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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4上海
1913年8月27日周希汉出生于湖北麻城周家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叫周祁耀,三代单传,在不惑之年才得了这个儿子,自然欣喜万分,对周希汉宠爱有加。1927年,14岁的周希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这次起义让周希汉受到很大震撼,认识到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于是毅然决心投奔红军。这可急坏了周祁耀:“你去当兵,被人打死了,谁为我们周家传宗接代”
“这我不管!”周希汉大嚷。
知子莫若父。周祁耀知道儿子犟劲犯起来,谁也拦不住。老两口愁眉苦脸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用结婚拴住儿子的心。于是,1928年春末的一天,周祁耀家鞭炮响个不停,喜庆的唢呐震动四方。
谁也没想到的是,喜宴过后,新郎竟趁送客之机,顶着寒星,远遁山林而去。当夜,新娘就独守空房。
周希汉如愿参加红军后,因作战勇敢,当年秋天就入了党。不久,他的职务也从麻城独立连通讯员升为独立营通讯班长,以后,职务是“连着升”,最后当上了红9军作战科长。周希汉聪明能干,很有谋略,但是,因为他有点恃才傲物,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好几次差点儿送命。
1931年3月,张国焘等人来到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一上任就开始了党内“大清洗”、“大肃反”,许多红军将士被杀害。
此时的周希汉,因为聪明好学,战斗勇敢,是个很惹眼的人物,于是,有人眼红嫉妒了。
一天,周希汉被“请”到了保卫局。周希汉一进门,保卫局的人就说:“有人揭发你是混进红军队伍里的富农。”
周希汉一听,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嚷道:“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挖泥巴的贫苦农民,怎么成富农了呢”
“有人证明吗”
他想起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邓盘楚和丁茂贤,于是脱口而出:“邓盘楚和丁茂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能证明!”
谁知这不说还好,一说更糟糕。
“丁茂贤”保卫局的人说:“他父亲做过前清道台,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他本人就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正在接受审查。邓盘楚呢,虽是工人出身,但他的未婚妻是麻城大地主的女儿,也正在接受审查。不纯分子证明不纯分子纯洁,这不是笑话吗”
就这样,周希汉被关了一个月,但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的“贫农出身”。最后,他被迫交出了包括军服在内的所有红军物品,只留一身便衣,还有一张路条:“周希汉系富农出身,开除(部队),回乡生产,沿途放行。”
周希汉被剥夺了“军籍”,怀揣着这张路条,在团部周围的山沟和山坡里转悠了一整天。天黑了,他坐在山坡上,看着团部,就这样坐了一夜。天亮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回家去找麻城苏维埃政府,让他们开个证明证实自己是地道的“贫苦农民”。
几个月后,周希汉拿着麻城苏维埃政府开具的证明回到了第13师。这时,部队正在筹建红四方面军,众人都在为筹建机关忙得不亦乐乎,竟然没人考虑周希汉的事。政治部的人看过他的证明,但不置可否。周希汉心想,没有赶我走,就是接收了。可没有了工作呀!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去军部的伙房帮厨!
在伙房里,周希汉什么都干,白天洗菜淘米,担水劈柴,晚上还帮给养员记伙食账。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希汉正在埋头清扫厨房,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有锅巴没有”
这一问,问得周希汉眼圈都红了。他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证明说:“我不是富农,我把证明带来了!”
徐向前说:“莫慌,你慢慢说。”
周希汉这才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徐向前听得眉头紧锁,沉思片刻说:“你就留在机关,给我当书记员吧。我也没有多少事,你主要还是当参谋,怎么样”
就这样,18岁的周希汉到了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工作,党籍军籍随即都恢复了。
周希汉在徐向前身边当了书记员后,因脑子灵活,做事也很麻利,很得徐向前喜欢。
可没过多久,张国焘继续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有人又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保卫局又把他抓起来,准备拉出去杀头。徐向前知道后,亲自来到保卫局说:“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员,快给我放了。”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幸免于难。
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张国焘说:“反动军队不堪一击。”他不仅不让连战疲劳的红军主力适时休整,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反而强令部队去打麻城。结果麻城没打下来,反倒使根据地腹地告急了。
周希汉虽然是个小参谋,但见张国焘“如此打仗”,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瞎指挥!”结果,他的这话就被告了密。
一天宿营时,周希汉把一处土豪的大庄院安排给张国焘住。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见那房子周围没有其他建筑,觉得自己目标太大,说:“这么大的院子,敌机一袭击就炸了,周希汉这是有意要害我!”
周希汉明知张国焘是借题发挥,便据理力争,死活不认错。张国焘趁机下令:“立即枪毙!”
周希汉被押到荒凉冷寂的河滩上,他意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于是扯开嗓门,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喊起来:“共产党万岁!”
