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本是一件喜庆的事，但一些地方因为存在高额彩礼、婚礼攀比、低俗婚闹等婚俗陋习，让寓意美满的婚礼变了味；一些地方还索要上车费、改口费、盖头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将婚嫁彩礼与婚姻中介费、媒婆介绍费挂钩，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不少家庭叫苦不迭。
举办婚礼、给与彩礼是自古有之的风俗习惯，适当的礼仪符合人们对美好婚姻生活的祝福。但不良婚嫁习俗则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容易引发攀比之风，触及道德和法律底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法治日报记者韩丹东
□法治日报实习生刘洁
如果按照原计划，来自湖北武汉的邓先生现在已经和女友完婚了，没想到节奏被彩礼打乱了——女友的家人提出要30万元彩礼。
考虑到自己家境并不富裕，一下子拿不出30万元彩礼，而之前两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邓先生和女友商量降低彩礼数额，却遭到女友拒绝，理由是“她也没办法改变家人的决定”。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除高额彩礼外，漫天要价的“媒婆费”和名目繁多的“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等，也在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从相亲到结婚，各种高额费用成因复杂，又兼具伦理与法律的混合属性，因而对其有效治理，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但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需循序渐进。
部分地区彩礼太高
不少家庭无力承担
邓先生的女友是福建人，两人恋爱3年有余，双方约好在武汉定居。为了给女友一个幸福的家庭，邓先生在武汉贷款买了房。今年年初，双方开始讨论结婚事宜。
没想到，女友的家人提出要30万元彩礼，房子也要加上女友的名字，房子的装修费用可以由女方来出。
对于上述要求，邓先生没有立即同意。他认为，彩礼应该双方商量，充分考虑男方的经济条件。于是他向女友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提供30万元彩礼，女方得陪嫁30万元；二是提供彩礼10万元，不要陪嫁。
女友家人以“在老家结婚，彩礼都得30万元左右”为由不同意。如今，双方陷入了拉锯战。
“因为彩礼，婚礼遥遥无期，结个婚太难了。”邓先生很是无奈。
对于彩礼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福建当地人，大家都说30万元彩礼是“正常水平”。来自福清市的于女士称，按福清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彩礼最少要30万元，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可以先给一部分，剩下的之后补上。
来自江苏的乔先生也因彩礼问题焦头烂额。他的女友是浙江衢州人，结婚前，女友家人提出要28.8万元彩礼，且女方在当地办喜宴的费用由男方承担，这部分酒席钱需要预先提供给女方，按20万元计算。
“我准备了18.8万元彩礼，以为已经很高了，没想到女方要28.8万元。并且由男方承担回门宴费用一事，我也很不理解，可是在网上一搜，发现浙江衢州确实有这种习俗。”乔先生说，这样算下来，他要提供给女方的钱就是50万元，还不算房子、车子，以及要买的金银首饰，“压力实在太大了”。
来自衢州的李女士告诉记者，目前衢州部分地区彩礼最低是18.8万元，28.8万元的彩礼也很常见。一般这笔钱会留给新娘家，部分家庭会返给男方2.8万元、8.8万元不等的金额。
“按当地风俗，女方办酒席的钱由男方支付，这笔费用一般不会超过10万元，但如果女方亲戚比较多或要求酒店的档次比较高，费用就不一定了。”李女士说。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的确立，古已有之的彩礼原先具有的补偿性功能本应弱化，礼仪性功能应该增强。但现实情况在一些地方恰恰相反，人们更加注重彩礼的“财”的补偿性功能，逐渐淡忘其“礼”的象征性本质，从而破坏了现代婚姻制度下男女方关系的平等性，并大幅限制了男方婚姻的“自由度”。
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敬辉认为，出现高额彩礼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受“彩礼高代表嫁得好”的陈旧观念影响，有些女方为了面子，会要求男方给出不低于周边人的一个彩礼数目。
二是攀比心理作祟。部分地区将发达地区经济水平作为参考，向高彩礼地方或者家庭看齐，有的家庭希望通过高额彩礼改变家庭拮据的状况，人为抬高彩礼成本。
三是由于此前部分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加之当前愿意嫁到农村的女性数量少，加剧了城乡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农村男性为了解决婚姻问题，不得不通过高价彩礼来吸引女方。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出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高价彩礼现象，不仅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精神伦理关系的物质化，还引发内卷式攀比之风，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姜孝贤说。
媒婆费用水涨船高
额外收费涉嫌违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彩礼外，近年来媒婆费用也在水涨船高，出现了如果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媒婆抽成就越高的现象。
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就遇到了“天价媒婆费”。她和男友经媒婆介绍认识，二人恋爱后相处融洽，准备结婚。媒婆得知他们要结婚后，立即开口索要媒婆费。
“介绍时，媒婆说会根据彩礼多少来收费。男方彩礼给了10.8万元，媒婆要在里面抽2.8万元作为媒婆费。不仅如此，她还向我男朋友要5.8万元介绍费，两头收费。”陈女士说，总共8.6万元的媒婆费，一般人谁能付得起，收这么高的媒婆费合理吗？
虽然心存质疑和不甘，但陈女士和男友担心举办婚礼时媒婆“找茬”，只好和对方商量着能不能少给一些费用。
无独有偶，来自福建的梁女士也遇到过“狮子大开口”的媒婆。
梁女士和家人很生气，拒绝了媒婆的介绍。梁女士的母亲说：“媒婆把彩礼和介绍费捆绑起来，要的彩礼越高费用就越高，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
对于这类现象，姜孝贤认为，将彩礼和介绍费挂钩并不必然违法，关键要看彩礼给付双方当事人是否知情。
