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名是李玉泉。因为我是山东平原县的，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改成了平原，今天说说我和中央纪委的故事。
现在回想一下，我自己对能到中央纪委工作感到很自豪，为什么自豪呢？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中央纪委不是一般的机关，能够进入这个机关工作的干部都是经过层层把关，过了“筛子”又过了“箩”，优中选优的，政治可靠、思想健康、工作积极、为人正派，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能在这里工作太不容易了，太难得了。近朱者赤，这里不是大染缸，而是马列主义大课堂。第二点，中国共产党这么大的执政党，中央纪委是这个大党最高执纪机关，当时中央纪委机关才200多人，一个室就20多个人，但是全党全国都盯着中央纪委，可了不得。所以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幸运。
杨慎，男，汉族，1934年10月生，安徽人，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8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信访室工作，1996年6月离休。
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和信访打交道。1985年到中央纪委信访室担任副主任前，我在中组部干了15年的信访。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中央要求加强纪委的信访工作，从各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加强纪委信访工作力量，组织安排我到中央纪委，还是干信访，这一干就又是10多年。
凌晨紧急处理一起集体上访
听到有人招呼他们，这群人一起看了过来。
我走到他们身边，问道:“老乡们，从哪来啊，路上辛苦了吧？”
“我们是河北容城的，来反映情况的，让我们进去找领导啊。”
“别着急，老乡们，我是中纪委信访室主任杨慎，就是专门负责接待乡亲们反映情况的。有啥事啊，跟我说。”我先自报家门，接着又说:“有什么情况我来负责解决，但是啊，你们不要在这聚着，在这站着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我们有专门接待大家的办公室，你们都跟我走，我一定帮你们解决。”
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几个看似领头的老乡觉得我这老同志态度很诚恳，说话很实在，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跟我走。
我把大家带到了当时还在东城区府学胡同的信访室，让大家都进了接待室，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休息，一边安排信访室的同志去买馍、打开水:“老乡们，我们这里条件简陋，委屈大家了，不能请大家吃饭，大家吃点馍，喝点水啊。快坐下吧，先休息休息。吃完饭啊，大家有啥事就跟我说。”
信访室的同志很快买来了馍，给几十个上访的老乡每人两个馍，又找来杯子和暖壶，给大家倒了热水。老乡们折腾了大半夜，正是又饿又渴，热乎乎地吃了馍喝了水，身上和心里都舒服了不少。大家一合计，都说这个老杨同志看着怪好的，说不定真能行呢。
老乡们派了两个代表跟着我到了接待办公室，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原来他们是反映当地乡里和村里的干部多吃多占，侵占老百姓利益的问题。
我一边听，一边记，把情况了解清楚后，最后答应调查清楚后，一定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我做群众工作的要领
处理这样的上访事件。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对信访中发现的类似问题进行了梳理。通过信访简报方式向中央和中纪委领导反映情况。对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不必大动干戈。我跟他们说，可别小看这个信访简报，它可是能起大作用，这个就是党的性质决定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什么叫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我们就是在做这些具体工作。通过我们的工作，把群众的呼声反映给中央，供中央领导参考。在信访室工作，我们就是个渠道，是个桥梁，就有责任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反映给中央，让中央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在这个时期，各级纪委恢复重建后不久，各项工作都在边摸索边开展。党员和群众的来信来访，是纪检机关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一重要渠道，能够发现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还能发现党员违纪案件的线索和信息。不少大案要案的线索是来信来访提供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违纪问题，也是群众来信来访揭发出来的。
信访室的同志们常常要我介绍做好信访工作的要领，我说只有两条，一是切实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二是“接地气”。要放下身段，把自己放到群众当中。我是农村基层干部出身，干过村支部书记。1949年，我一参加工作就在当地农村，后来才到县机关、到地委机关、到省委机关、到中央机关。我在辽宁大连、河北固安都当过基层干部。我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懂群众语言，我知道他们在想啥、需要啥，能跟他们沟通，这就是我做好工作的方法和要领。
我对信访工作充满了感情
作为一个老信访，我经历了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后的信访室，既处理中央纪委原来的信访，又承担了以前监察部的信访举报工作，受理的信访举报范围扩大了，工作任务更艰巨了。合署办公后的信访举报工作如虎添翼，力量很强大，是当时中央纪委人员编制最多的部门。
1993年合署办公后，整个纪检监察系统的信访力量都得到了加强，全国共有2657个县级单位设置了信访机构，占全国县级单位的93.3%，县级专职信访干部7625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和信访干部积极鼓励、支持、引导和保护群众对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举报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高。
我做了几十年信访工作，每天接待的是天南地北上访的老百姓，看不完的信，写不完的总结、简报，事项繁杂琐碎。很多人都问我有没有厌倦过、有没有后悔过。我说没有，我对这项工作充满了感情。在平安大街上的和敬公主府，里面北边有一座三层的灰色小楼，我们中央纪委信访室在这里驻扎了近30年。这座小楼非常朴素、简陋，它见证了中央纪委信访工作的发展历程。一批又一批信访干部在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拆信、看信、办信、接待上访群众、整资料、写文件，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每次经过这里，我都忍不住转头张望，就像看到久别的家一样。
当然，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的烦恼，有过很多的困难，甚至委屈。但是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想，信访工作是直接联系群众的窗口，老百姓到中央来反映情况，他找谁？到了中央纪委，如果我们不理不睬，那让老百姓上哪儿去告？不能让老百姓在北京到处跑，根本找不到头，老百姓来北京上访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有个原则，属于我们工作范围的事，是我们的职责，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办好。如果我们不设身处地为群众做一些工作，不能为群众排忧解难，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满腔热情地接待群众的上访，实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我们纪委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对党绝对忠诚，为人民群众好好服务。对党绝对忠诚，具体到我们信访工作中，一方面就是接收举报特别是反映高级干部腐败行为的举报，必须高度负责，及时准确地向中央、向组织汇报；另一方面，干信访，就要满腔热情地关心群众的诉求，维护群众的利益，这就是对党的忠诚。
彭吉龙，男，汉族，1929年10月生，四川人，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6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研究室、政策法规司、中国监察杂志社工作，2004年2月退休。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改革不断深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全方位、开创性的伟大成就。突出表现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壮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升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40年间，为推进改革开放，党中央作出了许多英明决策，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其中，深入持久正风肃纪、反腐倡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提请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的议案》，这个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中断了20多年的国家行政监察体系正式恢复。新组建的监察部于198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监察部开展的第一个专项治理是清查涉外经济合同。1987年8月27日，监察部召开第一次清查涉外经济合同工作座谈会。随着清查工作的逐步展开，发现一些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外经济合同中，存在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偷税逃税等腐败现象。但在那个时期，认定是党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腐败，是十分敏感的问题，经研究，将上述现象概括为“消极腐败现象”。监察部及时将这些“消极腐败现象”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中，尖锐地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监察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报告精神，决定以清查涉对外经济合同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为工作重点，同时开展其他业务。在1988年7月，监察部印发《关于加强以廉政为重点的监察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各级监察机关要以廉政监察为重点，全面把握监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建立适应廉政要求的有效率的行政监察体系，着重抓好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等工作。
