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病救人为业，以揭发、玩弄伪科普为乐。02-2923:0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民生息，万世之根。
作者：芋头微波；
案由：
一、今天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民族的未来影响巨大，挑战巨大。
今天中国的人口危机很不乐观。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综合离结率等其他数据，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结婚率、生育率很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地区有北京0.87，天津0.92，辽宁0.92，吉林0.88，黑龙江0.76，上海0.74。除了韩国的0.8，和人口仅320万的波多黎各，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基本都在中国！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生育水平向何处去：回推估计及趋势预测》通过贝叶斯分层概率预测模型，经过2万次模拟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2050年95%的上限为1.84、下限为0.957、中值为1.444。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极低生育水平，未来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间有限！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2021年跌至0.34‰！2022年更是-0.6‰！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低生育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如何尽早干预，扭转极高几率出现的人口危机，是我们今天必须正面面对且积极采取行动的议题。这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基础性工程。
二、出生率低的关键是民众的婚育意愿，而婚育意愿的关键是人性。
为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社会领域改革工程，关键核心应是民众的婚意愿，而民众婚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
●或有人言，关键在于生育家庭的生活保障、生活质量保障。
答：诚然，这个保障的基础是必须的，是应该的，但却不是核心的。为何抗日时期、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人民生活如此艰苦，没有今天的社会保障系统，人们却都没有降低生育意愿呢？
●或有人言，出生率不是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人口质量。
答：出生率问题是重大问题，是国家战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核心所在，要积极且严肃面对。而且提高出生率和提高人口质量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同步进行，同样重要，不是非此即彼。
●或有人言，关键在于婚育观念改变。
答：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搞清楚自己要什么，被人问及生育意愿的理由时，几乎都是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凑上去的。这种调查，意义不大，很难触及问题的核心。
其实，人类的婚育意愿和经济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表面看现代社会，越发达出生率越低。那为何古代社会经济越发达出生率反而越高呢？民众的婚育意愿，关键核心在于人性，人类性冲动和刻入基因的繁衍后代意欲。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性角度去思量。
性冲动越炽热，婚育意愿越强烈。男人16岁，女人14岁，人类第二次性征发育开始，就会逐渐对异性产生兴趣、好奇、接近和憧憬。18岁成年，身体发育就已经成熟，具备繁育的充足生理条件。
没有血缘关系的双方，婚育的核心取决于夫妻的感情。感情，开始于生理性冲动，建立在双方一起的美好经历与回忆上，升华于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的全面交融。
从医学角度，情感是一系列生理产物作用于大脑的结果，是有生理基础的。越年轻，这些机制就越敏感，作用就越明显，刻入大脑的信息就越深刻，投入的情感就越浓烈，美好回忆就越持久。顺势而为，事半功倍；逆势而为，事倍功半，甚至杯水车薪。
相信绝大多数中老年人都深有体会，超过30岁，身体素质就会出现较明显的下落，性冲动、情感投入远不及过往青春年华。这种状态下的两性交往，往往不是平淡如水擦不出火花，就是各种思量计较干扰最纯洁的情感交流。比如，过多考虑对方家境、家族、经济、能力、身份、学历、职位、工种、前途、前伴侣……如此交流，计较试探，犹豫太多，情感投入少，自然淡很多，感情关系自然不甚牢固。
