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2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11YJA751079）
作者简介：熊明（1970），男，四川南充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关键词：唐人情恋小说；寺庙与寺庙意象；艺术呈现；小说功能
在唐人小说中，如果就题材内容而论，情恋主题的表达无疑是最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并因此造成了情恋小说的大量出现。唐人情恋小说中的情恋故事，不仅发生在人间普通男女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神仙鬼魅之间，且男主人公多为士子，女主人公则主要是、女神、女鬼、女妖等。检读唐人小说中的这些情恋故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许多情恋小说中都有寺庙出现，即在情恋故事中往往有寺庙意象存在，且在人神、人鬼、人妖情恋故事中尤其显著，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一、寺庙：唐人情恋小说生产的
现实基础
寺即佛寺。汉末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与流布，作为佛教僧侣与信众宗教活动中心的佛寺随之大量兴建。至唐代，由于统治集团三教并重，佛教在有唐三百年间十分昌隆，是上至公卿、下至庶民的普遍信仰。因而唐代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佛寺之创建遍及山川都邑。庙即神庙。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各地就供奉着许多神祗，他们被赋予执掌一事或护佑一方的职能，因而大大小小的神庙遍布各地，如岱庙、中岳庙、南岳庙、北岳庙等等。神庙与佛寺大略相类，故常统称之为寺庙。在唐代，随处可见的寺庙自然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关联。
检读唐人情恋小说，不难发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多为士子，他们或因读书而寄居寺庙：如《纂异记杨祯》中的杨祯，“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照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
寺庙中多神像壁画，以为信众崇奉礼拜，这是寺庙的普遍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唐时寺庙中的神佛造像与壁画，多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又云：“净土院门外……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8]（754，764）佛教造像与壁画的原初目的与功能是要使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皈依佛门，但是天女之像的“明睇将瞬”“窃眸欲语”，全然没有了庄严与凝重，有的只是夺人魂魄的异性魅力。《广异记李》中李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恐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有的寺庙造像与壁画中人物形象，甚至以为摹本塑绘而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韩，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8]（756）寺院壁画中的天女以家妓为原型，这充分反映了寺院壁画世俗化的倾向，而这些具有强烈世俗风情的天女亦即神女形象，无疑会让那些栖止寺庙的士人生出种种幻想。
另外，唐人有死后葬于寺庙的风俗，据《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资料，[9]唐人终于寺院或葬于寺院者共35条，《墓志汇编》及《续集》中永久性葬于寺院中或寺院附近的共20条。而且，死者的灵枢因种种原因不能归葬，也可以暂时殡葬于寺院。《法苑珠林王志》中王志之女归途中夭亡，“停在绵州，殡殓居棺寺”，即属这种情况。而这些早夭而葬于寺庙或者暂殓于寺庙的年轻女子，也让人易生翩翩之思。另外，中国自古就有物老成精的信仰，无生命的器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这些非人的自然物秉赋灵性则可变化成人。寺庙多处深山幽僻之境，年代久远，其间各种什物以及周遭之花草树木，自然也会让人生出各种异想。
