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农耕文明下形成，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使先民对大自然产生了极度依赖，而爱情是人们生活画卷上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我国最早的爱情诗歌记载可追溯到《诗经》。在距今两千五百年的时光中，记录着最原始、最简单的爱情故事。在《国风》中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居多，而植物这个特殊意象在婚恋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因此，本文选取了植物意象作为切入点，分析《诗经国风》中婚恋作品如何借助植物，表达上古人民的生活经验及内心情感，将抽象化为形象。曾有许多学者对《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加以研究，清朝学者顾栋高《毛诗类释》①对《诗经》的训诂划分了43种树木、38种蔬菜、37种草类、24种谷物、17种药物类、15种花果类，植物意象之繁多可见一斑。
二、《诗经国风》婚恋诗中常出现的植物意象
（一）成熟的果实意象
果实意象在《诗经国风》婚恋诗中出现的频率不高，但有许多种，较典型的《国风召南坑忻贰分械拿纷樱骸坑忻罚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坑忻罚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坑忻罚顷筐I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②这是一首大胆的求偶诗，在诗中渴望配偶的女子将梅子纷纷抛向心仪男子，梅子越来越少，但是心仪的人还未出现，表现了看到梅子成熟而暗暗神伤自己还未出嫁的一个女子，感慨自己青春时光逝去却还没有大胆的青年男子向自己求爱。
还有较著名的果实木瓜，《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这里有木瓜、木桃、木李几种果实，在古时候可以作为男女相好的定情之物。
还有其他果实，“桑葚”：“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卫风氓》）“榛”：“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邶风简兮》）还有诗中不常见的“椒”（即花椒）：“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唐风椒聊》）这些果实都或多或少与婚恋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如花椒就有多子的寓意。
（二）嫣然的花意象
《诗经》中的花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三十多种。除典型的《周南桃夭》中美艳的桃花之外，还有很多婚恋诗涉及花意象。
如《召南何彼Z矣》“何彼a矣，唐棣之华。”中的“唐棣花”，再如《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桥松，隰有游龙。”除了山上生长的扶苏树和青葱的乔松外，还可见隰间的荷花和红蓼意象。《陈风泽陂》中也有荷花：“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
《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华和舜英即木槿花，将女子的美貌比作水灵的木槿花，“颜如舜华”也成了后世赞美女子的佳句。
还有许多细微之处也“开花”：《郑风溱洧》中联结男女之情的兰与芍药。“国风”中的花意象不只存于婚恋诗，《郑风出其东门》“出其A，有女如荼。”形容女子众多的“荼”。“雅”中同样有寄托着哀伤的凌霄花“苕”（《小雅苕之华》）。
（三）纤弱的草意象
草的意象在国风婚恋诗中的相对于果实和花来说更多一些，草脆弱但生命力旺盛，在婚恋诗中常被比作在情感方面处于弱势的女子。
葛藤可说是《国风》婚恋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草意象，它的生长习性较特别：生于丘陵地区的坡地上或疏林中，葛藤喜温暖湿润的气候，喜生于阳光充足的阳坡，攀附于灌木或树上。对土壤适应性广，耐酸性强，耐旱，耐寒，在寒冷地区，越冬时地上部冻死，但地下部仍可越冬，第二年春季再生。很明显它的生命力很强但必须有所依附。
《周南葛覃》中的蔓草“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唐风葛生》中“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葛生蒙棘，蔹蔓于域。”
（四）农作物意象
除果实、花、草植物意象外，还有较特殊的植物――农作物。“黍”出现在《王风黍离》中，“黍”即糜子，给它的子实去皮后又叫黄米，富有黏性，可酿酒、做糕，《王风黍离》抒发的是感慨西周灭亡、思念故国家园，“黍”成为后世诗人感怀离家失国常使用的意象，如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中就抒发了源自诗经的“黍离之悲”。五谷：稻、黍、稷、麦、菽，这些都在诗经中出现过。“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豳风七月》）。“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王风黍离》）。“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小雅出车》）。“硕鼠硕鼠，无食我麦”（《魏风硕鼠》）。“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小雅小宛》）。除五谷之外，还有许多农作物：牟、禾、粟、藿、梁、、y等出现在《诗经》中。
（五）其他植物意象
《诗经国风》婚恋诗中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植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桑树“彼汾一方，言其采桑”、笔直的青檀树“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下曲而高的湍尽澳嫌湍荆葛n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还有提到较少的松、柏、竹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