正要行刑时,河滩上两人纵马疾驰而来,远远传来一声呵斥:“住手!”来人正是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原来徐向前和陈昌浩正在谈工作,突然听说张国焘要枪毙周希汉,便快马加鞭赶来。行刑的战士向徐向前报告说:“我们奉张主席之命处决'改组派’。”
徐向前没理睬他,却问周希汉:“怎么回事”
周希汉梗着脖子,气哼哼地说:“张主席说我安排的房子会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是有意谋害他。”
徐向前同陈昌浩对视了一眼,喝道:“放了他。”徐向前又救了他一命。
1933年8月,周希汉调到红9军当作战科长,军长是旧军阀出身的何畏(后来当了叛徒)。何畏性情暴烈,动辄对下属棍棒“伺候”。
一次,何畏打了败仗,硬是要把自己指挥失误的责任推给周希汉。周希汉怎么甘心被泼脏水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何畏错在哪里,应该怎样指挥。何畏恼羞成怒,掏出手枪,就向周希汉“啪、啪、啪”连发数枪。
不知何畏仅仅是有意教训他一下,还是周希汉命大,居然一枪未中。枪声落了,周希汉仍然梗着脖子在陈述自己的理由。反倒是何畏吓坏了,瘫在椅子上,再也骂不出声来。
1938年,周希汉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时任第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陈赓的欣赏。6月,他推荐周希汉为旅参谋长。
1939年1月,386旅越过平汉路,在冀南大平原上寻机歼敌。陈赓带着几位旅干部,有时各带部队去打鬼子,有时又集中起来打个大仗。几仗之后,他们摸到了鬼子一条规律,就是只要你打痛他之后,他肯定要用全力来进行报复。为此,陈赓要求说:“各位指挥员动动脑筋,在我们这个平原找个伏击战场,打个大的。”
但是,冬天的冀南大平原一望无边,有利于鬼子机械化部队运动,却不利于八路军伏击部队隐蔽。正当大家为找理想的伏击地形一筹莫展时,周希汉和副旅长韩东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伏击地形找到了。”周希汉说。
“快说吧!在什么地方”副旅长许世友有点儿等不及了。
周希汉说:“部队在香城固(今属河北邱县)宿营后,我和老韩到周围察看地形,嗨,香城固西北,有个大沙滩,我们往西看,靠张家庄是一道几十米高、南北1000多米长的大沙岗;我们往东看,庄头村与正西边的张家庄遥遥相对,正好一个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呀!把地势倾斜的洼地紧紧地夹在当中。如果能把鬼子诱至这个洼地,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陈赓见所有的人都赞同周希汉的作战方案,便召集各团团长部署战斗。为诱敌出城,又令补充团、新1团、688团各一部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
布置就绪后,许世友去688团和新1团指挥战斗,韩东山去补充团指挥战斗。司令部只剩周希汉一个人了。陈赓和王新亭两人到师部去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行前,陈赓说:“周参谋长留在旅指挥所负责全面指挥。”
周希汉立即命令各机关、部队迅速进行准备,战斗随即打响了。
周希汉在指挥所的屋顶上观察情况,从望远镜里发现鬼子兵不顾一切地正向伏击阵地扑来,高兴极了,大声喊道:“敌人上钩了。”他一声令下,688团1营集中轻重火力猛烈开火,敌汽车被击中起火,鬼子安田中队长一看正面不易攻破,下令绕道庄头村,妄图向香城固右侧迂回。当他们接近庄头村时,周希汉已令补充团同样以轻重火力猛烈射击。敌正要向后撤时,埋伏在张家庄的688团主力又猛烈开火了。在三面火力射击下,鬼子伤亡近半,安田中队长这才大喊起来:“中了八路埋伏啦!”
残余的鬼子立即登上能开动的汽车,向北逃往威县县城。但他们没想到,周希汉早已向许世友通报了敌情,请许世友率新1团将伏击圈的北口堵死。许世友和新1团团长丁思林、政委程悦长率领团主力跑步前进,及时将北口堵死,然后,用手榴弹和轻重机枪火力将鬼子一拨一拨地打了回去。鬼子在四面包围之中,如同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激战一下午,鬼子伤亡惨重,但仍垂死挣扎,最后竞放起了毒气。周希汉立即又发出命令:“用集束手榴弹将毒气炸散。”
正在这时,陈赓等人赶回了指挥所。周希汉下令总攻。刹那间,军号声、枪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鬼子。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师长刘伯承称此次战斗为“平原模范诱伏战”。他对陈赓说:“那个周希汉指挥打仗有一套。”
陈赓听了,说:“还要磨炼,才能成大器。”
周希汉和陈赓之间,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年龄差异大,他们的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他们心意相通,生死与共,配合默契,最终成为我军中有名的“上下级铁哥们”。
陈赓是个“炮筒旅长”,偏偏周希汉也是个“炮筒参谋长”。每次,周希汉从陈赓那里领受了任务,就开始把他的“炮筒”卷上一“马答儿”,让警卫员背着,然后,自己叼上一支,就去布置他的阵地了。
军医把脉完毕,说:“戒烟一个月,就不咳嗽了。”
陈赓立即找来参谋和警卫员,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一项措施:“从3月1日起,我和参谋长戒烟一个月,欢迎大家监督,谁要违犯就刮他10个鼻子。”
众目睽睽之下,周希汉只有暗中叫苦,被迫同意,无可奈何地说:“旅长都戒,我这个参谋长还有什么话可说!”
