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爱情和繁衍本能作用下，婚恋市场开始扭曲变形，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呈显著分层之势。
一线城市，600万胜女一部分依然将100多年前奥斯汀笔下爱玛的名言奉为圭臬：“我干嘛结婚呢？我衣食无忧生活充实，既然情愫未到，又何必改变现状？”而另一部分则恨嫁心切，有房有车工作好的男人在相亲市场无往而不利，择偶之顺畅堪比选妃。
生活压力小的二三线城市，婚姻的幸福指数或许最高，这里婚姻不像一线和农村一般现实，显现过多赤裸交易的色彩，而更接近爱情本身。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生子，而越来越多的人单身或离婚，婚姻城池的萎缩和少子化老龄化的困境同步演进着……
作者:程华秋子
春节里，一个永恒但又尴尬的话题就是被催婚。当一大波城市写字楼里穿梭的Vivian、Lily、Kevin、Andy秒变成家乡的翠花、虎妞、大柱、狗砸，两个本平行的次元生态热烈交融，一个呼之欲出的矛盾凸显了出来——一线城市单身的优质“胜女”越来越多，而农村却似乎遍地“剩男”。
中国现实的婚恋市场到底怎么了？当小编领到这个选题的时候还真的是脑阔疼……一个缺少婚恋经验的人，要如何解析？而作为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提前掌握这么多“宇宙真理”？……但是，中国当下的婚配现状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在小编同事多为80后，朋友圈子多为90后，所以在多方调查、采访、打听、查资料，以及本人的主观努（nao）力（bu）下，终于完成了以下这篇纯形而上的回（zheng）乡（jing）见（yan）闻（jiu）。
01
失语者：男:女=120:100，
近3000万农村“剩男”的婚恋困境
同事T，坐标华中平原沿江小城的镇上，住在山里头的三姑家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早早就已结婚生娃，闲时出外打散工，家境不好不坏，但也差不离；唯有儿子，婚姻是老大难，整个家族上下为他相亲说媒无数次，无一成功。
多年前，三姑就曾放言，“弟弟结婚，每个姐姐要拿2万出来，凑钱给他在镇上买房”。在当时，2万意味着在外打工一两年的收入。T不解，好奇地问三姑：“堂姐堂姐夫们都愿意吗？”三姑觉得如此安排天经地义——如果这样能帮弟弟结到婚，姐姐们有什么不愿意的？咱家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哪！
然而，在经历了和一个二婚女人短暂的婚姻之后，由于不能接受对方女儿的存在，T的堂哥还是决定离婚，分手时还牵扯进了婚前彩礼三金等的不愉快。如今这个长年在温州打工、月均收入4K+的男人已38岁，但没能再结成婚。就连亲戚们，介绍的心也慢慢淡了，默认他这辈子是和婚姻无缘了。
这不是个例。在T的老家，一个大队（比村更小的行政区域），不到百户人家，已有十多个早该结婚但尚未成家的剩男。单着的原因不一，有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的赌博偷盗心比天高，有的家庭穷困还安心啃老……相比之下，T的堂哥还算是经济情况好点的，只因在厂里长年打工，没有多少机会认识合适的女人，但因为有份稳定收入，比蛰居小镇的待业青年要强一分，眼光又不知觉高一些，挑挑拣拣也就一路这么剩下了。
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上，剩男正成为一个令人不无忧虑的存在。
任泽平在《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你生吗？》一文中提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问题。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女性=100）的男性正常值为103-107。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超过107，1990-2010年期间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2015年“剩男”规模已超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
人们可能无法想象，目前这一群体的数量可以“庞大”到跟台湾地区的人口一较高下了。台湾人口目前仅接近3000万，2015年底为2349.2074万。
曾经拼尽全力也要生个儿子的农村人，如今不得不接受供需定理的残酷过滤。在120:100的男女比例中，理论上，如果婚配只发生在同龄人之间，那么一个男人必须PK掉同伴中那多出来的20，才有希望开枝散叶，完成传宗接代的“神圣”任务。而男人如果家境不好，那么很有可能在婚姻中处于劣势，最终连媳妇都娶不到，也就没有后代的“剩男”们。“穷不过三代”这句话，似乎正在静悄悄地被另类演绎着。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相当于一个省的农村“剩男”，快要成为被社会遗忘的“孤儿”。绝大多数“剩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聚集在农村，乡镇以及N线城市；他们有另一个专属称呼——光棍，还有一个普遍特点，不怎么会上网，缺少话语权。