三、《国风》婚恋诗中植物意象与女性形象
在以上多种植物意象中，果实、花、草三种植物意象与女性形象联系最紧密，它们是古代女子们在日常劳作中经常接触到的植物，女子把这些植物作为传达情感的对象。
（一）果实意象与女性
2.《国风卫风木瓜》中的木瓜，同样引用闻一多的《诗经研究》④：“《木瓜》诗当是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报，几约为夫妻焉。”成熟果实意象具有了定情作用，“木瓜、木桃、木李”瓜果象征着女子，“琼琚、琼瑶、琼玖”玉石则象征着男子，虽“木瓜、木桃、木李”价值远不如回报的“琼琚、琼瑶、琼玖”玉器，但爱情的价值远不是这些可衡量的。瓜果和玉石的交换意味着男女情投意合，互许终身。
（二）花意象与女性
一提到花，人们会联想到缤纷的颜色、沁人的香味及袅袅的姿态。中国人对花有一种原始崇拜，即把花卉看做女性生殖器官来崇拜。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⑤中对花卉生殖崇拜有这样的解释：“从表象来看，花瓣、叶片、某些果实可状女阴之形；从内涵来说，植物一年一度开花结果，叶片无数，具有无限的繁殖能力。所以，远古人类将花朵盛开、枝叶茂密、果实丰盈的植物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崇拜，以祈求自身生殖繁盛，蕃衍不息。”
在《召南何彼Z矣》中出现的“唐棣”即“棠棣”，是茂盛浓丽的花，诗中以此形容齐侯女儿平王外孙出嫁时浓妆容貌，赞美了王姬的雍容华美。盛开的艳丽棠棣花把我们带入一轴春意盎然的贵族出嫁画卷，这些美丽花朵衬托出一个娇艳欲滴的新娘和一个豪华空前的婚礼。再如《郑风山有扶苏》中的“扶苏”，即荷花，它代表着女子的美丽，同时烘托着女子的和男子的轻浮，更成为这场爱恋默默的见证者。《陈风泽陂》中的荷花，女子看到塘中蒲荷相依，想到心仪的男子对自己无意，得不到爱的回报的女子不禁“涕泗滂沱”。
（三）草意象与女性
在《周南葛覃》中出现的蔓草“葛覃”，是与女性关系极密切的植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C，为为，服之无尽Q愿媸κ希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葛草的旺盛象征着女主人公辛勤使得家族兴旺。忙着织麻洗衣，可看出女子的勤劳。想快点完成手头的活儿，只因家中父母正在翘首期盼归宁，又体现着这个女子孝顺。《唐风葛生》中的“葛”营造的则是另一种氛围：失去了丈夫的女子，声声哭诉缠绵悱恻，望着丈夫坟前凄凉疯长的葛和蔹，气氛在此刻被渲染得肃杀悲凉。在中国古代，女子必须恪守“三从四德”，必须勤于劳作，而且只有依附在夫家这棵大树上，身为蔓草的女子才能够生存，失去依靠的蔓草结局必定是凄惨的。“葛生蒙楚，蔹蔓于野”的样子就像夫妻紧紧相依的模样。失去了丈夫的妻子看到野草尚能相依，自己和丈夫却天人永隔再也不能依偎，不禁更悲伤。
四、《国风》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后世影响
《诗经》中植物意象也一直延续到后世诗歌中，如《卫风伯兮》写到忘忧的萱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c。”“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哪里能找得到忘忧草，要种就要种在屋子的北面。萱草强健，耐寒，适应性强，喜湿也耐旱，喜阳光又耐半阴。它的药用价值更符合它的别名“忘忧草”：性味甘，性凉，无毒。煮食，可以改善小便赤涩、身体烦热的症状，亦可除酒疸，消食，利湿热。《卫风伯兮》写的是丈夫从军打仗，家中妻子终日惶惶，忘忧草也难以缓解她的担心。后世的诗歌中沿用的“萱草”，孟郊《游子诗》⑥：“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老衰胜少夭，闲乐笑忙愁。试问同年内，何人得白头。”这些诗歌中都提到萱草，并用来起兴，表达自己无法缓解的忧愁：游子离家思母愁，年华逝去愁，这些都是对《诗经》萱草意象的沿用。
杨柳最早也源自《诗经》，后世诗人反复吟咏。杨柳意象最初来自于《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初出征的时候，杨柳随着风摇摆晃动；现在在回来的路途上，鹅毛大雪又漫天飞舞。杨柳成了离别感伤的特定意象。后代名篇如“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白居易《青门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韩《章台柳》）等诗歌，杨柳成了离别的固定见证，成为渲染离别悲伤气氛的绝佳意象。而在分离时折上一枝杨柳送给行人，成了古代离别的常见“仪式”，“柳”即“留”，望行人“留”，又盼远行一切安好。古人用杨柳喻惜别怀远之意，皆出自《诗经》。
先民在远古农耕时代播种、采集、收获，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他们与植物的关系牢不可分，植物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巨大影响。《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上百种植物意象则偏重先民的婚恋生活、爱情故事，国风婚恋诗借植物起兴，寄托着自己的七情六欲，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诗歌的经典财富，更是一种创作的思维方式和抒感的方法。
注释：
①顾栋高.毛诗类释.《四库全书》本.
②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本文《诗经》引诗均出自于此书，以下不再另注.
③闻一多，著.闻一多讲文学.凤凰出版社，2008，11：56.
④闻一多，著.李定凯，编.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12，12：103.
⑤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8：87.