用留置取代“两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两规”措施最早出现于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行政监察条例》。1994年3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两规”作出规定。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颁布时，有关部门对“两规”进行了重新界定，在行政监察工作中，原来“两规"的习惯提法被“两指”代替。
改革开放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逐步展开，广大干部、群众对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涉嫌贪腐的举报日益增多，而纪检监察机关恢复组建初期具有的对贪腐问题的检查权、调查权很不健全，工作开展起来有困难，亟待结合实践积极探索，逐步完善调查手段。“两规"“两指”措施的使用，对于纪检监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腐败工作，对严肃查处腐败分子、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的监察体制有了重大改革。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决定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监委的职责、权力、管辖范围等，都有更加准确、完善的规定。例如，在“监察权限”一章中，明确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被调查人并有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等4类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进行调查。
从“两规”“两指”到“留置”，从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从而为强化党的自我监督，推进勤政廉政，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纪检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前，党员干部中如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党的纪检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都有立案、调查、处分的权力，在处理过程中，通常需要互相协商、协调解决。党纪政纪双重审查，耗时费力，影响工作效率。
1992年年底，党中央决定党的纪检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省区市纪委书记监察厅（局）长会议上，尉健行同志指出，合署办公是我国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适应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并使之形成合力的重大措施，以便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20多年过去了，实践、历史都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合署办公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反腐败九龙治水不行，必须把拳头攥起来。
任何改革最终都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新组建的监委不设党组，与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与1993年合署办公着力解决职能交叉重复、整合力量相比，这次改革的目标明确，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执纪与国家执法有机贯通起来，把过去分散的行政监察、预防腐败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力量整合起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在逐步深入展开，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李楚栋，男，汉族，1934年2月生，湖南人，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办公厅、干部室、香港中联办纪检组监察室工作，1996年1月退休。
1952年，我从湖南一个财会专科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设计处工作，后来还曾在冶金部、中科院等单位工作。
从无到有，纪检机构组织建设逐步加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后，陈云同志是第一书记，邓颖超大姐是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是第三书记，他们在党内威望都非常高。1979年1月，中央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会，对中央纪委的职责任务、工作范围、机构设置、干部配备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要求各省、区、市和国务院各部门也要尽快建立纪检机构。
在组建过程中，不少省纪委书记向中央纪委反映，省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但省委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很少提要求，都是中央纪委在提要求，工作不好开展。中央纪委领导班子对此十分重视，专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个领导体制问题要解决。
后来，中央纪委就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改变纪委领导体制，由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改为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1980年2月22日，中央批复同意了中央纪委的报告。这个变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中央纪委的要求可以通过省纪委贯彻下去，省里的其他部门也好配合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省纪委领导的任命要经过中央纪委的同意，有利于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
这个领导体制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固定下来了。可以说，从1978年到1982年，主要是恢复重建纪检机构，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中央纪委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真正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力量，解决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问题。后来，领导体制又发生了改变，把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个“为主”去掉了，领导体制就是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而且明确了各级纪委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要经过上级纪委同意。
再有就是纪委的产生办法，原先各级纪委是由各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后来改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要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就是说，纪委是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委下面的一个工作部门，纪委的权威和规格有了很大提高。同时，纪委的称谓也变化了，过去把纪委都作为党委下面的一个部门，比如某某省党委纪委或者是某某县党委纪委，现在则改成某某省（县）纪委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中央纪委可以向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律检查组进行监督，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提供了组织保障。党的十二大党章把纪委的领导体制等问题明确后，就更有利于工作开展了。
我们觉得只是党章原则的规定还不行，还要制定一个系统的规定，把纪委的地位作用和机构设置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按照党章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基层，都要设立纪检机构，配备纪检干部，然后设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中直机关纪工委、国家机关各部委纪委。1983年年初，我们组织力量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名字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健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加强纪检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不光规定了机构设置，包括干部编制名额级别都明确了，由中央纪委常委会通过，并通过中央纪委全会审议后正式印发。
建立机构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干部配备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搞一个关于各级纪委干部编制机构设置的规定，主要解决各级纪委班子规格的问题，文件由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制定，中央办公厅转发，就是《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文件明确规定，省纪委书记要由省委副书记级干部担任，县纪委书记要由县委副书记级干部担任，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是副部级干部，这样更加有利于开展工作。
不同时期对纪检干部的要求不同
选拔干部，首先是政治上要求非常严。中央纪委选人，一直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位，首要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讲政治，能够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还要求有比较高的能力水平。有一年，一个省的纪委书记到龄，省委组织部推荐了一个老同志，资格很老。我们考察后认为，这个干部很好，但文化水平偏低，经常闹笑话，很难树立威信。干纪检工作，要坚持原则，素质也很重要。
