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国贸易战暗中威胁中国金融安全底线
程恩富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本方略第十条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841年，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虽然德国在1834年就成立了统一关税同盟，确立了共同税界，实现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当时，英国已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法国的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竭力提倡在国际市场上开展自由竞争，以大量廉价的商品冲击德国的市场，使德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增长比眼前物质财富的获得要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是，当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或一群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在国内外市场能够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其他后进国家来说，如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么，这个后进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就没有可能，工业化战略也很难达成。因为从国外进口便宜商品的结果，是损害本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本国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地位。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刘国光说，不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早晚有灭顶之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如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和张育军落马，设计股指期货等便于空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获取暴利与国际炒家勾结，证明了金融“股奸”和“内鬼”的存在，导致史无前例的股灾)。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但关系执政兴国的能力大小，而且关系党自身的生死存亡。对内要警惕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某些高层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是主动与美国勾结和配合试图肢解中国的内奸和内鬼。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比如，有的人从社会制度分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经济制度分析，继续推销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点；从政治层面来看，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透过字里行间，还是要搞修正主义；从法律层面来讲，借“以法治国”之名，行“三权鼎立”之实。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归根结底，就是最终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手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掌握了国家权力，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说：“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及妻儿的利益，会与本民族的敌人结成盟友，联手反对本民族的未来。”经济政策最终必须为民族权力的利益服务。
但是，这种“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斯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改革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国应该尽快制定战略产业保护法
（四）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前苏联虽然拥有上万件核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庞大军队，但是，由于在金融战争上的失败，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就消失了!整个国家的重要产业、资源现在全部都在一群持有外国护照的‘经济寡头’们的私人手中，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被一场金融战争打得出卖了所有的‘家底’，而这些用来购买其产业的钱，却完全是这个超级大国政府和人民自己的钱，这个可悲可笑的金融战失败的案例值得中国人警醒！
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爱国经济学家张宏良撰文《不能逾越的改制底线：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认为，开放的程度必须对等，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措施必须完善，任何改制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为代价。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如果此方案通过，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第一个丧失金融控制权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的主权。
在此之前，银监会就曾强令规定所有商业银行改制必须由外资参股，否则改制不予批准。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中国所有商业银行几乎全部由外资参股和控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众多独资的外国商业银行，却找不到一家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没有外国人参股就不准办银行，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外资全面进入我国银行，会严重损害我国经济主权，造成中外信息极不对称，我国经济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后来在社会多方抗议下银监会被迫取消了这一规定，但已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仅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财富流失刺激了对方更大胃口，紧接着美国国会就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完全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出台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前对外资控股不得超过25%的比例限制，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彻底消失，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
金融被外资掌控后的严重后果。首先，一个国家的银行被外资控股，将会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这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把银行视为国家命脉的原因。对现代国家而言，银行的控股股东就是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传统业务都已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新形成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外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特点，实际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国民的发现，当最后发现时，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可见，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可以掌握对方全部社会财富，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对对方的全部财富进行重新定价和重新分配，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人们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
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
金融开放为何不对等？看美国的金融保护森严壁垒。世界上对金融安全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
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多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
