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许多年轻人眼中，春节需要“自救”，也令人头疼。每当过节回家，单身男女免不了被长辈催婚，甚至直接去相亲。“中国式相亲”由此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或许它本身没有正确答案。
为此，我们采访了三种身份的人，他们分别是相亲节目的导演、研究婚恋问题的学者和相亲者自己。把三种角色放在一起，从更多的视角来探讨这个话题。
只见物质条件不见人
上观新闻：其实相亲并非中国独有，韩国、日本等也同样成为社会话题。这是不是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
沈奕斐（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作为寻找恋人的方式，相亲是全世界都会用的。现代人结识陌生人的机会，除了在生活和工作中自己结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通过他人介绍。
所以，我觉得相亲是一种正常的模式，我们没必要过于妖魔化、标签化。
但是我们当下的相亲现象，确实有一个问题———过于注重物质条件。长辈们首要介绍的就是双方物质条件：在哪里工作，是否有房有车。它们或许是很重要的参考条件，但除了物质介绍以外呢？依然什么都没有，尤其看不到介绍的“人”怎样。“人”被隐去了。
但这个问题不只年纪大的人才有，年轻一代也没超脱到哪里去。几年前有一部《上海新娘》的纪录片，片中的美国年轻女性就抱怨，每次认识中国青年才俊，对方一上来就介绍自己在哪个企业工作。老外觉得，更希望了解的是对方的兴趣爱好、性格品格等，至于对方在什么公司工作，并不重要。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工作单位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与异性交往的场合尤其如此。
上观新闻：或许是长辈们经历的那个年代，物质匮乏，衡量一个陌生人第一步先看物质条件就够了。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未必如此。
沈奕斐：我有一位朋友，她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好，维系的基础之一就是他们两人都喜欢给看过的片子写影评，一起做这件事很有趣，双方责任感也很强，这就是一对很好的伴侣。
反过来，也有许多年轻人，除了工作，平时没啥兴趣爱好和一技之长。这种情况下，除了介绍他们外在的物质条件，还能介绍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明明自己就很匮乏，只剩下外部条件，没有超越庸常生活的丰富内心，那么相亲时的介绍，大概也只能停留在物质条件上了。
所以，过于看中物质这点，不仅长辈们需要反省，年轻人同样需要反省。只不过长辈表现得更加赤裸一点，他们通过家庭、工作来判断，而年轻人会通过服装品位来判断。双方是五十步笑百步。
上观新闻：在相亲这个问题上，社会对女性的压力比男性更大，以至于大家频频提及“剩女”这个词，却很少有人说“剩男”。
人们对于女性婚姻的压力，原因之一可能来自生育的焦虑，怕女性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作为虹口区政协委员，我的第一个题案就是建议扩大冻卵对象，让女性可以多一点选择和机会，降低对理想生育期的焦虑。
我们处在“压缩的现代化”状态
上观新闻：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涉及每个人的婚恋观，还与代际矛盾、城乡差异、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的变迁等一系列问题纠缠在一起。
沈奕斐：对现代人而言，家庭其实是抵御人生风险的最后一个“堡垒”。很多人会想，没有家人，生病了谁管？个人的很多生活问题，仍然需要依靠亲人、依靠社会关系来解决。所以，直到今天，婚姻依然是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
但是有研究发现，北欧国家的结婚率普遍很低，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很好，成家或许不是抵御风险的必然选择。此外，调查研究还发现，在中国香港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经超过30%，而在中国台湾这个数据已经接近40%。
换句话说，是否选择步入婚姻，可能和城市的发展程度、福利保障水平有很大关联。
上观新闻：婚恋问题集中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
处在这样的阶段，今天两代人之间婚恋观上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上观新闻：如果想要缓解今天的“单身焦虑”，您有什么建议？
沈奕斐：第一，社会层面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不能完全依靠家庭抵御风险，尤其对独生子女的一代来说，能否有更多风险抵御机制，发展多元的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障体系，由此缓解不得不成家的压力。
第二，就是我一直提倡的扩大可冻卵人群范围，以此缓解女性对理想生育期的焦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看到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时，先放下自己的判断。大家需要改变原有的婚姻观，接受结婚年龄延后，接受个人生活的多元。
今天，全球化的速度比过去都快，互联网连接起了一个个小群体。但是群体和群体之间却更加难以沟通，造成更大的割裂。城乡之间、代际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似乎隔着天然的沟壑。
相亲的问题不仅出在老年人身上。关键是子女与父母之间，双方需要正视各自的差异，彼此多沟通、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