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为他立碑，只愿玫瑰年年为他盛放。”2021年11月28日，一位名叫“鹿道森”的摄影博主，在25岁生日当天跳海自杀，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他在微博上留下一封长达5000字的遗书，字字透露着无助与绝望。
“管管”妻子发布视频内容
三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一次次充满戾气的网暴中被无情地吞噬掉。事实上，在过去不到两年内，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当我们梳理这份清单上的每一起事件，都让人感受到彻骨的寒意。
令人震惊的是，在一次次网暴事件中，对于逝者的离去，炮制谣言的网暴者们非但没有悔意，反而得寸进尺，继续攻击逝者的亲人。比如2021年1月1日，《巴啦啦小魔仙》“凌美琪”的饰演者孙侨潞去世后，网上一些人仍肆无忌惮地攻击这位曾给无数网友带来美好童年回忆的童星，有人说她就是那种爱去酒吧的坏女孩，去世也是活该，甚至还有人攻击起孙侨潞的母亲，说她在社交平台悼念女儿是蹭热度……
孙侨潞妈妈发文内容
一项2022年初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我国，38.6%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年龄在26岁至35岁之间的受访者遭遇网络暴力的比例较高，约占总数的64.4%。从职业划分上看，学生遭遇网暴的比例较高，为42.3%。
是什么让网暴者们肆无忌惮，在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相继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的情况下仍然不知收敛？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从目前暴露出的各种问题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前的网络实名制存在漏洞。
被网暴者的无奈：
起诉72个网络用户，要求披露身份信息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此前主办的主题为“网络暴力治理背景下的网络实名制和个人信息保护专题研讨会”上，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瑞罡介绍，自2018年9月至2023年9月30日，该院审理的以自然人为原告判决结案的涉网暴案件612件。通过这些案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平台没有严格要求落实实名认证，部分平台没有严格落实“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没有落实网络实名制的信息备案要求，对平台用户的身份信息审核不严，管理不严。
“在这其中的11起案例中，出现了平台账号实名认证的手机号机主与账号的实际使用人不一致、账号的实名认证人的身份证号与手机号机主不一致、注册账号使用手机号为虚拟号的情况。”赵瑞罡说。
电影《保你平安》截图
当前，遭受网暴的受害人面临哪些维权困境？据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王红霞介绍，一是查询侵权人途径单一。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考虑，网络服务平台、通讯运营商等拒绝向受害人直接提供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实名信息，这导致受害人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获取侵权人身份信息。
二是涉及侵权人数量众多。受害人在同一起案件中要求披露的网络用户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且有一定随意性。比如在该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起诉要求披露72个网络用户身份信息。
三是“虚拟被告”身份查实流程繁琐。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原告先以平台为被告起诉获取侵权人实名信息后，另案起诉；二是以平台为被告起诉过程中，平台提供的用户信息符合追加被告的条件时，原告申请追加被告。但是，对原告来说，不论何种方式，均无法直接针对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
正因如此，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多起案件，最终都因网络实名制问题而导致侵权主体无法查明，当事人不得不无奈撤诉。
违法成本低！明星、名人、企业是造谣者重点攻击对象
根据媒体发布的一份《有关网络暴力认知态度网络调查问卷》显示，当前网络暴力最主要的七大形式包括：网络恶意造谣（47.1%）、信息骚扰（44.6%）、恶意P图（33.5%）、隐私泄露（32.5%）、威胁恐吓（28.2%）、谩骂侮辱（24.0%）、人肉搜索（23.3%）。
电影《热搜》截图
由这项调查结果可知，恶意造谣是人们对网暴最主要的认知。法治网研究院此前曾对在网暴中被造谣的重点人群进行梳理，发现除了明星、名人、网红外，一些知名企业及企业家也是造谣者重点攻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流量及其背后可能带来的利益。
如今，这类网暴堪称高发、频发。比如11月19日晚，阿里巴巴方面澄清了一则“阿里即将裁员25000人”的谣言。“假的！这是5月份的谣言了，当时就辟过谣了。”阿里方面人士表示，“裁员谣言接二连三，但假的就是假的。”据悉，阿里方面针对此次谣言已报警。
图源：网络
违法成本低，正是当前网暴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最高法此前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以诽谤刑事案件为例，2022年人民法院一审收案618件，比2013年增长近4倍，但当年作出判决的仅79件，其中判决有罪的仅43人。
“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有罪判决极少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与自诉人在确认网络暴力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缺乏细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在今年9月25日最高法等三部门的联合发布会上，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表示。
当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到，5类网暴情形，将从重处罚。其中包括：（1）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2）组织“水军”、“打手”或者其他人员实施的；（3）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4）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的；（5）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
视频截图
陈国平称，遭受网暴最严重的时候，他关闭了所有联系方式，把自己关在家里，用看书的方式平复心情。之所以能走出来，他认为是丰富的人生阅历“救”了自己，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轻则退网抑郁，重则厌世轻生。“如果能从法律层面对网暴者形成威慑，将对治理网暴起到积极作用。”他说。
“短信加验证码提供的只叫身份信息，不叫真实身份信息”
对此，有人认为很有必要，也有人感到一丝担忧。担忧的是，这可能会加大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并导致“反网暴成为一种网络暴力”。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认为，“此项举措在法律政策上没有理不直、气不壮的地方，网络平台不是私家小院，而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网络大V要带头遵纪守法。”
电影《搜索》截图
“短信加验证码提供的那个只叫身份信息，不叫真实身份信息。无论是我国网信部门还是网络安全法，要求提供的都是网民的真实身份信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赵广宇说。
“由此可见，网络运营者与用户签订协应由用户提供真实信息，属于基础性法律规范，而网络实名制的本质，是一种将网络虚拟身份对应到现实中真实主体的确认机制。”一位不愿具名的电信政策专家告诉法治网记者。
“在实践中，网络实名制所涉的真实身份信息，包括直接身份信息和间接身份信息。其中直接身份信息是能够直接识别自然人或组织机构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统一社会代码等；间接身份信息是其他能够进行实名认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号、银行卡等。”上述专家表示，未来还需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相较于直接身份信息，间接身份信息更需要与其他系统进行交叉核验，避免违法犯罪分子突破认证系统或利用网络漏洞来进行违法行为。
电影《孤注一掷》剧照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实名制是治理网络暴力的方式之一，但推动实名制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信息流转和传播规律的研究，需要注意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设定。
“实名制需要司法和行政层面的配套建设，不能单边推进，例如设定投诉举报机制、配备救济机制、设定选择退出（Opt-Out）机制。实名制一旦‘实出去’，不是随意就能切断的，如同在网络中实现数据完全删除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需要考虑其负面影响。”吴沈括同时提醒，平台方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实现信息标准化管理、如何进行多重方式认证、如何设定账号的奖惩规制以及特殊场景下账号如何转让、继承等一系列完整的账户体系管理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认为，平台企业对于多种实名信息的获取，应当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例如电商平台掌握用户住址信息、金融平台掌握用户金融账号详情等，都需要在法律框架下合规化运管。
王四新强调，网络暴力的防范和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协同共治。其中在内容治理层面，应当健全网暴预警机制；在商业运营层面，要切断利益传播链条；在法律依据层面，要用好法律手段进行积极维权；在社会心理层面，要加强媒介规范引导，提升网民媒介素养。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到，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所以，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前台实名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媒体权责统一，让那些躲在暗处散布谣言的别有用心之人无处藏身。”前述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