周希汉边吃药边戒烟,熬过了第一周、第二周,到第三周感冒全消,咳嗽停止。同时,他开始神不守舍、坐立不安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有时像掉了魂似的毫无目的地游荡。这是烟瘾发作的表现。
3月20日夜里,周希汉从“秘藏”烟的作战地图木箱中取出一盒烟,装进口袋里,然后,披上大衣,带领几个参谋和警卫员,来到村边的山坡上,说:“要搞一次演习。”接着,他用刺刀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对参谋和警卫说,“我裹上军大衣在地下抽烟,你们分别在20、50、100、200公尺的距离内观察,看能不能发现火光半小时后,到这里向我报告。”
有作战参谋提醒说:“参谋长,你不是同旅长订立……”
“这是演习。”周希汉打断了他的话,“和一个月禁烟的约定是两码事。大家不要乱讲呀!”
周希汉蒙头盖脑地把嘴巴拱到土坑里大抽特抽,过足了烟瘾,果然不见火光。可是,不到半小时,有人把他的大衣一揭,提着他的耳朵把他拉起来。他抬头一看,是陈赓!
周希汉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讷讷地说:“我只是搞个试验……”
“这种试验可以在一个月过后再搞。”陈赓说,“这么重要的试验,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你违反了君子协定,怎么办吧”
“这……”周希汉低着头咕哝着,被陈赓押着往回走,一起走进了周希汉的住房。
“坐好!”陈赓对周希汉下令。
参谋、警卫员没敢进来,扒着门框偷看。周希汉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乖乖听话。
“念你初犯,刮5个!”
周希汉闭着双眼,陈赓把手指弯成一个钩,对准他的高鼻梁,狠狠地刮了5下。然后,陈赓跳出门槛,抱住参谋和警卫员哈哈大笑起来。
陈赓并未就此罢休,他宣布:“由于参谋长违反协定,戒烟延长一个月。”
周希汉哭笑不得,只得认栽。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发起全面进攻。8月,时任10旅旅长的周希汉率部攻打赵城。
这个“天下第一旅”,原是胡宗南的第1军第1师第1旅。胡宗南是原第1师的“首任师长”,后来第l师整编为一个旅,在南京做蒋介石的卫戍部队,因此,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第1旅全是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可以说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佼佼者,因此也自诩“天下第一”。
爱“啃骨头”的陈赓偏偏挑中了这个傲慢的“天下第一旅”,决意消灭它。
陈赓将手下3个旅10、11、13旅一字儿排开,向临(汾)浮(山)公路中段发起了“奇袭”。这时,他意不在浮山的29师,而是为了引出“天下第一旅”。
浮山的29师一受到13旅的攻击,就大喊救命,第1军军长董钊立即命令“天下第一旅”增援。骄狂的黄正诚只派第1旅第2团打先锋,谁知它被李成芳旅长率领的11旅渐打渐引,牵到了一个叫宫雀的地方,被团团围住,往死里打。黄正诚听说2团被包了“饺子”,知道大事不妙,急忙亲率旅部及第l团前去增援。
周希汉回答说:“没问题,嘿嘿,就怕他不来。”
“你的对手黄正诚不简单呀,他在希特勒那里留过学啊,军事上也有一套!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及对方呀。”
“嗨,老首长,你不是教导我说,吃菜要吃菜心,打铁要打硬铁嘛希特勒搞的那一套'国际惯例’不是害人害己吗黄正诚,没什么了不起的!”接着,他又补充一句,“嘿嘿,老首长,你放心,我不会轻敌的!”
果然,这次与黄正诚较量,周希汉很用心,部署30团正面迎敌,29团迂回侧击。为了防敌西逃,他让28团伏于陈堰,随时待命。
两军一相遇,战斗就打响了。30团死死堵住第1团去路,黄正诚亲自上阵,也没打过去,1团援军受阻。此时,2团少将团长王亚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再拼命呼救。黄正诚久攻30团阵地不下,战至黄昏,无法越过这道“铁堤坝”,只好将部队拉到陈堰,以图喘息。
这时,周希汉当机立断,命令30团正面出击;29团杀“回马枪”,自西向东攻击陈堰;同时把伏兵28团自北向南投入战斗,一下就把陈堰围了个水泄不通,连黄正诚也被“圈”在了里面。
不料,他的通话被4纵司令部窃听了。
“蒋先生”陈赓说,“蒋先生何许人也蒋介石肯定不是。美国顾问大特务总是个重要人物吧。”他立即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周希汉,并说:“希汉,你除了要捉到黄正诚,一定要把这个'蒋先生’捉住,并且保护好!”
周希汉正打得起劲,高声回答说:“老首长,得令!管他什么先生,谁也跑不掉!”
听到这话,周希汉像被针刺了一次,高声回答:“让他们休息吧,我这里没问题,29团马上就进攻黄正诚的指挥所。”
“那你们一定要在拂晓之前歼灭黄正诚。”
周希汉回答说:“这一仗是赢定了。”
周希汉与陈赓对话时,敌人也在对话,罗列对黄正诚说:“亚武那里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天亮,那几位蒋先生为什么不用一用”
黄正诚答道:“几位'蒋先生’在一个院子里,无法使用,敌人已把手榴弹打到我房顶上了。”
“要沉着,要坚持到底!”
“是,一定坚持到底!”
