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制片机制，使得“十七年”电影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貌，这种风貌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人名的拟定逻辑。“十七年”电影的人物命名特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人名与角色身份进行对应，二是广泛地在人名中寄寓道德评判。这使得“十七年”电影的人名叙事别具一格，形成与民国电影和新时期电影不同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人名叙事；角色身份；道德寓意
正如现实生活里，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寄托了取名者的希冀和愿望，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也常常是创作者别有意味的设计。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红楼梦》中的人名了。“《红楼梦》研究者探索出：‘甄士隐’谐‘真事隐’，她的女儿英莲谐‘应怜’，贾政谐‘假正’，贾化谐‘假话’，贾雨村谐‘假语村’，詹光谐‘沾光’，单聘仁谐‘善（于）骗人’。贾府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除了共同的‘春’字，‘元’‘迎’‘探’‘惜’连起来，正谐‘原应叹息’。”1显然，这些人名寄寓了曹雪芹对人物的道德评价、个性说明或命运感叹。
在电影创作中，通过人名寄情言志的现象也很普遍。名字时常被用作人物的形象标签，体现着编剧的设想和意图。在某种程度上，人名的选定甚至是创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
1
人名与角色身份的对应
所谓人名与角色身份的对应，是指将人名与人物或正面或反面的角色身份进行匹配。具体地说，一些名字只被用于正面角色，而另一些名字则非反面角色莫属。
“十七年”电影在题材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表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类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综合这两大题材的角色组成，正面角色以共产党员和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进步群众为主，反面角色主要包括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官兵、特务、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和社会主义破坏分子、落后分子。由于创作者将一些特定的字眼用于特定的人物，从而使得人名与人物的角色身份形成了微妙的对应关系。以下几种情况最为常见：
（一）“娜、曼、莉、丽、美”等字通常被用于资产阶级女性人名
相比“娜”字，“曼”字更是国民党资产阶级女性的专属，《铁道卫士》（1960）中的女特务叫王曼丽，《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中的女特务叫曲曼尼，《兵临城下》（1964）中的国民党女记者叫罗曼。
反过来看，我们在女革命者、女党员等正面人物的名字中则找不到“娜”和“曼”字。可见，在“十七年”银幕上，凡是名字中带“娜”和“曼”字的，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或带资产阶级习气的“坏女人”。形成这种潜在命名规则的根源何在？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娜”只被注为“人名用字”，并无更多解释。百度百科词条对“娜”的释义更详细，“本义：婀娜，美貌。常用于女子人名用字及译音字。”该字还有另一个读音“nu¨?”，见于“婀娜”“袅娜”。当代取“娜”字用于女性人名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民国和“十七年”时期，“娜”字更多地用于外国文艺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中文译名。最广为人知的，如五四时期引进中国的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nu¨?）拉和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娜拉和安娜·卡列尼娜在身份上都是资产阶级妇女。这大约是“十七年”电影编剧们潜意识地将“娜”字与资产阶级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娜”字词组“婀娜”“袅娜”，让人产生的是女性妩媚妖娆、风姿绰约的印象，而这种形象在新中国的视觉图谱中，只能是坏的、负面的。