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简·奥斯汀无疑是睿智的，她在200年前对男女关系的定义在今天一点也不过时，而且还很实用。有钱的单身汉想要娶的一定是位漂亮、年轻的太太，所以“但凡是女孩都想要有副漂亮面孔，这也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对于女人来说，“一切幸福不可缺少一份丰厚的财产”，她们把财富排在了择偶的首要条件，而男人则把“女人的漂亮”作为首选。时空转换，这两条公理显然成为了当下中国人的婚恋价值观，并左右着高端人群的婚配选择。
爱情是一种理想
奥斯汀和张爱玲是两位观察世俗生活的高手，她们对男女私情洞察入微，虽然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受不同文化影响，但她们笔下女人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即女人的价值无不是为了一桩好婚姻的出现，所以她们一生充满算计、期待，如同《理智与情感》里的埃丽诺、《傲慢与偏见》的伊莉莎白，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女人用尽心思后往往都能找到一位理想的伴侣，既多金又温情如达西似的绅士，为何说“每个女人心中都住着一位达西”，这无疑是理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重叠，尽管来自上流社会的绅士充满傲慢与偏见，但他们最终能克服自己的偏见去发现女人的美：不仅有着姣好的容颜，女人也有狡猾、聪明的一面。这是奥斯汀给19世纪女人的婚恋教材，虽然在西方已经过时，可它在中国却很有市场，如今各种电视相亲栏目的火爆，说明中国男女正处于19世纪的“社交饥渴期”，扩大活动范围、筛选信息目的是找到最“适合”的一位。
有人说如今观看《非诚勿扰》如同观看春晚，一点不假，我身边就有几位男士非《非诚勿扰》不看，他们心仪的电视栏目一定是诸如《非诚勿扰》这样的婚恋栏目，而且对某某女嘉宾更是如数家珍，这些女人多是“白富美”，我一直奇怪这么可人的女子竟要到相亲栏目找对象，据栏目组爆料说是为了曝光，也是为了在全球撒网，只有网面愈大钓到大鱼的可能性才大，使得很多“三高男士”也心向往之，一位央视的摄像师朋友就上了上期《非诚勿扰》，让圈子里的朋友收看，结果也没有“抱得美人归”。
“可选择的范围大了，难免看花眼。”就如同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颗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充满信心地去了。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来，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不得已，因为只可以摘一次，只好放弃，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棵麦穗也没有。”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爱情，爱情是一种理想，而且很容易错过。”
柏拉图有一天又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
诚如苏格拉底所说爱情是一种理想可遇而不可求，也可以看做是精神“奢侈品”，向来注重结果的中国人很少花心思在爱情上，张爱玲的小说才有那一份冷静，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风情图总给人一种苍凉感，男女算计的婚姻结果无不是一桩“合适的买卖”，最后才有《倾城之恋》，直到城破墙毁，男女主人公才会流露出一点本真的情感，这是何其的残忍，所以张爱玲的小说远没有奥斯汀的阳光，虽然张生活在中国的近现代，但她看到的人情要比奥斯汀的田园生活炎凉。但她们都肯定财富对于幸福婚姻的重要，只是对爱情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又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婚姻观变了吗？
婚姻是女人的职业
对于“三高女性”来说，她们除了物质条件、硬件设施还注重了心理契合，如同200年前的英国，在奥斯汀看来女人不仅需要一位养活自己的男人，同时他还是一位懂得女人需求的绅士，而对于男人来说，女人不一定要学历高，只要漂亮、年轻就行，从“中国婚恋调查”来看，中国男人近30年来的择偶标准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往往不太注重心灵的契合，这是双方匹配度低的原因，也让很多情感咨询师感到困惑，女人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都在受旧道德、旧观念束缚，觉得找老公一定是找“依靠”，而且男人一定要比自己强，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定。
据一位在北京、上海举办过好几次“剩女”讲座的情感咨询师介绍，“这个人群的女性可说是一只脚迈入了新时代，一只脚还留在旧时代，她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要求男女平等，但是她们确实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价值观，‘男比女强’依然是她们公认的择偶标准。一个28岁自认很优秀的女性，对于一个跟她同龄同收入同学历同职位的男性的评价就是‘不够优秀’；婚恋中介的登记表上，再不贪心的单身女人要求男人的收入也是自己的1.5倍。她们在潜意识里都相信男人是比女人更优秀的物种，自然也就应该拥有比女人更强大的能力，她们对男人的要求几乎是‘高大全’式的，然而现实却令她们失望。”
对于“三高”男人来说，他们剔除了从婚姻中巩固财富的诉求，而是更注重女人的外形，所谓的漂亮、年轻，于是23-25岁的女性就成为抢手货，而这个年轻段的漂亮女性就更抢手了。于是在很多相亲活动中，他们只好找25岁以下的女性。
从自由恋爱到门当户对
有专家研究得出，爱情是一种多巴胺激素，它受脑垂体影响，因此不长久，所以不能把爱情当做婚姻的终极诉求，而中国人从来也没把爱情当做终极诉求，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媒妁之约”，婚姻往往是家族关系或者利益的巩固，所以讲究“门当户对”，只是到了近现代，很多人才受西方“自由恋爱”影响，纷纷要求从父母包办的婚姻桎梏中解放出来，争取自主权也是争个人自由。
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治变革的需要，经过历次运动，城乡富人被消灭，工人、贫下中农成为国家的主体和依靠对象，中产阶层只是一个团结的对象。年轻女子择偶多看重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和革命干部等身份标识，男女择偶把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改革开放后，女人又把财富放在了第一位，无疑“经济关系”是婚姻的终极诉求，不论在什么时代，这是伦敦大学教授得出的结论，这一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择偶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在以往社会，按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看法，婚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
那么，在今天，感觉我们是“婚姻自由”完全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喜好，其实不然，从身边很多事例来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又回归到“门当户对”，而且愿意听从父母安排。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门当户对”的婚姻更牢固，显然大家更看重婚姻的稳定而不是婚姻的质量。
朱德庸就说，中国人没有自我，在爱情和婚姻上都显现出来。中国人的爱情之所以错就是因为不是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结婚对象，我们今天谈恋爱，先把各自的条件摆上台面，男的说我有房子、车子、存款……女的说我是清白的，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就叫来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围观。
“把爱情当理想，把结婚当事业”正成为剩女们的口号，她们一边在婚恋网站上频繁填写资料，一边在通勤的路上做着一见钟情的美梦。而理想的男人一边在猎艳，一边在渴望一位纯洁漂亮的年轻女性，他们处于旧道德和新观念中，可以做但不能说。男人只要结婚后不离婚就是一位“好男人”。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由于社会阶层已经稳固、上升通道十分狭窄，婚姻将成为改变个人、家族命运的契机，所以它已不是当事人的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