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真的不爱相亲了吗？2024年春天，看过河南开封“王婆说媒”现场的人，也许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当下，为了扩大社交范围，尽快“脱单”，一些单身青年选择进入短视频直播间。这种线上直播相亲尤其是“群面式”相亲用近似面试的方式进行速配，条件透明，沟通直接，选择较多，还有观众助力，效率很高。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会重新回归相亲这一传统方式？背后折射出他们怎样的婚恋心态？一起来看。
当代青年的新型相亲
相亲，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见面活动，这一民俗由来已久，但是其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封建社会婚姻缔结考虑的是家族利益和子嗣繁衍，遵循“家长之命，媒妁之言”，因而相亲也是以家长、媒婆为主导，甚至见面的双方常常由家长替代或者当事人只能远观偷窥。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自由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自由恋爱也被大力提倡。传统相亲活动逐渐减少，形式上也有所改变，比如工作单位组织的集体相亲等。21世纪以来大城市出现了父母自发聚集代替子女寻找对象的公园相亲角。但是，随着媒介的日益普及，相亲逐渐被电视和互联网所介入和改变，呈现出媒介化的趋势，而直播相亲正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电视相亲节目嘉宾数量有限且经过筛选，比如人选往往颜值高、表达能力强、具有某方面特性或者话题性。这是由于电视节目以收视率为重要指标，所以注重展演性和“打造人设”，甚至时常被质疑是“表演”和“安排的剧本”。可见，电视媒体对相亲活动最大的介入就是使其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一对一的私密性、严肃性转变为群体PK的公开性、趣味性和话题性，从而使其具备了可资观赏和讨论的娱乐属性，其以结婚为目的的功能属性则退居其次。而“王婆说媒”节目之所以爆火，就是因为它是普通青年可以登上的相亲舞台。该节目伊始也注重表演性和娱乐性，但是在青年婚恋需求的推动下发展成为一个真实、高效的相亲活动。
这些平台与个人交友相比，聚拢了婚恋为目的的群体，为人们的婚恋交友提供线上线下的服务和便捷的渠道，同时还增加了个人信息、伦理道德、违法违纪等方面的验证把关、违规举报等监管功能。但是，平台的商业化运营和手段也给用户带来了欠佳的体验，比如大多采用会员制和收费模式，有些高端红娘服务甚至高达数万元，而相亲对象却有可能是托儿甚至是“骗子”，此外，婚恋平台上的机器人信息、垃圾信息等也深受用户吐槽。总之，网站的各种“套路”，再加上婚恋平台较低的成功率，逐渐让年轻人失去了信任。但是，互联网婚恋交友已然成为重要渠道，尤其是对伴随互联网长大的年轻一代而言。
最后，在web3.0的直播、短视频时代，相亲形式又一次被媒介重构，直接高效的直播相亲乃至“群面式”相亲应运而生。直播相亲是指在直播间通过连线视频以一对一或者群体的形式进行相亲，通常由直播间主播承担起网络红娘的职责，牵线搭桥、居中调停，避免双方的尴尬。与之前的电视相亲节目、互联网婚恋平台相比，直播相亲具有开放、免费、快速、直接、公开、形象、高效等特点。一个简单的申请，几乎不需要付费，人手一部具有联网和视频功能的手机，就能实现瞬间的连接和会面，五官表情，直观形象，一问一答，快速高效。而“群面式”相亲则效率更高，可以在不同选择间进行比较，可以避免一对一的尴尬，还可以观察群体间的互动获得更多判断信息。直播相亲往往几分钟就可以决定是否继续了解和交往，这个不合适还有更多甚至理论上无限的选择。
如前所述，相亲活动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直播相亲作为互联网催生的新形式，体现的正是相亲活动被深度媒介化的必然趋势。“深度媒介化”是德国媒介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提出的，用来概括媒介化在数字时代的新特征。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所有元素都与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发生着深刻的关系”，而且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直播相亲不只是相亲活动被媒介深度介入的结果，而是婚恋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环境与媒介相互建构的结果，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当代青年的婚恋心态
直播相亲所体现出来的高效连接打破了传统相亲的局限，但是却需要以公开展示自我为代价。那么，青年人为什么愿意让渡自己的隐私而出现在王婆说媒或者直播间的相亲舞台上？这与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婚恋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现代化带来青年群体在婚恋中的个人主义及复杂心态。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崛起。近年来，我国年轻人选择晚婚的趋势愈加明显。2021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初婚年龄出现明显的推迟。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和2010年相比增长了3.8岁，且结婚登记数量逐年递减。2022年，我国25至29岁年龄段未婚率为51.3%，30岁人群的未婚率达27.7%。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传统的早婚普婚模式已经发生松动。无疑，这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个人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婚姻质量，个体的经济收入也使其不再依赖婚姻的经济功能，因此如果遇不到理想的对象宁愿继续等待甚至选择单身。
