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深秋，为了完成硕士论文选题所需的田野调查，我来到了位于A市Z区的S养老机构，成为了一名男护工，开始与机构里的老人、残疾人、护工、管理者一同生活。也许是出于性别原因，我在照顾男性院民生活起居上比女性更为方便，但女护工们却对性别因素看得很淡，“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要不然就不会来做这份工作”。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对养老机内部的性别及两性之间的互动有了更多观察。
为了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与增强可读性，我仅将田野日志进行分类整理，以第一视角且多以对话原文的形式进行呈现。谨以此文来记录我在机构里看到、听到以及感受到的那些躲在暗处的欲望、情感和爱。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动作”
张峰是S机构负责消防、网宣的管理人员，这是他参与管理运营的第二家养老机构，大专毕业后张峰一直在广州做生意，但新冠肺炎的冲击致使生意惨淡，于是毕业十年后的他开始进入养老机构做管理岗。知道我是来S机构调研和体验生活的，立马和我攀谈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年龄差距并没有非常大，再加上我是熟人推荐进来的，在了解完基本情况后张峰就和我聊起来了机构里的“八卦”：
“刚才我们在监控里看什么你知道吗...一个婆婆去找一个爹爹，你猜猜他们什么关系？你懂的（眼神暗示）...…这没什么稀奇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食色性也’，我之前在的那个养老院是开在一个大桥下面，每天晚上那里都会有很多人，养老院里的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有钱，经常晚上就到大桥下面看演出，给演出的那些年轻女子发烟，或者就是找农村来的妇女，她们专门在大桥下面擦皮鞋，拿一块布遮住自己，老人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往往会用5块钱到10块钱，让这些擦皮鞋的妇女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无独有偶，某天下午在走廊上碰到了机构的李院长，李院长曾经是S机构的护工，历经机构四任老板的更换，目前已经是S机构的行政院长，负责管理机构内的大小事务。简单了解才知道，李院长刚才把一个原本住在一楼的婆婆，从三楼一个爹爹的房间里拉了出来。让我想起了张峰和我讲的在监控中看到的一幕。当我回到一楼和齐阿姨聊起这件事情时，齐阿姨一方面表示见怪不怪，另一方面又表示出一丝丝的无奈：
“3楼的胡爹爹就是手脚不干净，他每次来我们这的时候都捏别人（智力障碍女性）的脸拍别人的头。我每次看到之后，要不就不让他进来，要不就在那旁边看着。你想想别人就算是智力障碍，但她也是女孩子呀，男的拍一下多不好。去年那个老萧还没有老年痴呆的时候，经常来这里，趁着没人就上手乱摸，还有一个老头就住在一楼也是经常想做点什么，不过今年收敛多了。我经常在门口守着不让她们出去，也是不让这些老流氓进来。但是有的阿姨看到之后说这没什么的，拍拍怎么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都不能这么说，别人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
社会新闻偶有报道心智残障女性在此类机构中的“性边缘”状况，只不过是在事情极端化后才有了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机会。吃饭间隙，我又和李院长主动聊起了这些事件，她则从女性自身的需求和情感角度出发和我解释道：
“赵婆婆本身就是精神分裂，有时清楚有时有不清楚，不过女儿经常给她买可乐和零食，但是她经常去3楼找那个胡爹爹，这个爹爹本来也就喜欢乱摸，她（赵婆婆）上去一方面是为了吃零食，另一方面也是对他有意思。”
“你再比如说那个二楼的那个女的（八岁智力的婆婆），有的时候是她去找别人老头，你知道吧，不是别人老头骚扰她，是她逗和撩别人老头，她也有这种（欲望），如果辩证的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话，这就是人的本性，你说是不是？”
因此，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相比于大众脑海中男方在性/情/爱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只能被动承受的想象，S机构的这些事件提醒了我们，女性在情感和性需求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即便她是一个主体性有所残缺的女性）。有性学家指出，94%的男性和84%的女性过了60岁之后，仍然会有性需求进而发生性行为，因此对于性的需求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重要问题就在于，心智残疾人作为其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由于其残缺的类别和程度有异，她们所能做出的意思表示又很难去界定，这就为日后种种不确定后果埋下了前因。
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做的是不一样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养老院如何看待以及管理院民在机构内部的这些“行为”，我在某天午饭后专门访谈了李院长。与其他护工见怪不怪或道德谴责不同，李院长提出了一个从管理者角度出发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将这些事件分成思维层面、语言层面和行动层面，因为在李院长看来，这些不同的层面会对事件产生不同的影响，必须进行区分之后才能定位事件的性质，继而决定是否要进行干预，以及进行干预的程度。