由此，“娜”字被取用为资产阶级的名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看“曼”字，《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有二，包括“柔和”与“长”。也就是说，“曼”字并无语义上的资产阶级“本性”。那么，“曼”字又是如何与电影中的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挂钩的呢？这或许源于“曼”字也是一个较常用于西方外国人名的音译字。在英语中，存在大量带“man”音节的人名，如Ackerman、Aman、Amand、Backman、Bergman，等等。有的专门用于男性，有的男女通用。“man”译成中文，一般采取音译，译作“曼”，大家熟知的，如惠特曼、英格玛·伯格曼、英格丽·褒曼。“曼”字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西方资本主义味道，因此，才多次被“十七年”的电影编剧们用于资产阶级女性的名字。
除了“娜”和“曼”，“莉、丽、美”几个字也总是与资产阶级女性的名字关系密切。《青春之歌》中有一位怀揣小资梦想的女人，叫白莉萍。与革命女性林道静、林红和王晓燕形成对照。白莉萍的人生理想不是服务大众、解放人类，而是走上银幕、当一个光彩熠熠的电影明星。后来她“如愿以偿”，主演了影片，跻身于上流阶层的浮华世界。创作者对白莉萍选择的人生道路显然是鄙夷的，为她设置的名字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味道浓厚的。《烈火中永生》中国民党女特务兼记者叫杨玛丽。“玛丽”这种纯粹西化的名字显然为国民党女特务所独有。
“美”字，也只被用于资产阶级女性的名字。《思想问题》中的袁美霞、《寻爱记》中的马美娜、《青春的脚步》中的林美兰，都很具代表性。袁美霞是来自旧社会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小姐，马美娜和林美兰则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浸染、毒害的新时代女性。《青春的脚步》立意就是揭示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残余的斗争。林美兰被设置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格化代表，给她附加上一个资产阶级意味的名字，似乎在所难免。
（二）“梅、英、兰、秀、花、贞、珍”等字通常被用于正面女性的名字
梅，尤其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是高洁、坚贞的象征，被誉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位列“四君子”，又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自古以来，颂扬梅的诗词数不胜数。著名的如王安石《咏梅》：“颇怪梅花不肯开，岂知有意待春来。灯前玉面披香出，雪后春容取胜回。触拨清诗成走笔，淋漓红袖趣传杯。望尘俗眼那知此，只买夭桃艳杏栽。”再如陆游《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以及毛泽东自称“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写就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正因为“梅”所蕴含的崇高寓意，它成为“十七年”电影创作者为无产阶级正面女性取名时最钟爱的字眼之一，而新中国电影中的“梅姑娘们”，在个性气质方面，也的确如梅花一般，面对种种困难不屈不挠、傲然挺立。
此外，“英、兰、秀、花、贞、珍”也是与无产阶级女性人名关联密切的字眼。先看“英”字。《党的女儿》中塑造了三位忠诚于革命的女共产党员，除了玉梅，另两位分别叫秀英和惠珍。《洪湖赤卫队》中带领群众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年轻党支部书记叫韩英。《卫国保家》中送郎参军，自己留在农村领导村民搞生产的女村长叫陈桂英。《羊城暗哨》中机智的女侦察员叫梁英。《农家乐》中诚实单纯的农村姑娘叫拉英。戏曲片《借亲配》中美貌聪慧的穷困女子叫张桂英。其他如《金铃传》中的兰英、《满意不满意》中的叶梅英、《锦上添花》中的铁英。“英”姑娘在“十七年”影片中俯拾皆是。
