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2日讯，作为一名女法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记者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倒了张田，“吓跑相亲对象算不算？”张田开玩笑地说。
在基层公安干法医不分男女，寒冬深山里的风，酷暑垃圾场的蚊蝇，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高腐尸体，凡此种种，张田和同事不仅经历过，还都习以为常
要讲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张田拢了拢额前的头发说，自己当母亲以后，遇到过一个意外死亡的孩子，面对解剖台上孩子稚嫩的脸孔，张田泪流难止，这是她13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下了解剖刀，“这是我作为一名女法医的软肋。”
张田今年36岁，是房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的副中队长，她习惯将头发梳到脑后，露出干练的脸孔。“我对法医最初的认识，始于一部港剧。”
1997年，一部名为《鉴证实录》的港剧播出，剧中女主角聂宝言专业潇洒的法医形象，给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张田留深刻的印象。“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对医生，甚至军医都非常感兴趣，直到看了这部港剧，才意识到，原来还有这么一种职业，既和医生有关，又这么刺激，符合我的个性。”
有主见、爱要强是张田的个性。1999年，北京并没有招收法医学的本科院校，高考前填报志愿时，张田毅然选择了两千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位于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
一个女孩，选择一个经常与尸体打交道的专业，张田的父母十分反对女儿决定。最后，张田妥协，但仍将第二志愿填报了法医专业。分数出来之后，张田和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以为自己会落榜，没想到的是，我竟被第二志愿录取！”
收拾行囊去南方求学时，母亲哭成泪人，张田却兴高采烈--自己离法医这一职业理想又进了一步。
张田就读的整个法医专业40多人，女生只有10人。5年的专业学习后，2004年8月，当不少同学毕业工作选择做医生时，张田不再犹豫，回到北京，成为了房山分局一名基层法医。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就法医而言，艰辛的现场勘查，便是港剧和大学没有向张田展现的部分。
“那是我记忆中最冷的一个冬天。”2012年1月的一天下午，张田接到报警，房山一处矿井附近，一名老人因房租问题，被租客杀害。
张田和同事驱车赶往现场，停在山脚下，一行人翻山越岭，来到案发现场。勘验、记录、拍照，最后还需将死者尸体抬到山下，此时已过夜里12点。
“我们几个人抬着担架，山路最窄处不足一米，山里只有呼啸的大风，除此之外，一片漆黑，全靠最前面同事嘴里叼着的手电照明。”张田回忆说，自己带着橡胶手套的手已经麻木，“当时真想揣兜里暖和一下，捂捂耳朵，但又怕污染了检材。”
上山时只花了10分钟，下山却用了40多分钟。到达山下，松手的瞬间，张田干冷的眼眶一下子涌出了热泪。
如果说严寒酷暑是对身体耐力的考验，那么惨烈的现场就是对心理承受力的挑战，“即便在勘查之前，我狠狠地脑补可能出现的画面，也无济于事。”
2013年3月，一名独居老人在家中因心脏病死亡。张田一个个房间开灯寻找老人，在最后一间卧室的灯打开时，高度腐败的尸体距张田不足半米。“那一刻是懵的，那种视觉的冲击，让我的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无法呼吸。”
“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面前的尸体是检材而已。”张田说，心沉下去，气才会平。
“干我们这行，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都需要给死亡一个结论。”张田说。
2005年冬天，一名女子在家中死亡，房屋门窗紧闭，屋内有取暖的炉子，女子体表没有明显外伤。民警将女子在城里打工的丈夫叫了回来，见此情景，他一口咬定妻子是煤气中毒死亡。
除了证据，法医的现场勘查不相信任何言语。
当张田翻开死者的眼睑时，她发现了蹊跷：女子的眼结膜上，有针尖样的出血点。再检查死者的唇粘膜时，张田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硌垫伤。这些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女子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征。抽血化验发现，女子体内并没有一氧化碳的代谢物。
证据面前，死者丈夫承认自己家暴，用枕头闷死了睡梦中的妻子，并制造了煤气中毒的假象。
并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2011年底，一名贵州来北京打工的中年男子，因身患重病，上吊而亡，除了留下一张1000多元的药费单，他还抛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外地来京人员非正常死亡，必须经过法医鉴定，开具死亡证明，才能出京或者火化。”张田说，经过鉴定检验，排除他杀，但在开具死亡证明时遇到了麻烦：死者妻子掏不出200元的存尸费。
“没有死亡证明，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如何迈出一下步？”张田赶紧请示领导，减免了这笔费用。
在“知乎”网站上，常常有人提问那些神秘又稀少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作为法医队伍中少有的女性，记者把这个问题提给了张田，她听完笑着说，“女法医吓跑相亲对象算吗？”
刚工作那会，亲戚给张田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两人见面后，自然聊到了彼此的工作。当张田介绍自己的工作是法医，需要经常和尸体打交道时，对面的小伙子面露诧异，“他吞吞吐吐地问我，以后能不能换个工作，别做法医了。”
自己热爱的职业，被他人以这种态度对待，张田心里有点恼，她告诉对方，自己肯定不会换工作。小伙子继续问张田，平时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张田恶作剧般地回答到：“我平时就喜欢做解剖，这样可以缓解压力。”
小伙子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借口有事，落荒而逃。谈到这段往事，张田笑了，“那时候年轻，心气高，现在再遇到不理解的人，我肯定不会这么冲了。”
不过，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都不重要，因为张田的丈夫杨立斌也是房山分局的民警，来自丈夫的理解与支持，足以让张田面对工作的压力与质疑。
“现场见！”这是和杨立斌刚认识时，最简单又最甜蜜的交流。张田来刑侦支队技术队时，杨立斌恰好在刑侦支队的重案队工作。
一个在中心现场勘查，另一个在外围走访查找线索，工作上的交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我们都是警察，也就更能替对方着想，更能理解彼此。”
死亡都是沉默的，但总围绕着人情冷暖，法医要格外冷静，但难免被击中。
2011年夏，值班的张田遇到一起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张田到达现场时发现，死者是一名一岁多的儿童，躺在了他父亲做的一口小棺材中。
据死者的母亲讲，事发时，她在院子外面的厕所方便，顺手就把孩子放在了厕所门口。本以为孩子不会乱动，没想到，一会的功夫，孩子自己爬到了厕所旁的河边，跌落了下去。等孩子的母亲发现，孩子已经淹死。
张田需要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就和同事将孩子的尸体运回了分局。在泛着冷光的解剖台，张田隔着橡胶手套也能感受得到上面的冰凉。她举起解剖刀，想到了自己刚满两岁的儿子，又放下了解剖刀。“我实在不忍心去动他，眼泪不停的流。”
最终没办法，张田只好拜托同事做解剖工作。这是张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下了解剖刀。
“这些年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心里已经可以承受。不过，作为一名女法医，特别是有了孩子后，自己的那处软肋仍不想轻易触碰。”张田说。
性格中感性一面，张田极少向自己孩子展露，如今张田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孩子眼中，母亲的法医职业，无比神圣和重要，“小朋友一起做军事类游戏时，每个人都要成不同的部门，而我的儿子一定要在司令部下面，成立一个法医鉴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