“我能够理解老人。但是我理解他就是什么呢？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和身体的本能（功能）是不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只能这样子去理解？要从这几个层面出发考虑这件事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去干预，然后我（干预）实行的办法就是强制。”
首先是心理层次，李院长更多的将其定位在需要理解的人类本性上：
“老人啊，他有一些老人挺好的，人呢，他每个人都有心理需求，你不可能全部都看得到，但是有些人呢，他自制能力强，他可以约束自己，他不去朝着外面表达，但是有些人他有这个本能上的心理需要，但是他自制能力又蛮差的，他就表露了出来，这些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就我们干的这个工作来说的话，很多方面，说笑话是说笑话的，如果你要真正的深层的去理解他们（老人）的话也没什么的，很正常，你不能这样子去理解（说他们是老流氓）。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人的正常本能，这是正常的，他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只能心里想，他没有这种身体功能了，但这却是他心里渴望的一种东西，他心里想这些，但是从他自身的本能和身体状况，他又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有一条，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想着的，因为毕竟人是有思维的撒，他不可能不想事情呀，他的生活经历和本能在那里放着，这是很正常的一点，这是很普遍的问题。任何养老院都有，不管去哪里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其次是语言层次，这个层次在李院长看来就有了介入的必要，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管理麻烦：
“最开始我以前碰到过一个老人，他就是什么呢？他的嘴很臭，他成天到晚都想着别人那些护工啊，那些女的，但是他实际上身体没有那个功能。身体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那就只能是语言上面（骚扰），并不是身体需求。他经常逗别人女的还有护工，再说了，年纪八九十岁的男的还能有什么讲究啊？没有什么讲究，所以他就经常嘴臭的撩别人。
然后的话，他的情况特殊就在于，所有的女的都不能给他洗澡，你知道为什么嘛，因为他身体没有那个功能，他怕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别人面前。也就是说他嘴巴虽然很臭，总是撩拨别人，但实际上他的身体没有这种功能，但是他的心里又想着这些东西，所以他才不想把身体暴露给别人……
后来护工搞不了他，我就去了以后，直接把喷头打开，他还穿着衣服呢，把他的衣服都打湿了，那他就必须要脱了撒，后来他就脱了，强行给他洗了一个澡。从那以后他也就洗澡了。对于过分嘴臭的老人，你也只能把他狠狠的说一顿。然后有的时候把他吼一顿，也只能这样子。那还能怎么样？”
最后是在行动层次，到这个层次就说明已经到了机构必须进行干预的地步，通常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机构内的院民之间，以及院民与护工之间：
“那个智商只有八岁的婆婆，本来她住在三楼，我强行把她调到二楼，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那个老萧……那个老头子跑到这个女的房间里给她洗澡，被我碰到了，所以我就把她搬到楼底下来了。别看那个老头他大脑不清楚，但对这方面（男女之事）他蛮清楚的，但是这个女的她不清楚，他的智商只有8岁，所以说我就把她搬楼底下来了。”
“也有护工和老人在一起的，我碰到过。在我手底下干活的，我在上一家养老院做院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护工就跟一个老头，但是他们之间又属于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是说那个女护工的出发点不正，她是为了搞那个老头子的钱，被我发现之后把那个女的给开了。那个男的的老头呢，就是属于一种什么情况，他有那种身体需求和欲望，他也有钱，但那个护工就出发点不对，是为了搞别人的钱，就是这么一回事。”
穿越时空的思念：过去的、流动的、外部的情感
我曾反复指出，养老机构内聚集的多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在老人中表现为各种状态的失能失智，在残疾人中则表现为类型与程度各有差异的“残缺”。由于缺乏深入了解，主流世界对于这些边缘之地的情感想象往往是负面的，但人类是情感的动物，这种人类的心理一致性使得他们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
81岁的郝奶奶已经在养老院住了七年，虽然患有严重的失智症，但整体来说身体还较为硬朗，如果要是按照“游走型”和“禅修型”对其进行划分，那么郝奶奶确实属于前者：整日在机构里不停走动。但郝奶奶不同于其他老人的是，她总是要背着自己的包袱找回家的路。某一天我们在院子里做饭时，郝奶奶忽然从院子里一个废弃的小铁门下约莫40cm的间隙钻了出来，院长看到后哈哈大笑，但当深入了解郝奶奶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一直要回家的理由是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老伴一直在等她回家：
不仅是郝奶奶，机构内的这些失智老人多半会表现出对老伴的思念或表现出对年轻时喜欢过的人的崇拜。
蓉蓉是S机构一个75岁的失智老人，年轻时赵忠祥是她的绝对偶像，失智之后这种年轻时的喜欢又恢复到了到了较为狂热的地步。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老人都是有故事的，你看到那个老人了吗？她叫蓉蓉，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赵忠祥，去过好多次北京，老了之后甚至把自己的医保卡和社保卡要寄给赵忠祥，自己还要再去北京找他，最后还是我们社区的志愿者把她送回来的。”