三、现行教育模式和舆论导向，是低出生率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胜慧、赵雪晴和赵一盟指出：“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人口发展。一个国家的生育潜力表现在育龄人口规模以及其生育意愿，当前育龄妇女规模尤其是生育旺盛期妇女逐步缩减，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意愿时期，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两个因素下降叠加影响之下，中国的生育潜力将进一步弱化”。
中学、大学以及企业单位的这些教育和要求，在过往的时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今天继续这种论调、风气和操作，是非常不利于人口的增长。我国急需寻找利于人口增长的解决方法、治根之道。
四、婚育意愿的代差变化，很大程度是教育体制造成
前一轮的人口出生率增长，是70、80后二胎的结果。二娃占2013年出生率30%增长，2017年50%！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2]
站立在相同的时空，无论是家庭琐碎、生育成本、经济压力、社交应酬，还是身体素质，70后、80后都不能和90后比较，但是她们却成为上一轮出生率增长的中流砥柱，而且她们几乎都是高龄产妇。这不是什么“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所能解释的，能让这些伟大女性愿意再生儿育女，只能是她们的意愿。
二胎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他们婚姻健康、夫妻感情好，愿意为家庭再添新成员，共同拥抱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情好，大多数就是早恋爱、早结婚、早建立美好经历和回忆的结果。
1.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的24.89岁，推迟了近四岁！而到了2022年，结婚登记平均年龄均在30岁以上！[3]
2.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不仅初婚年龄不断往后，初婚人数也是不断下降：2010年初婚2200.9万人，到了2020年就降到1288.6万人，几乎就是腰斩。
数据揭示的问题极其严重，急需政府和社会严肃面对和及时、积极地处理。
五、对未来的希望，严重影响青少年、适龄人士的婚育意愿。
过去绑定合法、交合、繁衍的婚育是神圣的，是会得到全社会祝福的，不婚不育不至于不被社会接受，但肯定是不被社会所认同。而今天，“交合自由化、繁衍负担化、不婚不育正确化”的观念渗入大多数青少年思想，婚育的神圣性被抹平，甚至在舆论倾向上有被不断丑化、妖魔化的变化。离婚率怎么会不提高？出生率又如何不降低呢？
现代社会对选择自由的“尊重”、对人权保护的发展，反过来却压抑和禁锢了人性。社会舆论教育引导应当着力于鼓励青少年多社交、多接触异性、正常性观念，同时宣扬婚育神圣性、为人父母表率作用。让青少年从父母身上接收到更多正能量，对未来和婚育充满希望。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受：初生牛犊不怕虎。人越年轻，对未来憧憬越大，希望也越大，情感越丰富，越理想主义、越热血奔放。年纪越大，冲动越少，悲观主义越重。成长的经历、社会的舆论导向、教育体制的影响，造成青少年的异性情感投入越发延迟，自然对两性生活憧憬和希望的程度越低。
所以，解决出生率的关键是契合人性，是让少年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异性充满兴趣和憧憬，让最富情感性欲的青年走向神圣的婚姻大道。这就要开放思想，让人们，特别是父母、教师、学校、企业单位，鼓励青少年去了解异性、去交流接触、去联谊、去社交，鼓励青年去建立感情、去恋爱结婚。
六、现行教育模式造成青少年社交能力、社交技巧普遍缺乏。
社交能力不足，在恋爱、见家长、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等方面就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纠纷和意外。而新生代适婚适育人士里，社交能力不足是普遍问题，不是个别现象。
七、经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规则、制度影响生育意愿的，并非必然的反比关系。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确实是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低生育也确实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但这些，是现象而不是规律。
人性是趋吉避凶的：
在古代，男性作为最强生产力，是家庭支柱。绝大多数女性都需要绑定在家庭维生。脱离家庭和家族保护，生存状态会极度恶劣，更不用说生活质量和尊严了。男性提供生存保护和生活物资、女性提供家务后勤和生儿育女。所以才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是当时社会秩序最优解，由生产力所决定，和社会文明无关。
