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封建社会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学监会作为学风建设的系统支撑平台，改变了学风建设无专门机构、无系统管理、无长效机制的局面。成立专门机构助推学风，有利于凸显学风建设的重要性，有利于系统谋划学风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学监会师生交流平台的建设。作为整合教与学的出发点，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辅助管理与服务，促进师生换位思考是学监会建设的核心理念。学监会在每个班选聘一位学监员，作为与教师沟通的桥梁。学监员负责搜集学生的学习意见，与老师进行日常教学信息的沟通。学监员在教师节及老师生日时代表学监会送上祝福，在班级中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这有效加深了师生情感。学监会还积极开展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的研究，设计并完成了学院教学效果评价体系，负责组织完成每学期的评教工作，并将每门课程的测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后形成分析报告，供学院教学秩序监督委员会参考。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有了评价权，这也促使老师们更尽心教学，这对师生都是双赢的过程。通过参与教学辅助管理与服务使学生有机会深度了解教学工作，使学生能更加科学地看待教与学的关系。
（二）学监会学习交流平台的建设。学习交流平台通过开设励志讲坛和名师讲坛，发挥学习方法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励志讲坛主要邀请优秀学生和优秀校友开展走进班级的讲座、访谈等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活动，开展了“经管学子成长动力营”系列讲座，分别为“我的求职之路”、“我的求学之路”、“我的就业创业之路”。名师讲坛主要邀请学院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为学生开设专业学习方法、专业前沿信息、行业发展动态等专题讲座，讲座每月一次，形成了“经管名师面对面”系列品牌讲座。学习交流平台的建设，发挥了对学生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二、学监会在学风建设中促进学生成长的效果评价机制
（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网在学风建设中的评价功能。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网便捷地为了解各班、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整体发展情况提供了数据。每学年学生综合测评结束后，可以清楚了解到一年来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情况，为学监会进一步完善学生发展计划提供了客观数据。同时也为辅导员、班主任了解学生发展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参考，从而实现综合素质测评对学生的发展评价功能。
三、结束语
论文关键词：,教学,反思
一用教材挖掘历史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内容丰富，重点、难点多，如何充分利用课文中文字、图片、小字部分等资料挖掘历史非常重要。如从鸦片走私船——“快蟹”入手，引入英国为何走私鸦片；从“自由阅读卡”让学生懂得吸食鸦片对人体的危害；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表》了解鸦片输入数量增加的具体数目，看到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从《中国大型兵船》与《英国兵船》相比较，看到英国兵船装备的精良和中国兵船装备的简陋等等。
二、用线索梳理历史
在历史教学中，用线索来梳理历史更为重要，使学生对历史一目了然。本课有两条线索，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鸦片输入——鸦片给中国带来危害——林则徐————《》签订——中国社会性质改变。暗线是：英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统治腐败的封建没落时期——英国侵略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倾销——中国社会性质改变。
三、用历史探究历史
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学习，让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去反思历史问题，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能力。如：从中国战败这一历史现象思考中国战败的原因，得出中国战败客观原因──英国综合国力强大，主观原因──清王朝的腐朽落后，根本原因──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无法抵抗新兴的资本主义。让学生体会到“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从而激发学生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又如：从《》的内容这一历史现象去分析中国是怎样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割让香港岛使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2）赔偿巨款，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国家更加贫弱；（3）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商品输出，结果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看出英国的狼子野心和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下场。
