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口”和“生育”的话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
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从四个方面提出13项任务安排，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做出部署。
育龄群体的婚育观念有什么新变化？他们最关心的婚育问题是什么？部分地区已经实施的促进生育政策奏效吗？近期，多地相继公布了新一轮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从中可探寻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我国生育成本居世界第二，新政策全覆盖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持续低迷的低生育态势，影响着中国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平均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仅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
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连续两年负增长。
而我国总和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的水平为1.30，据联合国2024年最新的估算，2022年为1.03，2023年为1.0。但学界普遍认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依然有提升空间，因此，生育政策的系统支持尤为重要。
他认为，《若干措施》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同时，重点强调了激励机制的建设，提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这是该文件一个有代表性的亮点。“生育支持除了聚焦产假、补贴等内容，还延伸到养育、教育、医疗、住房等，目标就是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此外，他还认为，《若干措施》的另一个亮点，是在政策文件层面，首次正式提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若干措施》的目标很明确，正式提出了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看来，《若干措施》更加强调了生育保险、税收、医保等政策工具的使用。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在制定当中。”
对此，石智雷表示，生育补贴、育儿补贴是各国生育支持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也是鼓励生育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但需要财政大量投入。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已出台生育补贴政策，但国家层面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生育补贴制度，有待主管部门研究出台。
破解“想生不敢生”难题，济南、西安等地试水
当前，人们的生育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生，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
因此，以系统观念谋划人口和生育工作至关重要。而《若干措施》正是通过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来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
记者注意到，此次《若干措施》的很多举措针对性强，直指群众“不想生、不敢生”的痛点。比如在住房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的支持力度，可适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在女职工权益保障方面，提出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对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实际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方式，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等；在托育服务供给方面，提出着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等。
“嵌入式托育”并不是新名词，今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就提及“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所谓嵌入式托育，是指通过在社区（小区）的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提供家门口的托育服务，形式包括为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照护服务。嵌入式托育坚持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注重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协同的模式运行。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托育机构的托位数和托育需求之间还有一定缺口。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已近10万个，托位数约480万个。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的要求计算，2025年全国托位数要达到约600万个。
不仅如此，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当前受托育价格、托育质量等因素影响，“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因此，多渠道增加优质、普惠、便捷的托育服务供给迫在眉睫。
记者梳理发现，济南、西安等全国多个城市以打造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国家试点城市为契机，大力开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建设项目。
“我们首批开展建设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一般采取的是‘公建民营’的模式，社区委托专业机构运营，由于服务价格普惠，照护专业，很受居民认可，目前入托率很高，一些机构的托位还需要排队。”该人士说，市卫健委会鼓励社区优先选择省、市级示范托育机构作为合作机构，以保证服务质量。
该人士还向记者介绍：“对托育机构来说，房租和人员工资占到整个运营成本的约70%，而我们鼓励建设的嵌入式托育机构的场地，是由街道（镇）、社区盘活现有资源免费向运营机构提供，比如闲置或者低效的办公用房或活动室，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运营成本，因此托育价格相比一般的民办托育机构更为普惠。”
同时，济南市卫健委计划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前100所社区免费提供场地、执行普惠价格的嵌入式托育机构给予一次性奖补，再加上济南市近年来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机构给予一次性5万元运营补助、每孩每月400元的收托补助，有效降低了托育机构运营成本和服务价格。
据了解，围绕让更多家庭实现“有得托、托得起、托得好”，截至目前，济南市共建成托育机构600余家，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幼有所育不断向幼有优育转变。