黄正诚“一定坚持到底”的话音刚落,29团已攻进了指挥所。黄正诚急匆匆换衣,准备逃命,谁知他刚换上士兵帽子和上衣,将军服的裤子还没来得及脱下,就提着裤子成了俘虏。
黄正诚被押来,见到周希汉,气恼地说:“你不是陈赓!”
周希汉说:“我是周希汉!”
黄正诚说:“我要见陈赓!”
周希汉见对方态度傲慢,便冷冷地说:“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那个'蒋先生’呢捉到了没有”
“嗨,老首长,什么'蒋先生’呀,不是什么人。”
“不是人难道是只狗”
周希汉哈哈大笑:“老首长,也不是狗,而是几门十分难得的崭新的山炮。”他乐得合不上嘴,报告说:“天下第一旅的美式装备,悉数'移交’给了我们!”
4纵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歼灭“天下第一旅”一役,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刘伯承在晋冀鲁豫边区会议上说:“同蒲方面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就是傲军遇到周希汉这个傲将的结果。
战后,有人说,打蒋介石嫡系的嫡系、王牌的王牌,周希汉手中有3个团,却只拿出2个去围歼“天下第一旅”,这是他的英雄气概,也多少有点儿与生俱来的“傲气”。
陈赓爱才,惜才,但在培养周希汉上,使用的方法却别具一格。
有一天,刘伯承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说:“陈赓,你每次有任务总是叫参谋长去,自己却总是躲懒。”
陈赓立即叫屈:“老领导,你还不知道吗,我是瘸子呀。”
“你是瘸子,我是瞎子,是不是我也要把战事交给参谋长去做你借瘸子之名,行躲懒之实。”
“嘿嘿,师长,我是有这么个得力助手,而他呢,也才二十几岁,不用也就白不用。你不是常说年轻人就是要多锻炼,百炼才能成钢嘛,我偷点懒,其实也是贯彻您老首长的指示呀!”刘伯承笑着说:“你这个瘸子躲懒,还躲得有理!”
就这样,刘伯承默许了,但陈赓的词典里没有“适可而止”4个字,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偷懒”的可能,就叫来周希汉:“你去吧,我腿又发炎了,疼了好几天。”
周希汉知道老领导“发炎”是假,“躲懒”是真,也不说破,带上队伍就走了。对此,他对一位知己说:“我明知老首长是'偷懒’,这仗更不敢有丝毫疏忽,因为打败了,老首长就要刮我的鼻子呀!因此只能胜,不能败。”
当周希汉凯旋而归时,陈赓的发炎也“康复”了,亲自在门外迎接,并且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周希汉,这一仗干得漂亮呀!仗,就是要这么打!”
陈赓的这个秘密很快就被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发现了。一天,刘有光悄悄对周希汉说:“旅长一有任务就说腿发炎了,你在他就疼,你一走他就什么疼都没有了,一瘸一拐的,找战士们说笑话、摆龙门阵去了。旅长是躲懒,他这是苦肉计呀!”周希汉笑而不答。
陈赓先是小仗交给周希汉去“打”,后来是打大仗也“躲起懒”来了。在解放战争中,打敌整3师、5兵团等,他是多次“撂担子”给周希汉。结果,就在陈赓这一次次的“撂担子”中,周希汉逐渐被培养起来了。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周希汉率10旅参加了淮海战役。在陈赓的直接指挥下,周希汉率部西攻砀山打击敌5军,东斩津浦阻敌北上,近逼徐州制敌东捷,南下宿县歼击黄维;每个阶段,都圆满地完成了战役赋予的战斗任务,留下一段又一段的传奇故事。
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28日,黄维兵团向东南方向突围也没得逞,4个军10余万人龟缩于以双堆集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内,固守待援。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心坚决围歼该敌,大军分为东、西、南三个集团,陈赓被指定统一指挥4纵、9纵、11纵和豫皖苏独立旅组成的集团军。
陈赓要指挥一个集团军了,4纵怎么办不想,他竟一“撂担子”,把4纵4个旅全交给了周希汉。于是,周希汉被临时指定为前线指挥。
陈赓把4纵交给周希汉指挥,刘伯承也欣然同意。结果,周希汉不负众望,黄维兵团被歼。
事后,4纵政委谢富治说:“在淮海大战这样的生死决战中,让一个旅长指挥一个军,这担子,也只有'陈瘸子’敢撂,'周瘦子’(周希汉外号)敢接,'刘瞎子’敢同意,这'三子’真是一个比一个胆儿大。”
周希汉是陈赓的爱将,一直是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人称:“从周希汉身上,可以看到陈赓的影子。”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成立,陈赓为司令员。4兵团下辖13、14、15共三个军,战功卓著的周希汉从旅长直接升任13军军长。
1951年12月中旬,周希汉出任海军参谋长。1958年底,周希汉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参谋长。1963年3月,张学思接任海军参谋长,周希汉才真正放下参谋长的工作。其间,他组织并参与了中国第一次导弹试验;参与并筹划了总参组织的以原子战争为背景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等诸多大事。
“是,他们要开我的斗争会,人都拥到我的院子里了。我……”徐向前没等周希汉说出下文,便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在你的房里不要动。我去找李作鹏,搞什么名堂!”
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要你了解。立刻把人给我撤走,周希汉家里的一根草也不许动!”