“兰、秀、花、贞、珍”在经典影片中的人名例证如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与孙道临饰演的李侠假扮夫妻的女革命者叫何兰芬，《粮食》中以交通员身份与敌人周旋的姑娘叫秀兰，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旗谱》中执着等待心爱之人的淳朴女孩叫春兰，《水库上的歌声》中身为农业合作社生产队长和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年轻姑娘叫高兰香，《飞刀华》中与男主人公华少杰患难与共的女艺人叫金素兰，《女司机》中学开火车的模范女司机叫孙桂兰，《儿女亲事》中追求自由恋爱的女主角叫李秀兰。《中华女儿》中怀着国仇家恨走进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队伍的主人公叫胡秀芝。《丰收》中的金花，《五朵金花》中个个都是农村建设能手的“五朵金花”，《红色娘子军》中有吴琼花，《舞台姐妹》中谢芳饰演的戏班女子叫竺春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中学毕业不愿留城、反而回家乡修水渠的女一号叫孔淑贞，《青年鲁班》工地技术员叫秦淑贞，戏曲片《女驸马》中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饰演的“女驸马”叫冯素贞，其他如《笑逐颜开》中的胡桂贞和《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的蔡桂贞，而《党的女儿》中的三位女共产党员分别叫玉梅、秀英、惠珍。
“英、兰、秀、花、贞、珍”，从字面意义上看，要么是代表美好女性的名词，要么是褒扬女性美好品德的形容词。它们被用于文艺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名字自古有之，如花木兰（《木兰诗》）、刘兰芝（《孔雀东南飞》）、穆桂英（《杨家将传》）。有意思的是，反特片《英雄虎胆》中大放异彩、风情万种的女特务阿兰，尽管从政治身份上看是敌方阵营里的人物，但不得不承认，从个性角度审视，创作者着力打造的是阿兰清纯、可爱、多情的一面，而非一般女特务身上常见的狡黠、毒辣的一面。因此，给她取名“兰”，其实包含了编剧对这位反面魅力女神发自内心的喜爱。
（三）“刚、强、宝”字常用于正面男性人名
相比女性人名，“十七年”电影中的男性人名在用字上的正反面划分要弱一些，很多字既被用于正面角色，也被用于反面角色，但正反派角色区别用字的规律依然存在。如，“刚、强、宝”等字一般被用于正面男性。《苦菜花》中冯大娘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德刚、德强，《土地》中带领群众与地主斗争的民兵队长叫谢成刚，《逆风千里》中的指导员叫宋志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的排长叫阎志刚，《水库上的歌声》中李亚林饰演的解放军排长叫谷志强，《南岛风云》中著名演员仲星火饰演的战士叫张强，《小兵张嘎》中游击队排长叫罗金宝，《地道战》中带领乡亲们挖地道御敌的民兵队长叫高传宝。其他还有《太平春》中的张根宝，《农家乐》中的张国宝。
显然，“刚、强、宝”的字面含义，特别符合创作者对男性正面人物的评价和期盼：刚直、坚强、宝贵。
此外，在“十七年”影片中，男性正面人物的名字一般在用字上侧重大众化，不会选用过于文雅或冷僻的字眼。相反，文雅、冷僻之字常会用于反面人物。例如，《苦菜花》中回村特务叫王柬芝，《青春的脚步》中好色无耻的反派角色叫彭珂，《伟大的起点》中思想上抱残守缺的工程师叫田承谟。“柬、珂、谟”这几个字都相对少见，对于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观众来说，显得过于文雅或冷僻。编剧们或许想以此暗示这些人物脱离大众的本质。同时，正面人物的名字用大众化的字眼，也容易让观众记住。
（四）“子、魁、彪、霸”等字通常用于男性反面人物
在给敌人取名时，将“子”字放置于中间，形成“某子某”的命名方式，以及将“魁、彪、霸”用于男性反面人物的名字，是“十七年”电影人物命名的另一种惯例。比如，郭维导演的《智取华山》（1953）中率残部逃往华山的敌旅长叫方子乔，水华导演的影片《土地》（1954）中老谋深算的地主叫谢子斋，《逆风千里》中狡猾奸诈的敌特工处长叫杨子鸣，《南海潮》（1962）渔霸之子叫高子端。
“魁、彪、霸”等字，是“十七年”电影编剧们给反面角色命名时喜欢选用的字眼。《翠岗红旗》（1951）中“铲共团”团长叫萧镇魁，《洞箫横吹》（1957）中不顾集体、只顾自己的村长叫王金魁，《借亲配》（1959）中的恶霸叫王正魁。《国庆十点钟》中的特务之一叫何占彪。《红色娘子军》中的大土豪叫南霸天。《洪湖赤卫队》中白极会首领叫彭霸天。
“子”字置于中间的名字，有股文雅之气，似乎特别适合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身份，而不适宜做无产阶级的名字，而“魁、彪、霸”在字形字义上天然地带有“负面性”：“魁”字含有“鬼”字，“彪”和“霸”意味着彪悍和霸道。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54的影片《伟大的起点》中，张伐饰演的模范工人叫陆忠奎，注意是“奎”，而非“魁”。
以特定的字眼来暗示人物特定的角色身份，是“十七年”电影人物命名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无论是此前的民国电影，还是之后的新时期电影，将人物归于正反派两大阵营，都是必然的——故事的戏剧性原则决定了这一点。只不过将人名与角色的正反派身份进行挂钩的做法，在民国电影和新时期电影中却都不那么突出而已。由此构成了“十七年”电影的一大特色。