随着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金融控制的不断增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越来越明显和嚣张，数百架先进战机调往中国周边地区，在台独“公投”前夕，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威慑中国，美国国会连续通过关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两个反华决议，欧盟也追随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反华决议，以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支持藏独势力，引发我国西藏地区“3.14”暴乱，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在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反对下，这些分裂中国的企图被遏止，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出让国家金融主权的后果将意味着什么。
金融安全专家杨斌同志提出银行控股争论参考阿根廷的银行开放与金融危机。作者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说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阿根廷爆发引起激烈社会动荡的金融危机，跨国银行肆意掠夺广大民众存款侵犯私人财产权，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与阿根廷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丧失银行控股权有密切联系。跨国银行所占银行业资产比重短短数年就超过了60%，结果导致政府丧失了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抵御金融恐慌制止资本大量外逃，难以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并触发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甚至控股，在金融界、经济学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全球化加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随着“入世”后过渡保护期的逐渐结束，中国必然面临更严峻的全球化挑战，面对美国施加更大的开放金融领域压力，为了防范潜在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应注意吸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阿根廷曾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和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MBO，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媒体曾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存在着管理不善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阿根廷是公认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国高官还亲自推荐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样说法解释危机未免牵强附会，人们难免不怀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关系。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来撰文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改革，最终总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若干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私有化直接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逐步丧失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筹码和谈判能力，最终丧失经济主权被迫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由于私有化过程普遍存在着严重腐败，一个项目往往就有数千万美元回扣，存在着巨大腐败利益诱惑官僚阶层，心甘情愿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单纯阿根廷本国的贪污腐败，会导致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意味着官僚买办阶层同外国资本勾结，贪婪腐败掠夺的胃口千百倍膨胀，私有化很快变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还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难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来，尽管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三百亿美元，但政府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长，同期的外债总额猛增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入世后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中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中国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比较制造业开放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制造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70%以上份额，最终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应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为获得腐败利益出卖本国的经济主权，开放过程中屈服于西方施压和苛刻条件，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工业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官僚买办违反本国经济安全法，甚至同国际资本内外勾结并通风报信，协助跨国银行将巨额存款资金转移海外，导致金融危机深化触发了社会动乱，严重损害了民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美国一面鼓吹私有化的灾难药方，一面暗中收集官僚买办的腐败证据，用于敲诈俄官员牟取战略利益。当叶利钦政府丧失人心失去利用价值，美国不提供避风港反而落石下井，操纵媒体大肆炒作其洗钱丑闻，还以邀请访问美国为名设置陷阱，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总管博卢金，以涉嫌洗钱案罪名引渡到瑞士审判，据报道黑名单上还有叶利钦的女儿，美国还制造舆论威胁没收其非法财产，用于偿还欠西方金融机构的债务，暗中逼迫俄罗斯做出战略性让步，屈服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压力。
美国收买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买办，出卖本国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并不是全球化时代才有的发明创造，早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就广泛运用。旧中国，西方跨国银行曾广泛进入开设机构，其竞争造成大量中国银行倒闭破产，利用严重遏制了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等战略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制高点，则本国各行各业都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中。旧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和惩罚，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谋求各种经济利益和谈判好处。阿根廷、俄罗斯、旧中国的腐败官僚买办，都曾利用外国银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监管，导致大量资金、外汇非法逃往国外。广泛报道的俄罗斯官僚买办洗钱丑闻，以及十年来外逃资金两千亿美元，比较俄罗斯私有化收入高出数十倍，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外国随时可利用把柄威胁国家安全。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应研究如何解决替客户保密的原则，同增强“透明度”和“反腐败”的矛盾，
中国著名改革战略学家夏小林建议坚决保护国资控股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接着，央行行长表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
据此，作者将2017年11月《国资国企都要“做强做优做大”》中有于金融新开放内容拎出来，另立题目再发表，以策应之。此次聚焦点有三：
一是政府真会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么
千言万语一句话，重复当下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的政策性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二、美国为首的G7国家是否对中国承诺实行相应的、公平的金融业对等开放等？
