望对婚姻的解构出现在影视作品和畅销小说里。《中国式离婚》开篇即描绘了这样一副场景：兢兢业业了一辈子的退休老院长，在食堂买鸭架时与服务员起了争执，最后竟然毙命于这样一场嘴仗。目睹这一切的女主林小枫认为体制内的工作已不能带来足够有尊严的生活，她极力督促丈夫跳槽去外资医院，并因此引发了婚姻危机。
上海作家李肇的小说《城市生活》里的夫妇原本在江西过着清贫而和美的生活，回到上海后他们发现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都市已经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尊严。于是，挣钱、买房、装修成为这对夫妇生活的全部。在虚荣心和攀比心的驱使下，妻子一刻不停地为建成一个“高水平”的家奔忙，变得狭隘、自私。当新家落成之际，她也因此失去了婚姻、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城市对人的异化，以及对婚姻的消解构成这部小说的母题，传统价值准则和安贫乐道的婚姻态度在城市功利主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纷繁叙事中，旧的家庭观念框架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这一混沌时期里婚姻中的个体无不经受着内心芜杂躁动的体验。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出现问题的婚姻越来越多，婚外行为大量增加，人们对此一方面陷于巨大的社会焦虑和恐惧中，另一方面又对离婚的包容性达到高点。
引发这一时期婚姻问题的种种矛盾，是中国过往婚姻制度中未曾面对过的。《牵手》的婚姻破碎于丈夫疲于工作，忽略了维系婚姻的纽带——爱情，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对妻子的奉献视而不见，妻子也为了成就丈夫而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在中国传统婚姻中，原本这种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权利结构是理所当然的，而今却成为一个需要审视的、可能会令婚姻生活产生问题的因素。当夏晓雪最终找回自我，钟锐也意识到妻子的付出时，两颗曾经相爱的心才再一次产生了共鸣。这是九十年代才发展出的现代爱情观念，男性拥有绝对金钱和权力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夫妻双方都需要在新的情境下做出调整。
奔涌而出的“欲望”洪流带给中国人造富的动力，也带来了攀比心理，这都使得婚姻维系的难度越来越大。立志做中国比尔·盖茨的钟锐，经常为了自己的软件开发彻夜不归，夫妻间的隔阂也因此越来越深。《中国式离婚》中，林小枫羡慕昔日成功的同学，对自己的丈夫日渐不满。这些家庭中的个体不甘于传统发展轨迹，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实现价值，对欲望的追逐导致家庭的边界被一步步撕扯。
从国外到国内，夫妻关系替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的轴心
在费孝通观察的乡土中国里，婚姻关系尚属于亲族关系的从属地位，夫妻之间不被鼓励公开表达恩爱。宗族式的大家庭包围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权力、阶层与亲缘权利结构中，婚姻承担了维系社会的纽带，夫妻间浪漫的爱则不被推崇。但随着中国步入现代化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从经济到文化的全面西方化，让这一旧日的权力体系逐步打破。社会学家阎云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到观察了多年的东北下岬村时发现，这个他曾经熟知的村庄变得陌生起来，他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记录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开始展现出叛逆的一面，父母包办的婚姻不再能够束缚他们，外出打工与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一起变得普遍，夫妻关系替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的轴心。
宗族群体对个人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法律的介入开始对私人领域进行约束。1980年新《婚姻法》增加了“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此后“婚姻忠诚”在官方和主流公共话语中被高度强调，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中，明确规定夫妻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根据丁文、徐泰玲合著的《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显示，1988年中国登记结婚的人口有897万对，离婚是65万对，离婚率为7.3%，十年以后的1998年，离婚率达到13.35%，暴涨了83%。仅仅一两代人以前，人们组建家庭还是为了满足传宗接代、抚养教育和赡养老人，受着邻里亲族之间的监督，但随着社会发生巨大的变迁，中国家庭关系的内核经历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家庭社会学学者威廉·J·古德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革命之中，所有社会都在或快或慢地走向夫妇式家庭制度，这种新式“小”家庭更注重夫妻间的情感连结，夫妻双方比过去更为自由，但面对的困境也更加多元。这对中国的婚姻观念是一种重新建构，婚姻不再是为了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也不必听从组织的安排，而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是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的场域。