四、让学生参与历史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并有一定的情感体验。为此，安排以下两个大的教学活动。1，“在期间，如果你是当朝大臣，你是主战还是主和？”让学生分小组讨论。2，“假如我是一位法官，我将怎样审判的罪犯？”让学生说明理由。这两个问题的设置，一方面强调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加强学生间学习的合作性；另一方面，构建以学生发展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为内涵的学习体系，强调课堂教学中的民主气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和主动发展的学习能力，整个活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力争为富有生机和实效的历史课堂教学找到源头活水。
学生知道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后，联系现实生活中的吸毒贩毒现象和我国政府的禁毒决心，让学生思考讨论，然后归纳总结：鸦片是当时的麻醉，危害了多少中国人的健康，而今天的“白粉”也是罂粟果经化学加工制成的，人一旦吸食，就很难戒除，其毒性比鸦片更大。为了吸毒，倾家荡产者有之，杀人抢劫者有之，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我们美好的家园，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我们应理直气壮地拥护政府的禁毒举措，对贩毒、吸毒者绳之以法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主题研究；综述
一、“同情说”
1923年《北京周报》第59期，署名为“昏迷生”的作者撰写《周树人氏》一文，对《孔乙己》作出“作为创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他在其作品里浓厚地表现出这种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一例。因为他非难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过去旧中国的留念，而把这种留念贬得一文不值”的评价。这是首次有读者开始触及思想内涵，之前的阅读大多将其视为具有“奇绝构思”和“言简意深”的艺术品，对其思想内涵并未涉及。
二、“凉薄说”
1924年1月12日，鲁迅绍兴学堂学生孙伏园以曾秋士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谈到鲁迅先生对自己作品《孔乙己》的看法时曾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这可视为《孔乙己》“凉薄”主题说的最早提出。
1933年9月23日，乌尤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孔乙己及其环境》，明确指明孔乙己那“使人哭笑不得”的生存环境，并发现其正是裸的“以别人的难堪为快乐”的“反同情”事实，这正呼应了孙伏园“社会对苦人的冷淡”的中心主旨。
1935年许钦文在上海《青年界》上发表《孔乙己》一文，认为作者的用意，与其说是孔乙己，不如说是孔乙己周围的一群；与其说是攻击象孔乙己的人，不如说是为养成这种人的环境慨叹。故事虽虚构，可却具“真实性”，孔乙己的生存环境，不也正是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吗？许钦文从“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出发，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悲剧的确存在，并还在进一步上演。
这是知识分子对同类不幸遭遇的悲悯，但又不仅是同情。究竟是何因才会形成如此冷漠麻木之大众和凉薄世态，则有待人们深究。
三、“封建批判说”
1942年11月15日，桂林《文艺生活》月刊第3卷第2期登载辛勤《鲁迅创作里的典型――辛亥前后的中国农村》，认为“孔乙己过去的教养，以及‘八股’枷锁，使他成为一个软瘫。生活鞭打他，正在激变的社会抛弃他，他就像坠入深渊的大石！”文中作者第一次把孔乙己悲剧的原因阐释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科举制。这可认为是“封建批判说”的发端。
1949年许杰《鲁迅的》将其主题进一步拓展，认为鲁迅的作品，是可以当作民主革命前夜那溃烂却又冷酷的封建社会史看的；这篇《孔乙己》，正是给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绘了一副画像，通过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揭穿封建社会罪恶和黑幕，当作反封建的武器。
此后便开始正式进入了文学史上的“共名”时期。囿于政治因素，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隐藏起“小我”的认知，而竭力融入到“大我”的背景中去，使自己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广大研究者们开始正式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孔乙己的个人性格批判以及造成这种性格背后的封建制度、科举选士批判上。“封建批判说”的提出，在客观上为《孔乙己》悲剧性找到了一个深入肌理的渊源，但此时亦有人清醒地认为这将不可避免造成后期《孔乙己》研究的片面化、绝对化，从而扭曲作者原本的写作意图。但这不同的声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也逐渐被消解殆尽。