⑥俞平伯，等著.《唐诗鉴赏辞典（新一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8月版.本文唐诗引诗均出自于此书，以下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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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之前，不知世上还有一个你，一个让我而后很爱很爱的你；我们，在此之后，从遇见到相爱，彼此相扶；有过喜悦，有过开心，有过快乐，当然也有过争吵，有过怀疑，有过哭泣；爱情，它让我们懂得包容理解，懂得尊重待人，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
我们争吵时，你让我泪流时，我总会说些气话。我说我后悔遇见你，更后悔爱上你，说你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大错误选择，说你也许根本不值得我去付出。
可当冷静下来时，我才发现，自己的世界已在不知觉间被你填满。你不在身边，我会去想念，想你的脸，想你的笑，想你抽烟时吐出的一个个烟圈。
昨晚，我们聊天，你问我是不是想你了。我说，呵呵，是的。你却不信，笑我说谎。我有几分的生气，因为我的的确确的想你。我回了一句气话，你爱信不信。你呵呵地笑着，说明天就来看我。
在等待中度过，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等待。在我们没遇见感觉对的并相爱的那个人之前，我们会拒绝掉所有对我们有爱慕的人，即使遇见某个人，自己有些喜欢，别人却对自己不感兴趣时，我们也不会去开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相爱，是爱情的最佳最美的状态。很感激，找到了这样的爱情。
我想，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困难，我们的结局怎样，我都不会去埋怨，不去后悔遇见你，爱上你，只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我最不想爷最不愿意错过的风景。
关键词:诗经;国风;民俗;婚恋礼俗
(一)《诗经》与十五“国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先秦时原称为《诗》。因收诗三百零五篇。通称“诗三百”或“诗三百篇”。后世儒学家奉之为经典而始作政治教科之用,遂亦名之《诗经》并沿用至今。
汉代传习的《诗经》分为四家,即鲁人申培所传之“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之“齐诗”,燕人韩英传习之“韩诗”,鲁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之“毛诗”。四家诗于篇章、字句及释解上互有分歧。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后世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诗经》的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后来乐谱失传,仅留歌词。
“风”又名“国风”。宋代郑樵在其《通志序》中有云: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国风”即是以民歌为主体的“风土之音”。是相对于周天子的京都而言的各地方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俗曲[1]。
“风”含十五国风。收诗一百六十篇。是《诗经》中内容最丰富,思想性最强的部分。其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阶级之手的“雅”和“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重,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2]。
(二)“国风”中的恋爱礼俗
“国风”有很多诗篇展现先秦相对自由的恋爱环境。
真正的爱情都是需要经过“恋爱”过程的。一个完整的恋爱过程大致分为识、处两步骤。即萍水相识与幽会相处。
未婚男女会在春日于水边聚会欢乐。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郑风·溱洧》)
聚会目的是使原本互不相识的男女联谊,这样的“联谊”同时也是一种“性开禁”的狂欢节。据《周礼·地官·媒氏》所记载: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3]。
意思是在春日之时,媒氏官通令未婚男女集会。会上男女可奔狂欢。而这样的狂欢节,也是为当时的一种定制。亦循《周礼·地官·媒氏》载:
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4]。
相来聚会的青年男女寻找中意对象,嬉笑相谈。小伙子会赠送姑娘以香草、野花表达爱慕,同时也是为一种约定之信。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反推地发现,既然“中春之月,奔者无禁”。那么非“中春”之时,则会禁忌颇多。《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5]。”连“钻穴隙”偷看那么一下,都要遭人贱骂,可见社会舆论何其严厉。《郑风·将仲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则直接地告诉了我们未婚男女私下会面所面临的巨大困阻。
但是经过集会相识的一对男女,不能忍受煎熬相思之苦,必然需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独幽会面。“国风”有不少描写男女幽会的诗篇。
为了避人耳目,男女幽会之地多选在林野之地。如《桑中》的桑林约会“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再如《陈风·东门之杨》《魏风·十亩之间》《召南·野有死麕》等多篇有关男女幽会或野合之描写亦均发生于林籔蔽密之地。
(三)婚聘礼俗
经过了相识与相处,随着了解的增进,两情日炽。必然将走向下聘约婚的阶段。通过《仪礼·士昏礼》[7]和《礼记·昏义》[8]我们今人得以解到在先秦时代士若想娶妻要经过六个程序。
1、纳采(男方遣使至女家提亲,女家应允后献上采择礼品)。
2、问名(纳采之使问清女子姓名,回去以占卜)。
3、纳吉(如占卜显示吉兆,男家将此讯遣使告予女家)
4、纳徵(男方遣使给女方送去成婚聘礼)
5、请期(男家卜得成婚吉日,遣使征求女家意见)
6、亲迎(新郎亲迎新娘,举行正式婚典)
透过《郑风·女曰鸡鸣》我们能看到一幅女子催促情郎晨起“弋凫与雁”的场景。也就是射猎一只大雁。猎雁目的是为了“弋言加之,与子宜之”。此处的“加”即“嘉”,是求婚的意思[9]。
从此诗可知“雁”对于诗中两主人公能否顺利完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雁”作何用呢
在《仪礼·士昏礼》中有“纳采用雁”、“纳吉用雁,如纳采礼”、“请期用雁,如纳徵礼”、“主人揖入,宾执雁从”、“奠雁,再拜稽首”这样的记载[10]。而在《礼记·昏义》中有“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门外,婿执鹅入”的记载[11]。
这证明“雁”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礼品和牺牲而出现在纳采、纳吉、纳徵、亲迎这四个婚礼程序中。这便能理解《郑风·女曰鸡鸣》中那位女子为何如此着急地催促情郎晨起猎雁,盖因事关至重。