而到了近代，资本为了牟利，增加工人数量，就拉童工妇女进入工厂。但童工因生产力很有限，还会影响日后工人质量，继而影响未来生产，所以意识问题后的资本，打着文明的旗号，借缓和工人运动的由头而禁止了童工。但妇女，却因为各方博弈而保留了下来，以解放妇女的名义。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大多数工种的工作强度降低，文明发展和法治推广，越来越多女性通过长期教育培训，获得不用依赖家庭就能生存的能力，可以不用承受生育风险和家庭后勤操劳，就能拥有较好的生活质量，舆论导向也不再排斥和否定单身主义。最关键是长期的教育培训让大量适婚适育女性错过了情感最浓烈的年龄，婚育意愿大幅度下降。
这就是社会婚育意愿的大致历史演变。
社会不发达时，组建家庭是最优的生存方式，对于底层民众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可靠生存方式和养老方式。多子多孙形成家族，是最大的生存保障，是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好途径。
这看似十分合理的说法，是建立在婚育年龄人士普遍极度理性思考的前提下。而婚姻的基础是感性，而非理性。极度理性恰恰不是婚育的前提条件和必须条件，反而很多时候是婚育的阻力。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理性，但人类社会的维系需要感性。没有感情的社会必然在秩序中快速衰落和灭亡，没有理性的社会必然在混乱中走向分裂和崩溃。
人口生育观念转变，不是一句“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影响”就敷衍过去的，不寻找问题核心和关键就茫然无所得，把可解决的现实问题归结成社会之必然，更是严重的错误。
桓公之患，讳疾忌医；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改变人口生育观念在于契合人性、顺势而为，把握根本，自然水到渠成。而契合人性就要由上而下改变今天教育、就业、企业单位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合情合理释放人性。这是个大工程，是个难以立即见大效的大战略，但病去如抽丝，这个工程刻不容缓！
八、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体质在迅速下降。适育人群大量不孕不育，严重影响出生率。
国民现代生活工作模式、饮食、环境等等，在健康角度看，大多数都是不良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运动少、快餐生活、零食取代正餐、营养过剩、过咸过甜过油、化工饮食、化工环境、高压工作状态、熬夜虚度、夜生活狂欢、反复打胎……
再加上鼓励晚婚晚育，中年身体素质本就不如年轻青年，疾病自然更多，不孕不育率自然更高。
九、父母一代观念转变，严重影响适婚适育人士的婚育。
过往的老一辈都是祝福年轻一代的婚育，家族的各个亲属都会给与年轻一代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孩子的对象不是环境太差、人品不好，基本都是采取接纳态度。但是今天的父母一辈，往往不是独生子女，就是家庭人丁单薄，要么亲戚老死不相往来。不仅能给予年轻一代的帮助和关系资源少，有的甚至还要求孩子找的对象要能提供帮助，把经济水平、家族能量、事业前途、信仰等外显条件作为最关键的考察要素，更甚者把子女婚育作为原生家庭实现阶层跨越的手段。而对方人品和性格，是否合适自己孩子，反而不甚考虑，咄咄怪事！
不满意就各种手段棒打鸳鸯，威逼利诱，此等父母操作现象蔚然成风，致使大量适婚人士高龄仍然单身。
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反道德风气，应当予以谴责与批驳。
十、中国婚育新文化建设缺乏良好的舆论氛围
“女拳”、“LGBT”、“耽美”、LGBT等乱性文化对青少年的正确性观念、家庭观念破坏性极大。这些乱性文化鼓吹者甚至直言就是要破坏社会家庭观念，他们用以偏概全、造谣带节奏等方式，迷惑、鼓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人为制造社会分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宣传教育几乎都没有与时俱进，针对这些乱性文化进行辟谣、批驳和谴责。
十一、中国婚育的成本和压力过大
1.过度管理、无效管理、机械管理提高所有压力和成本。
以医生为例，公立医院医生每年，甚至每月要应付的，包括且不限于：全员培训、公需课、医德医风考核、医保政策考试、医保调查问卷、医办文件学习、三基测试、学分、周期验证、年度考核、业务水平测试、定期考核、年终考试、医疗垃圾学习考核、消防检查学习……
据闻教师、警察职业要求的表格、报表、培训等也不遑多让。
这种过度管理、无效管理，打着绩效评估等漂亮的旗号，不断压榨专业技术人员、一线人员，甚至是管理基层人员的精力。让大家都在疲于应付上级管理花式评估，除了换来一张张好看的统计图表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何裨益？
而这些评估，有的甚至是要工作人员自己掏腰包，花钱“让别人评估自己”，极为荒谬。
有的职业和职位甚至有评估标准、评估方式、评估部门可以常年不同，让人难以适从。
过度管理、无效管理、机械管理、常变管理、负担管理等，应当尽早予以“降温”、取消、取缔，这是最快提高单位和企业生产效，舒缓群众压力的方法。
2.福利制度保障力度仍不足以缓冲成本。