像济南一样，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积极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从各地实践情况看，记者注意到，社区嵌入式托育主要包括两种运营模式：一是利用社区资源建立托育机构，向社区及附近居民提供托育服务；二是社区与专业托育机构合作，或直接采购成熟的托育服务。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未来，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的内容也将不断拓展。比如北京市就提出，除了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形式的托育服务外，有条件的可拓展提供科学育儿、入户指导、养育照护小组等延伸性服务。
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
《若干措施》提出，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培育积极向上的婚俗文化；加强社会宣传倡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渠道，加强人口和生育政策宣传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等。
“生育观念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石智雷向记者表示，影响生育行为的两个核心因素，一个是想不想生，另一个是有没有能力生，而前者受生育观念的影响很大。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变迁也是很快的。
他进一步称，现在很多年轻人晚结婚甚至不愿意结婚，尤其是90后、00后以及高学历人群，不结婚也就不会生育，而已婚的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生育。对生育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而家庭中不仅有夫妻关系，还有父母关系、亲子关系。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和父母一同生活，家庭小型化趋势愈加明显。文明的发展，其实是对弱者的关照和关爱，这种不愿意与老人同住的观念，实际上也会影响人们不愿意照顾小孩。
“因此，不能就生育谈生育，而是要把生育纳入到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中去系统考量。”石智雷说。
在石智雷看来，提升生育意愿，就要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明确正确的导向，开宗明义、大张旗鼓地宣传生育支持，宣传人口发展事关国计民生；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氛围的营造，引导并动员市场、社会力量一起加入到托育、养老等事业中来，构建一个友好的、多方参与的社会环境。此外，还要加强媒体对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避免因片面和负面观点的频繁传播，给公众带来“刻板印象”。
而事实上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2022年中国婚育状况统计调查显示，尽管育儿过程艰辛，但是也会带来较强的幸福感。在受访群众中，有88%表示在怀孕期间感到幸福；有87.7%表示在子女养育过程中感受到幸福；有82.6%表示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有幸福感。
调查还显示，很多辛苦养育两个孩子的父母表示并不后悔生育两孩的决定，两个孩子相处更利于孩子的社会性成长，同时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情感慰藉和情绪价值。
多地发布新一轮生育意愿调查报告<<
宁波调研：57%受访者希望在26岁到30岁之间结婚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些希望30岁以后结婚的人群中，69%的人认为“晚婚”的主要原因是结婚对象难找。此外大约30%的人认为，价值观的变化、个人的发展、心理准备不足、经济压力等因素也是推迟他们结婚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职业规划、教育进修、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这些都可能影响一个人在何时选择结婚的决定。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结婚是为了巩固和加深彼此之间的爱情，或者实现经济互助，共同承担生活开支，提高生活质量。生育后代和社会认可在结婚目的中的排名相对较低。社会认可和外界的看法逐渐失去了其在婚姻决策中的重要性。
据《宁波晚报》报道，调研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生育持开放态度。6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接受生育，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生育。28%的受访者坚定认为生育是必须的。不生育的受访者占10%。这表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不生育的人群相对较少。
在必须生育和可以生育的样本中，38%受访者计划只生育一个孩子，22%受访者愿意生二孩，选择三孩和多多益善的人占3%，此外，还有37%的人表示顺其自然。75%的人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甚至希望生女孩的人数超过男孩。
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中，67%的人希望父母双方能够共同承担起养育幼儿的责任。因为养育孩子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父亲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分担育儿的重担，建立起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另外，有21%的受访者则希望长辈能参与到抚养过程中。长辈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年轻父母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支持，更好应对育儿中的各种挑战。
绵阳统计：女性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低于男性
出生率的降低、出生人口的减少与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改变有关，当前四川绵阳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如何？
今年8月初，《四川省情》杂志刊发了绵阳市统计局方面撰写的《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生育一孩、二孩的意愿较低；八成以上受访者认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首要原因；受访者对发放生育津贴育儿补贴有较高期盼。
当调查问及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时，受访者表示“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的比例最为突出，为86.4%；其次是“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为40.4%；表示“无人帮助带孩子”的排第三位，为37.1%。
当问到生育孩子时受访者与其配偶遭遇过哪些职场问题，有28.0%的受访者表示遇到过“孕产期、哺乳期收入下降”，26.6%受访者遇到过“生育后再找工作比较难”的困境。另有11.6%的受访者认为“用人单位招聘歧视育龄女性”，8.9%的受访者遇到过“因生育被单位辞退、调岗或劝退”。
绵阳市统计局报告还提到，调查中问及“希望获得哪些生育政策或者福利”时，受访者表示“给予生育津贴育儿补贴”的比例最高，为67.2%；希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托管服务”的比例也较高，为56.0%；希望“提高生育保险享受待遇”“购买改善型住房给予优惠”“延长产假、配偶陪产假”的比例相近，分别为52.7%、52.5%、52.2%。
另外，47.2%的受访者希望“设立女职工弹性工作机制，建立单位与个人自愿协商的机制”，38.4%的受访者希望能“发展0-3岁托育机构、完善托育管理方法”。
此次调查共获取有效样本2016个，共收集有关生育方面的建议和诉求1801个，主要体现在福利、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
例如，生育二孩、三孩给予生育奖励或者生育津贴育儿补贴；适当延长女方生育假，特别是延长男方护理假；适当提高生育保险报销比例；加大二孩、三孩家庭购房优惠奖励力度；五是把试管婴儿、不孕不育等此类特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