周希汉总算没有被打倒,因为李作鹏等人并不想完全把他打倒,只是想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压住他就行,因为许多具体的、麻烦的工作还得有人干。除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于是李作鹏给了周希汉一个新头衔:海直机关“毛主席塑像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李作鹏自己挂名的。
然而,李作鹏只是将周希汉当作“干杂活的下手”。在他的压制下,周希汉难以施展才华,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才迎来了转机。
周希汉被选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中国外患严重: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就在九大召开前,苏军还侵入我国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沿海地区,美国的封锁还没有解除,侵越战争仍在进行中;自从探明我国南海海域有丰富的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我国南海岛屿被邻国侵蚀的态势也日趋严重。这些都给国防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一片混乱,国防工业和科研战线的有些单位“武斗”也没停止。
为了作好战争的准备,1969年6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会议上宣布,国防工业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和造船四个领导小组,分别由空军、总参、总后和海军直接领导。周希汉任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另一个副组长是吴瑞林。
周恩来说:“造船领导小组,没有周希汉这个海军的内行参加不行!”
当时,一个重要的工作,便是制造核潜艇。
中国核潜艇的建造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从技术到材料全部靠本国的力量,原本就困难重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困难就又多了一层。本来是极其正常的学术观点之争,却被统统归咎为政治问题。就在陆上试验即将启动的当口,党中央收到了一封告状信。
信上说:陆上试验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反应堆是可控制的原子弹,原子弹是不可控制的反应堆”。启动试验装置一旦“出了问题,就等于原子弹爆炸,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封信给试验的顺利进行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信的抄件从中央转到了周希汉手里。逐字逐句地读过信和中央的批示,周希汉像真的捧着一枚即将爆炸的原子弹,以他所掌握的知识,还无法对信中所提问题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
他找到一些专家,诚恳地对他们说:“请你们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这封信里反映的问题。同时,也请你们给我这个外行传授点这方面的学问。”
专家们告诉周希汉:“问题确实存在,但并没有信上讲的那样吓人。完全可以采取防范措施,而且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有防范的预案。启动试验完全可以安全可靠地进行。”
随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专门就陆上启动试验问题听取汇报。作为对专家们发言的补充,周希汉从工程领导者的角度也作了发言。周恩来听得两眼放光,不时赞许地点头。
启动试验一举成功。没有发生原子弹爆炸,却诞生了中国核潜艇的核动力装置。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追随林彪的叛国者随机携带了大批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其中竟然有核潜艇工程的有关资料!
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同志们正在为林彪集团的彻底暴露和毁灭而庆幸,得此消息,心头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流言几乎与此消息同时传来,人们说,核潜艇是“黑工程”,他们把材料都送上林彪的飞机了!
实在是太巧了。在此期间,第一代核潜艇首艇正在进行海上常规试验。海试现场指挥部在试验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事先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有的问题现场指挥的同志解决不了,要求到北京向领导小组汇报。周希汉起初没有答应,后经前方再三请求就同意了。前方的同志回到北京,那日子不早不晚,正是9月12日。
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还是“红”工程,周希汉心中有数,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的品质,他心中也有数。追查,他没什么讲的,应该追查。但他对某些人阴阳怪气的样子和那些流言非常反感。委屈自己,倒还可以马马虎虎,委屈他手下的人,则万万不允许。
一次,一位很有来头的“革命领导干部”对周希汉说:“陈佑铭这个人有问题。群众反映他不突出政治,动不动就借口协调生产问题往外地跑,这是在用生产压革命,在逃避'文化大革命’……”
周希汉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不是陈佑铭高兴往外地跑,是革命和生产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去跑。像组织试航那样的事,又辛苦又危险,哪个愿意去陈佑铭去搞了,很不简单。他唯一的哥哥去世时,他都没有回去看看,一直在工作。下面的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在闹两派对立,陈佑铭他们去了是冒着挨打、挨批的危险的。要逃避运动,还不如躲在北京好些。他们到处跑,有时候在火车上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忍饥挨饿。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革命热情,这是做不到的。这还不算突出政治,怎样才算突出政治”就这样顶回去了。
眼看手下的人被流言和追查搞得精神不振,周希汉对他们说:“汇报工作是我决定的,同你们没有关系。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只要工作经得起审查,你们都放心大胆地去干,不要为了这个耽误了正事。”
“对!”叶剑英说,“你们该怎样搞还怎样搞,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
话虽如此,但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人们心中总还是悬着点儿什么。
“周副司令吗我是军委办事组。叶帅让我告诉您,那件事查清了……”
原来,直升机上的那些核潜艇的资料是另一个单位的人复印的,而且是核潜艇办公室成立以前的旧资料,与办公室的同志毫无瓜葛。
1972年4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专门听取了“718工程”工作情况汇报。
一直在实际主持工程领导小组工作的副组长周希汉,率小组的部分成员和办公室的同志到会汇报。
在汇报过程中,“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张春桥很不耐烦,不时打断汇报者的发言。周希汉知道,张春桥的态度对工程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周希汉也是有备而来。他同机警过人的叶剑英交换了眼色,便起身简要补充说明了建造远洋航天测量船队的必要性。
这时,张春桥终于明确地亮出了他的观点:“这项工程是不是一定要搞要搞,由上海承担有很大困难。”
不在上海搞,那就等于是不搞,这再明白不过了。周希汉没有马上回答,又与叶剑英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叶剑英立刻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坚决地说:“现在下马不行,硬着头皮也要搞。”
李先念、钱学森等人也马上发言支持叶剑英,周希汉也分析了主要任务仍需放在上海的理由,张春桥这下无话可说了。
就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代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宣布:调整“718工程”领导小组的组织结构———周希汉为领导小组组长,钱学森为副组长。
叶剑英望着周希汉那张更加消瘦的脸,鼓励他道:“你挺起腰杆子干,我们支持你!”
