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家教》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联合策划推出“新时代家庭教育理论创新”行动系列主题。本期内容在厘清家庭教育焦虑的迫切需求中应运而生，对家庭教育焦虑的内在实质、产生缘由、表征特点、外部环境及治理逻辑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剖析。一方面，“教育焦虑”的泛滥使该词语蒙上一层绝望气息，削弱了蕴含在该词中的丰富内容与视角。六位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挖掘该词所表征的社会现象，正是意欲还原家庭教育焦虑的本质，精准定位该词的表意空间。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学基本理论方向的学者，也期待为家庭教育的研究提供高品质的“道”的认知与解读，而非不究深理的“术”的提供，避免家庭教育的研究产生反理与唯操作倾向。
余清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教授）
当代家庭应对教育不确定性的
顺应与争取策略
一、当代家庭教育焦虑的客观诱因：激化的教育不确定性
不可否认，不同父母对子女教育类似状况的反应经常是不同的，这应该是家庭教育焦虑常常被当做父母个体心理情绪问题来处理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已然形成情绪浪潮的家庭教育焦虑没有更现实的诱因，对客观诱因的定位和分析是在源头上应对家庭教育焦虑的一个必然选择。
首先，当代家庭教育面对的不确定性是教育体系本身的内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教育学家比斯塔那里被称为“教育的美丽风险”，主要意思是指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且教育就是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而美丽。具体来看，教育体系本身的内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教育体系依然不是一个结构闭合且直接可控的系统，总体上还是一个散软或内在联系模糊的体系。对家庭教育而言，这种教育体系的散软特性在根本上体现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不确定性连接，期待家庭教育有很多“产出”的家长并不能确定足够的“投入”是多少。从现实来看，“庞大的家庭教育投入只得到微薄的教育成果”这样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其次，当代家庭教育也要面对目标和方向的不确定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判断“到底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和方向是最值得追求的”变得愈加困难起来。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未来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确定“把子女培养成什么样就是成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随着人类社会更快速地变革，现在的家庭教育确实可以追求更多样的目标和方向，无论是从总体定位还是从具体素养、职业取向来看都是如此。只是，越来越多的选择本身也意味着传统上比较“光鲜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也有可能会被“争艳”而失色，但新兴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选择也未见得真具有更长久的希望。
最后一个不确定性是当代家庭教育在途径和方法层面上遇到的一种情况。事实上，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存在面对丰富的途径和方法而无法确定的问题。同样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对一些孩子有效而对另一些孩子无效，在一些教育内容上有效而在另一些教育内容上无效。这种情况让家长即便能“笃定”自身的家庭教育目标，也会因为途径和方法的不确定性而陷入纠结。还有一个情况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尽管今天的家庭教育途径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出来，但这些新的途径和方法并没有在提升效用确定性方面有突出改进，反而会增加当代家庭教育的无所适从感。
可以说，当代家庭教育面临着系统性的不确定性，这种短期内不能改变的不确定性也因当下社会的剧烈变革而激化。虽然，个别家庭教育者只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而焦虑（如在家庭教育中目标太高、能调用的资源太有限和掌握的方式太单一等），但众多家庭教育具体情形背后的这种系统不确定性构成了家庭教育焦虑大规模涌起的相对客观诱因：传统上依靠追加更多教育投入的做法在今天依然艰难，且追加投入的结局也变得不那么可靠；传统上被认为很有价值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已有所动摇，新兴的一些目标和方向虽然“闪亮”但难以确定是否可以长久；传统上被公认的家庭教育途径和方法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的效用，新生的很多途径和方法在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也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效用问题。
二、应对不确定性的家庭教育策略：整体顺应与局部争取
面对教育内在的复杂性，家庭教育者一方面需要在整体上甄别出要顺应的领域或层面，由此出发构建稳健的家庭教育大局观。当今的家庭教育者需要意识到家庭教育在整体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不确定性，对此的合理心态就是学会顺应。根据目前家庭教育的发展水平，家庭教育者在整体上特别需要接受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总体不确定性关系，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承认家庭教育目标的广泛可优化性和具体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完全可靠性。换言之，当代家庭教育特别需要顺应的不确定性是教育整体层面和最终教育结果上的不完全确定性，这两个具体方面都是个体家庭无论如何努力作为都难以在根本上完全确定的。面对这种情况，当代个体家庭比较恰当的态度就是采取顺应的立场，不强求完全操控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和结果，由此建设出家庭教育自身的稳健大局观。对个体家庭而言，这个方面去顺应不确定性的最大挑战是家庭教育在机会、资源和效果上的多种失控感，不能应对这方面挑战的常见结果就是家庭教育焦虑中出现的欲罢不能和纠结状态。就具体做法而言，个体家庭在这个方面特别要做的努力是思想意识上的修炼，具体主要包括对家庭教育内在不确定性的认识和认同。
