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他之所以如此，除去说自己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之外，还在讽刺日本人，因为日本的私生子很多。另一原因当然则是由于他好挖苦人和好骂人的脾气。“章疯子”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当他到日本后，留日学生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会欢迎，他发表演说，曾对疯子（神经病）加以解释说：
“……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原演词刊《民报》六号）
这是他用这种说法，鼓舞革命党人“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虽说十分有力，总嫌特别了一点。
他和王氏的感情很融洽，从她的生育看来，便是证据。次年（一八九三）长女生，名（形近两个“爻”字；音丽），字蕴来。又过四年（一八九七），次女生，名叕（音辍），字穆君。又过二年（一八九九），三女生，名（四个“工”字组合而成；音展）。这三个女孩的奇异名字，当然出自她们的怪爸爸的手笔。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太炎三十六岁时，《自定年谱》写着：“妾王氏殁。”关于纪念性的文字，一句也没有，也许是寄沉痛于无言吧！不久，太炎在《顺天时报》登启事征婚，这种行动，在当时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还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件大事。他的“条件”列有五个，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以湖北女子为限。
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
第三条：要大家闺秀。
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
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夫死可再嫁，不和可离婚。
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当时，提到“再嫁”和“离婚”，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甚至不敢谈的问题。所以，一直也没有人应征。太炎也因风云事紧，顾不得风情，一拖便是十年。到一九一三年，才和汤国梨女士结婚，汤江苏吴县人，并不是他从前征婚启事中所说的湖北籍。这时，太炎年已四十五岁，汤女士才二十八岁，彼此年龄差距有十七岁之多。汤女士系出名门，秀丽高雅，博学能文，他们的结合，一时誉为名士佳人的良缘。二人在那年六月六日正式结婚，地点是上海爱俪园。观礼的宾客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英士诸名流，介绍人是蔡元培。
太炎在平常日子的穿着，已属奇装异服，有蒋竹庄的记述为证：“太炎之服装举动，亦至离奇。恒服长袍，外罩以和服，断发留五寸许，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等到举行婚礼时，更表现得怪异。他穿着明代衣服，头上戴的是一尺多高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司仪唱三鞠躬时，新郎的大礼帽迭次落到地上，引起哄堂大笑，连素来沉着安静的中山先生，也笑不可仰（丁慰慈语）。
大家既知新郎和新娘都是博学能文的，在婚筵余兴节目中，自然要求他们即席赋诗，借助雅兴，并限二十分钟交卷。太炎口占五言绝句如下：
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
振衣陟高岗，招君云之端。
新娘汤女士原是上海务本女塾高材生，自可高吟一曲，但在此种场合，难免娇羞，遂以“无此捷才”辞，但在众情难却之下遂录旧作《隐居》七律一首如次：
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来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
销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
同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争存。
虽然没有朗诵，也算过关了。接着，杨李威女士又请太炎再赋诗谢客及谢介绍人，在众宾客鼓掌赞成声中，太炎又口占一绝：
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
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太炎新婚的热烈情况，载在当时上海的《民立报》，而新婚伉俪的情爱，是又热烈又高雅，太炎和汤女士都有佳作纪录，惜传出者不多。
他们结婚后两个月，即八月初，太炎便被袁世凯诱到北京，幽禁在龙泉寺。太炎是极端忧愤，深觉政界之诡诈无耻，痛不欲生。曾致函汤女士，除交代后事外，并大发感慨。信中说：
“不通函件四旬，幽居四月，隐忧少寐。饮食之费皆自给，不欲受人喂养，今遂不名一钱。延至六月，则槁饿而死矣！亦不欲从人告贷，及求家中寄资。盖如疗瘵之人，不可饮人参上药，缠绵患苦，不速脱离也。有十年前起义时所制的衣，常藏箧笥，可为亡后纪念。
“吾生二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遇祸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已矣！”
汤女士得太炎函，于交代后事之凄婉辞旨，深受感动，泣不可仰，便立刻谋救太炎。她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为太炎请命，中有“结缡一年，誓共百岁”的语句。又有一信致徐世昌，请其为太炎在袁世凯面前说情，“乞赐”太炎“回籍”，是一篇至情至性之文，并且说得不亢不卑，极为得体。她说：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结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陨，生命轻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母年七十，夙瘿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违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则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瞀，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后来太炎晚年时，汤女士经常从旁照顾婉劝，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已较前改善很多。曾有一次认真地检讨过自己的往事，特致函友人说：“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无大过。”虽说是他忧患余生，涵养日深，但汤女士的婉劝之功，也不可没。例如，他对于民国开国期间的人事，多有不满，曾在《自定年谱》里志其异说。但在晚年，题《民国开创史》（曹亚伯著）时，仅有十四个字：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又含蓄又文雅，比起他因之成名的嬉笑怒骂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