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节到情人节，又是一个“催婚”的高峰期。
在90后已经成为婚恋市场主力军的同时，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90后几乎是婚育数据最差的一代：2021净增长人口48万，新出生人口1062万，出生率为7.52‰，较十年前人口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
婚育难问题一直是热点，不同于农村“剩男”，城市的婚恋困难户是名称就带有歧视色彩的“剩女”群体——传统观念中在该婚育的年纪没有进入婚姻的女性。
“城市剩女”是否真实存在？
“剩女”话题曾于2013年之后流行于网络，现在虽然热度不再，但查看近十年百度搜索指数，能看到这个话题的地域分布特点十分明显，北上广这些特大型城市保有对这一话题最高的讨论度。
那么，这个关于“剩女”的都市传说是否有人口统计依据呢？
传统认知里，中国社会男性数量是超出女性数量许多的，近些年人口数据也显示，我国男女比例在105左右（女=100，下同）。从各省份性别比上来看是这样，即使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仔细甄别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会发现大城市的性别比已经发生扭转。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女性数量都超过了男性。
以上海户籍人口为例，200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女性首次多于男性。而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户籍性别比为97.9。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人才流动越快的城市，男女性别比下降得越快，以深圳为例，2010年性别比为113.1，十年之后就掉到了97.8。
户籍人口性别比的下降，可以理解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选择从农村或更小的城市迁入大城市。
首先，在城市里，女性能获得更高、更平等的薪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男女职员薪资差异在32%左右，女性薪资劣势还是很大，但在一些行业，例如互联网和IT行业中，女性的薪资劣势为16%左右，仅为整体薪资差距的一半，而在金融行业，两性的薪酬差距水平较前一年缩小了3%，成为薪酬差距缩减最大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只在大城市中存在。
另外，整个社会的男女平等意识也在进步。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让中国“80后”、“90后”女性获得了家庭的全力支持，短期内经济负担少了许多，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在学业、事业上与男性同场竞技。
而相对于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代表长期居住的可能，婚嫁也大部分发生在所在城市。长期来看，城市户籍女性增多，势必造成“大城市缺男人、小地方缺女人”的地域性性别失衡，“剩女”概念确实有人口学依据。
择偶梯度理论
当然，城市“剩女”的出现，除了因为女性人口的过剩，更主要原因还是近年来城市女性的择偶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压缩，导致结婚难。
自古择婿需谨慎，传统婚姻观强调对男性经济实力的考察。有关调查显示，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被期望承担的支出并不相同。总体来说，男性承担的经济压力要更大。
对男性较高的经济要求，导致目前婚恋市场主导的择偶观念仍是“男低娶，女高嫁”。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婚姻成本都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多希望找到经济实力不弱于自己的伴侣，以缓解经济压力。
这种“女不下嫁”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择偶阶梯制度。择偶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表明，社会赋予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需求，女性更注重男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而男性更注重女性的外貌、体型、相对年龄和持家能力，女性用这些自身资源来换取更多的家庭话语权，以此形成平衡关系。（徐安琪.(2000).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6,18-30.）
但女性群体在向上选择的同时，客观上，确实会导致最上层的女性和最下层的男性被挤出去——放在中国超级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也就出现了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
最上层的女性群体自身条件都比较优秀，不仅经济独立，学历也普遍较高。如果遵循梯度理论进行择偶时，不仅会对伴侣的经济实力进行考察，也会将学历视为硬标准，这就导致，学历越高，择偶空间越小。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高等教育人群中，女性数量已经基本实现了对男性的反超：2000年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40.98%；而在2021年，研究生学历者中女性占比50.94%，普通本专科学历者中女性占比52.53%，成人本专科学历者中女性占比更是达到57.98%。
这意味着，女性如果要进行梯度向上选择，可选择的空间本身就比男性小。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各类高学历相亲层出不穷，而且往往女嘉宾居多。
“剩”下来也没关系
当然，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女性意识的觉醒，“城市剩女”出现的原因除了“结婚难”，现在可能更多是“不想结”。
首先，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观念更加宽松、自由。
第六次人口普查就已经显示，学历越高结婚率越低。我国未上过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女性的已婚率分别为65%、78%、57%、56%、49%，可以看到初中学历以上，女性已婚率和教育水平成反比；同时，学历更高的人结婚更晚，在25至29岁年龄段，初中学历女性成婚率达到84%，而硕士学历女性只有37%，连前者一半都不到。
随着女性高学历人群基数不断扩大，女性总体结婚率下降是必然趋势。高学历可以说是留在大城市的敲门砖，女性高学历者增多直接带动了更多女性留在大城市，对于视野广阔、理念先进的高学历女性来说，婚恋不必将就。
另一方面，经济独立和高学历都给了女性自信，女性独自在大城市中生活不再是问题。
在这一代女性的心中，独立成了最高追求，“搞事业”才是头等大事。单身者要独立，独身女要独立，即使对结婚的女性，社会也愈发鼓励其坚持自己的事业，避免做家庭主妇，减少对婚姻中另一半的经济依赖。
同时，社会对于大龄未婚女青年的宽容度也在不断增加。在拥有900多条回答的知乎提问“城市大量高龄剩女问题怎么解决？”中，最高赞作者写道：“大龄剩女其实很多并不觉得自己剩着是个问题……这种问题绝大部分的回答，都站在男人角度。”
更多人认为“剩女”标签是带有性别恶意的产物，“城市剩女”不是问题，不需要解决。
近年来“剩女”这个话题逐渐被互联网抛弃，其实就是人们婚育观不断开放和进步的最好证明。
我们可喜社会婚恋观在进步，至少在个人层面，缓解了女性的婚恋焦虑。反过来，这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观念也会对传统的梯度择偶心理产生侵蚀，释放女性择偶空间。
总体来说，大龄未婚女性在城市的过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了人口学、社会婚姻心理学、经济学等等领域，而不应只从社会观念层面去进行狭隘的理解。在个人层面，这并不算一个问题，但在社会层面，这确实是有群体代表性，也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人口增长。
我们需要正视城市女性的婚育难、婚育率低的问题，在经济、教育方面帮助缩小性别差异，平衡城乡两端的人才差异、婚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