相比存在感稀薄的“剩男”，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产生的“胜女”，目前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规模约为“剩男”的1/5。“胜女”约6成在城市，其胜在学历高、收入高、职位高，但也因为三高，在婚姻市场“剩”的概率越大。
在大众的话语体系里，没有适龄完成“婚配”任务的女性被统一定义为“剩女”；而单身男性则由社会地位被划分为钻石王老五、经济适用男、男屌丝、农民工、老光棍。这背后隐含的逻辑非常令人智熄。
某种意义上，社会默认“成功男人”只是不想结婚，不存在剩下；而未实现生育价值的女人非完全意义上的“女人”，要用“剩”这个定语加以区别；同理，没钱达到“婚配”目标的男人非完全意义上的“男人”。小编背后感到了一丝凉意……
为了奋力成为那个不被单掉的“20人”，过年成为农村人回家相亲时的黄金时期。很多家庭，父母子女皆在外打工，平时周末一天都不舍得休，但为了抓住相亲期，会在过年时安排整整一个月待在家里。
从年前直到元宵，条件合适的男女会通过各种介绍、各种资源、各种渠道，坐在一起，通常是双方、父母中的任意一个、介绍人坐到一起，彼此介绍下简短情况，然后两人自行到外面散半个钟头步，找找感觉。没有感觉就算了。有感觉就继续。
一个单身男生/女生，如果家族人热络，过一次年相亲十几次并不算多。除了亲戚朋友介绍，各地往往还会有几个人脉丰富、消息四通八达的媒人。媒人角色很吃香，除了牵线本身就能收到价值几百的礼物，二人真正定亲、成婚时，媒人还能坐上首席，并笑纳一份逾千元的红包。掌握农村相亲大数据的媒人，俨然一个农村线下低配版“世纪佳缘”、“百合网”。
这些回老家相亲的男女，大多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解体流入城市的务工青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男屌丝”、“农民工”，因为多在工厂流水线、工地务工，生活圈子狭窄而不得不靠回乡介绍。而没有流入城市，选择留在老家、村里继承“皇位”的那部分未婚男人，也就是“老光棍”，婚配任务往往更加艰辛。一般来说，资产、家庭状况和父母口碑、工作收入决定男性能否娶妻。而对于女性，只要还具备生育价值，就天然在农村婚恋市场占据有利地形。
如此一来，农村婚恋逐渐蜕变成了女性占强势地位。小编朋友有一个85年生的姐姐，在老家现在也还是很抢手，相亲一直处于挑选状态，今年终于结婚了；而另一个村里带有小孩的离异妇女，也是当地相亲界“众星拱月”般存在，不仅和小两岁的未婚男子再婚，还被大张旗鼓地迎娶。
大张旗鼓……
黄种人问号脸的小编不得不感叹：把这个“离异带小孩的妇女也超抢手”，和身在一线经常听到的“过了30岁的女人会被有选择地介绍给离异二婚或者老大哥辈人马”进行对比，简直中国特色魔幻现实主义。
农村“剩男”在婚姻市场究竟被挤压到了什么程度？
先从大家熟悉的ABCD男女婚配模型来看。这一模型认为，就社会上的一般情形而言，由于男性的控制倾向，导致其一般会降一格选择异性，因此，社会中的典型搭配是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配D女，而A女与D男轮空（图1）。这个时候产生了两个确定性，A女确定是不会要D男的，而D男确定A女是追不到的。所以就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情况，即排除城市少部分不婚男，大部分剩下的一定是农村的D男。而部分进入到城市里面的农村D男，如果不能在老家解决婚姻大事，在一二线城市的婚恋市场上也是天然被淘汰的。
图1：ABCD男女婚配模型
这个模型所展示的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胜女都是A女，ABCD女四类里面都有不等概率被“剩”，只不过一线城市“胜女”是A女的概率更大，具体原因先按下不表，放在后面重点说。
根据东兴证券的测算，预计2030年，在20-49岁年龄段，中国的男性将比女性多2345.18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总数的8.18%。而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到2030年，中国该年龄段的男性将比女性多2872.4万人，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0.88%（图2）。也就是说，10年后，在中国20-49岁的男性中大约每10个人中就会有1个光棍。
图2：20-49岁年龄段男女人口数量差异预测
而按照20-29岁、30-39岁、40-49岁细分的三组年龄的男女数量段来进行比较测算，得到的结论依然是男性数量绝对多于女性。此外，不论是按照传统的“男大女小”的结婚年龄结构（25-34岁男性和20-29岁女性）来比较，还是按“女大男小”（25-34岁女性和20-29岁男性）的婚龄差来计算，男性的数量仍然溢出，“女大男小”只能使男性绝对过剩的程度得到缓解。
“剩男”远比“胜女”多，无论是同年龄比较还是总量上比较都是如此。这是近3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男多女少）持续高位运行，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结果显现。
除了人口性别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婚姻市场背后还掺杂着经济、文化、社会各种因素。最典型的表现在农村的生育观念上，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冲突。