选拔纪检干部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敢于斗争。当时纪检工作全面开展以后，很多干部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是有人最后遭到了打击报复。我们把支持纪检干部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81年，我们抓了一个典型。某地林业局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一个纪检干部给他提意见，向上级反映，遭到了这个领导的打击报复。我们经过了解以后，报请中央纪委常委同意发了一份通报，要求旗帜鲜明地支持纪检干部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还有一个例子。1982年，某橡胶厂党委书记搞特殊化，把孩子安排进厂，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这个厂的纪检委员就反映上去了，后来这个领导的孩子指使别人对他进行报复，把他杀害了。中央纪委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督办这个案件，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并处理了包庇他的父母。后来组织上把这个纪检委员评为模范党员、模范干部，还授予他烈士称号。
改革开放后，经济搞活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这个时候对纪检干部廉洁方面的要求就更高了。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有请客送礼的风气。中央纪委就明确规定，纪检干部不能收礼，谁要收礼按照受贿论处，严重的开除党籍，规定比一般干部要严。
大约在1985年，中央提出明确要求：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所有在职和退居二线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律不兼任经济实体的职务。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成立了很多公司，请领导干部当顾问、监事、董事等。中央决定，凡是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得在经济组织担任职务。中央纪委也立即作出了相应规定，就是纪检干部一律不许参加各种经济组织，参加了的一定要退出。后来不少机关经商办企业，中央纪委明确发出通知，纪检机关一律不允许经商办企业，已经办的都要立即撤销。我记得之前有几个退休老干部把退休金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加油站，后来收到通知后，这些老同志就主动停办了这个加油站。
彼此称呼同志，关系很平等
我刚去的时候叫他“马书记”，他说不要这么叫，叫国瑞同志就行了。彼此称呼同志感到很亲切，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了，称呼里从不加职务。在中央纪委，领导与下属、同事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平等，这给我印象很深刻。
马老很注意听下属的意见，遇事喜欢和我一起商量。有时候一个请示报告报来了，他说你看这事怎么办，你提个意见。他分管过信访工作，有时候遇到问题了，他就让我先去了解，回来向他报告情况，对我比较信任。我觉得领导对秘书这样平易近人，让人很感动。所以我也很乐意，并且心情舒畅地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马老生活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一起出差，他每次都要交代我，吃饭简单点儿，不要铺张浪费。有一次到某地出差，当地准备得很丰盛，马老就不吃，最后只吃了一碗面条。他不怎么喝酒，但是喜欢抽烟，他抽的烟都是中低档的，抽“香山”牌的，好一点就是“前门”。
1982年，我从马老身边离开，调入干部室工作。从马老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品德，特别是平易近人的作风。后来我担任干部室副主任、主任时，只要有同志来找，我都会起身握手、让座，哪怕只是一般干部，我也要站起来一下，然后坐下来谈事，不能给人居高临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可以说，与马老共事的两年多，让我受益终身。
总的来讲，我觉得自己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党的要求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风党纪、严厉惩治腐败，取得了新的更大成就，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崔宽，男，蒙古族，1943年12月生，黑龙江人，198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1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党风室、四室工作，2004年8月退休。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40周年。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世界瞩目、令人信服的伟大成就，纪检监察机关也从恢复重建到不断发展壮大，我感到特别高兴。这40年来的历程，确实让人心潮澎湃，有很多值得回忆和感悟的事情。
对我个人而言，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就是1988年包头市组建监察机构，我当时任包头市土右旗旗委书记，自告奋勇地找到市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说我想参加组建工作。当时领导们不理解，说你旗委书记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我说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和为党工作的决心。领导看我很认真，就同意了。
之前做旗委书记，主要靠召开常委会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现在来到新组建的监察局工作，还真有些不适应。起初，就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到有关部门要经费，要办公用房。但我是自愿来的，干劲十足，毫无怨言，组建工作也顺利展开。
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为党为国家多做点贡献。这句话虽然简单，要做到却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开展调查，不同于司法机关办案，要善于从政治上把握，争取最佳效果。纪律检查工作不仅是惩处腐败分子，更是挽救干部，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从而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检监察机关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我感受比较深的，一是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政治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良好氛围。二是强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三是整风肃纪敢动真格。一说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确实是深入人心。四是强化不敢腐的氛围，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对腐败分子是一种震慑，对广大干部是一种爱护。以前，吃喝问题治理了很多年，也发了很多文件，都没管住。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刹住了这股风。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将继续与改革开放同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滕尔全，男，汉族，1946年6月生，安徽人，196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信访室工作，2007年3月退休。
我是1991年从部队转业到中纪委的，被分配到信访室工作。信访工作由办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上访、向领导提供信访信息几部分组成。我主要谈谈自己在接待群众上访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和体会。
善待上访群众，
充分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我进入机关工作的时候，我们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渐入尾声，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产生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从人少到人多、从单个到群体、从基层到北京，群众急切地想通过上访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拿我们中纪委信访室来访接待处说吧，平均每天至少要接待来访群众一两百人，多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可我们处里才不到十个人，可想而知每人每天要面对多少上访群众。
有一回，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名从河南来的老乡，到我们这儿上访。我在窗口接待登记，看到他手里拿着六个“路条”。所谓“路条”，就是有的信访部门根据群众上访所反映问题进行分类，按照各司其责的原则，给群众写着应该到哪个单位，包括地址，乘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线的一个小条子。我就问他，怎么这么多“路条”？他说我举报我们村里干部，有贪污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土地问题，还有好多问题，信访部门的人说举报得分解到六个部门去。
于是我就说，这样好了，你到我这儿来，反映村干部贪污问题由我们来办，其他的问题我来给你协调，路条上指定的其他部门你不要去了，我们联系省纪委信访室来协调，这样你在北京只用待一天。
这老乡听我说完以后，马上就要下跪，流着眼泪说，还是共产党好啊，还是中纪委好啊，一再道谢。我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这件事后我想，虽然今天这样做了，但以后肯定还会有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经过研究提出建议，群众上访反映基层综合性问题应该是齐抓共管，党委政府各部门不能各扫门前雪，让群众跑冤枉路。能够齐抓共管的要齐抓共管，能协调解决的要协调解决。
基层群众来上访有很多困难。所以群众到中纪委信访室上访，我们都是笑脸相迎，让他们喝点水坐一坐，先冷静冷静然后再说。有什么问题和诉求，我们都耐心倾听。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我们来访处工作量确实很大，除了处长以外，副处长及以下的同志，每个人都负责联系一个地区。群众来了先看他是哪儿的，比如一看是北京来上访的，那么负责北京的同志就把他引进来接待，填表登记，然后听他反映什么问题。再根据他说的情况，把反映的问题分类，如果是检举控告党员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腐败问题，或者涉及党员干部申诉，都属于纪委的受理范围。如果是老百姓提出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土地被占了、房屋拆迁补偿不够了、下岗之后的困难等，都要先听完了，属于纪委受理范围内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有能够在政策范围内给予解决的，责成或者协调有关部门来帮助他解决。总而言之，要想办法给他解决问题。对于政策确实没有规定的，或者上访人没有道理的，那要给他做工作、讲政策、讲道理。