四、“多余人说”
1978年秦家琪发表《谈谈的思想和形象》一文，首次提出孔乙己是“多余人”的看法：他既不见容于穿长衫的上流社会，又不屑于和没有能力做自食其力的短衣帮，现实生活已经滚滚向前，他却仍旧沉湎于上一世纪的向往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孔乙己不折不扣地称得上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多余人”。
1961年海外学者夏志清指出“他的悲剧是在于他不自知自己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日渐式微，还一味保持读书人的酸味。”而这正是突出了孔乙己的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背离，“孔乙己所处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渐行渐远的社会，而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孔乙己，还是一味地恪守着‘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到头来只能使自己身处在社会的夹缝之中，无法找寻到精神泊靠的港湾。”由于孔乙己始终无法对“旧日的一切葬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他抱着陈腐与已逝的曾经自我放逐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1980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王富仁站在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对《孔乙己》的主题又进行了一个归纳和拔高，他认为无论是科举制度的毒害还是周围人的残酷，都是在暴露封建等级观念的极端残酷性：
（孔乙己）仍不肯脱下长衫，极力维护自己读书人的体面，其思想根源都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周围人对他进行残酷戏谑的内在心理根据，在于他实际沦落到了比他们更低的社会等级上，在于他的言行与他的实际卑贱地位的极端不协调性。
五、“国民性批判说”
经历了80年代的喧哗之后，中国文学踏入“重写文学史”阶段。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于《孔乙己》的解读就着重凸显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作者既揭示了科举制度愚弄和戕害读书人的悲剧，也鞭挞了孔乙己自身的病态性格，更痛心于麻木无聊的人们竟以观赏他人的不幸为乐的冷漠和残忍。小说着力写了酒店内外人群先后三次故意用孔乙己肉体或心灵的创伤来取笑他、折磨他的情景，委实令人颤僳，又发人深省。鲁迅曾经感慨颇深地说过：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
无独有偶，钱理群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用“看＼被看”模式来分析孔乙己的故事，这不光是李宗刚所谓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看＼被看”模式本身就具有批判这种国民“示众”心理劣根性的作用。“看者”与“被看者”，两者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今天你可以作“看客”，而明天或许你就是就是“示众者”，当你今天在没心没肺地充当看客时――“只要这一刻自己不是示众者”，这种心态本身就是病态和荒谬的，可以说这是“愚弱的国民”的本质体现。“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展示了国人的一种生存模式――“看别人”以及“被别人看”。“看者”通过欣赏他人不幸的途径来淡化自己的不幸。
咸亨酒店的短衣帮和“我”、掌柜的，原本也是并不得意之人，但他们何以总是能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呢？那应该是以孔乙己的不幸作为自己的乐趣。他们甚至在孔乙己狼狈不堪用手爬来酒店低声辩解自己不是被人打断腿，是“跌断”了腿，求掌柜留给自己最后一点自尊时，仍不依不饶地予以大声嘲笑。看客的冷漠与残酷在此处暴露无遗。但如果他们身份一旦转化，也许其中取笑孔乙己的看客明天可能就是和他一样的遭遇，而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论述的真实写照。从1959年吴敏之最早提出“看”与“被看”观点，到钱理群对其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此时的主题研究可说是对前文所述“凉薄说”的二次回归，但又在“凉薄说”基础上增加了国民性批判。
综上，在《孔乙己》近百年的主题研究中，经历了对作品的感性认识，对孔乙己的同情，对当时社会冷漠“凉薄”原因的探讨和反思，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毒害，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反思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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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的一面镜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王晓东.《孔乙己》阅读史.[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许钦文.孔乙己.[J].青年界，1935.4.
[9]秦家琪.谈谈《孔乙己》思想和形象.[J].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3.