2
人名的道德寓意
在人物姓名中寄寓道德内涵的做法，在电影创作中由来已久，学界对此也有研究。如，袁庆丰在论及民国早期电影中的人名特征时指出，“早期电影中人物姓名取用逻辑上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具有明显的道德指向或曰教化意味，即人物的姓名包含着编导的道德寓意。譬如《一串珍珠》，男一号雷夏电扮演的人物之所以叫王玉生，是想说明其本质清白。王太太叫秀珍，虽然糊涂一时，但骨子里还是秉承着传统美德的。秀珍的闺蜜叫美仙，美仙的男友叫马如龙，这两位的虚荣心和糊涂性就比前两位大一些。至于又偷项链又敲诈的张怀仁，是‘张坏人’的谐音。《情海重吻》当中勾引良家少妇的大学生叫陈梦天，姓是从演员那里来的，名则是暗喻新青年不求上进醉生梦死。《一剪梅》中，高占非扮演的反面人物被命名为刁利敖，无论是姓还是名，这三个字在汉语都不无贬义。”2
在当代电影中，通过给角色设置褒贬色彩浓厚的名字，来表达创作者对该角色特定道德评判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79年的影片《苦难的心》中，即便身陷困境也不放弃医生职责的主人公叫罗秉真，“秉真”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褒扬。同一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海外赤子》中的爱国华侨叫黄德琛，“琛”本意为珍宝，“德琛”意指品德珍贵。《归心似箭》中斯琴高娃饰演的女一号叫玉贞，表明她贞洁如玉。反面例子，如在宁浩导演的经典喜剧《疯狂的石头》里，编剧给心狠手辣的偷盗团伙头目取名为“道哥”，其与英文词“dog”接近，其包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不言而喻。无独有偶，《天下无贼》中葛优饰演的盗窃团伙头目叫“胡黎”，谐“狐狸”之音，体现了创作者对其道德品质的评判。
可以说，在人名中寄寓道德评价和判断，是电影人物命名的一种惯例，并非“十七年”所独有。然而，相比民国电影和新时期电影，“十七年”电影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此外，由于“十七年”的道德机制在某些方面迥异于民国和新时期，使得该时期电影中人名的道德寓意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如，金钱罪恶的观念，使“金、钱”在“十七年”电影中是反面角色人名的专属字眼，但在新时期作品中，这一规则被打破了。在被誉为第五代开山之作的《一个和八个》3里，虽受冤屈仍一身正气的八路军指导员就叫王金。在冯小刚的喜剧贺岁片《甲方乙方》中，冯小刚本人饰演的好人叫钱康。
具体来看，“十七年”电影中，通过人名表达道德诉求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姓氏中表达道德诉求
某些姓氏被“十七年”电影创作者们人为地贬义化了。最典型的莫过于“钱”姓和“刁”姓。我们在“十七年”电影中见到的“钱”姓人物，几乎都是反面角色。《兵临城下》中的敌参谋长钱孝正，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效忠蒋匪军的顽固分子，与最终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的郑汉臣和赵崇武两位将领形成鲜明对比。《青松岭》中的两个反面人物都姓钱：钱广和钱老顺。钱广作为一号反面人物，被刻画得比较具体，他被隐藏起来的富农身份，他诱导村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都是影片描绘的重点。钱老顺其人则是通过他人之口被间接交代出来的，比如，通过钱广和他妻子的谈话，我们得知，钱老顺前几年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现在又正和钱广勾搭在一起干坏事。
姓钱似乎就意味着“爱钱”。《林家铺子》中恒源钱庄的经理老奸巨猾，他也姓钱。原小说由茅盾创作于1932年。关于这位经理，茅盾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客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来是无可商量了，只好忍痛去到恒源钱庄去商借。他还恐怕那“钱猢狲”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抬利息。谁知钱庄经理的口气却完全不对了。那痨病鬼经理听完了林先生的申请，并没作答，只管捧着他那老古董的水烟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烧完一根纸吹，这才慢吞吞地说：
“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知道他们几时弄得好!上海这路一断，敝庄就成了没脚蟹，汇划不通，比尊处再好的户头也只好不做了。对不起，实在爱莫能助!”4