与这些失智老人对近期记忆逐步遗忘相对比的是，他们脑海中过去那些深刻的情感和事件会不断浮现在脑海，促使着他们去采取行动。但养老机构内还有一部分群体：在肢体上行动不便却在思维上十分清晰的肢体类残疾人，与这些失智老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他们在情感表达方面往往会出于自卑而呈现出一种自我压抑的状态，且多发生在网络交流中。
邓浩是寄养在S机构的一个脑瘫院民，仅右手保留有部分功能。由于我刚到养老机构时他恰好回家，所以我们见面已经是我到机构一周之后的事情。虽然已经听阿姨说过很多次邓浩是帅哥，但初次见面依然让我觉得有些惊讶，也许是常年在机构内生活的原因，皮肤十分白皙，即便锻炼缺失也并没有让他体重增长，完全看不出是个三十多岁的人。许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唱歌，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交流之后的一个明显感觉是他的语言能力对比起其他几位脑瘫院民来说要强许多，另一个明显感觉是我们的话题中总是时常出现一个女主播声乐老师。
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故事才逐步拼贴完整。据邓浩本人及其他脑瘫院民回忆，邓浩先前的语言能力并没有这么好，是逐步锻炼和加强的，而契机就是在某线上K歌平台认识了女主播声乐老师栀子。
这恰巧表明网络给了这些边缘人群低成本组织起来的空间，也表明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趣缘的互动实现自我能力提升的目标。我旁听了几次栀子老师的直播，也许是因为直播间人不多的原因，她可以清楚的根据对方进入直播间的ID来喊出对方在直播间的别名，邓浩还送过几次直播间礼物，比如一捧玫瑰花。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栀子老师那种不一样的情感（在这里我绝无意进行恶意揣测），栀子老师在线上点评他唱歌时，他会害羞；我每次主动和他交流栀子老师的情况时，他也表现得很害羞。
其实邓浩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也是脑瘫，但只是轻微影响到了腿部行动，已经工作几年了。当我提及他弟弟的婚恋情况时，邓浩说：
“他没结婚，也没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我弟怎么想的，但是我们这种人，应该都有一种自卑情感吧。”
我们在正常交往，婚姻法没有规定不能婚恋
上文所提到或露骨或含蓄的情感表达其实都是在机构日常生活中的暗面，但有时这种在暗流中涌动的情感也会以一种显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或是以冲突化的方式，或是以一种水到渠成之后的结果，或是以这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必须先指出的是，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自身也清楚地知晓自身对于这些事件仅具有“有限管理权”。
“我在上一家养老院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爹爹和一个婆婆蛮好的。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跳广场舞的...后来那两个爹爹婆婆就开始在那里搂着跳舞。这时候就有一个老头儿就过来跟我说‘院长院长，你看他们两个，你快看那个爹爹婆婆两个人在乱搞’。
你说作为我来说，别人喊我跟我说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回答他呀？那我就跟他解释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两个是认真的谈恋爱，我说我不能干涉，因为国家法律没有规定80岁90岁的不能谈恋爱，如果他不正当的话，他也只是在跳舞，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能这样，你说是不是呀？难道要我把他打一顿呀？这不可能的事情。你也不能强行的说‘你不能怎么怎么样’。”
也是因为这种有限管理权。所以首先并不是所有老人在被发现这些隐秘情感后都选择被管理和约束，也有选择将其显性化进而据理力争的。
“这边住过一个婆婆，半夜三更到那个老头的屋里，晚上我下来查房的时候被我碰到了，被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说他们‘婆婆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睡觉？怎么还在外面跑？’，后来那个老头回答我‘我们两个在正常的交往’，那你说我能说什么？一个80多岁，一个快90岁的人，你说我能说他们两个耍流氓吗？我不能说这个话。”
其次，这种显性化有时还会以一种确定的“结果”表现出来。
“我上一家管理的那个养老院，还有一个护工，他跟一个老头离开那个养老院了。这个护工也不小年纪了，已经有60多岁，但是那个老头70多岁了，他们两个比较就是按照正常人来说的话，就是情投意合，就是好像觉得两个人很合得来，最后呢，就是这个老头离开了养老院，就把这个护工也带走了，他们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就结婚了。
也有这种情况。这是我在那边碰到的两起，一个是不正常的，我把她开除了，再一个就是心甘情愿的两厢情愿，你又没有办法阻挠，婚姻法又没有规定80岁90岁的老人不能结婚，你说是不是啊？反正就是说在养老院里面也有这种情况，什么谈恋爱啊。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我有的时候就会观察他们，也观察到有这样的现象。这里也有，之前也有几个老人也存在这种情况。”
但往往这种情感显性化既是外部压力的倒逼，也是内部个人意愿的结合。
“那还有的爹爹、婆婆蛮大年纪，关系也是蛮好蛮亲密的，被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后，80多岁坚决要结婚的。那儿女也是坚决反对，但是不管你怎么反对，两个老人还是结了婚，那你说这两个老人自己愿意，双方儿女都不同意怎么办，两个老人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最后都不认他们了，也都从来不来看他们，把他们丢在养老院里。反正两个人最后结婚了，就在养老院里结的婚。”
