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以及互联网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刑事犯罪发生一定程度改变，作为新型犯罪之一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逐年上升，其中高发类电信网络诈骗更是凭借着发案多且增长速度快、犯罪涉及地域广、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等特点，为公安机关侦查办理带来巨大挑战。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我国《刑法》中对此没有设立独立罪名，缺乏明确统一的定义，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定义各有不同，但基本构成要素也都相差无几。电信网络诈骗与传统诈骗之间存在关联，其主要区别就是诈骗方法不同。因此可以总结为：电信网络诈骗是犯罪分子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诈骗不特定对象公私财物的行为。而高发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是经国家反诈中心统计并于2022年5月11日公布的发案率较高的五种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
这五种类型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近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案件发案率最高，占发案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的损失金额最高，占全部涉案金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1.1.1刷单返利类诈骗
1.1.2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
域注水站运行负荷不同，其中，纯油区负荷率69.2%，相对适中；东、西部过渡带区域平均负荷率48.9%，尤其东部过渡带区域内2座注水站平均运行负荷率约为45.8%，负荷率偏低。为提高系统运行负荷[1]，结合杏北油田深度水注水站布局分布以及注水管网连通性，提出停运东部过渡带杏A注水站及为其供水的杏A深度污水站的思路[2]。
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中，犯罪分子以获取虚假特殊身份骗取受害者信任后，引导受害人参与虚假投资网站或App中的投资理财。被害人有参与投资理财的真实意思，但是因为犯罪分子所提供的投资平台并非正规的投资理财平台，而是一些非法投资网站、非法钓鱼网站等，受害人对此并不知情，对于投资实质的有错误的认识而处分财物，最后遭受财产损失。
1.1.3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
1.1.4冒充客服类诈骗
1.1.5冒充公检法类诈骗
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中，犯罪分子声称受害者涉嫌违法犯罪，欺骗受害人将自己的钱财转入其指定的安全账户进行检查或是监管。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技术伪造文书获取信息，使得受害人对于犯罪分子的身份以及所编造的内容产生错误认识，从而错误处分财产。
1.2.1诈骗分工职业化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不断发展，围绕此类犯罪衍生出一系列专业的黑灰色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了互相支持与依存的上下游合作关系。黑灰色产业链条之间紧密联系，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其不再是曾经单一的组织机构，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通常呈现企业化发展，组织结构严密，内部分工明确，由上至下，实施犯罪的每个环节都精准控制，不同环节安排不同的“专业人群”进行操控。为其提供帮助的团伙也会不断更换，以确保其诈骗活动安全稳定进行。
1.2.2诈骗对象精准化
犯罪分子在作案时选择目标进行精准诈骗，往往根据不同特征的诈骗对象采取不同种类诈骗方法。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犯罪分子前期进行信息汇总与分析，挑选出合适的诈骗对象，根据其所掌握的精准信息，为受害人量身定制诈骗方案，使得诈骗对象容易对犯罪分子产生信任，进而遭受诈骗。
1.2.3作案地点地域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由于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活动，具有鲜明的跨地域性。2008年前后，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出现诈骗窝点逐渐向境外转移的特点，诈骗分子不仅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便捷的支付渠道，而且将诈骗团伙分成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安排到不同的地域，导致整体很难根除，真正的上游组织往往都潜伏在国外，也给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及后续抓捕工作等带来困难。
1.2.4诈骗手段专业化
电信网络诈骗仅仅依靠事后对于犯罪的惩处是远远不够的，刑法规制的事后回应过于被动和僵化，难以实现有效遏制犯罪。在打击中无法把握主动性，会难以遏制此类犯罪上升的势头，真正的核心应从事后的反应转移到前端的防范上来。但我国当前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综合性防范，整体层面的深度不够，“防范为先”的理念未能落实到深处。针对黑色产业，主体责任未设定清楚，而且金融机构部门、电信业务服务部门、互联网服务行业的反诈技术设施不够完备，内部的风险防控机制不够健全，未能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其次，公安机关开展的反诈宣传，未能建立覆盖范围广泛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第三，在日常治理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对涉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打击力度不够，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突出，因此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完善队伍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更新侦查机关技术设备，加大对技术设备的资金投入，完善系统平台建设，侦查人员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首先自己的装备得过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方面来说就是技术和设备的博弈。
打击高发类电信网络诈骗需要持续优化防范机制，借助大数据技术，结合犯罪规律进行数学建模，通过有关算法，分析判断出犯罪高发地和高发期，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进行分析，对潜在的受害人和潜在犯罪易发地进行及时把控和及时预警，有效减少犯罪的发生。
最后，公安机关在开展反诈宣传教育时，要有针对性有层次的开展，对全社会覆盖的同时，要对不同地点、人群进行不同程度的宣传教育，以其达到精准反诈教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孙建光.浅谈当前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J].信息网络安全,2021(S1):30-33.
[2]庄华,马忠红.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及治理研究[J].南洋问题研究,2021(04):41-54.
[3]王晓伟.如何提高电信网络诈骗侦破打击能力[J].人民论坛,2019(35):108-109.
[4]郝家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跨境追赃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1(02):1-9.
[5]单勇.数字社会走向前端防范的犯罪治理转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为中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03):58-66.
[6]刘道前.打击跨境电信诈骗国际警务合作的问题与对策[J].犯罪研究,2019(06):50-57.
[7]王晓伟.海峡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2):71-78.
[8]孙梓翔,于龙“.杀猪盘”式婚恋交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2,37(02):86-92.
[9]公安部部署开展“云剑-2020”打击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群战役[J].信息网络安全,2020,20(05):95.
[10]娄永涛,唐祥.大数据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控反思[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34(03):121-128.
原文刊载于《互联网天地》2022年8期，作者单位：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