竹山报告：补贴力度远不及生育花费，对生育刺激不大
在甘肃酒泉，市人大常委会于今年5月对全市生育支持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这篇报告总结道：目前，“70后”“80后”生育能量释放结束，其余有意愿的“80后”已基本生育两孩，考虑三孩的很少。问卷调查显示，1284名受访人群中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仅占5.3%，明确不打算生育三孩的占87.54%。作为当前生育主力的“90后”，以独生子女居多，与“70后”“80后”相比，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自身发展，延迟婚育、结婚不育、不婚不育等婚育观念是制约生育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此外，婴幼儿托育服务有缺口待规范。目前，酒泉市0～3岁托育服务供给现约为每千人口托位数3.07，距省政府“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数达4.5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现有托育机构多为营利性质，主要采取备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规程、服务流程和内容的统一要求，各县（市、区）托育服务机构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经费保障不足、经营困难等现象。
酒泉市人大常委会还提到，问卷调查显示，群众在生育方面最希望给予的支持中，增加产假育儿假、降低教育费用、提高生育津贴分别位居前三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以来，省内外多地纷纷出台了鼓励生育的地方性政策，其中以直接“经济刺激”为主的生育补贴、育儿补贴、购房补贴等较为普遍。通过横向对比，调研组认为酒泉市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协同性不够，保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当前生育支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也在今年8月公布的调研报告中予以阐释。
近五年来，竹山县结婚人数逐年减少，每年减幅均高于全国均值。尤其是2023年，全国结婚人数有大幅回升，较上年度增加84.5万对、增长12%以上，而当地县依然下降了3.95%。同时，结婚对数持续下降，适婚单身人群不断扩大。调研中选取两个村做了统计分析，A村常住人口约920人，30到40岁户籍人口283人、未婚60人，其中单身男性54人、女性6人；B村常住人口约450人，30到40岁户籍人口186人、未婚13人，其中单身男性9人、女性4人。村干部普遍反映，农村“单身汉”越来越多，绝大部分都不可能结婚成家，更别说生儿育女。农村适婚单身男性群体与城镇适婚单身女性群体，形成了婚恋市场中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十三五”以来，竹山县出生人口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6到2023年出生人口由6306人降到2202人，下降了近三分之二。2022年竹山县与全国同步首次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而且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减量扩大，减幅也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2016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起到了短期激励作用，2021年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基本没有效果，出生人口仍然快速下降。”竹山县政协调研报告提到，预计到“十四五”末，全县年出生人口将降至2000人以下，年死亡人口则达到3200人以上，人口负增长将不断加剧。
调研报告“一口气”列出了当地鼓励生育政策存在的9类问题：
一是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各类文件虽然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但由于涉及面太宽，现实中是都管又都管不到位。而且有些文件是指导性意见，没有配套的评价考核制度和统筹协调机制，各地各部门合力推进的局面难以形成。例如在落实托幼机构奖补过程中，由于全县大部分公办幼儿园在早期建设时没有消防验收合格证，托管0到3岁幼儿无法在卫健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因此在这些公办幼儿园入托的幼儿就不能享受每人每月300元的托育补贴。
三是购房奖补限制较多。房源匹配难，购房奖补房源集中在县城或宝丰集镇指定区域，很难匹配到农村地区生育家庭就近购房的需求。资格认定难，全县符合奖补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共有4954户，已完成资格认定的只有259户（二孩家庭130户、三孩家庭129户）。房源兑现难，房源兑现速度慢，第一批纳入奖补房源的82套房子仅有1套被一个二孩家庭购得。
四是托育服务存在缺口。目前，竹山县0到3岁托育服务供给现约为每千人口托位数2.28，距省政府“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数达4.5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现有托育机构多为营利性质，主要采取备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规程、服务流程和内容的统一要求，托育服务机构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经费保障不足、经营困难等现象。
六是鼓励力度相对较小。现阶段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数量少、力度小，与不断攀升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相比，激励作用有限，实际效果不及预期。座谈时有几个年轻妈妈简单算了一笔账，从怀孕到孩子出生，仅孕检和生产花费就达1.5到2万元，奶粉每月约1500元，尿不湿、婴儿纸巾等消耗品每月约500元。这些花费在农村已经是“刚性”支出，而此时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却因产假或暂停工作而下降，补贴的力度远不及生育花费，对其生育行为刺激力度不大。
八是思想观念存在掣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婚育观与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出现较大反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实效果。受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生育观念已然成为80、90、00后等生育主力普遍的价值认同和实践自觉。同时，年轻群体中个人主义观念越来越强，年轻人更加追求自我满足、自我价值实现，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影响事业发展，更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
从走访情况看，绝大部分育龄妇女都能接受二孩，但如果头孩是儿子选择二孩会更为谨慎；生育三孩普遍都比较抗拒。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弱化，人们不约而同地规避“养儿啃老”“多子多负”的风险。
为此，竹山县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呼吁，应加快建立落实鼓励生育政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工作，统筹解决问题。鼓励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鼓励支持生育制定切实可行的小措施、小办法；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提高生育津贴标准，确保津贴实际购买力，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激发生育意愿；调整奖补办法，用更精准、更直接的方式调动年轻人的生育热情，让想生又不想生的中间人群进入生育队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