“钱猢狲”只是个绰号，到底是因为他本来姓钱，还是由于他是钱庄经理，小说中没有明说，但在夏衍编剧、水华导演的改编影片《林家铺子》中，这位经理被明确地称呼为了“钱经理”。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7年摄制的《球场风波》中，有一位正面人物叫钱正明，似乎是为了抵消“钱”字的黯淡色彩，编剧特意用了“正”和“明”两个字，作为补偿。
如果说“钱”姓还有变通余地，“刁”姓则非坏人莫属了。1952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葡萄熟了的时候》，讲述的是葡萄丰收之年村民如何卖葡萄的故事。为了增加故事的曲折性，编剧孙谦设置了一位专门坑害农民、高价收购葡萄的奸商，取名刁金。“刁、金”两个字显然都别有用意。“刁”暗喻“刁钻”，“金”指向金钱，讽喻这个奸商唯利是图。而“刁金”的组合又有“叼金”之意，即把别人的钱叼走。《独立大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于1964年，曾获得“22大明星”称号的著名演员庞学勤，在片中饰演了一位狡猾奸诈的反面人物，名叫刁飞虎。正如名字给人的印象，此人品质恶劣，有虎狼之心。说到“刁”姓坏人，观众最熟悉的莫过于样板戏《沙家浜》中的敌参谋长刁德一。《沙家浜》的前身为“十七年”时期的沪剧《芦荡火种》。
“钱”和“刁”本身只是百家姓中的普通姓氏，创作者主观上赋予它们贬义色彩，是因为联系了它们的本义。钱的本义是“钱财”，给某角色安置上“钱”的姓氏，实际是对其贪恋钱财的讽刺。《青松岭》中的钱广和钱老顺，《林家铺子》中的钱经理，自然都是在此种思维下被命名的。《兵临城下》的钱孝正，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他求财的一面，然而按照“十七年”的惯常逻辑，国民党官员无一不是爱财贪财的。
“刁”字本义中所包含的负面信息更加明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刁”的释义是“狡猾”，其常见搭配词汇无一例外都带有贬义色彩：刁悍、刁滑、刁难、刁顽、刁钻。因此，把“刁”姓用于反面角色，借此表达创作者对他们的否定和批判，也就见怪不怪了。
“钱”姓和“刁”姓被主观地赋予贬义色彩的现象，在民国电影中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袁庆丰对《一剪梅》中刁利敖的分析，即是例证。“钱”姓用于反面角色，典型例子就是《万家灯火》中的钱剑如，他被塑造成一位忘恩负义、狡猾奸诈的小人。然而，在民国影片中，这种用法还只是个例，带有偶然性，而“十七年”电影对这两个姓氏的“歧视”，则呈现出普泛性和必然性。
（二）在名字中寄寓道德内涵
以姓氏表达作者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总的来说并不多见，更寻常的是在人物名字的拟定中寄托褒贬之意。这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正字正用：用褒义性的字眼正面肯定、颂扬正面人物
树立英雄形象、讴歌英雄精神，是“十七年”电影的重要题旨。相应地，编剧们常常会用褒义性的字眼给英雄人物取名。如《钢铁战士》中的排长张志坚，他志坚如铁，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美色引诱均不能使他屈服。《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叫洪常青，“常青”喻指万古常青。洪常青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的精神常青，人民对他的怀念常青，甚至主人公吴琼花心中对他潜藏的爱情常青。《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少纯的父亲叫丁海宽，是一名老党员、老工人，儿子丁少纯，正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思想过于单纯，被丈母娘引上了利己主义的歧途而不自知。可这位父亲革命胸襟却像大海一样宽广，这使得他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至高的觉悟和清醒的判断。《年青的一代》中，怀抱远大理想、即便面临截肢的威胁仍忠诚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年青人，名叫萧继业。《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孙道临扮演的那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叫李侠，他有侠客的勇敢和机智。《上甘岭》中的七连指导员孟德贵，虽然身负重伤、双目失明，却依然心系同志，要求卫生员把水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喝。德贵，意即品德高贵。
（2）反字反用：用贬义性的字眼否定、鞭笞反面人物