这既涉及到了养老机构的管理权力，也涉及到了其要以何种立场去管理这些“事件”。
“如果我看到的话，也不能强行的阻拦他，我说他们的话也是尽量的以提醒为主，很婉转的和他说这件事情...但是养老院为了稳定，还是尽量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怎么说呢？住在这里的人他的大脑都不清楚。我碰到这种事情多半会把它阻拦。”
但问题是为何养老机构会对归属于个体自由的婚恋事务进行有限约束，他们又是站在谁的立场？
这些都是很丑的事情，机构稳定是第一位
养老机构作为一类“委托—代理”机构，与幼儿园的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并非是对被服务对象负责，而是对委托人负责。也即是说，子女才是养老机构里老人的真正代理人，养老机构只是执行代养职责，机构真正要负责的对象也是这些老人的家属和子女。只有机构稳定，才能让这些真正的代理人满意，养老机构才处于一个“平稳”的管理状态与“良好”的行业声誉中。
“这里每一个老人居住的房间都是经过安排的，比如老萧，他最开始住那个房间，隔壁有一个婆婆，他直接跟我说‘隔壁这个婆婆没有穿衣服，一件都没有穿’，就觉得不能事情再这样发展下去了，就把老萧调到了3楼...家属把他们送到这里说明他们就是这些老人的监护人，他们有权主张这些老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都神智不清楚……（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养老院的稳定”。
“就刚才那个女的（8岁智力的婆婆），原先住在楼上的房间，我强行把她从三楼搬了下来。但是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不会和她家属说的。这种事情跟子女说了，子女蛮尴尬的，所以就是说，就算老人在这里做出了出格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只能说有时候很婉转的提示一下，叫他的家属和儿女自己去意会，意会的事情就不能说出来。
很多事情他只能臆想，但就是说他的子女也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这种事情很丑的，你说是不是呀，作为儿女他会觉得很丑，（替）自己的父母。但是有一条，某种程度上你还得说，比如他会问“你怎么把我妈搬下来了”，我只能说婉转的和他说一下，我不能就是说的一清二楚，让他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意会这个事情……作为我站在这个角度和角色啊，很多东西我就必须去想的宽一点，你不能就很狭隘的很直接的直来直去的把这个给子女捅出去。”
一方面，机构的管理阻隔了老人社交愿望的满足。老人们有自由意愿，他们也有归属、社交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缺乏正常的需求满足路径，他们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婚恋问题上“被”过度道德化了，如果群体内部有自主和自愿的互动，能够满足彼此的需要，是否有必要制止？因为恋爱属于老人的私人事务，事实上，任何群体在进行婚恋时都存在一定风险和成本，能否出于“老人认知能力低下”的主观判断就将此问题进行“特殊化”？在养老机构这个封闭空间内，院民的情感、性需求满足属于少数想象，容易被边缘化，因此也就容易被转化为被非议的公共事务。
另一方面，家属也作为重要推力，为机构进行阻隔管理提供了“道德支撑”。养老机构内的院民作为社会化相对失败或者自控能力弱的个体，面对“情感荒漠”时也很难控制自己，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这里的原因不仅仅有道德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家属不仅作为院民个体与市场照顾体制的中介，他们作为监护人也在照护决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行使着代理人的职责，也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养老机构原先就存在的阻隔管理。
写在最后
社会在急剧发展，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年轻一代关于性与爱的思考也在越来越开放与包容，但那些被落在时代潮流之后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性和婚恋需求却知之甚少，甚至被认为是不需要的，也因此变得愈发偏执与片面。为此这些老年人只能蜷缩在角落，以各种各样的边缘方式去满足自身。我们好像只看到近些年艾滋病在老年群体中的高发率，只在一个层面上近乎漠然地指责他们“为老不尊”，却完全忽视了他们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本质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尊重、性教育与思考。
“食色性也”，这是一句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古文，意思是说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源于一种天性，但往往在性的背后还有其他：情感、爱或者别的什么。回到本文所在的具体场所——养老院，这一部分群体是更为特殊的一群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整个自我存在都在摇摇欲坠。在很多情况下，子女或者机构在主张对老人私人事务进行道德干预时，都是出于这部分人群的“有限性主体”。但问题在于，事件本身在没有产生负面后果之前，都属于老年人的情感权利和私人事务。能否将这部分老年人群体进行过度特殊化与道德化的想象？
供大家思考。
感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李婷在田野期间的指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