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从2007年开始，持续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适婚青年婚配问题的田野调查。根据他的研究，从80后进入适婚年龄以后，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结婚难的情况。
在杨华教授看来，“如果只是简单呼吁移风易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甚至连‘治标’都没能做到。有的地方‘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这也不是办法，人口是自由流动的。”以下是杨华教授的讲述：
口述|杨华
记者|吴淑斌
编辑｜王海燕
2007年底我们团队去湖北英山调研时，当地一个村子里10个适婚男性当中，有四五个是光棍，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光棍村”，这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就开始特别留意这个问题，当成一个课题来研究。
在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叫“婚姻挤压”，是指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后，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婚姻挤压现象的出现，我把它分成三个层级来解释，第一个层级是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第二个层面是地域上的梯度挤压，这是中观层面的，第三个层级是竞争挤压，这是微观层面的。
先说性别挤压。在中国农村，被挤压的是男性。男青年难找对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性别失衡，男性数量比女性多出许多。
性别比是以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的，一般是在102~107之间，也就是说，出生100个女性对应102~107个男性是正常范围。在这个范围的性别比下，有些男性会往下一个年段寻找对象，有一些身体有残疾的男性最终可能就找不到对象。
根据统计数据，1982年起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有所失衡，那年的比例是108.47，稍微超出正常值范围，但1990年就升高到111.87，已经高出正常值许多，2000年上升到了116.96，属于超常规性别比了。这种失衡在农村更突出。
这种南北差异，除了性别失衡外，还有人口流动的影响。在南方，尤其是云贵川等西南地区，耕地面积小，年轻人从80年代就开始向东部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按照我国的传统，女性可以外嫁，而男性即使外出，一般也会回本地结婚。所以南方农村大量女性流出之后，这些地方的本地通婚圈很快就瓦解了，适婚男性在本地也就很难找到对象。
而北方的耕地面积大，农村人口外流相对比较慢。90年代时，这些地区主要是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大多留守家乡，本地通婚圈没有被打破，所以80后尚且没有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光棍现象。
但最近十几年，不管南方北方，到东部、到大城市里务工已经成为了大趋势，年轻人口都在流失。一般来说，在外地，女性能够很容易找对象、结婚，并留在打工的城市。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中西部相比东部、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女性资源稀缺。通俗来说，就是“山上的姑娘嫁山下，山下的姑娘嫁城郊，城郊的姑娘嫁城里”。
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婚姻挤压的第二层级——梯度挤压，指的就是因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有较大差异，自然、经济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农村，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现象。
“彩礼”的竞争
人口流动导致城里的男性相对容易结婚，山上则成了“婚姻低洼地”。因此，山上的男性就不得不提高婚姻支付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天价彩礼”问题。
一般来说，农村地区还是更偏好本地婚，双方知根知底，婚姻较为稳定，也有利于增加男女双方的社会资本。在性别比相对合理的状态下，彩礼多是象征性的。
以前我们在南方农村调研发现，性别均衡时，彩礼钱不会很多，叫做“奶水钱”，是男方给女方家庭的劳动力补偿。其逻辑是，女性外嫁，对其原生家庭来说，是抚育成本和劳动力的纯损失，因此婚姻的成本主要由男方来承担，包括酒席花费、彩礼、首饰等。
但后来，在性别平衡本就被打破，女性还大量流出农村的情况下，条件较差地区的适婚男性要想结婚，就得加筑自己的婚配条件，形成“比较优势”，彩礼除了补偿女性的原生家庭外，还增加了竞争成分。
这就是我上面说的婚姻挤压第三层级了——竞争挤压，指的是婚配圈子里，低洼地带内部、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男性就会被挤压掉。注意，这里真正参与竞争、相互绞杀的，全是低洼地带的适婚男性。因为性别相对均衡的发达地带，适婚男青年找对象没有那么难，无需参与如此激烈的竞争。