与用褒义性的字眼正面颂扬、肯定正面人物相反，反面人物的名字时常会被用上贬义性的字眼。如，《翠岗红旗》中的地主叫封之固，三个字的组合意思很明显：封建主义的顽固分子。《回民支队》中两位投敌叛变的反面角色分别叫白守仁和哈少福。白守仁，白白叫了守仁。哈少福，少福气，终将恶人恶报，自食其果。
此外，创作者们还习惯于用贬义色彩浓厚的词组给反面人物取绰号。《胜利重逢》中的地主叫“柴大肚子”，《姊姊妹妹站起来》中的老鸨叫“胭脂虎”，《柳堡的故事》中汉奸伪军中队长叫刘胡子，《鸡毛信》中的日本鬼子头目叫“猫眼司令”，《林海雪原》中土匪头目叫“座山雕”。
（3）正字反用：将褒义性的名字用到反面人物身上，借此形成反讽效果
另一种现象是，创作者故意正字反用，取用褒义性的名字用到反面人物身上，借此形成反讽效果。《白毛女》中的地主偏叫黄世仁，不仅不世代为仁，反而祖祖辈辈榨取贫苦农民的血汗。《刘胡兰》中的地主偏叫吕善卿，他坏事做绝，哪里是一位“善卿”？《槐树庄》中地主的儿子叫崔治国，可惜他的抱负不在“治国”，而在治老百姓。《丰收之后》中的投机倒把分子叫王学礼，他学礼没学到家，倒是学到了满肚子的自私自利。《烈火中永生》中的叛徒叫甫志高，可笑的是，他走上的却是背叛革命的道路。与此相似，《独立大队》中的叛徒叫李登高，他以自己的人格换来了地位上的“登高”。《洞箫横吹》中满脑子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叫安振邦。安，可以做疑问代词，有“怎么、哪里”的意思，“安振邦”三字组合，可以理解为“怎么振邦”。确实，被官僚思想左右的人，怎么可能担负振邦之责呢？《谁是被抛弃的人》中忘恩负义、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的男人叫于树德，他树来树去，就是没把德行树起来。《布谷鸟又叫了》中的男青年王必好，自私狭隘，把爱人当成自己的私有品，禁止她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鸡飞蛋打，爱人与其分了手。像王必好这样的人，日子不可能“必好”，只能“必坏”。
《新局长到来之前》的主旨是揶揄揭露溜须拍马的官僚习气。主人公叫牛科长。他平常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马马虎虎、虚以应付，在下属面前颐指气使、牛气冲天，却把讨好上级当成头等大事。然而在正派的新局长面前，这位牛科长很快露出马脚，再也“牛”不下去了。《不拘小节的人》别出心裁地将一位讽刺文学家作为主人公，此君名叫李少白，喜好在作品中褒贬时事、讽喻他人。而自身却是个不讲公德的人，一面以文人雅士自居，一面尽干些寡廉鲜耻之事。创作者给他取名“李少白”，与唐朝大诗人李白一字之差，讽刺之意昭然若揭。与《不拘小节的人》相似，《没有完成的喜剧》的主人公依然是一位文人墨客，不过这次吕班的矛头对准的不是作家，而是批评家，他善于将别人的劳动成果一棒子打死。与他的“特长”相一致，他被取名为易浜紫（“一棒子”的谐音）。
民国和新时期影片的命名形式中也存在正字反用现象，只是不及“十七年”这么普遍。郑君里执导、昆仑影业公司1949年出品的影片《乌鸦与麻雀》中，那位厚颜无耻的国民党官员名字叫侯义伯，但他的行为举止离“义伯”所蕴含的美德相差十万八千里。1980年代初期红遍大江南北的影片《少林寺》中，一号反面角色王仁则，更是一名与仁义之则背道而驰的污吏恶徒。
总之，在人名中寄寓道德评价的现象，在“十七年”影片中俯拾皆是，比民国和新时期影片普遍得多、流行得多。究其根源，取决于两点：一、“十七年”电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框架内展开的，“从新中国的电影政策看，电影不主要是艺术的、或者是商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的、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工具”5。这决定了该时期的电影作品从总体上比民国电影和新时期电影更注重道德内容的承载，让人名带有道德倾向性，不过是具体承载方式的一个分支。因为道德倾向性，是最有力、最有宣传效果、最能取得观众认同的意识形态策略。二、“十七年”时期的影片为了满足以工农兵大众为主的观影群体的需求，必须尽可能通俗易懂，因而赋予人名黑白分明的道德色彩。
1倪宝元：《初版本序》，王建华：《人名文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袁庆丰：《中国早期电影的道德图解与新电影的生长点——以联华影业公司1931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为例》，《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3该片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诗歌创作于1957年，但直到1979年才得以发表。
4茅盾：《茅盾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
5胡菊彬、姚晓濛：《新中国电影政策及其表述（上）》，《当代电影》1989年第1期。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