此外，信访工作除了接受群众举报，筛选线索，认真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利益诉求问题，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倾听群众呼声、收集民意，通过信访渠道向领导反映，当前基层群众在想什么、最期盼什么、最痛恨什么，给领导决策和部署工作提供参考。
帮助上访群众排忧解难，
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要求
信访室的优良传统，是中央纪委领导长期关心教育培养出来的，也是几代信访人努力工作、共同创造出来的。
某县100多名群众曾多次集体上访，反映修铁路征地款补助太低，要求增加补助。他们先是在县里反映，后来到市里、省里上访。省里发了函，要求县里要认真调查解决。结果，函到了县委书记手里压着不查，群众不知道这个情况，就到了中纪委上访。中纪委的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直接到当地去督办。省里经过调查发现了问题，补偿款确实低了，应该给的没有全部给，县里以各种理由截留了一部分。另外，群众还反映了领导干部的其他一些腐败问题，后来两个副县长被查处。县委书记因为压案不办，引发群众的集体上访，对其追究责任，免掉县委书记职务。这就是要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给群众一个明白的交代，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像这样的工作，信访室做了很多很多。
来访接待工作还有其特殊性。它能够面对群众，直接为群众解决一点实际困难，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来上访的人，身份不同，文化层次、社会背景千差万别。在接待群众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不少困难。有一回，我接待陕西西安来的一个律师，他在上访中讲了很多法律知识，还使用了大量的法律术语，我本身不是学法律的，他说的一些名词，好多我都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就没法答复了，也不知道怎么给人家回答。这件事对我很有触动，教育很深。
不光是能力水平上的困难，在接待上访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风险。有些上访群众情绪激动起来，对工作人员言语不礼貌的、侮辱谩骂的，甚至动手的都有。我们就努力理解他们，他们有气、有委屈，我们多容忍、多包涵。群众发了火，我们耐心做工作，等群众慢慢冷静下来。再说，如果他们对我们有情绪了，发火了，我们跟人家也发火，对着干，那不火上浇油了嘛。
2003年“非典”的时候，中纪委信访室来访接待处不关门，坚持正常接访，不能让群众来了吃闭门羹。结果每天上访群众有几百人，我们就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接待、谈话。大家也没有什么隔离的设备，最多就是进门检查，每个人测一下体温。发现有体温高的人，就赶快送到医院检查。我们每位同志的敬业精神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受到委领导的表扬和上访群众的赞许。
努力做好上访群众思想工作，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有些人认为，群众上访是不稳定因素，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造成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恶劣作风，是一些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卑鄙行径，是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态度、能力、水平不够，没能很好地在当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不能因为群众上访，就说他们是不稳定因素。当然，上访确实给社会秩序、治安管理等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这些我们要正视和解决。所以做好信访工作，特别是来访接待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怎样为大局稳定、为社会稳定服务。这些都是通过大量的日常的、具体的工作来实现的。
比方说，群众来了北京，很多都要去中央纪委机关的大门口，但机关办公的地点不是接待来访的场所。如果在这里搞接待，那就会影响机关正常工作。所以要把他们引导到中纪委信访室来访接待的场所去，把矛盾化解在那里。多为百姓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就给社会增加一份和谐，就让群众对党增加一份热爱、一份信任，给国家带来安宁。同样，我们也指导基层纪委开展好工作，让群众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这个热潮洪流中去，要把不稳定的消极因素转变为有利于稳定的积极因素。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群众上访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机会，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我们党的优势在于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也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信访部门有做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也有这份职责。
作为我个人来讲，改革开放这40年全程都赶上了，可以说我是见证者、参与者。这40年既是艰苦的历程，同时也是伟大的历程、创造的历程。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我们的生活好了，我真是发自肺腑地高兴！感谢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感谢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肖建国，男，汉族，1948年10月生，湖南人，197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信访室、中国方正出版社工作，2012年6月退休。
不同寻常的拜年
1981年的大年初一，我醒得很早，窗外依稀传来远处放爆竹的声音，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但我并没有专注在过年的氛围中，从除夕夜吃着饺子到一早醒来，我脑子里一直想着放假前单位领导找我谈话的事。
那时我还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1975年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社里，踏踏实实地做着编辑出版工作，渐渐爱上了这个行当。
1981年春节放假前，社里人事部门的领导找到我，告诉我恢复重建不久的中央纪委正在从北京的一些单位调干部，人民出版社有4个名额，组织上觉得我条件好，各方面比较适合，决定算我一个。
乍一听这个消息，我有点蒙。人事部门的领导看到我的表情，微笑着说：“小肖啊，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这事你认真考虑考虑。”
我心里揣着这件事一直到了大年初一，但其实早就有了答案。虽然我对自己热爱的编辑工作放不下，舍不得离开，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决定这个觉悟肯定是有的。组织有安排，必须无条件服从。
正想着这些，突然有人敲门。
“这么一大早，是谁呢？”我一边想着，一边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时任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茂仪正站在门口。
看到我，陈书记笑盈盈地说：“小肖同志啊，大年初一了，我来给你拜个年，新年好啊！”
我明白领导的来意，赶忙说:“陈书记，新年好，谢谢您一大早就来我家拜年。您放心，我服从组织安排，一过完春节就去中纪委报到。”
陈书记哈哈笑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那好啊，我这年就算拜完了，思想工作也不用做了。咱们说定了啊。”
就这样，春节假期结束后一上班，我就到了当年位于南长街81号、后来的中央警卫局办公楼报到。随后，我被分到当时的控告申诉室，也就是后来的信访室工作。到信访室后，又被分配到信访四处，负责办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群众来信。
梦里都是看不完的群众来信
到信访室工作的第一天，同事把我带到放信的储藏间。之前我也想到过也许要看一大捆一大捆的信，可万万没想到，打开储藏间的门，看到的是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的麻袋，每个麻袋都鼓鼓地装满了信。我是湖南人，有股子执拗劲儿，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不信看不完这些信。每天从早看到晚，我彻底把自己埋进了群众来信堆里，一封一封地拆看，一麻袋一麻袋地清理，该摘编的摘编，该解决的解决，每天都重复无数遍必要的流程。办公室的光线不是太好，到了下午房间很暗，要把台灯打开。尽管这个时期来信堆积如山，但我心想，每一封信背后可能都有干部群众天大的事情，决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尽可能地看得细一点，属于工作职责范围之内的能多帮着解决一点问题就多帮一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那时也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时期。全党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的期望很大，希望能迅速解决问题，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期盼尽快解决，这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就代表了这些迫切的呼声。
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曾无数次梦到最初在信访室工作的点点滴滴。梦里是永远也看不完的信，信访室编制七八十人，还从各地抽调了一批人，大家夜以继日地看信、办信。梦里总是在张自忠路7号院，那个毫不起眼的灰色三层小楼，幽深的楼道，简陋逼仄的办公室，三四个人挤在办公桌前，高高的信堆后是一个个眉头紧锁但严谨认真的脸庞。梦里总是响起老式打字机咔嗒咔嗒的打字声，我们从一份份来信中找出重要内容做摘报、摘要、简报，用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油印出来。打字员们实在忙不过来了，就找钢笔字写得好的人，直接抄写在稿纸上面呈报。
在很多来信中，干部群众都是把党比作母亲，给中央纪委写信是给母亲写信，字字句句都是对母亲的倾诉与呼唤。信访室是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是党的工作的窗口、群众工作的窗口。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中国社会刚刚稳定下来的阶段，中央纪委受理来信反映问题的工作范围比较宽泛，一些不是职责范围内的也管起来。一些自己职责能管的自己管，管不了的给有关部门发函，请它们协调处理。
那时我孩子很小，每天5点多下班后，先赶回家把晚饭做好，让爱人孩子能吃上饭，再匆匆忙忙返回办公室，从晚上7点一直处理来信到半夜12点以后。这种情况连着好几年。办信的任务很艰巨，但十几年的信访工作培养了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改造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真正认识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信访室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逐渐成长成熟起来。我看到了信访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窗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党中央、中纪委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全党和全国人民甩掉旧的包袱，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些工作必不可少，也功不可没。