诚然国家的福利政策越来越好，但那是和以前作对比的，是不能和群众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前景压力的提升速度相比的。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住房、就业、生育、教育、养老、医疗），给与群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保障，是应该尽早予以研讨、平衡、执行、宣传，并可持续性发展的。这能大大缓解民众婚育的焦虑，更能缓解民众婚育的压力。
3.现行教育制度、招聘规则急待打破。
所以，在打破现行教育制度、招聘规则前，迅速降低适婚育人士的生活工作压力，大大减少他们对婚育的焦虑和不安，是国家及社会都需要立即动手处理的事。
4.社会托育、教育制度和现实社会生产的不匹配。
孩子在能独立上学前，如何托育带养是非常关键的生育理性思考，也是适育人士焦虑中最大的因素之一，因为现实的矛盾意味着成本急速攀升。
自从讲求效率的时代开始，保育室因无直接产出效益、保育阿姨“不专业”而被普遍取消。取而代之的幼儿园又是自负盈亏，普遍追求经济效益。托育的社会管理是好做了，但带来的成本就摊到工人身上了。
长期如此，群众的恐育心态很难不会形成社会风气，从而打击出生率，特别是二娃出生率。甚至可能因为家教、辅导班的优劣分化，最终形成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和固化，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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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一）组建“促婚育、提生育、保发展”部门进行统调
促进婚育，提高生育率，保障社会发展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影响极其巨大，而且是急迫需要改变，需要全社会全方面长期执行的战略。没有一个统调部门进行调查、部署、策划、组织、指导、监察，是事倍功半的，是难以见效的。
“促婚育、提生育、保发展”，涉及社会各方面各层面：教育、宣传、医疗、养老、社保、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这些工作都不是简单指令短期执行就能解决的，是需要周祥的计划、规章的制定、长期的坚持、紧密的监督、因时因地因人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执行，是需要一个具有一定权限的专职部门进行统筹调度工作的。
（二）全面、深刻、较快推进教育制度改革
1.精简教育
义务教育是全民高素质、国民高水平的基础，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足够学子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小学教育缩短，高中教育逐步并入初中，提高素质教育的同时，做好应试教育的难易度控制。不必要的学科应该移除或者降分处理，比如基本没有必要的英语，应当尽早移出主科，成为如音乐美术等副科地位，或者直接取消。
2.提倡专科教育、职业教育。
今天人类发展飞跃，现代知识庞杂且深度可以极大，所谓全才不是应试机器人，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所以基础教育不应该将资源重点放在培养全方位精英上，更不是培养全面学科的“深尖难”上，而是放在是培养高等人才储备的基础上。
现代社会生产、科研更多是多学科人才之间的团队合作和集体协同，出类拔萃的人才几乎都是偏科的。吴晗、钱钟书、沈从文、季羡林等大文豪，理科成绩基本完蛋；爱因斯坦学习除了理科基本都不及格；达尔文、爱迪生、E·O·威尔逊数学能力都很差……由此可知，偏科才是普遍人性。
建国到改开，中国严重缺乏科研人才，无奈下才搞的全才教育。但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满足了公民素质基础需求，无论是数学、语文还是地理、化学、生物等。不需要在基础教育上让学子全方位搞“深尖难”，盲目增加基础教育的深度和知识量。
另外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全民教育学科，应该被撤除，比如英语。如果近现代西方将“中文”作为必考必过科目，作为职业考核硬性指标，相信近现代绝大多数西方科学家都会挂科，甚至不能毕业、不能工作，湮灭如常人。而且今天的翻译软件，完全可以应付绝大多数的国际交流和外语论文学习，全民英语完全没有必要，不应该再列为全民基础教育。
专科型人才是未来社会的必然，如有涉及其他学科需要学习，学子自然会自行学习，需要跨学科合作，也有大量其他专业人才，不需要全民全才化。
同时，教育应当将学以致用作为主要方向和重点，职业教育才能让毕业生进入社会时有一技之能。而职业再教育，比如成人教育应当予以重视，因为30岁以上的中青年、中老年群体进行包括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在内的再教育，对我国人力资源总量的边际提升是可以非常显著的，应当予以指导方向和大力支持。
3.大学教育战略改变，扩大招生，宽入严出。
众所周知，中国中学生都是全方位碾压发达国家中学生的，但为何一到大学，能力和“含金量”就不如发达国家大学生呢？除了发达国家大学能吸引世界优秀学生、名校品牌效应外，恐怕和中国大学毕业普遍“宽出”有巨大关系。