而“国风”中另一婚恋描写频繁提及的物品就是“薪”。如《汉广》中的“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王风·扬之水》与《郑风·扬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以及《绸缪》的“绸缪束薪”等。据《毛诗后笺》载“古婚礼或有薪刍之馈。”今天工作所领受的工资也被称为“薪水”。在上古时代,各种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薪柴燃料。而因为生产力低下,打柴取薪必为极艰苦之劳动,如是薪柴即为一种颇多使用价值的物品[12]。是故“薪”在婚恋生活中颇具象征和礼品作用而频繁出现于《诗经》。
“问名”于“纳采”程序之后。男家遣来的纳采使在提亲意愿得到女家认可之后,需问明女子的具体姓名。吕思勉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认为,“问名”是因为纳采礼只是男家向女家提亲,而不知许婚的是哪一位女子[13]。
《鄘风·桑中》表现的是一位男子与情人幽会。诗句有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诗中男子只是用“孟姜”这样的代称来称呼与自己幽会的女子。也许这样称呼的原因是男子并不知道情人的具体姓名,只好用“姜家长女”来称呼。而“国风”中虽有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诗篇,但没有一处出现有具体姓名。这可能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女子的名字是不轻易予人所知的。这也使得“问名”是为成婚礼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问名”的最主要的作用莫过于以名占卜。纳采使带回许婚女子姓名后,即占卜于庙,占卜结果是吉兆,此桩婚姻才能成行。从《卫风·氓》中的“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一句我们能读到,诗中的女子因为男方家占卜结果为吉兆,而感觉兴奋异常,也可见占卜对婚姻具有非常重要的效用,也直接决定了一对男女是否可以婚配。
男家将吉兆告予女家后,要行“纳徵”礼。在《鄘风·干旄》中有“素丝纰之”“素丝组之”“素丝祝之”这样的记载。《礼记·杂记下》有记载“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14]。”“纳币”即“纳徵”之礼。吕思勉先生在其《中国通史》写到:
纳徵,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纁束帛及俪皮[15]。
可知《鄘风·干旄》中的“素丝”即是“纳币”以用的礼物“束”。《干旄》展现了颇有气派的纳徵场景,能拿出如此丰厚的纳徵礼物,莫不豪家贵族。对于普通平民来说,应亦有纳徵之礼。只不过规模和规格相去低也。但即使对钱财无数的贵族来说,纳徵之礼也是有上限的。《周礼·地官·媒氏》载“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16]”。可见上古礼仪之繁之周。
纳徵之后是“请期”即男方占卜的来成婚吉日,在征求了女家认同后一对男女即将成功结合。
透过《诗经》我们也能发现三个问题。第一、媒人的重要作用。
《卫风·氓》叙“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可见没有“良媒”尽然使得一桩喜事不得不“愆期”。诗中的女子规劝自己的情郎不宜有怒,一旦有了好的媒人,就愿意立即成婚,遂后云“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而《豳风·伐柯》和《齐风·南山》则有几乎一样的记叙“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更加明确地提到若无媒人,则只能娶妻不得。
第二个问题是父母之命的绝对至上。
即是在今天,男女双方父母的认可也是一桩婚姻能否顺利结成的重要决定条件。更何况在礼教严格、家长权威至上的先秦时代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得一桩本应完满的婚姻半途夭折。可能会是男家的聘礼不合礼制,纳徵不足定额,或是男家以女名占卜所得非吉兆等等。而此时,决定权则完全不在两位适婚男女身上。《鄘风·柏舟》诗云“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既表现出她坚定的爱情追求,但也表现了女主人公对父母之命不可违背的无奈。
而《郑风·丰》则是记叙了一位女子临嫁时突遭变故。诗中句“悔予不送兮……悔予不将兮”道明了婚变之实。具体原因已然不可考。不少学者皆以为是父母之故。于情理确可通[17]。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婚变绝非女子本意。诗中写到“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叔兮伯兮,驾予与归”。她心中真切地希望那位情郎能够驾车来娶她,但此时她自己不得不面对与情郎永无姻缘的现实。《丰》与《鄘风·柏舟》都表达出了当时女子对自己婚姻爱情无法自宰的控诉。
第三个问题是女子在正式出嫁前所进行的婚前学习。
《周南·葛覃》有“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的记叙。这里的“归”是“出嫁”的意思(在《周南·桃夭》《召南·鹊巢》和《邙风·燕燕》中有“之子于归”之句,以文献互证法得之“归”训“嫁”)。全句意思是“向师氏请教,以求师氏教授出嫁后各种生活的技能。”
“师氏”一词在《周礼·地官·师氏》可以寻其具体掌执,即“教授三德,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18]’”。但《周南·葛覃》中的女子向“师氏”请教之事并非是“三德”,而是“污私”与“浣衣”。即以灰碱水祛除油垢和洗衣[19]。
(四)婚典礼俗
在《豳风·东山》中有关于母亲在女儿出嫁前亲自为她扎蔽膝的描述,即“亲结其缡[22]”。而这一礼仪则无见于《礼记》与《仪礼》记载。
而《郑风·有女同车》所描述的场景则正是《仪礼》与《礼记》记载的再现,即“婿御轮三周,而后御者代之”。
对于贵族女子来说,送亲队伍会非常浩大。这无论是在《召南·鹊巢》“百两御之”“百两将之”“百两成之”还是《齐风·敝笱》的“齐子归止,其从如云”都有了形象真切的体现。
《齐风·载驱》的“行人彭彭”与“行人儦儦”的描述,可能是形容送亲队伍的浩大,也可能是指路边围观的人群“彭彭儦儦”,但能吸引住那么多行人的注意,想必也定是浩大的仪仗。
就在新娘于出嫁行途时,先行的新郎已抵达家中。在巷口庭门处等待新娘。《郑风·丰》就有男子于巷门迎接新娘的描写: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在婚礼宴席结束之后,人们会点燃紧捆着的柴草火炬,来庆祝一对新人的结合,为他们未来的美满生活真挚地祝福[24]。这在《唐风·绸缪》中可以一窥。
(五)婚变之例
隆重美满的婚姻并非人人有之。“国风”也有一些描写婚变或失恋的篇章。
《陈风·防有鹊巢》“谁侜予美,心焉忉忉”描写了一位男子遭到自己爱人背叛离去后,痛苦悲伤的心理。《王风·大车》是一位女子在无法和情郎正常结合之时,欲之私奔的描写。岂不尔思畏子不奔。她一方面担心男子不敢与她私奔,一方面又发誓“榖则同室,死则同穴”。她的誓言非常强烈,指认太阳为证“谓予不信,有如皦日”。这在极其敬天畏地的先秦时代,实可谓煌煌毒誓。
该女子之所以担心情郎不敢与之私奔,是因为“私奔”行为会受到人言的谴责。《鄘风·蝃蝀》就是这样谴责私奔的诗篇。
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谴责一名女子只想着男女,而不守为人信用,不遵父母之言。这里的“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可能是指被谴责的女子不守父母为她定下的婚许和已经占卜得到的诏示,而一意只与情郎私奔之事。故也可从侧面看到当时的婚姻存在一些迷信色彩事物,和强制性。