[10]李宗刚.《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J].东岳论坛，2012.4.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论文关键词：《围城》，比喻，文化意义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1）（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4）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10]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1912—1937年；绘画艺术；书画市场；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一
一直以来，中国书画界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动机，二者虽目的迥异，但却共同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丁家桐先生对这两种创作动机曾有描述，他说：“中国艺坛画家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画工，一种是文人。……画工凭借画艺为权者与富者服务，奉命作画，以画谋生。……文人作书画，送送朋友，关键是本身有足够的衣食之源，作书作画全凭兴趣，所以耻于用书画去换点钱。”①由此，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即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人情趣的单方面影响，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领域，以商业为目的的书画创作还是长期存在的，换言之，中国一直以来都有专业的书画市场，这是不容否定的。
作为文化市场中枢的中国书画市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对接的前沿阵地，其在经济史及社会文化史中的地位可谓不言而喻，“人类创造艺术的过程始终与经济因素纠缠在一起。”②如果不正确认识这一事实，必将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书画，论述中国书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具有相当的社会实践意义。
尽管中国的书画市场起步很早，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这大大影响了艺术品交易的活跃度，受此影响，中国古代书画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之后，传统的封建经济在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步崩溃，伴随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也由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商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却没有在西方商业资本的渗透下迅速崩溃，而是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在中国传统艺术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书画市场凭借着自身蓬勃的生命力抓住了机遇。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品的交易日益增多，书画市场迎来了繁荣局面，并逐渐形成规模。
二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3]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九江师专学报.1989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文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亦即有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生产类型的农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他一方面说：“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另方面又承认“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②b］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论前提陷入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因为“自给性生产”和“自给自足”毕竟是两回事。
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经济单位可以独立实现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中国古代是存在过的。《盐铁论·水旱》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术训》说古代人君“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上述材料虽说都带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中的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而与市场很少发生联系，大致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原先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了，各诸侯国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农村。铁农具的推广和牛耕的使用是个体小农经济形成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生产资料却是大多数个体农民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许行及其门徒号称自食其力，“必种粟而后食”。但是他们却做不到“织布而后衣”，而且做饭的锅甑和耕田的铁农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换。原因很简单，“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①c］从战国到秦汉，无论是农民家庭或地主田庄，与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都需要通过市场得到补偿和调剂。但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经济单位仍然从事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因而也就没有改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特点。在本文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对此将作具体的说明。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反映经济生活运行机制的特定范畴。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需要应用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说明问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论的抽象，才能深刻阐明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些范畴、模式和原理来剪裁历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这种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理解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些论述出发，而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后者为自己的补充，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本认识。转贴于二、“男耕女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小农的生产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有条件生产较多剩余劳动产品的农民家庭，也就有可能从事部分的商品性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的小农来说，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给性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c］能够达到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这样的家庭，也仍然属于自给性生产的类型。
