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高铁票。今年7月初，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介带回一名女孩。8月25日，女孩自行离开。9月13日，当地警方通知小曾，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警方说她骗了好几家。”小曾和70岁的父亲决定要不回钱就不回家。
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住的是最便宜的“民宿”，每天只需五十多块钱。即便如此，钱没要回来，来回路费和吃住已经又额外花了五万多元。张女士老家在江苏盐城农村，和儿子在无锡的一个景区里打工，儿子是保安，负责看守景区的监控，丈夫则在上海的工地上。
去年11月，儿子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贵州，一个礼拜就领了一名女子回来。一周后女子走掉了。好在全额退了彩礼，但婚介公司不愿意退费，承诺在一年内帮着再找。第二个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带回来的，在盐城待了一周，对方又走掉了，女方说生活习惯不同。第三个带回家后，天天要钱，哭闹不停，还砸东西。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趁着张女士家人出去散步，对方自己跑掉了。彩礼加上买“五金”花的3万多元，现金和红包4万多元，一共20多万元。
三次“闪婚”对象都曾有过婚史，前两个有过生育。第一个和第三个是贵州人，都领了证。第二个是福建人，没领证。女方年龄都不到30岁。因第三个“闪婚”对象彩礼一分钱不退，张女士到贵阳报警，警方在4月22日立了案，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女方被取保候审。张女士又花了5000块钱在贵阳当地请了律师，只办成了离婚。而15万元中介费，只退了11万4千元。中介透露说，女方已经在别的省又结婚了。
7月初，小曾陪着哥哥从贵阳带着“那个女人”回到南昌的家。跟婚介所签协议时，小曾和哥哥明确说过女方不能有喝酒、抽烟、文身等习惯。回到家发现女方胳膊和腿上有大面积文身。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要钱，不停地要。什么活都不干，也不跟他们沟通。楼下小卖部老板告诉小曾，女方每天都要下楼去买四十多块一包的荷花烟抽。这名“闪婚”对象走掉后，中介退了钱，然后说女方“骗婚”，跟他们没关系。但这名女子的彩礼钱一分没退，她对小曾说，现在没有钱，“我去KTV上班之后再给你们。”
王博和黄玲后来发现，他们是在当地同一个网红“红娘”的介绍下，几乎都是去年9月期间前往贵州相亲。女方都来自云南丘北，由当地同一个婚介所介绍。女方跑掉后，姐姐黄玲通过律师在网上查到那家婚介有六七个官司在打。一家损失了15万元左右。弟弟半个月都没出过门。王博的“闪婚”对象因为没到结婚年龄，两人当时没领证。去年9月从贵州带人回来，10月开始，对方就“变脸了”。20万元的彩礼，只退了13万元。中介费12万元，拖了好几个月，两个中介一个退了1万5千，一个退了4万。前前后后，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只追回了18万多。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30多个跨省“闪婚”失败家庭的经历发现，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在没有交钱和签协议领证前，婚介所不允许双方过多接触，不能加联系方式，否则后果自负。“婚检”和“领证”往往是在同一天进行，其中有人“闪婚”领证9个月后，女方生了孩子。男方生疑，做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前体检竟然没有发现对方已经怀孕。
参加跨省“闪婚”的男性多是因为性格原因，大部分是家长在说话。一般父母比较能干，经济条件小康以上，多为乡镇人口，能够支付三十到五十万的费用。同意“闪婚”远嫁的女性当中，多为有过婚姻史的女性，没有稳定工作，文化程度不高。有一部分女性是因为各种原因背负债务，急于缓解财务压力而选择闪婚。
婚介和“闪婚”双方签的合同，多数条款对当事人不利，违约责任大部分都归结在男方，出了问题几乎与公司无关。婚介公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心理，如果不承诺结婚，父母是不可能同意交这么高的服务费。目前对于婚介服务费的标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签的协议都特别注明是自愿给服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