一封前线的来信
198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和其他同事分头安静地拆信、办信。
我像往常一样从麻袋里抽出一沓信，其中一封来自老山前线的来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赶快拆开信，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默读起来。这是前线部队一个排长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中央纪委首长，我是个老党员，我和部队现在驻守在老山前线阵地猫耳洞里面。······作为一名军人，我对祖国是真诚的。我是回乡新婚期间接到部队上前线的命令，婚假还没有休完，就回部队参战了。我尽了军人的天职，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我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两个多月前我写了血书请战，大大小小已经参加了几次战斗，现在我就在老山前线的这个猫耳洞里面，坚守着阵地。11月份了，但前线依然潮湿、闷热，毒蛇、蚊虫更是防不胜防。但是这一切我都不在乎，我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今天向你们写信确实是被逼无奈。几天前接到家里老父亲的来信，说我新婚妻子竟然被村干部给祸害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本来不想打扰你们，但是作为一个血性男儿，我容忍不了这种奇耻大辱。我真的非常伤心，我保卫祖国的疆土，寸土不让，我怎么就保卫不了我自己的新婚妻子呢？本来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怕影响战友们的斗志。但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就跟几个班长说了这个事。他们听了以后就炸了锅了。有人安慰我说，排长你别伤心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回家把这个王八蛋给宰了！”
“但是我想，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党在，就一定会为我伸张正义。所以，我写这封信向你们求救。”
我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生气，看完一遍又从头再读一遍。从心里默读到忍不住读出声来，再到义愤填膺地大声念完最后几行，我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泪水，手不由自主攥成了拳头，胸脯一起一伏喘着气。
“是，您是哪里？您找谁？”
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申诉室肖建国。”
“首长好，您有什么事？”对方马上说道。
“真不巧啊，书记他下乡了。”
“书记下乡了，副书记在不在？”
“值班的杨书记在。”
我回答：“这个事不打行吗？你看看这个信！”我边说边把信递了过去。
处长说：“刚才我也听你念了，这个事情我们是要做的，但是得有程序，得按规矩办，哪有你这种乱弹琴的？你是谁，哪有你这么干的？人家地委副书记也是高级干部，你看看你刚才这个口气，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红着眼圈，说：“我真是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事太气人了！”
过了好大一阵，另一个同事来叫我，说张主任让我去办公室一趟。
我来到主任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半开的门，走了进去。张主任正在桌前看着文件，知道是我来了，故意不理我。旁边站着的处长冲着我使眼色。
我走到张主任跟前，说：“领导，我来了。”
张主任“啪”的一声把手中的文件摔在桌上。
“你姓什么？”
我回答：“我姓肖。”
“你还知道你姓肖，你还知道我是你领导！你给我乱弹琴！还有规矩没有了？你这么搞，我们中央纪委根本就不要讲纪律了。我告诉你，你好好给我作检查！”
我赶忙认错，说：“主任你先别着急，你先把这个信看看啊，真的这事咱们必须得管啊！”
张主任说：“信我看了，这个事情要办。但是没有你这么不讲规矩的，都像你这么不讲规矩，不就乱套了吗？你得好好认识你的错误！”
发了一通火之后，张主任对处长和我说：“这个事情很特殊，也很严重，你们搞一个信访简报，往上面报一下。”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回到办公室，一鼓作气，把信访简报写完了。然后拿着稿纸，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打印室找到打字员，恳求对方放下手里其他活儿，先把这份公文打出来。我站在打印室里眼看着打字员把文件打出来，然后拿给处长批完，再给张主任过目。很快，张主任修改审定并且签批同意呈报。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胡耀邦同志的秘书直接来到了信访室，带来了胡耀邦同志在这份信访简报上的批示。随后，从调查查明情况、到逮捕抓人，再到公诉判刑，只用了19天。这个违法犯罪的村干部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后来，我常常想，与在边关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的军人相比，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我们还有什么可委屈的，还有什么算得上艰苦？每一封信的背后都可能是来信干部群众眼巴巴期待解决的难题，甚至是大委屈，自己的工作责任重千钧啊！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出版社岁月
今天，中国方正出版社发展日益壮大，出版的精品图书数不胜数，是纪检监察系统学习图书资料的“后方仓库”，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让我刻骨铭心的，并不是出版社后来辉煌的工作业绩，而是最初几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艰苦创业岁月。
那时候，出版社卖书要送书上门，新街口书店、西单书店等各大书店以及京西宾馆等党政机关开会的地方，都需要送书。出版社没有汽车，送书基本上靠三轮车或者自行车。后来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吴玉良是第一任社长，他三轮车骑得好，要是装的书多了，经常是玉良同志在前面蹬车，我和别的同志在后面推。后来机关淘汰了两辆旧车给了出版社。这两辆车一打火，声音就像开拖拉机一样，经常中途熄火，得下来推才能重新启动。但就是这样淘汰的旧车，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坐的，不管社长、编辑还是办事员，真有事才能坐。
有一天，我去教育部联系稿子，就坐了那辆伏尔加牌的旧车。快到教育部大门的路上有一个小坡，结果上去的时候车熄火了，溜了下来。教育部的同志出来接我的时候，看见司机在车上打着方向，我正费力往上推车，赶忙和旁边看门的老大爷一起帮着推，才把这辆车给推上去。
正在为难时，社里的年轻同志胡驰说：“老肖，咱们两个骑自行车送吧。有这么一个大客户，大家高兴得不行，一次买5000多元的书，是‘上帝’，不能怠慢。”
我同意了胡驰的提议，两人说干就干，先到库房点书、打包，装上自行车后架，捆绑牢靠后就蹬车出发了。因为太重，一路上不时摇晃。
上午10点刚过，我们从机关出发，到中央党校读者服务部时都快12点了。为了不影响读者吃午饭，也顾不得因汗透衣衫而加重的春寒，赶紧办理了验货交货手续。一切妥当后，心满意足地骑上车往回返。回家的路上虽然没负重，但蹬车的腿有点软，使得回程速度比去时慢了不少，更不好受的是肚子饿了，到动物园附近时已近虚脱，我们商量在附近找点饭吃。
这趟来回近40公里的自行车送货，到底有多累，时隔多年以后，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胡驰请吃的那顿饭却一直记得很清楚，没有客套，没有虚伪，甚至有欠斯文，不穿插废话的饭，是人间至味。
BP机与大哥大
1996年下半年，我被提拔为副社长，成了社领导班子成员。说是领导班子，实际上只有吴社长和我两个人。
我当即表示同意，社长“抠”是有“抠”的理由，务实的作风和精神真让人由衷佩服，有这样的领导，还能做不成事吗？甩开膀子干吧！
当时就是这么一种作风，艰苦朴素、努力奋斗。这段创业的历程虽然伴随着无数的汗水，虽然艰难而辛苦，但干事业的热情和斗志激励着每一个人无怨无悔地付出，以20多年的奋斗，让如今的中国方正出版社跻身出版强手之林。
时光荏苒，转眼3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我这30多年的工作经历，确实是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咱们机关的发展，见证了纪检监察机关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是个普通的亲历者，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奋斗者是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发展的亲历者，未来也一定会是这个新时代辉煌奋斗史的见证人！
孔祥仁，男，汉族，1953年12月生，山东人，198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5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办公厅、监察综合室、中央纪委外事局工作，2014年3月退休。
光阴似箭，纪检监察外事工作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我作为从事纪检监察外事工作的外语专业干部，亲身见证和经历了纪检监察外事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看到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不禁感慨万千。
外事工作的起步
1987年监察部恢复组建后不久，对外交流便提上了日程。我是1988年5月调到监察部工作的。那时，中纪委的对外交流是由中联部负责的。我们国家行政监察工作中断20多年了，怎么个搞法没有经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国外学习借鉴。按照监察部领导同志的要求，办公厅很快行动起来。当时负责外事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办公厅主任李至伦同志，后来他担任了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对外，他是外事工作负责人，我是唯一的工作人员。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跑使馆，开展工作。
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代表团出访考察，一个是考察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搞行政监察工作的，再一个是考察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监察体制及其工作情况。后来监察部成立了外事办公室，也就三五个人。但是短短几年，监察部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新加坡、泰国、瑞典、英国、埃及等20多个国家的监察机构建立起交往关系。除继续派团出访外，我们还邀请这些国家监察机构组团来访，共同交流做好监察工作的经验。外事工作对于如何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发挥了促进作用。
外事工作的大发展时期