《邙风·日月》是另一首表现婚变之诗。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诗作者应该是为失恋的女子,与她约定婚事的男子抛弃了她而使她忧心不安。但通过诗中“宁不我报”“报我不述”来看,此诗作于一名寡妇之手。因为“报”用来形容收继婚姻。也就是“兄死妻嫂”、“叔死妻其婶母”、“父死妻其后母”这样的婚姻[25]。
“收继婚姻”也曾经出现于中原民族中。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上古舜帝的弟弟象曾欲杀死舜,然后把舜的二妃据为己妻。象之所以如此猖狂,所依恃的就是“收继”制度。也可见在《日月》成诗年代依然保有这种收继婚姻的遗存。
而《邙风·谷风》中的女主人公则有着更加悲惨的遭遇。诗中女子为她的丈夫“育恐育鞫”、“既生既育”。同甘共苦、生儿育女。可他的丈夫还是将她抛弃,不吝如此,还将其妻“反以为雠”“比其于毒”。视结发妻子为仇寇毒蠹。
中国古代欲休妻,有“七出”之议。即七个休妻理由。分别是:无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循《礼记·丧服》有对“七出”的记载,故《谷风》成诗之时既有“七出”之议。而诗中的女子必是触犯了除“无子”之外的其他六条议理。也表现出当时男女地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六)小结
《诗经》虽为一部诗歌总集,但因其间微言大义而得“经”之位。
无论是在“赋、比、兴”的文学写作手法上,还是其间蕴涵的丰富民俗、礼俗知识。都使得《诗经》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集,更在史学、博物学等领域的学术价值愈彰。
孔夫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6]。(《论语·阳货》)
另有“诗无隐志”之评,《诗》间那种纯粹至真的情感也是为我们民族文化与精神品质的瑰丽奇宝。亦如《论语》之所评: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27]。(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纲要(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
[2]王文生.《先秦两汉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4][16][18]钱玄钱兴奇等译注.《周礼》.[M]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3月版。
[5]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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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彭林译注《仪礼》.[M]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3月版。
[8][11][14][20]钱玄钱兴奇等译注《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3月版。
关键字跨国经营转型风险
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沿着一条渐进式的跨国经营道路蜿蜒向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为国外厂商搞加工装配，使中小企业在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上有了质的飞跃；通过不间断的技术合作，中小企业能够不断实现技术升级，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持续的发展过程；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是企业之间全面合作、优势互补的良机。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的合资、合作过程中，学习了先进的管理技术，获得了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为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
按照Johnanson等人的研究，中国企业的这条道路与很多跨国企业的成长方式类似：从最初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动的增加，掌握了更多的海外市场信息和联系渠道，出口市场开始通过外国商而稳定下来；再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海外业务的扩大，母公司产生在海外建立产品销售子公司的要求；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企业跨国经营的渐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
按照这一逻辑顺序，目前许多中国企业正面临着从内向化跨国经营向外向化跨国经营的转型或飞跃。在模仿性学习中，内向化跨国经营的不同方式对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有不同的功能。企业外向化跨国经营是其内向化经营充分发展的结果（见表1，鲁桐和李朝明，2003）。
企业跨国经营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变化的，并且直接受企业发展战略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可以通过非股权方式，也可以是股权方式。非股权方式即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口和合同安排；股权方式即合资或独资方式。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采取的是以非股权方式进入国外市场，但出口面临日益增加的反倾销指控和改头换面的贸易壁垒。企业要保住和进一步赢得海外市场就必须另谋出路，另外，作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消耗的资源和原材料必须保障供应的稳定，突破或绕过这些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以股权方式进入到国外市场。
股权投资要求企业在海外市场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求企业在外国建立单独的企业，并直接对所投资的企业进行管理。因此，企业在选择股权投资与非股权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与收益、区位、投资环境、管理模式、控制程度等问题进行评估。在非股权投资方式中，不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实体，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可以明确地写在合同中。二者在资源投入、风险、投资回报、控制等方面有本质区别。因此，在方式选择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如目标国的市场环境和生产因素、母国的市场因素、企业自身的生产和资源因素等。如果目标国的市场有限、经济增长缓慢、外汇管制比较严格、文化差异和政治风险巨大、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国际化程度较低），企业采取间接出口或许可证协议或许更有利；如果目标国的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差异较小、政治风险低、生产成本低，则可以采取直接出口和当地生产的方式。