商品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秦汉时代专门从事园圃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生产，因为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秦汉之际的召平，“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④f］。像召平这样的种瓜专业户，当然就属于商品性生产的农户。但是从事谷物种植业（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的农民，情况就不一样，他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以种植谷物为生的广大农民家庭，并不具备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条件。即使有些农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农民家庭列入从事商品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因为他们出售的剩余产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交换行为是不经常和非预定的。晁错在谈到农民生活的困苦时说：“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g］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时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产品乃至一部分必要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这种交换行为并非经常和预定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农民种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业来弥补的。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纺绩业主要是为了供给家庭成员的衣着和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果蔬种植和牲畜饲养也是为了生活和生产消费的需要。黄霸、龚遂、茨充、崔实等人在郡太守任内劝民畜养鸡豚、种植果蔬和养蚕纺绩等，都属于在农民中推广自给性副业生产的性质，而谈不到是商品生产。崔实《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着替换的需要。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没有从事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把农民与市场有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③h］。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如前所说，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不“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之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种是自营田庄。这两种经营方式既有自给性的生产，也有商品性的生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地主田庄，是秦汉时代农业中商品生产主要的经济单位。
秦汉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有的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秦汉之际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④］j］。不但规模很大，而且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家田庄不但“闭门成市”，“有求必给”，而且连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树和漆树，都在田庄之内种植。像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秦汉时代像樊重那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地主田庄却不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特色。它说明，不能把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理解成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两种经济类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补充。
与农桑并举的家庭手工业不同，独立的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基本上是为了出售。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都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单位。
六、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看封建经济的特点
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时，不应当把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类型混为一谈。
我们可以确认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但不能据此就推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同样，肯定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然经济性质，也不必否定有些经济单位具备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作绝对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总体判断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般说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建立在对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因而不论某些生产部门商品经济有多大发展，总免不了要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他还以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为例说：
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①m］
秦汉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虽然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但是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超经济剥削为基础则是一样的。如上所述，秦汉官手工业（并非全部）和私营手工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部门，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通常也从事商品生产。但是它们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奴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和被征发来的农民，因而这种商品生产同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秦汉农业中从事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占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结为一体。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份；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不完全的自然经济，而其商品经济则是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之所以说自然经济不完全，因为它与市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之所以说商品经济不发达，因为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健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①b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②b《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孟子·滕文公上》。
②c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页。
③c《孟子·梁惠王上》。
①d《史记·高祖本纪》。
②d《后汉书·逸民列传》。
③d《后汉书·列女传》。
④d《后汉书·逸民列传》。
⑤d《史记·商君列传》。
⑥d《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d《汉书·食货志》。
⑧d参看《汉书》《严助传》、《主父偃传》、《严安传》、《伍被传》。
⑨d《汉书·循吏传》。
⑩d《汉书·循吏传》。
①①d《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②d《后汉书·循吏列传》。
①e参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②e《后汉书·刘般列传》。
③e《汉书·食货志》。
④e《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⑤e《晋书·食货志》。
①f《汉书·昭帝纪》。
②f《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③f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史记·萧相国世家》。
①g《汉书·食货志》。
②g参看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编第4章。
③g《汉书·食货志》。
④g汉简所载吏卒的廪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记载最多，陈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见《居延汉简研究》第2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汉书·贡禹传》。
②h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汉书·食货志》。
①i《盐铁论·本议》。
②i《史记·酷吏列传》。
①j《史记·酷吏列传》。
②j《后汉书·马援列传》。
③j《史记·货殖列传》。
④j《水经注》卷29《泚水注》。
①k《盐铁论·复古》。