在其他国家，类似中国九十年代的情况也并不鲜见，高企的离婚率经常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自19世纪中期离婚率就不断攀升。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老百姓不断积累财富的黄金十年，人们的生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与改革开放前高度“失语”、“批判”、“改造”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从旧日沉闷的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急迫地走上追寻自我的道路，开始从注重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向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转变。年轻人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潮，更加崇尚彰显个性、特立独行，遍地都是摇滚乐、流行文化，以及经商造富的神话。
如何解读高速裂变的社会带来的家庭关系嬗变？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观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后写下《欲望中国》一书，认为在中国社会市场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进程中，普遍的人之本性”的新自我被打造出来，大家开始审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这一切都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行为。也就是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欲望主体”。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范畴中讨论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这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以后，从自然的隶属关系中解脱出来，变得日益独立、自主的结果。对主体性的探讨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指，人们将“本性”视为一种内在道德本源，无论是对爱情的渴望还是对财富的追求，实现目标的途径都有望借婚姻来达成。人们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我”想要什么，而不再是“我所在的集体需要什么。
阎云翔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中国传统做人的机制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就是一种道德性的自我，通过道德化甚至道学家式的自我反省来控制欲望，达成符合社会期待的人。这个东西在过去三十年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主线导致的结果就是欲望是合理的——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合理，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开始合理化，这个跟消费主义浪潮有直接关系。为了使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的道德化的自我就不再努力去压抑欲望。
那些抓住时代机遇投入到市场竞争的人们可能会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但一旦婚姻中的一方跟不上另一半的步伐，便很容易变得枯燥落伍，双方更易失去共同语言乃至爱情。如果丈夫不能像周围的同学朋友一样迅速成功，也会遭到妻子的嫌弃。同样地，随着女性就业机会增加，也被鼓励实现自我的价值，特别是不依赖于婚姻的自我欲望满足。王海鸰对界面文化表示：“女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强者，在过去，阶层流动是很困难的，在一个阶层相对固定的社会里，攀比会少一些，生活的矛盾也会少一些。而改革开放以后，成功变得更加容易，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加大都为攀比滋生了土壤。”
通过创作《牵手》，王海鸰更希望推崇的是女性自立，她说，“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段压抑过久之后的释放，但总是稍微释放一点就容易泛滥，人们开始讲究个性、自由、天性的释放，但这对传统的道德文化也是一个摧毁。我其实更希望展现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道理，那就是爱情不是至高无上的，第三者的女孩应该做好权衡，婚姻中的妻子也应该自立自强起来。”
从乡村到城市，社会流动的裹挟影响了包养关系的建立
阎云翔认为，“在整个现代化转型之中，农村承受到的痛苦要远远多于城市，农村受到的剥削也远远多于城市，特别是在以前的二元户口制度、计划经济下，农村就变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贫富悬殊逐渐拉大的同时，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所持有的生活理想反而越来越接近。那种身处农村的人要变成城里人，要过城里人的生活的理想是无可厚非的，可以理解的。”
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使地区的、行业的、民族的界限消除，1986年，人们第一次可以使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购买火车票，出行不再需要单位的介绍信，从此数以万计的打工者涌入城市。乡村正在消亡，对那些离开农村的劳动者来说，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触摸到的现实却往往是冰冷残酷的。