周希汉的眼圈湿润了,他总算可以放手干工作了。此后的8年,周希汉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海军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8年后,一支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队,在中国人民海军的护航下,驶入南太平洋。他们在预定海域成功地打捞起一只发射自中国本土的专用航天器数据舱。国际社会据此推测,中国拥有了洲际导弹,“可以射中世界上任何针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已经进入了只有美、苏等极少数发达国家才能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远洋科学考察水平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遗憾的是,周希汉并没有随军出征。和大多数人一样,这一系列的壮观场面他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此时的周希汉,已经退居二线。1988年11月7日周希汉因病逝世,享年75岁。（原载《党史纵横》2012年03期，作者王国宇）
1941年秋天,通过老战友李成芳及其夫人李平的介绍,周希汉与周璇相识了。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家,他同她谈了许多话,严格地说,是周璇说了很多话。而他只是非常和气地,在别人听来却更像首长关心小鬼似地问了周璇一些挺乏味的问题:家在哪里多大年纪什么出身参加革命前做什么想不想家等等。
其实,周璇是久闻周希汉大名的。
在太岳区,敌我双方,不知道周希汉的人的确不多。当时太岳区流传的一首歌谣这样唱道:
“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你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周璇爱听这支歌,也爱唱这支歌。每当唱起这支歌时,她就在心里佩服陈赓,佩服周希汉。
当然,此时的周璇虽然敬仰周希汉,却没有想到要嫁给他。17岁的她还没想到过要嫁人。她性格开朗,工作泼辣,又年轻秀美,在行署也不乏追求者。但她想无牵无挂地多做几年她所热爱的工作,不想年纪轻轻地便为人妻室。在拒绝了若干次直接和间接的追求之后,她的清高也出了名。还有一点毋庸隐讳的就是,她当时对军事干部的印象不太好。她觉得他们太直率,太简单,还有些粗鲁。不想嫁,她反而很轻松、很大方。所以,她对周希汉这位首长是有问必答。
其实,周璇并不姓周。这个名字是她在1939年反“扫荡”斗争艰苦的时候改的,取“同敌人周旋”之意。她原名叫柴英,家乡是紧靠黄河的荣和县(今万荣县)。柴英家住在荣和城里。
特别幸运的是,柴英长到上学的年纪,她的哥哥们已经成人,可以劳动养家了。大人们从嘴里省一口,6岁的小柴英就进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是很了不起的事,但在学校里却要面对许多尴尬。她买不起课本,经常得站在同学的身后跟别人合看一本书。即使这样,她的功课仍是拔尖的。
读了书的孩子心也变大了。读完了高小,她背着家里报考了运城女子师范。从考场下来,她心情特别舒畅,一路哼着歌回了家。哪知等着她的却是兜头一瓢冷水。那时家里已添了一个妹妹,家里供她读完高小就是咬紧牙关撑下来的,根本无力继续供她再往下读了。
不知是她的勤奋聪颖赢得了命运,还是命运再次垂青于她,县政府张榜公布运城女子师范的报考成绩,在2000多名考生当中,她竟然高高中了一个“探花”———名列第三。
按照校方的规定,前10名便可免费录取,免费就读。在运城女师,她依旧买不起课本,依旧经常站在同学的背后读“蹭”书,或者趁同学午睡、晚饭后不用课本的时候借来读。在那些比她大一两岁的同学中,她的成绩依旧是拔尖的。
西安事变那年,柴英在校园里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进而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关心周希汉婚事的当然不是李成芳一个人。整个太岳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都在为这位28岁的参谋长的婚事操心。陈赓就是其中一个。
陈赓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让周希汉把他的顾虑给大家摆出来。众人听了便笑周希汉虽然打仗果敢,处理婚姻问题却婆婆妈妈。
陈赓坐在一旁,煞有介事地掐起指头、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咕哝了一阵,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周希汉命中是要取一个17岁的姑娘为妻呢!”“你们再看周璇同志,今年也是17岁吧年龄正对。告诉你,你周希汉不要犹豫不决,拿不下这个阵地,日本鬼子讲话,你损失'大大的有’!”