可以说，因为整个人类世界的快速发展变化，今天的教育世界更加凸显出深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试图强行基于强烈而固定的现实成就欲对家庭教育进行精细的掌控，就会让家长更多陷入欲罢不能和不能自拔的焦灼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家庭教育者能采用的更整体合理的普遍应对战略框架则是对整体顺应的大局观和局部争取的行动观的有机结合。
高洁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从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中洞见家庭教育焦虑之殇
“教育焦虑”作为过去一年的高频词汇，给人带来一种全社会家长或家庭教育都患上焦虑症的错觉，从而引发紧张感与恐慌感。人们开始通过各种理论找寻家庭教育焦虑问题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其实，不仅“教育”焦虑受到热议，当下社会还有诸多领域的焦虑显现出来，如工作焦虑、学历焦虑、婚恋焦虑、容貌焦虑等。本文着重对婚恋焦虑与容貌焦虑这两种焦虑进行审视，通过研究这些焦虑的表现、激发机制及其与教育焦虑存在哪些异同等问题，更清晰地阐明家庭教育焦虑的实质与原因。
一、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与产生缘由
二、家庭教育焦虑的表现与产生本质
余庆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家长教育焦虑的前提性反思及
个体应对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16JYC0006的成果）
当前，教育焦虑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一位家长都或多或少地陷入焦虑的境地。事实上，教育焦虑一旦形成，就难以彻底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抛开择校、学区房等引起焦虑的外在因素不谈，仅仅是学业焦虑就已经让家长焦头烂额，很多家庭承受着与自身经济能力不相符的教育支出，在精力上的投入更是不遗余力。教育似乎成了一个全民的竞技场，蔚为壮观。教育焦虑究竟是否理应如此？应不应该得到缓解？这些前提性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回答。为此，有必要进行前提性反思，从中寻求个体的因应之道。
一、教育焦虑的普遍性
然而，从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学校教育起初并不具备这些功能。较早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英国，很大程度是出于女性进入职场后难以全身心照料子女的原因。就当下的宏观社会背景而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象突出，具体表现为教育分流提前、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效应不断放大等。加之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已经来临，劳动力市场对文凭学历达到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对第一学历、“985”“211”等的限制。家长们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确保孩子不被过早分流的要求，并不过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家长都会更积极主动地选择和参与教育。从个体的角度看，虽然教育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但这些年家庭教育焦虑作为一种倾向有普遍化的趋势。广大的乡村地区家长也有一定程度的教育焦虑，母亲辞工陪读便是最好的例证。“读书无用论”早已烟消云散。或者说，教育焦虑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爱的挣扎——追求自身教育价值的无力感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他们或直接从受教育经历中获益，或目睹教育在阶层流动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寄希望通过教育实现代际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也就是希望子女从教育中获益。家长不仅努力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更是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加大了教育投入。这是家长对自身教育价值的普遍追求。与此同时，在教育资源的供给侧，伴随教育市场化的改革，教育资源极大丰富，人们在公立学校教育之外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支配权。然而，家长在如何参与教育过程、调配教育投入方面并没有可供借鉴的标准，家长并不了解究竟应该如何运用家庭教育的主动性，往往是通过过度主导孩子学习或尽可能多地投入来获得内心的慰藉，从而引发出追求自身教育价值的无力感，也就是普遍的焦虑情绪。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焦虑是一种基本的情绪体验。既是情绪，就有非理性的一面。由于涉及自由选择和潜能的实现，焦虑是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最为本真的体验，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标识出人与世界的深层的结构性关系。海德格尔直接将焦虑（“畏”）定义为人生在世的现身情态。处在焦虑情绪中的人，就会以焦虑的情绪看待世界。焦虑昭示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在焦虑中，人意识到自身价值的缺失，也意识到自身自由的可能性。因而，焦虑具有非理性、现实性和超越性等多重属性。
就非理性而言，教育焦虑本身就有非理性的成分，通过理性的方式，诸如增加教育投入、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等来弥补和缓解教育焦虑是难以奏效的。就现实性而言，教育焦虑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过分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超越性而言，教育焦虑体现着家长主动参与教育的诉求，不仅是一个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自我想要给孩子做些什么，更是自主追寻自身意义的“爱的挣扎”。