进入到城市以后，打工群体在社会关系上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他们首先体会到的是尊严的丧失和深深的不安全感。效率至上的发展方式、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城乡壁垒以及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使进城务工的打工群体大量进行着高负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他们离开了生养的土地和家乡，来到一个没有身份认可、没有亲情系统支持的城市，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来维护尊严。通过包养关系获得的物质财富，实现向上流动便成了这个群体中的女性的捷径之一。
大量港台地区商人在中国大陆包养情妇的现象成为人们印象深刻的时代印章。一些港澳台地区商人嗅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商机，来到珠三角以及上海和北京等地投资工作，他们多为已婚，却为婚外异性提供房屋、金钱等，并与之长期保持性关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包养行为”。
这与早年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有很大关系，在香港地位较低的货柜车司机、泥水工等，经济景气时月入也有约二三万港元，这在深圳的打工妹眼里，已经是富有的“金主”。他们只要花4000—8000元，就可以在深圳郊区包养一个年轻女孩。当时凤凰卫视曾做过不完全统计，深圳其中一个“二奶村”皇岗社区里，被香港人包养的“二奶”就有5万人之多。
学者谭少薇指出，九十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转型，部分男性到中国大陆心理上本身就处于浮动状态，而大陆人口流动又为深圳带来了大量的年轻女性，她们对未来同样充满迷茫，两个不稳定的群体在深圳相遇极易提高婚外情的发生率。她在《女性的想象与现实：中港跨境一夫多妻关系》中写到，20世纪90年代的前五年，是包二奶讨论的高峰期，按非正式的估计，每六个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人中，就有一个在大陆有情妇或二奶。
对于商人们的原配妻子来说，无疑带来了悲惨的命运。1998年香港发生的一宗极为轰动的惨案：香港男子陈健康的妻子，因不满丈夫长期在大陆包养二奶，在香港天平邨天明楼将10岁及6岁的两个儿子从14楼抛下，继而跳楼自杀身亡。惨剧发生后，陈健康对妻儿的死丝毫不感到悲伤，不但拒绝为他们安排后事，还继续寻欢，并在媒体上大肆发表性爱言论，引来香港社会一片哗然，被媒体称为“现代陈世美”。
而陈健康妻子的惨案并不是个例，当时香港地区家庭妇女面临的困境，可以在香港死因裁判法庭2001年公布的一项统计中得到印证：香港家庭主妇自杀人数从1998年起不断上升，1998年为98人，1999年116人，2000年达到157人，即平均每两三日就有一名家庭主妇自杀身亡。
表面上，一些人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是那些第三者插足的女孩们。香港影视剧中的“二奶”形象，不是被物化就是被妖魔化，她们要么被塑造成年轻、美貌、身材好、容易控制，能满足男性的需要的商品，让男性任意观赏、挑选、购买、用完即弃，要么被描述为“狐狸精”，是妖魔的化身、破坏原本美满的家庭的元凶。1994年的港剧《再见亦是老婆》中，男主角厌弃婚后发胖的太太，与年轻美貌又能干的美艳大陆女星产生了好感，是由于“狐狸精”卓羚对男主施展了死缠烂打的攻势。
当时的香港女性并没有对自己的遭遇形成深刻的认识，也无力做出改变。事实是，直到1971年香港开始进行司法制度改革，通过的《婚姻改革条例》才在香港地区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此前很多香港男人是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长大的，包养行为本身对他们不构成文化和道德上的障碍。进入包养关系的打工年轻女性，表面上像胜利者一样从富商妻子手上将男性攫夺过来，但现实生活中她们缺乏平等机会、欠缺教育和工作选择的生活状况却并未受到充分的讨论。在香港地区致力于立法惩治包二奶现象的政治家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碍，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由男性权力把持的官僚体系，和一个无数名流首富都有包养行为的顽固社会，还有大陆的贫富不均为包养行为滋生的温床。
长期观察中国二奶群体的社会学家肖索未认为，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欲望主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欲望的表达与实践，还包含着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新的要求。对中国的二奶群体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后，她发现与很多人的的固有认知不同，不少包养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甚至“性”在这些关系中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很多时候，亲密关系被当作是当事人尊严的替代品，甚至是补给丸。
在被包养的动机中，可以发现阿英明显的报恩逻辑，即对方对她的关心、爱护和付出，包括对她生活的指点都是她进行情感回报的原因。他们用以建立和维系情感纽带的“礼物”，而非交易式的“预付款”或者“酬劳”；富商给阿莹的经济支持是出于“帮”的角度，所以阿莹才会“被他的人感动”，觉得“他对我比自己父母还好”。
报恩逻辑是经常出现“二奶”身上的描述，在这里，身体和金钱更像是进行情感交换的载体，与浪漫爱情不同，这里交换的更多是恩情。这也是非常普遍的步入包养关系的打工妹的心理：她们高度看重男伴给予的关切和爱护以及一个稳定的家，从而逃离进城打工过程中“异化”的生活——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情感上的多重异化，获得尊重、关怀等基本的人格需要。