而以前中专（相当于今天的职业技能院校）是比大学吃香的，因为包分配，毕业=就业。哪怕学历不高，也可以一边累积工作经验，一边在职读大学提高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提高工作技能水平，生活学习两不误，甚至两相促进。因此，当时很多学习好的学子宁愿去中专也没怎么考虑读大学。
而如今，职业技能院校很多都是毕业=失业，加之绝大多数用人单位企业都要求高学历，社会地位低、难就业、收入少等现实打击下，学子自然都不会想去读职业技能院校。无法进入大学，这基本就定下未来的阶层，加之成教发展如鸡肋，有的职业资格考试准入都不给（比如医生），所以，技校毕业了也很难翻身实现阶层跨越。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不公，永远是社会内部不稳定的最大因素。无阶层跨越之路，则无进取之希望；无社会地位的尊重，则心中忿忿不平；无希望的事业，则让人绝望而止步不前。今日的韩日宅男腐女、躺平文化，就是前车之鉴。可以考虑将职业技能院校并入大学体制，如此则解决学子名分担忧问题。
宽入，让大家都能通过学习掌握大学知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严出，国家可以对学校专业的毕业门槛提出要求，可以通过国家统考等方式，对各行业各专业整体水平进行把控。一来可以激发学子学习；二来可以减少学子多重考试负担（比如学校可将国家统考的行业资格证作为符合毕业条件，直接予以毕业）；三来可以扩大招生，提高国民素质，壮大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四来可以给与大器晚成的人路径、给少年英才减少升阶的阻力，给一时失误的学子重来的机会；五来可以让部分人士清晰明确自己的定位，不作好高骛远的计划，尽早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赛道；六来可以一扫今日“高中全力以赴，大学躺平游戏”之风，改变“到大学混日子捞文凭”的思想。
如此则学习成为国民终生之事，国民素质将快速提高。过往群情汹涌走独木桥，一场高考决定人们的未来出路，虽符合以前的国情，但到今天则是既不合理亦不合情，更不符合中国国民素质的未来发展。
4.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义务教育的普及对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帮助落后地区人群脱贫致富、实现阶层跨越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方式，普及基础教育，是一个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师资分布不均）、涵盖绝大多数落后地区人群的方式，是值得做战略系统规划的教育工程。为未来大学全民普及教育，打下基础。
5.深化人性教育，普及情感教育，推广社交教育。
知识教育固然重要，但素质教育更重要。然今日素质教育不尽人意，很多流于形式主义。教育要为现实服务，要为学子未来人生负责。比如人性教育、情感教育、社交教育都应该具体化、现实化和可行化。
发乎情，止于礼。中学可以禁止言行亲昵行为，但不宜直接禁止恋爱、鄙视恋爱、丑化恋爱、妖魔化恋爱。应当教育老师和学子，异性倾慕是正常生理现象，情不可耻，止于礼便是。
心可有情，行当有礼。学校教育不能把学子间的恋爱倾慕当作洪水猛兽予以打击和扼杀，给学子正常心理与生理带来完全没必要的负面影响。可以好好利用学子的生理现象，进行梳理、引导“学习进取的人才最美”，鼓励学子用情于学，提高学子学习热情。不妖魔化学子的正常异性情愫感情，要承认人类的天性，要面对人性的诉求，更要尊重人性的正常变化发展。
扭曲情感，不仅仅会对异性感情产生负面影响，还会连带扭曲师生感情、亲子感情。教育应当遵循公序良俗，让学子明白人性、学会情感的正确表达，通晓基本礼仪、掌握亲朋戚友的基本社交技巧。这方面的教育，我们的学校欠缺太多。
（三）宣扬符合今天公序良俗的传统观念，严厉打击社会不良思潮。
1.宣扬新世纪社会婚恋观和价值观。
祝福婚育、鼓励早婚早育、宽容不足、接纳新成员、平等互助、尊老爱幼……这些正能量价值观应当被国家和社会传扬。同时，有效借鉴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2021年，沿海地区增长率都很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但有一个省例外。那就是全国除了人口少、发展差的省份之外，自然增长率第一名的广东。广东一直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前列省份，也是全国平均彩礼数额垫底的存在，发达省份中广东也一直离婚率较低。
造就这样的结果，恐怕原因无它，广东省是全国各省里传统观念最强，中医氛围最好、家族互助观念最浓郁的地方。
所以，借鉴传统文化，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树立并指导社会新世纪婚恋育价值观，加强主流媒体、自媒体和文艺作品的新世纪婚育文化宣传引导，是非常重要且可实行操作的。
2.严厉打击婚姻“买卖”思想。
3.严厉打击“女拳”等极端两性对立言论，以及“娘炮”、“耽美”、LGBT等西方植入的乱性文化。
国家应当开展涉及婚育的不良舆论环境治理，重点打击文娱圈子的乱性文化，打击新媒体中对立性别、乱性文化的营销账号、个人账号，包括且不限于影视节目、出版物、青少年用品等等。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全方位打击西方传入的、祸害社会的思潮。