众人一阵大笑。陈赓将军的话把周希汉心头的包袱甩掉了。
抖擞起精神的周希汉战果是明显的。周璇对他的崇敬从一般的、空泛的变成了生动的、具体的。他的言行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周璇对军事干部原有的看法。他身上的许多特点都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且都是好印象。她觉得他很好,比别的首长都好。她心中甚至不自觉地不再把他当成首长。他有钢铁般的力量,同他在一起时,她就感到世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但是,仅此而已。她没有梦见他,没有思念他,没有那种见到他就禁不住心跳的情况。
不久,周希汉被任命为南进支队司令员,要率领部队去开辟新区。这一去恐怕就得很久,甚至,也可能是永久。他想讨她一个底,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也不必牵肠挂肚的了。
这天下午,他又一次约周璇一起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岗。警卫员先还背着枪不远不近地跟着,后来就守在山脚下。他们在一块朝阳的大石头上坐下,周希汉开口便对周璇说:
“他们都在议论我们两个在搞恋爱。我大后天就要去岳南开辟新区了,恐怕最少要几个月才回来。陈司令他们问我,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你看我该怎样回答他们”
毫无思想准备的周璇闹了个满脸通红。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鞋,慢慢地说:“你先去吧,结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陈赓说:“既然同意了”,就在“走之前解决了算了”。
当周璇说出结婚的事等周希汉回来再说的话,周希汉便十分满足地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托词,而是一种认可。他觉得他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就提议下山。
回到村里,陈赓的警卫员来请周希汉,说司令员找他有点事。他便请周璇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稍等片刻,自己随了警卫员去见陈赓。
司令部指挥室里坐满了人。除了军区的领导外,李成芳、周仲英和已经升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刘有光等所有有资格参与筹划周希汉婚事的领导都在场。周希汉一进门,陈赓就问:“怎么样”
“她同意结婚了,不过要等我回来再讲。”
陈赓一挽袖子,说:“嗨,既然同意了,为什么还要等回来再说走之前解决了算了嘛!你们说怎么样我看今天就蛮好。”
周希汉忙说:“这怕不行。人家讲的是回来再说。我也当面同意了。这么快就变卦,人家会有意见的。她要是想不通怎么办再说我大后天就要出发……”。
陈赓笑着打断他的话,说:“那有什么,你不要皱眉头,你没有经验,回来再说等你回来,搞不好就被别人追跑了。不要说大后天才走,即使是明天走也没问题。听我的,就今天了。今天正是黄道吉日。”
接着,这位司令官便开始分兵派将,哪个出面去请行署的领导,哪个去准备婚宴,“菜嘛,只好马虎一点了,酒一定要有。吃喜酒吃喜酒嘛,没有酒不行”。一抬头,他看见了正有些为难地站在那里的周希汉,就说:“喂,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回去看住你的新娘子。先不要告诉她。她要走的话,你就让她到我这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找她。快去吧。”说着,他又继续安排。
周希汉感到事情有些唐突,回到周璇身边时便显得局促了许多。稍停,周璇果然要走。周希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陈司令讲,要你到他那里去一下。可能有事要找你。”
周璇辞别了周希汉便去找陈赓。她见到的不止是陈赓,还有另一位将军周仲英。周仲英的妻子垣华也是周璇的同学,所以他跟周璇很熟悉。不等陈赓开口,他便先说:“周璇哪,不要走了,在我们这里吃晚饭吧。”
陈赓却说:“没关系,假,我们已经给你续了。等一会儿你们主任还要来呢。你同周希汉讲的事情,今天就办!”
周璇连说:“不行,不行。”陈赓说:“有什么不行结婚嘛,现在结、回来结还不是一样我们又不是封建军队,'不准临阵招亲’那一条我们没有。听说岳南那边地下党组织的女同志很多呢,你就不怕周希汉被她们抢了去”
周璇涨红着脸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说等周希汉回来就一定会跟他结婚,而只是说“结婚的事回来再说”。陈赓哈哈大笑道:“回来再说不就是再说结婚的事吗没有什么两样。”后来李成芳夫妇和周仲英的妻子来了。陈赓便抽身走了。
天黑了。酒菜备齐。无非是拌土豆、炒土豆、焖土豆之类的,再加上临时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鸡,炖了。客人也即将到齐。行署的同志来到后听说是给周希汉和周璇举办婚礼,又吃惊,又高兴,又埋怨没有提前告诉清楚。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陈赓突然得到报告:周璇不见了!