三、应对教育焦虑的个体进路
个体的努力难以阻挡教育焦虑的社会洪流。教育焦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衍生的性质。社会性的因素难以改变，但并不意味着个体在教育焦虑面前无能为力。由此，需要从个体的角度找到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源，即社会因素在个体身上的作用机理。心理学家凯伦·霍妮将焦虑定义为一种存在于富有敌意的世界里，一个人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并将童年期人际关系看作是成人焦虑的形成关键。由于亲子关系是个体早年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亲子关系的失调便成了产生焦虑的直接原因。教育焦虑只是焦虑的基本情绪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这同时意味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会在代际间得到传承，影响孩子终身发展。
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成为应对教育焦虑的首要问题。良好的亲子关系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之上。沟通虽然不一定造就爱，但任何的爱都必须经过沟通的考验。缺乏沟通，任何的爱都变得可疑。诸如“鸡娃”“虎妈”现象，都是父母按照自己的价值预设，期待孩子主动符合自己的预期，毫无沟通可言。与之相应，期望过高、照顾过度等都是缺乏沟通的爱，无法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教育焦虑是父母爱孩子的表现。只要爱是真实的，沟通就不会停止。但需要注意的是，亲子关系并不是对等的人际关系。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育儿先育己，要想培育出孩子健康的人格，家长就需要健全自己的人格，与孩子共同成长。如若不能做到，就会将成长的任务转嫁到孩子身上，陷入比较或盲从，造成亲子关系的失调甚至是敌对，不仅无益于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而且会增加孩子的焦虑情绪。
蒋广宇
（北京开放大学城市管理学院讲师）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透视
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
曾几何时，教育焦虑问题已经从教育界内部的讨论议题转而成为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懂教育，但很多人都具有“家长”的身份。作为家长，自然是有诸多辛苦、委屈与无奈要倾诉。在笔者看来，其实教育焦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就是中产阶层自身的焦虑问题在教育问题上的投射。
一、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普遍焦虑
如果就这个问题继续思考下去，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其他阶层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明显？从大众一般性观点来看，越是底层的家庭向上跃迁的动机越强，越应该“鸡娃”。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往往不会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太多的焦虑，一方面因为这类家庭承载的“温饱性生存焦虑”远远大于“教育焦虑”，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对于阶层固化所带来的自我认命感更强。来自二本高校的学者黄灯曾谈到其学生及家庭从未希望通过上大学进入精英行列，而是早早就安于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与中产阶层家庭相比，底层家庭似乎还没有达到“教育焦虑”的层次。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是，“教育焦虑”也是有门槛的。中产阶层家庭刚刚跨进这道门槛，而底层家庭还站在门外。
二、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投影
三、“解铃还须系铃人”——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解决之道
牛楠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校外培训机构叙事的视角探析家庭教育焦虑的形成
（本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GYD2019001的研究成果）
一、校外培训机构作为被治理对象引发焦虑
二、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孵化器的宣传引发焦虑
三、校外培训作为“好”父母标配引发焦虑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多维度叙事中，我们看到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但这并不是让校外培训机构承担家长教育焦虑的原因。我们的主题词是叙事，而非校外培训机构实体。当然，校外培训机构并非无辜者，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监管，培育说真话、干正事的校外培训机构，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然而，最为根本的还是家长有意识、有能力超越校外培训机构叙事，要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教育修养，拥有教育的定力，不盲从不被蛊惑，时刻警惕过度的功利心，知道什么是自己真实的教育需求。
黄晓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家庭教育焦虑作为社会综合征的治理逻辑
当前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教育焦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认识前提。教育焦虑直接反映出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反映着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存在的线性逻辑以及教育评价中的不科学导向；它还反映着焦虑主体过度参与教育实践，凸显应试教育的“共谋”。教育焦虑的实质是家长对儿童未来发展确定性追求过程中所遭受的失控状态。