②k《汉书·货殖传》。
③k《盐铁论·禁耕》。
①l《汉书·食货志》。
②l《盐铁论·散不足》。
③l《盐铁论·散不足》。
①m《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页。
②m《史记·货殖列传》。
③m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④m《史记·货殖列传》。
①n《汉书·司马相如传》。
②n《汉书·食货志》。
③n《汉书·食货志》。
④n《史记·货殖列传》。
⑤n参看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战国秦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关键词贾宝玉形象反面
贾宝玉，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主要的人物，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王。从小在女儿堆里长大，喜欢亲近女孩儿，讨厌男人，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根据脂评所述，其在情榜中被评为“情不情”。关于他的形象，自古众说纷纭。
1、宝玉印象
对宝玉最为直接的评价便是出自《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见贾宝玉，作者对宝玉的外貌作了一番描绘，接着说：“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的极确。”就是这二首：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这一番描写和评价，算不上溢美之词。既然曹雪芹是不赞成贾宝玉的，为何还要不厌其琐碎细腻地讲述他的故事呢？只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曹雪芹用贾宝玉的例子警告他的读者：如果你们也像贾宝玉这样生活，最后难免落得个“贫穷难耐凄凉”的下场。
2、反面教材
贾宝玉出生在一个“运终数尽”、日渐萧疏的贵族家庭中。家族中儿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承祖业者。惟有这个宝玉，聪明灵慧，略可望成。就是说，在贾宝玉的身上，寄托着扭转家族衰败之势、重振贾氏门风的历史责任。如果他能“留心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就上可以报效于国家，下可以封妻荫子、光耀门庭。无奈他“行为偏僻性乖张”，心思全在闺阁之中，兴趣全在儿女情上，“极恶读书”，拒走仕途经济之路。因而“于国无望”。家里大事小事都指不上他。在重大的丧事里，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保护着姐姐们，别让和尚们的臭气熏着了。
第七十一回，宝玉劝说探春――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
看到此处，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怨气与怒气横亘心中。“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生活，谁不想过，可是身肩家族复兴重任却无关痛痒，又岂是大丈夫所为呢？愚认为，贾宝玉是曹雪芹给贵族青年、纨绔子弟们树立的一个反面榜样。
3、“反封建叛逆”质疑
当代一些学者将贾宝玉誉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说在他身上“洋溢着对那个时代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还有说“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
学者们使用率最高的，莫过于贾宝玉论“文死谏、武死战”的那段话了――
“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清代批书人对这段话大加赞赏，认为宝玉议论得精辟。当代人却说“宝玉反对忠君思想”。没见宝玉说“那朝廷是受命于天”的吗？接下去的话的意思也是“朝廷至仁至圣，天地才把万几重任给他的”，明明是拥戴的意思，何来“反对”之说？贾宝玉反对的，是那些糊涂的文官，为邀忠烈之名，胡乱批评，拚得一死，反把“昏君”的坏名声强加给皇上。如果文官皆不死于谏，正说明皇帝至仁至圣，武官皆不死于战，正说明武官智勇双全、维护了和平。贾宝玉主张的，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品位的忠君，怎么会是反对忠君？贾宝玉不爱读书是真的，但他却是崇儒尊孔的。在二十回，说宝玉把须眉男儿都看成可有可无的混沌浊物，那父亲、叔伯、兄弟呢？“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仵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将孔子尊为亘古第一人的人、惟孔子之话是听的人怎会反孔？贾宝玉毁僧骂道，但从不亵渎儒家圣人。以此来判定宝玉叛逆，就如同在贾政笞挞宝玉时说的“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那是冤屈宝玉了。
总而言之，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1]伍绍明.论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J].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5.3.27.
[2]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
[论文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孔子的法律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德主刑辅”，提倡“和谐”，“无讼”，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克己复礼”、“为政以德’提倡“和谐”、“无讼”。他的法律思想经过孟子、荀子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成为了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本文仅就孔子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一“仁学法律思想”和“德主刑辅”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1．仁爱一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和灵魂。了解孔子的一切思想都必须从仁开始。在孔子思想最可靠的著作，也是儒家的经典一《论语》中，讲“仁”达109次之多。
“仁”是什么《论语．颜渊》有云：“仁者爱人”。这种“爱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平和、谦恭和亲热之情，虽然它可能最早来自血缘亲情，不过在此时已经扩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感情，如果“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外在的礼节，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对“人”的平等与亲切之情和“人”应当尊重“人”的观念的体验。《论语．里仁》中孔子也说到“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爱人”可以说是孔子对“仁”的总体概括，“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爱护人，“爱人”是仁的灵魂的内核，是仁的根本之所在。“爱人”思想体现了孔子对人的重视和关心。《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棚失火，孔子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受伤，而不是他的马，充分表现出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孔子把人的性情中的“爱人”之心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孔子看来，人的本性中，血缘之爱是无可置疑的，儿子爱他的父亲，弟弟爱他的哥哥事实人之共有从血缘中自然生出来的真性情与真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孝…‘弟”。
《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它是善良和正义的源泉于依据，人有这种真感情并且依照此来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有了“爱人”之心，所以孔子断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始乱者，未之有也。’孔子认定这就是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心理基础。他要求每一个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德圭刑辅思想一孔子法律思想的主旨
德刑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思想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孔子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提出了以德政教化为主，以政令刑罚为辅的主张。
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已不复存在，神权政治动摇，重民思想兴起。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统治者实行“折民惟刑”已不足以维持其统治的教训，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人民生活贫困是反抗统治的原因，一味用刑罚杀戮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德主刑辅思想才在孔子手中得以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完善，“德主刑辅”的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慎罚”一脉相承，构成我国封建时代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