4.打击法律不良人士的不良诱导
近年，一些不良法律界人士，为牟取利益，以“推广法律精神”、“科普”等名义，通过新媒体、演讲、课程、采访等方式，进行不良诱导。人为制造社会不安、法律焦虑和性别独立。引导，乃至指导不良人士通过索取礼品、高价彩礼、设局下套、离婚分产等方式，“合法”窃取不当利益，侵占他人财产，引发青中老年人、适婚育人士对婚育的担忧和不信任，分化社会、制造恐慌。
5.建立新世纪的中华文化体系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立新世纪的中华文化体系，同时倡议和鼓励新世纪的家族、家风、家教文明，推广家谱文化、传播家族荣辱历史。让国人以国为荣，以族为光，以家为耀，“不避荣辱历史、从我做起”的正确价值观，并以传承延续家族、民族和国家文明为己任，薪火相传。
（四）官员、部队的表率作用。
借鉴过往计生政策在体制内的具体实施方法，将婚育、二胎政策作为在编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升迁留任的重要参考指标。必要时，应当将婚育、二胎作为官员升迁的硬指标之一。
当年中国没有超生危机，只是以数据预测可能出现人口负担，官员和部队就集体做出了计生表率作用。今天中国是切切实实面对人口断崖式下降危机，情况是非常严峻！那么公务员、官员和部队就更应在此危急之时，做出社会表率作用，为国家、为人民继续做出伟大贡献。当然，亦和当年一样，少数民族和特殊人群（如基因疾病等）可不在此硬指标范围。
（五）促进和维护国民健康
营养过剩、医疗发达的今天，为何国民体能和生殖健康还不如营养不良、医疗不足的过往？这是值得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天营养学界、科学界、医学界有向“唯科研论”严重倾斜的不良风气：科研凌驾在事实之上，不以事实为准，不尊重逻辑，只以是否有所谓科研报告为是，不充分调研科研的利益背景，不评估科研是否逻辑不当、计算是否错误、论据是否合理等等。应当予以警惕和严厉防范。
我们不应以西方不良的健康知识和被商业捆绑的医学认知为主导，应当推广传统健康饮食文化、自主医学文明、正确养生理念、中医功法锻炼，以尊重事实为基准，辅助科学方式进行调整，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鼓励民众婚育，应当给与奖励和福利。除了加强保障社会婚育职工的权益同时，参照过往计生方式，设立奖励扶助基金，对早婚、久婚、多育、久育家庭等，给予一次性奖励和定期奖励。
完善社会保育、看管体制，建立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辅助生育等基本家庭发展制度，尽可能减缓婚育人士的忧虑与负担，提振生育意愿和水平。比如今天很多人都是晚育的独生子女，等自己晚婚晚育时，父母往往都徐徐老矣，又无叔伯姑嫂兄弟姐妹帮忙，单位不允许带孩子，工作之余又要独自照顾子女，养育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特别是孩子送幼儿园之前。而今天绝大多数幼儿园、小学动辄下午三四点放学，工作的青年父母基本是无法照顾过来的。
（七）深度改革社会管理考核体制
今天的人事、行政管理中，指标考核被视为衡量人员绩效、能力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管理环境的日趋复杂和多元化，以往指标考核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今天社会的变化，甚至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和局限性。这些指标考核的弊端，过度量化、一刀切、短期导向等问题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人事、行政管理为了体现自身工作，将考核工作做得更好看、更舒适，就将工作负担、成本和压力转嫁到被考核人群之中，不断增加考核内容和考核项目，造成一线劳动者疲于应付考核，为了考核而工作，严重阻碍生产力和降低人群婚育意愿。
所以深度改革社会管理考核体制，减少群众的压力，取消那些过度考核、无效考核、负担考核、机械考核、常变考核也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管理考核体制的改革，应该由人事、管理人员进行自我优化和束约，不应该将负担转嫁到被考核人群中。建议改革体系有：
○1.综合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切不限于可量化业绩指标、工作态度、团队协作、人员满意度等方面的评价。
○2.双向评价体系：定期收集群众反馈，及时调整考核标准和方法，确保考核体系的时效性和适应性。让群众、劳动者参与到评价体系制定的讨论中来，确保考核指标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被考核人群对考核单位机构部门的满意度，也应纳入评价体系，这点是非常关键、非常有意义的，是形成可持续性优化的，双向反馈、相互束约、相互促进的机制。
○3.个性化考核：针对不同岗位和人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考核方案，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其中公正性是核心关键。
【参考】
【引用】
[1]新华网"总和生育率低至1.3，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