不过我这里说的“彩礼”，除了明确支付给女方的那笔钱，还包括其他婚姻成本，比如农村男青年为了结婚，在城镇买房、买车、买更高档的东西等。我们这次在驻马店地区调研，当地明确需要付给女方的彩礼钱一般是12万到15万，高的有18万，但当地男青年主要的结婚成本并不在这笔钱，而是房子、车子这些结婚的硬条件。
这种竞争也会引发女方的标准提高。我们调研时有一个访谈对象，他的大家族里，舅妈和姑妈两家都有女儿。舅妈家的女儿先结婚，当时彩礼20万，是当地最高的水平。那么再往后，姑妈家的女儿要结婚时，彩礼肯定不会低于20万了。
因为在当地，哪家索要的彩礼突破了之前的高线，其他女方家庭便会往这个标准靠拢。即使有些女方家长比较开明，不想给男方带来压力，会明确不要彩礼，但女方家庭必须到处宣传是自己主动不要彩礼，而不是对方不给彩礼，否则会显得没有面子。
另外，彩礼的高低也和一个地区父辈对子代婚姻责任感的强度有关。毕竟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钱，婚姻成本太高，最终还是得落在父辈的身上。在父代对子代成婚责任感强的地方，“帮助子女结婚”变成了父母心里必须完成的一项人生任务。这甚至决定了他们在村庄中是不是有面子，有尊严，人生是否圆满。
但父辈作为重要甚至主要参与力量的婚配中，无论是因为他们的偏好，还是社交能力，都导致他们更倾向为子代寻找本地婚姻对象。但刚才已经说过，中西部农村的本地女性资源本就很少，这种选择偏好只会推动当地男青年继续提高彩礼，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几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天价彩礼”的出现，是性别挤压、梯度挤压和竞争环境共同导致的，本质是为了结婚而付出的成本。不要一笔彩礼，还可以要房子、车子，婚姻成本并没有真的下降。
正是因为资源过少，竞争门槛又越来越高，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了非法性质的团伙，进行拐卖妇女、骗婚等刑事犯罪。
如果只是简单呼吁移风易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甚至连“治标”都没能做到。有的地方“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这也不是办法，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当地如果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人口一定是中西部往东部走、农村往城市走，只靠呼吁和鼓励是留不住人的。
东部农村和县城女性困境
除了农村男青年，我调研出来的农村女青年婚姻的现实情况，跟现在网上讨论的焦点不太一样，尤其是东部农村女青年的婚配状况。
在网上，大家常常会看到关于城市女性的讨论，好像城市里没有结婚的大龄女性很多。但是之前有研究发现，城市里大龄未婚男性是比女性更多的，在农村，差距就更悬殊了。
重庆大学的董天策老师在一篇研究论文里说到，“所谓城市‘剩女’其实是在消费主义藩篱下被刻意构建出来吸睛的媒体奇观”。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城市里的大龄女性没有结婚，更多是个人选择，只要有个人意愿，择偶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城市里的大龄适婚男性也很多。
反而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东部农村，根据我的调研，确实存在适婚女性找不到对象的情况。这里的东部“农村”，我把范围放宽到了县城、集镇和村庄三个层次，因为东部地区的县乡村一体化程度较高，无论是生活、工作，都已经是县乡一体，不像中西部的农村和县城界限那么明显。
适婚女性找不到对象，这显然和全国及农村超常规的出生性别比是相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刚才提到了，中西部农村大量适婚女性流入了东部地区，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东部地区失衡的出生性别比，甚至导致人口流入地区的适婚女性多于男性，从而大大拓展了当地男性婚姻市场的选择空间。虽然也有外地男性流入，但当地女性一般会更偏好“本地婚”。所以，东部市级以下地区，从结构上来说，女性的择偶其实是更困难的。
而且，在东部农村，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是被公认的优质工作岗位，有地位、有优质社会关系、有较多福利、有较大上升空间。在这里工作的男青年，结“本地婚”要找到一个条件相当或者相对差一些的女性很容易，因为这个群体几乎是当地所有女性择偶时的最佳选择。调研时，访谈对象就会提到，有时一个地方事业单位刚进来个男青年，就有许多同事来帮忙介绍对象了。
相比之下，同样是公务员、家庭条件不错的女性，很多人不会选择外地来的、体制外的男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看起来县城里条件很好的“白富美”，最后可能在择偶中被“剩下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的农村，适婚男青年很多都是靠父母帮助，边立业、边成家。这种模式下的男青年，很少选择“晚婚晚育”，婚姻被父辈掌控的可能性也更大。
回到农村地区，总的来说，目前全国农村适婚青年的婚姻问题是不均衡的，本质上都是因为人口性别比失衡和经济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要从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从经济上入手，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吸引年轻人就业，也要致力于降低适婚男女性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