在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失衡的前提下，教育评价的不科学导向形成了“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也暴露出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存在着一条应试教育的线性逻辑，这在家长看来就是一条实现社会流动的确定、可控的路径，甚至可以说是“捷径”。当越来越多的家长视其为唯一路径并不断涌入时，这条路径通往预期结果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变得越来越小，家长便陷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教育焦虑应然而生。
教育焦虑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状态表现，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综合征。它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供需暂时不平衡条件下，由教育评价的不科学导向、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共同引发的。教育焦虑的缓解要从资源供给、教育评价、家校共育等方面入手，整体行动、综合治理，积极营造家校社良性循环、充满活力的协同育人环境。
一、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关系
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是产生教育焦虑的机制基础。教育评价中的“唯”导向机制逐渐形成了社会与教育互动的线性逻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应试程度在这一逻辑循环中不断加剧。这种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必然促使人们寻找提升分数的最佳途径，即占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焦虑便在过度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文凭获取的非必然关系中产生。要缓解教育焦虑就需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破除人才培养与选用实践中的线性逻辑，即依靠分数、升学和文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一方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确保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阻断和改变仅仅依靠分数、升学和文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的逻辑链，合理引导人们的教育追求。另一方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建立“职业高考”，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和人才培养水平，实现教育“两条腿”走路。
三、探索家校共育模式，合理规范家长教育实践的作用
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是产生教育焦虑的直接原因。随着家长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精细化特点。家长合理参与教育实践能够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但是当前家长的功利化观念和行为在教育实践中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对儿童的“额外教育”已经逐渐构成了教育实践的一部分，并不断凸显和加剧着教育实践中的“应试”程度，其中，校外培训机构疯狂发展就是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的直接表现。家长甚至逐渐成为儿童教育的“设计者”，他们了解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线性逻辑，能够“巧妙”运用运行规则，为儿童在竞争中不断积累优势。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深陷“应试”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教育焦虑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要缓解教育焦虑就必须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扭转家长不科学的教育观念，合理规范家长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家校沟通机制，增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信任，改变家校“共谋”实施应试教育的关系模式，探索良性互动的家校共育模式，明确家校各自在教育实践中的地位、作用，确立在高质量教育实践中家校良性互动和合理关系的边界，建立充满活力的家校关系。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必然意味着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将会得到大幅改善，教育焦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前提条件将得到根本改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从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入手，彻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人才培养与选用实践中的线性逻辑也将会得到改变。当教育焦虑产生的前提条件和机制基础不断发生改变时，教育焦虑并不会自动消失，家长需要自觉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摒弃功利化思想，科学合理地规划适合儿童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使自己从过度参与教育实践的焦虑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