然而，这些传统观念正经受着严重挑战。与“过年相亲”同样成为农村新潮流的，还有“不想生儿子”、“不想生二胎”的思潮。年轻的农村夫妻甚至对多生育男孩产生了恐慌，“多生儿子”已成为负担，而不再是荣耀。据朋友介绍，在二胎开放后，她在农村的姐姐明确表示“不想生二胎”、“怕再生一个儿子”，并直言原因是觉得老公不会挣钱，再生一个还会耽误自己赚钱。
当然，更有可能的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经历过农村婚恋市场的“摧残”，知道生儿子意味着要帮儿子筹“天价彩礼”，多一个儿子就得多备一套房子、多一辆车，未来儿子可能还会再次经历相亲市场的残酷考验。
彩礼的重新流行，也让“少生儿子”成为了经济正确的选择。费孝通曾指出：高额彩礼是男家对女家转让劳动力的补偿，这样看来，彩礼等于是将女方从女方家庭“买”来，以安慰女方家庭的报酬。由于农村男多女少，所以如今“购买”女性生育资源（搭配赠送保姆、奶妈的劳动力）的成本自然提高，催生出天价彩礼。
然而，尽管年轻农村夫妻已自行调整生儿子的价值，这有望带来下一代男女性别比例的重新平衡。但数千万农村光棍业已存在，他们在大众舆论中曝光度较低，对社会和谐构成的隐患却不低。
02
一线胜女：
爱情至上与短暂黄金生育期的天然矛盾
据小编片面的观察，某种程度上，一线城市的婚恋与农村相似，同样不乏交易属性，动辄就是上千万元的“资产重组”。但不同的是，一线城市的男性却处于相对的买方市场。
与广泛播撒在中国广袤农村的近3000万“剩男”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一二线城市有资产一族男生在婚恋市场的如鱼得水，若有房有车有工作，花式相亲过程堪比选妃。而让他们如此激爽的，是600万“胜女”短暂的生育窗口期。
在这个环节，小编必须祭出身边的真人真事——微商D总的故事。
自打有了房，加上D总一向以结婚为目的相亲，他的女朋友竟从未断过，且往往进展神速，随着资产包的一路“配齐”，女朋友们也是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上至银行女行长、下至清纯大专生都有接触。为了改善下一代基因，对自己身高不满意的D总只喜好高挑妹子，并号称“我交往过的女生中身高没有低于165的”。
3个月前的某一天，D总突然用苦恼中带着炫耀的语气向我们“求助”。有个93年的相亲对象为了表现自己，非要给他收拾厨房，而有洁癖的D总家厨房本来就很整洁，又很讨厌别人动他的东西。我们告诉他请直接跟女生表达“不需要收拾厨房”的想法，而D总表示他已经说过了，没用，女生太热情了，他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内心是：@#￥%%%？？？？？？
活在“可能成为胜女”的恐惧中，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一线城市恨嫁的女生能有多主动……
过了两个月，去D总家的变成了另一个94年的身高178的女生！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们纷纷表示：啧啧啧，这腿、这腰、这皮肤……在我们的惊叹中，D总只丢下了一句“早知道宝马这么好用，我早就该买了”。
D总的故事也非个例，一线城市的婚恋择偶中，感情之外，双方内心多有一个价值换算天平。许多男性会将自身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与女性容貌、年龄、生育能力进行综合比对估值：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更多是对女性的物化。而女性对男性的“物化”同样很赤裸，因为换算天平的另一端就是男性资产（房、车、投资）、社会地位等。
当然，即使身在一线俗世，也有众多非主流价值观的青年，择偶可能更多时候是被好奇、欣赏、喜欢等本能驱使去接近和了解对方，比如缺少生育繁衍本能、恐婚的本肥宅（围笑）。
有趣的是，在跟朋友的聊天中，我们发现深圳的男性或许是一线城市“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的群体。因为相比北京、上海的购房门槛（户口、房价等），深圳属于凑凑还能“上车”。另一方面，深圳的高等教育资源缺乏，高学历女性比例低于其他一线城市，深圳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更高），让年轻女性资源十分充沛，且对持有各种“生产资料”的男性更为渴求。
理论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胜女”只是生育价值和颜值下降，其中生育价值的降低是最大风险点。而其他方面的价值，其实是在增值的。如高学历、高收入的单身女性，多属于主动单身的“胜女”。她们大多具备自己实现原始财富积累、拥有生产资料的能力，在一线“赤裸裸”的现实婚恋交易中往往感觉并不适应，多坚持爱情至上、不婚主义。
小编采访了另一个朋友，有着10年媒体从业经验的，80后美少女小L，问她想结婚吗？结果她反问我，“为什么要结婚？虽然从长远来看，可以分摊风险，但是短期来看，结婚会限制人生其他可能性，还会影响自己挣钱”。
小L的话揭示了一个问题，女性担心自己会在婚姻中付出更多，但投入与收获却不对等。
但即使存在这种不对等，一线城市仍然有不少女性，往往基于女大当嫁的传统价值观，主动寻求“交换”，以防成为“胜女”。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具备经济实力的男性的择偶可选集合。
拒绝被这种婚姻天平所称量的女生，如若无法获取势均力敌的爱情，更有可能选择维持现状，等待缘分，绝不因年华逝去就贸然踏入交易式的婚姻。
03
婚恋市场的幸福样本：
折中在二三线城市的幸福感最强