二、“走出去”跨国经营的主要困难和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将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目标国的语言文化差异
世界商业运作中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是挡在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征途上的一座山。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中，人才配置的优化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点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中国企业要在进一步的全球化中获利，必须要有效地利用这一平台。
使用同一的语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的沟通功能。而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有效沟通恐怕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就能达成的。我们在全球化当中遇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文化间的差异。
大多数中国的企业家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恐怕都没有仔细想过语言文化的差异会给他们在外的征途上造成多大的困惑、误解、矛盾和问题。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会造成很多信息的流失和失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其企业在海外的跨国经营成就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太相称，因为日本也同样面临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困扰。华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它仍然发现在欧洲的本地化策略非常难以实施，外籍员工的跳槽率非常高，很难留住人才，因为外籍员工很难适应中国企业的文化和管理。
（二）目标国当地的“民族主义”
这些挫折和困难，对于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讲，都应当是意料之中的事，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必须深入研究目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并试图理解和准备融入。如果对目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习俗不了解，甚至缺乏常识，很容易因误会而遭到当地居民和企业的敌视，从而激发集体性“民族主义”。
（三）政府的角色不当与缺位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也愈来愈认识到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愈来愈重视这项工作。但是，有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定指标、下计划的方式推动对外投资。这种推动企业海外投资的方式，会产生一些缺乏内在需求和基本能力的投资项目，产生一些国内国外项目不能协调运转甚至相互摩擦、企业整体上缺乏竞争力的所谓的跨国企业，其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政府部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首先，政府角色定位有问题，该做的没有做或做得不够，不该管的管得太多太死。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贯有着强势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特征，这注定在“走出去”的国际化热潮背后的政府之手不会甘于寂寞。尤其是在赋予了“国家形象”和“民族崛起”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政府有时会忘记恪守自身的公共管理者身份和职责，与具体企业行为保持合理的距离，是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其次，国家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容易导致企业丧失最佳的市场机遇。根据现行外汇管理规定，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合同、章程等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管理办法偏严，报批手续较为繁琐。目前，中国企业由于缺乏独立的境外开放项目签约权、出国人员审批权、对外融资自和自有外汇使用权，因而在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不能很快适应市场要求，贻误时机，也影响业务的及时开展。同时，我国官方统计的对外投资额与其他渠道统计的对外投资额有很大差距这个事实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并没有经过对外经贸部门审批或备案，说明一些海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没有有效监管。
另外，法规政策滞后。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完整的海外投资法律，海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欠缺。虽然我国制定了关于对外投资办企业的审批制度，也采取了一定的扶植措施，但缺乏行之有效的后期管理办法，涉及跨国经营的财务、税收、信贷、外汇、统计等制度尚不完善。对外投资总体规划和具体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国别政策也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管理机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投资的管理和引导。
政府需要加紧进行的工作主要包括：继续与更多的外国政府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加强对外投资保险与担保工作，提供良好的投资服务。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保险与担保机构，也可将此功能赋予现有的对外保险与担保机构；我国现有各驻外机构，应该提供更多的投资服务，尤其是资讯方面的服务。还可以考虑设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海外投资信息中心，负责向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目标国家各方面的准确信息；倡导和协助成立对外投资企业协会，在一些我国投资企业较多的国家，可以成立当地的中资企业协会，以交流信息、对外沟通，并对国内拟投资的企业提供咨询和建议；简化审批手续，放松有关限制条件，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可以在项目分类和企业分类的基础上，对海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凡是符合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企业改革比较到位的投资项目，可列为鼓励类项目，实行登记制。