第二，传统与现代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的婚恋观念冲突导致青年群体较为普遍的矛盾焦虑心态。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冲突导致青年群体的焦虑心态。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多样化，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发生了变化，婚恋与否开始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行为。但是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变迁，现代的观念并不稳固，传统的观念还挥之不去，以至于大龄女青年被贴上“剩女”的污名化标签。在双重价值观的支配下，青年群体的婚恋行为常常伴随着不断尝试、失望、放弃、犹豫和自我怀疑等多种成分，因而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矛盾焦虑心态。
第三，社会转型期的流动、绩效特征催生青年群体对直播相亲的尝试心态。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中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口流动的加剧。青年群体因异地求学、打工等原因脱离了稳定的熟人社会，难以认识适合的婚恋对象，从而不得不走上较为传统的相亲之路。而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例男多女少，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多3400多万，而农村人口男性多于女性的比例更高。社会流动对熟人圈层的打破及性别比例失衡使得婚恋匹配难度加剧，导致青年群体开始勇敢尝试跨越区域、公开征婚的直播相亲形式。据报道，“王婆说媒”节目中报名的也多以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居多。此外，流动性还体现在婚恋等人际关系的不稳定上。中国传统社会较为稳定的婚姻受到冲击。
综上所述，正是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发展催生了部分青年群体的晚婚不婚行为和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又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代际差异所裹挟，而导致了他们较为普遍的矛盾焦虑心态。而社会的流动性则加剧了年轻人婚姻匹配的难度，婚恋关系的不稳定重塑了青年群体对相亲的低成本投入态度，社会加速的快节奏、绩效意识与直播相亲的高效率不谋而合，于是直播相亲成为青年群体一种无奈而又经济的选择和尝试。
直播相亲能否解决婚恋困境？
如前所述，正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观念及心态变化助推了他们对直播相亲的勇敢尝试，毕竟“爱的需求”是人的根本需求之一。但是直播相亲是否是解决他们婚恋难题的灵丹妙药？答案恐怕未必乐观。事实上，无论是电视相亲节目，还是互联网婚恋平台，亦或是爆火的“王婆说媒”，男女双方的短暂连接很容易，但是深入交往、步入恋爱和婚姻则往往并不顺利。因此，直播相亲也许更在于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连接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短平快的高效连接本身也异常脆弱。理想的婚姻和爱情是需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相互欣赏、志趣相投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的青年男女则有着很多牵绊和不完美，很难建立深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也正因如此，无功利、美好而又奋不顾身的爱情才在文学经典中被持久歌颂。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群体有着特定的社会境遇，其婚恋观念和行为也被现实环境所裹挟和重构，这一点从直播相亲的择偶标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基于理性权衡的功利化择偶标准不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传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注重双方家庭条件的匹配而非个体的感情需求，其稳定性也依靠严格的伦理规范来维系。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爱情在婚姻中的作用被认可，情感成为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斯坦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爱情三角形理论，认为完美的爱情具备三个基本成分，即激情、亲密和承诺，而这三者均具有非功利性。但是，在中国，一些青年结婚选择的标准仍然在爱情理想和功利现实之间。从当下部分功利化的择偶条件可以看出，婚姻被赋予更多经济、安全的工具性期待，而浪漫之爱的理想却常常被搁置。直播相亲对“条件”的重视正是这样一种理性化、标准化的权衡，是一种站在自身立场的功利性的算计，这必然会影响到后续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一方面，这种标准化的条件可能会过滤掉一些适合的情感对象。另一方面，对外在条件的重视也往往会成为双方顺利交往的障碍，比如不少相亲对象因为恋爱过程中的礼物多少而不欢而散，因为结婚前的彩礼不符合期望而分道扬镳，因为缺少独立的婚房而决然离开，此类现象时有发生。
当代青年的婚恋难题如何解决？
年轻人的婚恋困境能否解决？又该如何解决？婚恋是个体的微观选择行为，也是社会宏观结构的结果。因此，解决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还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治。
综上所述，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而其解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直播相亲这样一种新型相亲方式就能胜任的。只有通过宏观层面政策的支持、中观层面社会观念的重建和微观层面个体反思意识的加强等多方共治，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才有望逐渐改善。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21期
原标题|效率与爱情——青年直播相亲背后的婚恋困境
作者|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传播学教授，北京市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重点实验室成员刘胜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