一个农村女性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的鸿沟可能无法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打工文学（后被成为新工人文学），成为打工者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和呻吟”，表现自我和审视自我的土壤。近两年被人熟知的北京育儿嫂范雨素，正是继承了这类新工人文学的特点。范雨素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来到城市，带着两个女儿在城市的郊区生活，用做育儿嫂挣的钱维持生计。范雨素曾书写了自己及家庭成员的个体性苦难，自己婚姻的不幸，屡受家暴的遭遇，也写了母亲为两位姐姐的疾病而四处求医的过往。她所写的母亲遭遇———在一次“征收土地维权”的过程中胳膊被拽脱臼———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强拆”所造成的社会性苦难；她写女儿的朋友“丁建平”和“李京妮”，背后反映的是城市务工子女入学的社会议题。她几乎将三十多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众多热点问题(如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等)浓缩到了个人家庭变迁史的书写之中。
但另一方面，从范雨素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困境中的农民工对命运和尊严的追求。作为城市的底层，范雨素之辈“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她在文中发问：“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范雨素的作品在被媒体推荐时，她的精神力量和对尊严的追求也被强调——“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
农村进城女性希望通过乡城流动获得经济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向上流动本没有错，之所以没有与经济条件良好的城市单身男性发展出有结婚可能的恋爱关系，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本地人不会娶外地人的。”每一个来到城里的打工者在失去家乡以后最易丢失的第二样东西就是尊严，这时，婚外包养关系就成为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的伦理支点。这里的伦理关乎“我该如何生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判断。婚外关系以“补偿”或“跳板”的形式帮助部分打工群体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这是那个年代开始出现的众多婚外恋中的重要现象。
尾声：家庭与两性关系中的触礁和暗流
回溯九十年代，爱情成为了婚姻的基石，个体获得自由和宣泄欲望引发了诸多婚内危机，婚姻到底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自己又该为婚姻付出和舍弃什么，是否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除了承载两性关系的浪漫爱情，家庭还被赋予了在剧变的社会中提供稳固的物质保障的功能，这都导致了现代家庭常常处于破裂和幻想之中。这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在婚姻中普遍遭遇的情感迷思。
那些广泛出现的婚外行为中，不仅有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生活但面对的是跨不过阶层的打工妹们，也有崛起的新富阶层，不同的群体均遭受着同样地新旧观念的冲击，在欲望的挟裹下，将财富与性、情感搅动在了一起。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在新世纪来临之前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向往美好生活奔涌进婚姻的人来说，需要面对的情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除了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平衡影响家庭关系变化的因素，还要面对社会裂变带来的种种鸿沟。站在当今的中国，回望一切变化才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积极涌入市场经济和欲望都市的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灯红酒绿的新新世界，还有无数的触礁和暗流。
（本文按语写作部分：黄月）
参考文献：
《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和公共文化的实验》罗丽莎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肖索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1900-1950》[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著龚小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从婚变影视剧看当代中国人婚姻观念的变化》张桂玲《电影文学》2010年第10期
《解构神圣:九十年代都市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王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社会转型对中国城市婚姻观念的影响》吉林大学安起锌2004年6月
《试论当今中国婚姻家庭嬗变的特点》李桂梅《求索》1999年第5期
《女性的想象与现实：中港跨境一夫多妻关系》谭少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11月
《【专访】人类学家阎云翔：因为欲望，我们再无可能倒退回传统道德伦理》
《试论当今中国婚姻家庭嬗变的特点》李桂梅《求索》1999第5期
《在生存中写作:从“底层文学”到“打工文学”》刘旭《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范雨素文本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李艳红范英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