（四）缺乏国内资本市场浸和国内并购的洗礼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消费和生产的全球化，融资、购销、开发、经营等都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活动。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最薄弱的环节不在生产过程，而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包括低成本全球融资能力，国际市场营销能力，风险回避能力，得到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法律、咨询服务的能力等。因此，企业要“走出去”，需要高水平服务业的支持。加快对内对外开放，迅速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水平，特别是金融服务的水平，是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措施。
中国本土的并购活动因为长期的市场条块分割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和规范的市场。股票市场上公开要约收购很稀少，而国有大企业则不断的在政府撮合下强强联合，这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没有经过真正本土并购的较量算计、艰苦谈判洗礼的中国企业，直接出现在跨国并购的舞台上，他们能对付得了那些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外国商人吗？这实在让人担心。
（四）来自企业自身的机制缺陷和综合竞争力
“走出去”到海外生产和销售，走向全球市场经济这个大市场，必须经受国际竞争的严峻考验。要保证投资项目成功，产品要有竞争力，企业要有谋求最大投资回报的能力和动力，要对东道国市场有详细了解，还要懂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律法规。总之，海外投资对企业的素质要求较高。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各自不小的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由于存在所有人缺位问题，因此道德风险极高。国有企业从小在垄断的“襁褓”里长大，没有经历过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当这些国有企业走出国门时，如果还背负着除经济以外其他的，诸如民族崛起等政治性的目标，更会让他们左右为难，有时不得不为了其他目标，而有意无意地忽略经济成本；况且，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国内投资，很难说就不会发生在海外投资上。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虽然中国企业积累了一些跨国经营的经验，并且面对着出口商品日益增加的反倾销指控和改头换面的贸易壁垒，由主要是内向化的向更多的外向化的、由主要是非股权性的向股权性的跨国经营的转型似乎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将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风险。这些困难和风险，有的是来自于外部的，有的是来自于自身的，打算“走出去”中国企业必须要认真研究，不能盲目的“洋跃进”，要在各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把风险降到最低。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江小涓：“走出去”战略的进展、前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内部研究报告》，2000年。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发展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出版物。
鲁桐、李朝明：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世界经济》2003年第5期。
关键词:《诗经国风》爱情婚姻诗歌
一、有关对《诗经国风》的大致了解
风是《诗经》分类中的一种。风,就是音乐的曲调。国风,就是各个地区的音乐曲调。“国”有地方、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国风即全是以上地区的地方乐曲。豳风全是西周的作品,其他除了少数作品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皆出自东周。
《国风》中的作品主要出自百姓以及处在社会中低阶层人士之手,是描写西周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是《诗经》中最为出彩、最具历史文学价值的一部分。在《诗经》中,在数量上占有重大比例的有关于爱情婚姻的诗作就主要集中在《国风》里。
《国风》中的爱情婚姻诗作内容淆杂。其中,大部分作品主要集中在对男女之间相爱相恋的绵绵情意,怨妇诗,以及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的描写上,而对于其他内容进行描写的作品数量是则及其有限的。下面我对《国风》中有关爱情婚姻的诗歌作品以恋爱到婚姻的各个阶段为序进行规整分类。
二、《国风》中爱情婚姻诗作的阶段性分类
(一)男子对心仪女子热烈的追求和款款深情。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聊可与娱。
虽说在东门之外,美丽的女子多如云、多如白茅花,但她们都不是这位痴情男子所牵挂的,他惟一爱的只有那位衣着朴素的女子。这篇诗作除了如上首似的表达了男子对心仪女子的爱慕,更多了一层对该女子的专一执著之情。
相反,如果男子对心仪的女子由于种种原因求而不得时,则表现为一种失落,如《周南汉广》中:“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至多男子也只是停留在幻想已经与思慕的女子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上,这一点在为我们所共熟的《关雎》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该诗通篇为幻想之作,其场景仅仅是男子与心仪的女子结交不成,所产生的已经与该女子结为伴侣的幻想。
而当女子由于家庭礼教或封建世俗的阻挠欲嫁情郎不得时,则表现出比那个时代的男子更为果敢、勇猛而又强烈的反抗精神。如《风》:“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正是反映了在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生活的女子对封建礼教、封建贞洁观,以及封建家长制下婚姻需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铁的定律的有力反抗。有的女子甚至愿意抛弃为封建社会女子普遍重视至极的名誉与情郎私奔。如《王风大车》:
大车槛槛,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日。
这短短几句,写诗的女子竟然连用了两个“畏子”,一是“畏子不敢”,二是“畏子不奔”,由此,一个在爱情上远远比男子更为勇敢、更为有魄力,也更为向往自由的小女子形象跃然纸上。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若然谈到对爱情的执著,以我拙见,女子要比男子来得更为猛烈,更具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的反抗精神。
(二)双方约为婚姻,女子待嫁。
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有梅,顷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树上的梅子随时光的流逝纷纷落地,数量不断减少,进而引起多情的待嫁姑娘感叹起韶华易逝,年时不在,此时,她心中急切期盼情郎的迎娶,一个“迨”字(可理解为趁机、赶快之意)将她的焦急热切的待嫁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
又如《邶风匏有苦叶》:“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招招舟字,人涉否。人涉否,须我友。”一个在水边徘徊的女子,心念着河对岸的未婚夫,焦急地盼望他可以在河水尚未结冰之时来迎娶自己。
总之,女子待嫁的心情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则曰喜悦,二则曰急切,三则曰担心。前两种心情不难理解,可她为何还会担心呢原因就在于,待嫁女子担心未婚夫的迟迟不来迎娶会演变为永远不来迎娶,也就是说她会担心婚姻上出现变故出现诸如悔婚之类的事情。所以她的心请在此阶段应是喜忧参半的。
(三)迎娶。
在《诗经国风》中,单独对平民阶层迎娶场面进行描写的诗歌比较少,而《著》这首诗歌却以一名即将嫁为人妇的女子的视角对自己夫婿前来迎亲的场面进行了描述,虽说该诗着力于表达这位女子对夫婿的爱慕和自己的喜悦之情,但从中我们也可对迎娶场面的隆重情景略感一二。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于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著》这首诗歌着重对女子夫婿充满喜庆色彩的锦衣华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透过对单一人物的形象叙述,实在不难想象迎娶仪式的隆重与喜庆,新郎的翩翩风度与轩昂气宇,以及初为人妇的女子之兴奋与欣喜。好一片欢欢喜喜的迎娶之景,写实性极强,以新妇口述之形式,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即使是千年之后的读者,读之也有一种身临其境、妙趣横生的感觉。
除此之外,《国风召南》中还有一首描写迎娶贵族小姐的壮观场面的诗歌――《鹊巢》。
该诗为我们展示一位贵族小姐出嫁时隆重壮大的喜庆场面,“百两御之”、“百两将之”、“百两成之”,通过对迎娶喜车数量之重的描写,着实表达出贵族阶层迎娶仪式有别于平民阶级的隆重、豪华和奢侈,也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婚嫁的另一场面,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差异。
(四)婚后或喜或悲的生活境遇。
在《国风》中反映婚后夫妻家庭生活的诗歌,根据女子所处境遇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夫妻之间生活美满,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琴瑟和谐。如《国风郑风》里的一首《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琵琶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配以报之。”
这首诗歌以夫妻间对话的形式,夫妇二人一唱一和,脉脉含情的对话将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家庭生活的温馨欢乐,以及相约白首的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如《国风齐风》中的《鸡鸣》。这是一首妇人敦促身为大夫的夫君早起之诗。以夫妇对话的形式,一边是妻子的急切催促:“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表达出妻子的贤惠和对夫君事业的关心,从而使得一位细心贤良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而另一边却是丈夫的借故推脱:“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但丈夫不愿起身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天还未明,鸡尚未啼,真正使得丈夫不愿离开高床暖枕的因由则被诗中的“甘与子同梦”这一句所点破,真实一语天惊。夫妻间的相互恩爱、闲情小趣及依依惜别之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但是并非所有的夫妻都是那么的情意深厚,可以白首相随。在古代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里,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极为严重,幸福而专一的婚姻生活对大多数女子而言仅仅是个美丽的幻想和愿望罢了。在《诗经》,尤其是在以描写民风民俗而最富盛名的《国风》里,表现夫君所抛弃的女子的悲惨境遇与寂寥心情,高唱不幸婚姻的挽歌的作品委实很多。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时代的真实写照,是身处夫权社会的女子凄凉处境与愤懑心情的真实写照,是多情女子对薄情夫君的无声控诉,是对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现实充满血与泪的无情抨击。
这种描述弃妇的诗歌在《国风》中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反映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1]。如《召南江有汜》就写出了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夫权社会中,夫君另觅新欢,结发妻子因失宠而备受冷落。夫妻关系尚在,无力与夫权社会斗争的情况境遇下,她也只得翘首期盼,幻想这薄情郎有回心转意的一天。
另一类则是“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2]。《邶风日月》就把弃妇的这种愤懑与不平的一腔哀怨表达得淋漓尽致,真可谓是字字是血泪,句句述无情。
除上述诗歌之外,《国风氓》可谓是包罗群像,几乎是涵盖了《国风》中由恋爱、结婚直至女子被弃后又幡然悔悟的全过程。它是《诗经》中弃妇诗的代表作,具有读一诗而解《国风》的作用,是当时社会民俗人情的真实再现,深刻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境遇和坚强的斗争精神。
纵观《国风》,它的确包含了太多内容,爱情婚姻诗便是其中最为璀璨的奇葩。它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诗经学会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