即使如此(实际绝非如此)，那么，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对于实际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来说，可能的风险和“负外部性”将是非常大的，且绝非到出现大问题后，仅靠处理少数责任人就能够“承担”“过关”的。例如，万一中国被金融“八国联军”“搞个金融风暴，民族资本被西方便宜买光”后，体制内摘几顶“乌纱帽”，来几个“无期徒刑”，就能够挽回损失，让全国人民重新“欢欣鼓舞”引王小强博士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说，真有如此大好时机，帝国主义列强们还不赶快趁机把中国大卸八块。那几个惹大祸“责任人”算啥东西，微尘尔。君不见苏东巨变后，那几个当年的风云大人物，哪一个不是蝼蚁般的苟且偷生来着。只有几个靠偷窃国资当了资本家的人，才算搞了几个钱，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与拥有的巨额金银财宝交相辉映，实为“千夫所指”。
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公然全面提升反制中国的锐度和力度，“欧日猪国”等密切配合，并在多个利益点上“最大化”的利用之，我们能够指望美国在G7国家或OECD成员国，乃至全球范围中发挥“克己奉公”“循规蹈矩”“公平正义”“和谐世界”的“高风亮节”么人家不是刚刚说了，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坚决不能给;过去让大块头“战略对手”中国加入WTO都错了么
三是如放弃国资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这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冲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关于国资控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核心内容，亦是在损毁十九大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重要决策。
因为，如果极为重要的金融国企混改都可以放弃国有资本控制权，让外国资本“无限制”进入，金融业带头不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企了，其他工商业等领域的国企还需要国资控股干啥呢
至于由国内私人资本控股的金融机构等，尽管其在全部金融业资产结构中占比极小，但他们愿意卖光现股东的股份吗比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等能够出来走两步，宣称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向美欧私人资本出售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么他们能听政府的么
如果国资控股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应该，也不能大规模卖光国有股，私人金融机构亦然，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岂不成了空话。
再者，即使“政企不分”，任由“牵头”制定、实施企业(市场)开放和国企混改政策的国家发改委来“抓典型”，“坚定不移”地卖光一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央行等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估计除了金融业有几家国企被卖光外，其他也就行不通了。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在民主意识高涨的今天，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坚决抵制吗
下面为今天拎出来的文字。
三、可以排队卖光的金融机构是谁？
“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逐步适当降低汽车关税，在2018年6月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
以上这些可由外资入股甚至是完全控股中方股份制金融机构的信息，也可以属于今天的国企混改范畴。即其也包括了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如大中型银行等)在内，而非仅仅是针对国内私人控制的各种中小微金融机构。既如此，下面作者就按各规模金融机构由大到小依次排序，并据此提问：
第一，国资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政策性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含“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下同)，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二，其他国资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特别是其中的大中型银行等股份制或地方金融机构，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三，广大农村地区的由国资控股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适用于这个开放“决定”吗
第四，可以假定，99%以上的私人控股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如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安邦系等)，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资本控制权向外资拱手相让的。如是，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主要由听政府指挥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在开放性的混改中，将尽其可能或“适当”地转变为由外资控制。其巨额金融利润也将转属于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而非原“全民所有制金融企业”背后的全国人民(或财政部+社保基金等)
第五，如果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及内部国有资本都已经“做强做优做大”了，还需要政府刻意允许外资来控股，以秀“开放”(而非普京式的“秀肌肉”)么如果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金融机构都要，或可以卖给美国等的金融资本家，那么，由于这一块巨大的国有资本都被“杀鸡取卵”了，并会严重影响非金融国企的混改风向，到2020年时，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说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还能够实现吗
第六，如果外资真正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力军即国有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业乃至受其严重影响的国民经济全局，将由谁来操控，等等。某人说过，控制金融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和未来。历史经验也证明，这将意味着早已被新中国抛到太平洋底的“殖民地经济”又将在神州死灰复燃。
WTO规则要求国与国之间应实行对等开放。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成员国，或说G7国家，有谁家的金融市场对中国这般开放了中国凭什么要实行不对等开放，有利于谁
或者，这种决定只是一种国际贸易中的博弈策略：我准备好了，你们能对等开放么但是，面对美国为首的G7国家或OECD成员国，即使哪一天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承诺了形式上的对等开放，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也将面临一场实力有巨大悬殊的具有实质不平等的无情博斗。“生事”的高级公务员朱光耀们是准备退休，还是准备参与这次可能的以小博大、以弱博强、以寡博众的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大战
且不管以上问题已经或将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另一大国企改革迷题却是也浮出水面了。如果非常重要的国资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允许外资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那么，2020年之前坚持党中央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关于非金融国企混改的重要决策，如国资可以独资经营、全资经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等规定，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因为，按照政府关于国内私人资本享受外资同样待遇，及国家确立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内私人资本家参照以上朱光耀说的所谓“金融开放”规则，完全有权，也有理由要求金融国企、非金融国企也可由自己来控股乃至独资经营，而无需再顾及任何政策门槛(如“国资控股”“国资在关键、重要领域集中”等)的存在。否则，就是不平等、不正义，“歧视国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了。同时，美国等也可以紧随其后，要求享受这种“国民待遇”，从而进一步向中国的非金融国企索取控制权。
显然，上“吹风会”的朱光耀没有想到，他还需要回答这些明明是一环套一环的尖锐问题。是的，他回应了新华社记者关于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实行对等开放的提问。但在这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美国等发达国家，准备怎样对等地回应中方如此具体的市场开放决策，及是否会对中国开放高科技出口、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当然，至今这些问题已都获得了美欧日的否定性回答。)
四、结语
简言之，如201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所建议，要“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
拿破仑说过，从伟大到渺小，就一步之差。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脱离不了这种铁定的宿命。中国的崛起，需要正确、正确、再正确。而前提之一是，要善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