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后，专门设立了外事局。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纪检监察外事工作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工作思路是：继续保持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交往关系，同时开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纪检监察机构的交流合作关系，并将政党之间在纪律监督方面开展交流列为工作重点之一。根据中联部的指导和配合，中纪委不仅同执政的共产党就党的建设和纪律监督进行经验交流，也有选择地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进行交流。到20世纪末，中央纪委监察部同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交流合作关系，与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监察机构和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交流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整体上进入经济和平发展时期，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巨额财富的积累，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治理腐败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共识。到90年代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展了反腐败斗争。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纪检监察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反腐倡廉工作上来。这对外事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也相应集中到反腐倡廉上来。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借鉴国外治理腐败的经验和做法，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意志，介绍中国反腐倡廉的方略和做法，在反腐败国际舞台上增加话语权，提升国家廉洁形象。为此，我们的交流合作对象扩展到各国的反腐败机构，并积极同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加入国际性和地区性反腐败合作机制。1995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同巴基斯坦一道发起成立了亚洲监察专员协会，我们派代表团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反腐倡廉会议。在反腐败领域，我国开始站到了国际舞台。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进入21世纪，全球反腐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没有哪个国家不高举反腐败的大旗，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趋势，世界各国携手治理腐败形成共识。我国纪检监察外事工作同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的建立，发挥大国的作用。
在双边合作方面，与我们建立起交往关系的国家扩展到近90个国家，我们有选择地同近20个国家的监察及反腐败机构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把合作用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美两国在执法合作框架下设立了反腐败工作组，开展实质性合作，特别是将追逃追赃列入合作的范围，我们向美方提交了逃美贪官黄玉荣、乔建军、许超凡等的案件，提请美方协助追捕。
在多边合作方面，我们代表国家参与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制定和谈判，积极提出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主张，我国成为第一批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也是实施该公约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我们同美国联合发起成立了20国集团（G20）反腐败工作组，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发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反腐败合作机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与提高透明度工作组，并逐步成为其主要成员。我们还同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开展了交流合作。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演讲专门论述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我国主导起草了《北京反腐败宣言》。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我国将反腐败国际合作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起草了《2017—2018年反腐败合作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点阐述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中国主张。我国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参与者逐步成为合作的引领者和积极推动者。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风暴
追逃办精心部署，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整体合力。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名单的红色通缉令，指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腐败分子，将他们置于全球围捕之中。到今年7月，已有近60名红通外逃贪官归案，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公职人员825名，追赃超百亿元。同时采取一系列防逃措施，如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日常监管，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重大事项报告情况进行审查核实，强化因私护照和出入境管理，推行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资金流动，斩断资金链，压缩外逃贪官在外生存空间。外逃人员人数直线下降，2014年101人，2015年31人，2016年19人，2017年4人。
看到这些成果，作为反腐败海外战场的一名老兵，我感到分外欣慰。追逃追赃工作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各部门的密切协作，也离不开长期外事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和逐步建立起的全球反腐败合作网络。
安治邦，男，汉族，1937年2月生，山东人，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三室、六室、“两案”办工作，1997年6月退休。
1963年，我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十年动乱结束后，1978年学校开始落实政策，我在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此项工作。之后，纪委恢复重建，我又到学校的纪委工作，任专职纪委委员。1983年，中纪委到一些高校选干部，我和几位同事先后调到中央纪委机关，一直工作到退休。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对做一个合格的纪检干部有一些粗浅的体会。
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为准绳，实事求是，敢于担当
到了中纪委以后，组织安排我到三室工作。当时三室负责联系东北、华北区域，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内设机构调整，三室变成了六室，还是负责东北、华北。
纪律检查工作最基本的一条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当然，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也常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我想，只要没有私心，不把个人利益与查处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就不难把握好量纪的尺度。实事求是，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初核后，在和地区一位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时，这位领导同志表示：没什么大事，就交给我们办吧。当时我想，中央领导这么严肃的批示，怎么能用“没什么大事”来向中央报告呢？说实话，当时我也担心，怕交给当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回来后，我们如实向委领导写了报告，并建议派人参加调查。后来，领导决定由中纪委、中组部和省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当地纪委派人配合。此后，在一年的调查中先后立案40余起，有的追究了刑事责任，有的受到了党纪的严肃处理。省纪委利用典型案例对全省党员干部进行了教育，并举办了警示教育展览。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搞纪检工作必须得有点担当精神，得有点抓住问题不撒手的韧劲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查处的这些问题中，确实没有像现在查办的“大老虎”，甚至连上万元的案子也不多，有的就是一台电冰箱、一台电视机，甚至是一副棺材板。问题虽然不大，影响却不小。当地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党政军的很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曾在那里工作过、战斗过，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也很朴素，打心眼儿里认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百姓收入低、生活水平不高，一些基层干部“吃拿卡要”，影响是很坏的。如果没人管，老百姓就会失望。