陈赓被唬得一愣,想了想说:“先不要声张,赶快派人去找。”
周璇跑哪儿去了其实,她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她在村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茫然中,她走的是素日同周希汉散步的那条路。走累了,她就倚在一棵大树上东想西想起来。黑暗中,她听到了几个人的脚步声。只听周希汉的警卫员说:“恐怕就在附近。我们仔细找找。嘿,找不到,回去该怎么交待呢”她知道他们是在找她,不想让小鬼们为难,就从后面走出来。周希汉的警卫员一面招呼她快回去,一面兴致勃勃地告诉她,酒席已经摆好,并说:“你们行署的刘培忠主任和裴云生副主任都来了。”周璇有话也没法同小鬼说,只好随着他们回村。
婚宴自然是热闹的。周璇红着脸一语不发。人们只当她害羞,逗了她几句“保密工作做得真好”、“真是有眼光”等等,就把矛头全部指向了周希汉。有说他“征服姑娘的心同打鬼子一样神勇”的,有真诚祝愿的,有善意地开玩笑的,雅的、俗的,都热得烫人。对这个说来就来的喜事,他也同周璇一样没有思想准备。但他的确感到了温暖和幸福。酒,他是来者不拒,有敬必喝。他没有想到可能会喝醉,也没有去想喝醉了会怎样。倒是陈赓掌握火候,适时给他拦了驾:“不要搞醉了他,上不去床,新娘子会有意见的。”
他没有喝醉,但也没能上炕。洞房里的炕空着,他和她谁都没有去碰一碰炕沿。
一进洞房,周璇就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先是无声地垂泪,后来便是抽泣。周希汉亲手弄湿了手巾递过去,周璇根本不理睬。随后,不管他怎么询问,周璇就是不答话,只管哭,而且越哭越厉害。
周希汉解释说:“你不要生气,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如实地向陈司令报告的。我是准备从岳南回来再讲这件事的。哪晓得他们捣鼓捣鼓地搞了这么多名堂,把我也搞得很被动。他们也是为我两个着想,也是好意。”
“什么为两个人着想,他们都是为你想的,根本没有为我想。不尊重妇女!”周璇终于开了口。她已经从李成芳夫妇等人的口中知道,这并非周希汉本人的意愿,而是军区首长坚持要这样做的。她生周希汉的气,也生别的首长的气。任你陈司令、王政委,这个首长那个首长,怎能这样不讲道理周璇越说越伤心,伤心了就接着哭。
第二天晚上,周璇仍旧是啼哭不止。
无奈中的周希汉没有埋怨周璇,也没有埋怨陈赓和李成芳、刘有光、周仲英等人,只怪自己当时讲话没有保留,弄出了这种被动局面。他诚恳地对周璇说:“你不要难过了。这件事怪我没有处理好,现在正式向你道歉。你没有想通,我可以把你送回去。我不会勉强你。”说完,他便又退了出去。
这番话打动了周璇。她想了又想,觉得他也没有更多可以指责的,他能这样耐心地诚恳地给她赔情,心里觉得暖烘烘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希汉又犯了一个错误。
第三天晚上,由于次日部队就要出发,需要他处理的事很多,一贯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他,晚饭后请警卫员向周璇告了个假,便忙他的工作去了。
周希汉忙到后半夜,怀着惜别的心情想回房同周璇再说几句话,但他发现她熄了灯,便想到她这几天是太累了,可能是睡着了。他不想吵醒她,便又找了个地方凑合到天亮。一片体贴之心铸成了一个几乎是难以挽回的大错。
出发前,他莫名奇妙地发现,他送走的竟是周璇比前两天更哀怨和更冰冷的脸。
跨越年度的新婚之喜
当周希汉从岳南新区返回太岳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年芳草绿”了。
安顿了部队,汇报了工作,他正要起身离去,陈赓对他说:“我要你休息不是讲没有事做,首要任务是抽空把周璇同志从行署那边接过来,懂吗”“懂,我明天就去。”“嗯!”陈赓摇头道,“你这个人,没当过大官,也没当过丈夫。你不要去,你去了目标太大。让你的警卫员去就可以了。顺利的话,她就来了。万一人家还有点子想不通,这是有可能的,要是你去了,人家不来,僵在那里,就没有余地了。你把那战利品选点女同志喜欢的给她带去。你呀,怎么就不把打仗那点子聪明劲挪些过来呢”
警卫员去了,带了战利品。可是,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小伙子没精打彩地向司令员和参谋长报告说:“周璇同志说她还有工作,离不开。东西她也不要,说她不需要。我请她给首长写封回信,她也没有写。”
周希汉很失望,想起了周璇走的时候那张冰冷的脸。陈赓却问警卫员:“'工作离不开’东西是你给她放下,她又把它还给你的,还是让你自己拿起来的”
“是我放下,周璇同志说不要,我就又拿起来的。”警卫员老实地回答,脸有些红。
陈赓又问:“你对她怎么讲的就讲首长派你去接她,没有讲'我们首长想你啦’,'总在那里念道你啦’什么的”警卫员挠挠脑壳没作声。陈赓便指着他说:“蠢吧同你们首长一样蠢吧一点都不会讲话嘛。下次再去,东西就是她还你,你也不要,你就讲拿回来首长要对你发脾气的。懂不懂回来不要找你们首长了,直接向我报告。”
警卫员第二次赴行署。这次,人还是没接来,但东西却留下了,而且没费许多周折。
当警卫员第三次带着周希汉的马到行署接周璇的时候,行署的副主任裴云生和两位处长正式出面,“代表组织”找周璇谈了话。周璇还是说不能跟警卫员走。裴云生说:“老是不去也不是个事啊。想了这么久,你也该想通了。就算组织上当初搞得仓促了点,难道同周参谋长结婚比派你去流血牺牲还困难你现在不去,莫不是想同人家离婚”
“不是。”她明确又迅速地回答道,随即眼泪就流了出来。她真的还在生周希汉的气。
“不离婚,那早晚得去呀。那边还等着你去工作呢。你可是党员哪。”几位领导又是公又是私地劝解起来。
周璇终于同意跟警卫员走了。
她流着泪同送她的同志们道别,骑上了周希汉的马。
那天晚上,云特别厚,特别低,遮住了星星,也遮住了月亮,温柔地揉搓着莽莽太行起伏的峰峦。整个太岳区都沉醉了。周希汉和他的妻子周璇,渡过了他们跨越了年度的新婚之喜。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周希汉与周璇风雨同舟,恩恩爱爱地走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