“如果婚介所、媒婆提供媒介服务时，明确和当事人约定给付彩礼的一部分作为介绍费，由于双方都基于意思自治，且这样的约定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在这种情况下婚介所从彩礼中抽取一定比例金额作为介绍费是合法的。如果婚介所在提供媒介时所传递的彩礼金额数目不一致，如婚介所给男方传达女方要求30万元彩礼的信息，而实际女方只要求20万元彩礼。婚介所在收取中介费的情况下，又额外抽取了彩礼费用，那么其行为就涉嫌违法。”姜孝贤说。
业内专家指出，现实生活中，媒婆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成就美好姻缘，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但如以此为名借机收取高额介绍费用，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文明、法治、诚信相违背。
上车礼下车礼频现
婚礼费用名目繁多
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等费用近年来也频频出现。
“根据当地风俗，上车礼、下车礼由男方给，具体数额包括2万元、4万元、6万元、8万元、10万元。”叶女士说，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很有压力的，考虑到男友家境一般，除了彩礼外还要支付这笔费用不容易，最终双方协商给2万元。
上月完婚的山东临沂人丁女士在结婚时，收到男方父母给的改口红包10001元，取的是“万里挑一”的寓意。
丁女士介绍，改口费是“男女双方各一份”，丁女士的父母也会为男方准备同样数目的红包。婚礼中的红包支出一般都是“有来有回”的，相对不那么注重金额高低，会倾向于选寓意好的数字，带6和8的比较常见，也有选特殊含义的，比如9999元寓意“长长久久”。
“我结婚时没有收上车钱，亲戚们不乐意，要求男方必须给下车礼，否则就不让婚礼办下去。后来经过反复协商，男方同意补8800元的下车费。”丁女士说，对于月薪只有五六千元的打工人来说，这笔钱不是一笔小数目，需要省吃俭用几个月才能攒够。
来自江苏的陈女士结婚时，上车礼、下车礼各为6000元，女方家长支出改口费6000元，男方家长支出改口费4000元。此外，按男方习俗，结婚时女方需给男方父母叩头，陈女士收到叩头礼2000元。
姜孝贤认为，我国上车费和改口费等费用很多是从彩礼衍生出来的，具有一定的风俗习惯基础。如果仅需象征性支付适度的上车费和改口费，仍然是社会风俗，应当予以尊重。但如果上车费和改口费过高，则可能将该项习俗异化为女方索要高额钱财的“工具”，应当予以抵制。
扎实推进婚俗改革
树立健康婚俗新风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民政部于2020年5月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积极倡导和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从2021年起，分两批次在全国确立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指导各实验区在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治理婚俗领域不正之风、培育文明健康婚俗文化等方面探索经验、打造样板。
各地民政部门也主动作为，确定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实验单位。截至2023年11月，全国共创建各类实验单位1806家，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层层抓婚俗改革的良好局面。
那么，实践中究竟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推进婚俗改革落地？
张敬辉提出，要制定行业规范净化婚介市场，根治媒婆索要天价费用问题，同时探索建立公益婚介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年轻人婚姻择偶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再次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关于彩礼方面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高度重视，但要给高价彩礼降温，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张敬辉提议，在尊重地方传统婚俗的基础上，倡导树立健康婚俗新风，用好“最美家庭”“积分超市”等激励约束机制，激发移风易俗的内在动力。
姜孝贤说，关于高额彩礼及其抵制，在法律层面并无专门规范。民法典虽然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高额彩礼很难归类于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畴。《规定》也只是规定了不能借婚姻之名索取彩礼，但未对高价彩礼作出具体规定。不过在地方层面，已有关于抵制高价彩礼的立法，比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2022年颁布施行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当地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联合发文规定彩礼不得高于10万元，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姜孝贤认为，婚姻中各种不合理费用的治理既需要硬法守住底线，又需要运用软法来系统施策。就硬法制度设计而言，重点在于切实维护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利用高额彩礼干涉婚姻自由，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截取礼金作为介绍费等行为，并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作保障。就软法制度设计而言，关键在于发挥各政党、团体、组织的调节作用。
“可以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行业协会等对其成员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组织的自律作用，鼓励其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组织章程中。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做好亲戚、朋友、家人的思想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党内法规对广大党员进行引导约束，夯实抵制高价彩礼的群众基础。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传播婚事新办简办、‘低彩礼’‘零彩礼’典型案例和典型事迹，激励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姜孝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