动真碰硬，用周密的调查还原事实真相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历了拨乱反正、恢复秩序的过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纪检机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纪检工作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将我国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相伴而来的体制转换、政策创新、观念转变也使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着许多复杂情况，腐败现象的滋长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土壤，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在总体上呈现出易发高发的态势。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现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要求重点抓几个严重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干扰、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贯彻落实，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扎扎实实抓出效果。
在这起非法集资案涉案人员中，有99人构成犯罪。其中，2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判处死缓的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人；其他除少数免于起诉的外，都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有12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无锡市非法集资案案情复杂，涉及范围广，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同志亲自带队调查。联合调查组的高规格、大阵容对涉案人员构成了强大的威慑，整个案件的调查进展比较顺利。最终，通过拍卖公司资产，偿还参加集资人的集资款，使其减少了损失，维护了无锡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刘丽英同志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的元老，是我由衷敬佩的老领导。刘丽英同志从室主任到中央纪委常委、副书记，一直负责案件检查工作，并亲自参加了很多大案要案的调查。我在自己工作中亲身感受到，刘丽英同志以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执着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参加办案人员的严格要求，带出了一批热爱和熟悉案件检查工作的年轻干部。我本人从没有办过案到比较熟悉案件检查工作，是与刘丽英同志的帮助和教育分不开的。
比如，刘丽英同志对工作质量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调查取证来不得半点马虎。对查办违纪案件，刘丽英同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板上钉钉带拐弯”，意思是要把每一个案子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个人犯了错误，违反了党的纪律，甚至触犯了法律被立案调查，直接关系其前途命运。因此，不认错、不悔罪、说假话、出假证，或者避重就轻、敷衍搪塞，利用种种手段对抗调查的并不少见。比如我们在调查某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时，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将价值几十万元的数块高级手表，让其儿子转移出去，调查组费了很多周折才从境外追缴回来。还有一次，有人举报某地委书记收了别人送的一架高级照相机，调查人员在找他核实时，他却拿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傻瓜相机来应付。类似事例每个参加过纪律审查工作的同志都会遇到。所谓以事实为依据，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通过周密的调查还原其真相。刘丽英同志常说，要穷追不舍。没有一股子穷追不舍的劲头，是难以把问题彻底查清的，甚至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这也是对调查人员的考验。
做党的忠诚卫士，不要向党伸手
新中国成立前，我家里很穷，上不起学。解放了我才上学，因此上学比较晚。后来我上中学、上大学一直都是拿助学金的。没有党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的一切。1956年，高中二年级时我加入了共产党，算是个老党员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校长、党支部书记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他在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记住不要向党伸手”。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慢慢知道了，不要认为自己有了点儿本事，有了点儿知识，为党做了点儿工作，就觉得有本钱了，就向党伸手要这个要那个。我自己一辈子没有忘记老校长的嘱咐，在中纪委工作的时候、退休以后，我都没有借手中的权力给自己办过任何私事，也没有办过别人请托我的事情。比如有人找我向地方领导打招呼解决职务问题，虽然我跟那个领导很熟，关系不错，但我对来人说，你够条件组织自然就会提拔你了，你不够条件我也没法去说。还有人找我跟地方领导做工作，想承包当地高速公路的工程，许诺拿下项目后，可给不菲的回报。我坚决拒绝了，告诉对方，我没这样的门路，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不向党伸手，你让我替你向党伸手，我这个手也伸不出去！
纪律检查工作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使命。纪检干部有个称呼叫“党的忠诚卫士”。这是一个闪烁着光芒、带着几分威严的称号。它要求我们要像新华门前的卫兵那样，必须站得直、行得正，要把维护党的纪律胜过维护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不配这一光荣称号！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完成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不能辜负了党的信任和希望。我们机关很多同志为了工作长期离家在外，不分昼夜，有时是带病苦战在一线，没有半句怨言，以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培育和传承了中央纪委机关的优良传统。
我们这一代人啊，让“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十年的宝贵时光。越是遗憾这段时光的荒废，越是珍惜以后的日子。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有了安安稳稳为党做一些有益工作的机会。我常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话激励自己。现在回首往事，自觉今生总算没有虚度。
这些年来，中央纪委机关来了很多年轻同志，很多都是大学毕业、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的。我觉得他们是很幸运的。中央机关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是个有利人成长的地方。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认为到了中纪委就进了保险箱，保险箱也不一定保险，关键还要看每个人怎样把握自己。我非常羡慕机关的年轻同志，真想时光倒退20年，我能重返反腐一线，再和大家一起战斗。
滕少华，男，汉族，1947年3月生，山东人，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1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纪检监察研究所工作，2007年3月退休。
我在中央纪委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参与了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和许多领导同志一道工作过。我感到，中央纪委的工作作风、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特点非常突出，那就是严谨、细致、深入和扎实。
对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探索
他们的作风、态度令我敬佩
我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经常跟领导同志打交道，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令我敬佩。
2000年9月初，尉健行同志考察内蒙古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有一天是安排参观成吉思汗陵。尉健行同志是中央领导，到内蒙古参观成吉思汗陵体现了对民族团结的重视。所以尉健行同志参观完以后就题了字。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一个工厂。因为尉健行同志曾经在国有企业担任过领导职务，所以干部职工非常热情，情绪比较高涨。当时我们在门口看到工人们围着尉健行同志不知道在说什么，热烈鼓掌欢迎，有的老同志还掉了眼泪。等出来的时候，车间的门口放了一个铺着红布的桌子，上面摆着笔墨和签字本，我们心想肯定是等尉健行同志题字的。可是尉健行同志到那儿的时候，头也没抬就过去了，这个字也就没题成。
我就在想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给成吉思汗陵专门题了字，而这个字不题呢？这其实就反映了尉健行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字该题、什么字不该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身作则落实有关规定，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尉健行同志在给成吉思汗陵题字时没有题日期，他当天晚上在宾馆做了补写，派人专门送回去，这体现了他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是很认真的。
尉健行同志除了对自己要求比较严之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多次强调，中央提出的一些规定或者要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经跟我说，在尉健行同志身边工作确实是战战兢兢，因为尉健行同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给我们树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正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是对身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我在纪检监察研究所任所长时，跟何勇同志接触也比较多。有一次我们在外地召开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会议，何勇同志要出席这个会议并讲话，监察学会为他起草了讲话等他审阅。当时他工作非常忙，是赶在会议闭幕前一天到的。到了之后，当地有好几个领导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就说中央要求不能搞迎来送往，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有个人接就行了。所以他也没和那些领导见面，坐上了我带来的一个面包车直奔宾馆。到了之后谁也没见，主要跟我谈这个讲话稿。他说稿子总体可以，但他刚刚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一个工作会议，其中有一些精神他认为有必要传达，以利于在今后工作中贯彻执行，这样的话，讲话内容就要改变一下。何勇同志说，你们甭管了，然后自己在屋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根据中央会议精神修改了稿子。
