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是最大不安，社会治安安全感只达到五成，医疗安全感遭遇信任危机，中等收入阶层的不安全感凸显，经常焦虑的人超过半数，在通往平安中国的道路上，仍需要跨越一道道门槛
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人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
公众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也难称良好，认为所在城市社会治安“很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只有五成。娱乐场所被选为最缺乏安全感的场所。认为学校周边最没有安全感的也达到三成。
中国的医疗机构正遭受着信任危机。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的人只有四成。不过在各类医疗机构中，公立大医院还是最受信赖的。
相比其他安全问题，中国公众对婚姻安全比较放心。虽然离婚率的数字在攀升，很多人也洒脱地声称“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但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55%的已婚人士对“婚外恋”坚决说不；对婚姻中出现的感情“出轨”，46%的已婚人士持“力挽狂澜”的态度；61%的已婚人士认为婚姻就要“一辈子”。
安全感也与个体特征有关，有趣的是收入与安全感的关系。本次调查发现，月收入3000～6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看来是这个收入阶层“上下皆有可能”的不确定状态，使这个群体弥散着焦虑不安的情绪。
本次调查还依据所选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进行打分排名，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
食品安全成为最大不安
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婚姻安全、隐私安全、信息安全，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
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消费者的最大不安，也是中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2010年6月12日，中国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在出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历来饱受批评——“多龙治水”，监管顾虑太多。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康彼得(PeterBenEmbarek)还记得七年前中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六个部门都不能保证一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并不关于到底有多少部门在监管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关于如何使这些不同的职责部门协调起来工作。”康彼得说。
2010年2月9日，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高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在政治层面上摆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是中国的特点。”康彼得说，“我希望这种政治意愿也能传递到下面的机构，就是在农场里、工厂里、市场上也能有这样的意愿。”
不过相对于监管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更强调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他说。
“但是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陈君石说，目前在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不是很快的事。
医疗安全感溃于信任危机
医疗安全以55%的比例在公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榜中排名第三。
安全感来自信任。本次调查中，对于“您在当地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吗？”只有4%的人表示“很放心”，36%的人表示“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只有四成人对所在城市的医疗服务有足够的信任。而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紧张，曾在2008年被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王东生称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之一。
医患信任危机对社会安全有很大的破坏力，暂且不论医患冲突，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看来，养生乱象也与此有关联。他曾以中国医改为例，对风险社会中的专家系统与信任维持做过专门的研究。
“一方面，正规的医疗系统受到了怀疑；另外一方面，个体会有选择地信任对他有利的信息，比如吃绿豆、吃茄子，这都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的医疗体制还不能让所有人获得相应保障的时候。”
婚姻安全相对而言较放心
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等11个项目中，选出相对而言比较放心的一项，这恐怕是一个有难度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中，婚姻安全以相对优势胜出，该项目的选择比例为38%，不到四成，不过其他选项的选择比例更低。
婚姻安全相对来讲比较让人放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婚姻有多么牢固。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在持续走高。据民政部2010年6月发布的《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比上年增长8.8%，从近五年的情况看，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报告称，这说明我国已婚男女收入及个性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本次调查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婚姻观颇具个性。对于“一段婚姻能维系多久？”五成受访者选择了“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是卸不去的绳索，对婚姻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不过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对于围城里面的人来说，六成以上已婚人士认为婚姻要维系“一辈子”。
对于婚外恋，过半数已婚人士选择了“不会”，远多于“会”(15%)和“看情况”(30%)；如果发现他/她在婚姻中爱上别人，46%的人选择了“想方设法让他/她回头”，也比选择“放弃他/她”的多14个百分点。
或许就是这种自持和不放弃的态度，让人们增加了对婚姻的信心。
在有可能对婚姻安全构成威胁的诸因素中，调查显示，公众最担心的三项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因素；其次是外遇问题——尽管调查中86%的受访者至今没有遭遇过第三者；然后是婆媳关系。
中等收入人群不安全感凸显
问卷还对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调查。选项包括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过大、教育不公平、房价上涨过快、就业失业问题、贪污腐败、“小三”现象、黑社会等经济社会因素，也有地震、干旱、洪水、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
尽管这些问题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所要共同面对的，但是人们的安全感也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比如性别、职业、收入等。
安全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中国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姬雪松阐释说，安全感不是思想，不是理智，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取决于外面的世界是可预测的，不可预知感便是不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焦虑是不安全感释放的信号。
本次调查中，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经常会感到焦虑的人也超过半数，不过总体而言，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也达到七成。这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尽管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心中常有焦虑，但对生活仍然寄予了美好的向往。
经过从“是否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否经常感到焦虑”，以及“总体而言，是否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三个方面对个体的安全感进行综合衡量，并对不同特征的人群进行分析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安全感差不多，但女人的稍微高一点；已婚人士比单身状态的人更有安全感。这很好理解，围城里的日子循规蹈矩，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大大降低了；所有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安全感最高，其次是干部、公务员。
收入对于安全感至关重要。本次调查中，有高达2/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影响职业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低。
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安全感，发现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人群，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在月收入与安全感的曲线图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凹陷。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等收入阶层缺乏安全感现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中等收入阶层承担着高房价、高税收，一不小心就掉到下一个阶层中去，所以他们努力工作以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又要千方百计进入上一个阶层。他们在摇摆之中，自然会有不安全感。所以在这个阶层的群体中，常弥散着浮躁和焦虑不安的情绪。
打黑之后的重庆最具安全感
社会治安以67%的比例排在食品安全之后，成为公众最担心的第二大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五成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感到“很安全”和“比较安全”，这个水平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很难称之为良好。
本次调查以所选城市市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的平安状况进行评价。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评价指标具体有四个：对所在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去年相比发生的变化、对当地政法机关对犯罪活动打击力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的治安防控工作，比如治安岗亭的设置、治安巡逻队的配备等状况的满意度。经计算排序，被调查的12个城市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长沙、深圳、西安、武汉。
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掀起打黑风暴的重庆共打掉了4781名“涉黑涉恶”人员，12名厅级官员因此落马，《小康》去年曾以《再塑重庆》为题报道了重庆在创建平安城市中的种种变化。
城市安全归根结底是城市人的安全，现在城市安全涉及的面越来越广。继重庆之后，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地纷纷采取行动，打黑扫黄。
今年6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赴重庆调研，随后签发嘉奖令，对重庆市公安局深入开展打黑除恶等专项工作予以通令嘉奖，称打黑除恶“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
“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孟建柱在重庆调研时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