“剩男”、“胜女”问题是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一体两面”。而与一线城市最尖锐的优质胜女问题，以及农村的D男困境相比，据小编观察，二三线城市的同学、朋友似乎幸福感最强，婚恋市场的交易属性没有那么强烈。
小编老家位于中部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身边的朋友、同学都是“90后”，大部分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都已或即将步入婚姻。
今年过年，小编有一位好友结婚，跟她聊了一下后，发现现在老家“娶”与“嫁”的概念基本模糊了，没有明显边界。
同在一个城市的新人，婚礼是分开办的，男方、女方家各一场；而且婚房男、女方都各自买了（24万的车是男方买的）；彩礼、嫁妆两方同等支付10万。此外，女方婚礼办完后，父母还返还了其中的10万礼金给小夫妻做家庭启动资金。这样算下来，我朋友在结了这个婚后，他们小家庭收获了30万现金、两套无贷款现房、一辆无贷款的车。NICE！资产重组的正面示范。
除了婚恋市场中门当户对的概率更大、没有那么多极端的A女与D男，而且相较于一线城市的资产差距悬殊、消费有很大弹性和包容性，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朋友们似乎看上去生活质量更高，幸福感更强。
相对而言，二、三线城市婚恋双方往往势均力敌，所以没有那么现实的计较，乃至赤裸的交易属性。在这种环境下，男女的结合反而更接近于爱情的模样。在一线、二三线、农村的婚恋市场中，目前二三线城市的朋友同学应该是幸福感最强的。
04
离婚率与单身率提高
少子化老龄化困境凸显
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图3）。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
图3：结婚率2013年见顶，离婚率持续攀升
而如今离婚率居高不下，剩男胜女越来越多，WHY？小编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正（hu）经（shuo）分（ba）析（dao）。
我们先来看看婚姻是怎么出现的。除了肥宅以外，任何生物都有延续血脉的本能，但在人类之初，新生儿出生时母亲是可以确定的，父亲则难以明确，所以发展到男性主导的社会时，尤其是出现私有财产的概念，需要由后代继承时，伴生了“婚姻”这个产物，明确了男性与某个或某几个女性的关系，从而保障继承者的血统。
婚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产权配套制度。这个契约的缔造，本质上不只是男女之间的契约，也是男人之间的契约，只要严格执行这套制度，后代血统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早期婚姻是典型的男权制度。
然而100多年过去了，婚姻制度并没有崩塌，而是做出了巨大改善，婚姻双方的关系逐渐由从属变成了合作关系。夫妻双方合作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并为后代提供更佳的生存条件（物质和关爱）。
然而，相比过去的从属关系，合作型关系并没有更加稳定。此外，婚姻契约本身的简陋和复杂的合作关系也充满了矛盾。在传统婚姻中，一纸粗糙的婚约并不影响生活，因为女人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双方地位并不平等。但是在现代化的合作型婚姻中，双方都有话语权，当双方产生分歧时，如果彼此间的情感纽带不够深、缺乏沟通及共情能力，很容易互不妥协互不将就，并演变成冷战、互撕，从而破坏感情基础，相守一生变成了艰难的承诺。这就解释了现代社会离婚率上升趋势。女性地位越高，婚姻的合作属性越强，婚姻本身的维稳成本越高。
基于此，一部分非主流的单身、不婚主义者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伴侣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加多元，婚姻制度是否永远存在值得存疑。
然而，家庭作为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最小合作单元，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人不过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所有关系中，伴侣之间的陪伴和扶持又是最长久及稳定的，千年来，社会跌宕起伏几度改朝换代，婚姻制度本身也经历了种种改良，但依然是人类的主流选择。
婚恋市场的扭曲，也部分地导致了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这一人口出生数比2017年足足少了200万人，也创下了1961年之后的最低水平。这大概又是另一个沉重的话题了。
参考资料：
[1].《金融的逻辑》，陈志武
[2].《五大信号预示全面放开生育临近，你生吗？》，任泽平
[4].《关于婚姻支付变迁研究的文献综述》，杨玉
[5].《农村为何不愿多生男孩了？原因都在这里》，董帅鹏
[6].《婚姻制度：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制度》，贾骨文的杂货铺子
作者简介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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