还有李至伦同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调查研究是考察事物最基本的方法，所以一定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来写报告。他对我们报送的中国监察学会的工作报告，都是逐字逐句推敲。比如说，是中国监察学会还是监察协会，各省区市分会工作该怎么开展，如何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来开展反腐败研究，等等，他都是认真调研深思熟虑才去修改的。
焦耀卿，男，汉族，1938年12月生，河北人，196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1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长期在信访室工作，1999年4月退休。
我是1981年到中央纪委的，来了以后就在信访室来访接待处工作，一直工作到1999年退休。
刚来的时候主要工作是窗口登记，那时候中央纪委刚刚恢复重建，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好。来访接待大厅设在（东城区张自忠路）七号院西南角。说是大厅，其实就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平房，两三个人挤一张办公桌。工作节奏非常紧，8点钟准时上班，每天都得提前到岗做好准备工作，晚上还得轮流值班。大家都很自觉地工作，兢兢业业，非常负责，没有任何怨言。
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央纪委刚刚恢复重建，上访群众比较多。每天都得有上百人甚至几百人来访，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整个接待处只有十来个人，面临着非常繁重的接访任务。各种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上访闹事，甚至出现自残自杀及行凶事件。所以从中央纪委的领导，到信访室的领导、接访处的领导都很重视，我们处长更是几乎天天值班住在信访室。
接待上访有时候还很危险。记得有一次我下班以后，一个经常上访的人就跟着我走，不明企图，一直到了通县县城，眼看快到家了，也没有甩掉他，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进了公安局大院才脱身。还有一次，一个上访群众又来闹访，情绪很激动，他精神有点问题，最后他拿刀把我们一个工作人员刺伤了。
说实话，干信访工作是要学会承受委屈的。有的上访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需要地方和其他的部门、单位来解决。这就要积极劝导他们到有关部门去，同时还要跟有关部门进行联系，协调帮助处理。但是也经常有人因为问题解决不了，回头就把你告了，所以要学会承受，做到清者自清。
有一次，一个上访者代表部分群众来上访，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就有群众向中央纪委写信反映，说给了信访室工作人员3万块钱，但没解决问题。中央纪委领导批示要认真调查。这个人别人没接触过，主要由我负责接待。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那时候刚好我们来访接待处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要在大会上发言。我这个发言突然被取消，我们来访接待处的先进集体也差点被取消。后来组织上找我了解情况，我说当时他确实是要给我钱(不知多少)，但是我没收。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底线，当时就没当回事，也没给上级汇报，所以组织也不了解情况。后来经过认真调查，当事人最终承认事实真相如我所说。组织审查期间，我始终觉得自已行得正立得直，所以我该怎么着怎么着，继续干好自己的工作。
除了来访接待之外，有时候为了一个信访件的核实，还经常需要到各地去。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我们会分批下去，一方面是督促办理，另一方面是就有些具体问题做深入了解，进行直接调查。有一次，河北来了封群众来信，反映某公安局局长以权谋私问题。中央纪委领导批示后，我们去当地调查了解实际情况。经核实，发现情况属实，这个公安局局长确实是以权谋私盖楼房，盖完之后又违规加盖一层，内部还装上电梯，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施工。核实完了我们写了一个报告，最后处理了这个公安局局长。所以说有时候信访件不能一转了之，亲自下去督办效果还是不一样。抓与不抓不一样，抓紧一点和抓松一点也不一样。
来访接待工作非常艰辛但很光荣，组织关怀，领导重视，群众信任。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就以各种形式表示谢意，有的来信表扬，有的赠送锦旗鼓励，甚至有的专门来京上门表示感谢。来访接待处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来访处党支部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表彰大会。当时感觉我们所吃的苦、犯的难、受的委屈和所做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群众的肯定，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信访室特别是我们来访接待处实际上是中央纪委与老百姓打交道最频繁、最直接的部门。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再苦再难，首先要这样考虑问题。一般来说，来上访的都是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问题，要不然他不会来访的，一旦来访说明问题对他们确实很重要。来访接待也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做好纪检监察工作首先要了解基层的情况，要有群众观念和群众意识。现在年轻同志到机关，首先就是到信访室接访，锻炼一年再分配到其他岗位。机关干部也会定期到信访大厅做接待群众的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
王再华，男，汉族，1939年7月生，河北人，196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3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一室、二室、三室工作，1997年12月退休。
要不怕艰苦、不忘初心
第一个案件和第一届先进工作者
做党的忠诚卫士
就是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
革命老前辈的一言一行
在我头脑里扎下了根
赵兰春，女，汉族，1946年1月生，河北人，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3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六室、九室、七室工作，2006年7月退休。
我1983年调入中央纪委六室，开始在综合处工作。几年后，我自己主动要求轮岗，主要想全面锻炼一下自己。领导看我决心挺大，就同意了。
1993年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我到了第九纪检监察室工作，后来机构调整，改称第六纪检监察室。2001年，我交流到联系华东片区的第七纪检监察室工作，一直到2006年退休。所以，我在中央纪委的日子，都是在纪检监察室度过的。
要不断学习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想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有些人就钻了空子。重庆市上了一个芯片制造项目，以生产线设备的名义从美国引进，市里两名领导牵头来搞。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根本不是生产线，只是一个实验设备，还是一个技术很不成熟、即将被淘汰的实验设备，外方以生产线的名义卖给了我们。
重庆市这边是以一个电视机厂的名义引进的，当时美方只是展示了少数实验品，后来重庆方面发现所谓生产线根本不能批量生产，不值得再花资金运回来，就扔在了美国，钱也打了水漂。电视机厂还把200台电视机运到了美国，钱同样没收回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存在违规行为的，项目引进来之前要提交可行性报告、经立项批准之后才能实施引进计划，进行拨款、汇款等。我们检查文件时发现，立项申请就是这两位领导批准的，但立项文件却是冒用另一个文件的文号发出的。我们把它的立项文件收上来，根据文号查发文本上的记录，发现那上面登记的是别的事项。这就说明两位领导在引进此项目时，明知存在问题而故意隐瞒真相，目的就是套取经济利益，为逃避责任，就在文号上对立项申请这一关键程序上做了手脚。这个发现很关键，证明他们有主观故意是有责任的。后来还查到有部分钱汇到了加拿大，追踪调查发现这两位领导中有家属就在加拿大。最后根据调查对两人作了处理，中央纪委还进行了通报。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我理解，做纪检工作就是要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来，这也是纪检工作的一个好传统。通过调查重庆市引进项目的这个电视机厂负责人的问题，我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
这个电视机厂原先效益挺好的，但后来就不行了，濒临破产。工人不干了，都知道是厂长跟一小撮人把这个厂搞垮的，钱都流进了个人的腰包。群众意见很大，到处反映问题。室里让我带人去调查，给群众一个交代。
后来工人们就自己组织人，分了组，轮流在这个厂长家门口盯着。当时正是大冬天，工人穿着军大衣就在附近的灌木丛里躲着。盯了十天左右，有一天晚上从窗户里看到这个厂长的影子，马上向我们报告。
案子随后很快就突破了。他藏匿的东西包括账本、文件等都被我们找到了，最后他一看大势已去，就全部交代了。从这个事上，我体会到，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保护他们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做好工作可依赖的重要力量。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
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
我感到，做纪律审查工作，前提是要以事实为依据，这样谈话才能有底气、有力度，给对象以压力。同时，也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思想工作做通了，案件突破就有了基础。
要善于把握时机
我们发现了这个账外账和他们的银行账号后，没有声张，只是在调查组内部进行了通报，并准备到银行查账。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机很关键，一旦错过了时机，这个线索的价值可能就没有了，可能问题就很难查清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好好把握的。弦要绷得紧一点，精心谋划部署，把自己的步骤安排好，寻找时机和切入点，定向突破。
中纪委多年的工作，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也增强了我的责任感。组织培养我、信任我，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得好好去完成。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中央纪委去的，不是代表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中央纪委机关的形象，关系中央纪委干部的形象。所以，作为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说话办事必须谨慎，开展调查工作必须严格依纪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