寓居在寺庙中的年轻士人，由于多值知慕少艾的年龄。寂寞长夜，相对荧荧一灯；或悠长白日，苦读倦怠之际，临窗一望，难免会有种种幻想。寺庙幽静神秘的环境、造像与壁画中美丽的天女以及寺院里的亡灵、周遭什物草木，也自然成为他们的幻想对象，人神、人妖、人鬼情恋故事的构设也就自然而然了。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标本意义的故事：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予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一枝，白花绝伟。客因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迭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4]（3394）②
书生为了习儒，坚志栖于光化寺，“夏日凉天”，读书之余，“因阅壁画于廊序”，浮想联翩之际，而“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因而“诱致于室，交欢结义”。后书生赠美女白玉指环而别，“白衣行计百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最终发现白衣美女实乃寺前草中百合所化。《集异记光化寺客》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栖止于寺庙中的寂寞书生的白日美梦。而光化寺是作为故事情节展开的空间场景而存在的，于小说字里行间，如“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以及白衣美女“笑而应曰：‘家在山前’”等语，光化寺绰约可见：隐于山中，山前几户人家；寺中清寂，是读书的好去处；廊庑曲折，壁画可观，引人遐思；门楼高峙，可以登临纵观；寺前舒平，纤木细草，可以流连。于此亦可知，寺庙意象也成为这一类小说中的典型构成而散发出独特的审美意趣。
二、寺庙意象：寺庙在唐人情恋
小说中的艺术呈现
唐人情恋小说，以男女主人公身份的不同，大致可概括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人间普通男女的情恋，一是人与异类之间的情恋。无论哪一类，其间均多有寺庙出现，这些寺庙在小说中往往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群。
唐人情恋小说中演绎人间普通男女情恋的故事多为不及于婚姻的非婚情恋。元稹《莺莺传》是唐人此类情恋小说中的佳构，叙贞元中张生与表妹崔莺莺之间的一段情事。张生与莺莺情恋发生之地就是一座寺庙――普救寺，“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寺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于兹寺”。[3]（162）于此，张生免崔氏母女一家于军乱，且见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惑之，托红娘以诗达意，赢得芳心，二人会于西厢，成一段浪漫情恋。而普救寺之西厢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典型意象而家喻户晓，元明以来诸家戏剧，更多以“西厢”为名。
在此类情恋小说中，士子与的情恋故事最多，且多佳篇。白行简《李娃传》便是其中的代表，其间即有寺庙意象。李娃与其老姥见荥阳生资财耗尽，设计逐之，借口就是去兴圣寺向竹林神祷祝：“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3]（121）荥阳生不知是计，与李娃同往祷祝，结果被弃。兴圣寺出现在荥阳生与李娃情恋的转折点，颇堪玩味。与白行简《李娃传》并称士子与情恋故事双璧的蒋防《霍小玉传》中亦有寺庙意象存在。小说中李益负霍小玉，后三月出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3]（96）于此遇黄衫豪士，黄衫豪士挟李益前往霍小玉处。崇敬寺赏花遇黄衫豪士成为霍小玉与李益得以见最后一面的重要前提。
唐人情恋小说中描写人与异类之间情恋的故事，则主要有人神情恋、人鬼情恋与人妖情恋三种。相较而言，寺庙在这三类情恋小说中更是经常出现，寺庙意象更有着特殊的意蕴。
妖与怪初义相近，故常合用为“妖怪”，动植物或无生命者的精灵，也就是妖怪，或称为怪物，如花妖、狗怪、虹精等。妖怪化人，与人情恋，在先唐的小说中就是一类重要题材，《神记》、《列异传》等中就多见此类故事。唐人小说不仅承袭了这一题材，而且突破了先唐同类题材中奇记怪的简单目的，在婉转的叙事中，多表达一种超越世俗礼教限制的、率性而真诚的男女情爱。唐人小说的人妖情恋故事中亦多寺庙意象。如皇甫氏《原化记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4]（3479）
选人于僧房（即佛舍）宿，迟明发现一盖虎皮熟寝女子，即虎妖，乃藏虎皮而娶此女，数年之后，再反当年佛舍，因调笑其妻，其妻怒而索衣，后得，披之而化虎，哮吼而去。选人于佛舍中得妻，又于佛舍中失妻，定非偶然，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再如李玫《纂异记杨祯》[4]（3962），“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于此寺中遇灯妖所化的红裳美人，生出一段人妖情恋。可以说，杨祯与红裳美人之间的人妖情恋因文殊院的绰约灯影显得浪漫而神秘。
三、小说功能：寺庙意象的美学审视
不难发现，在大多数的唐人情恋小说中，对寺庙的描写往往十分简略，或仅及庙名、寺名与地理位置，或略呈概貌，故呈现出来的寺庙意象往往十分省净。但是，从宏观的文学审美层面考察，这些寺庙意象却有着独特的小说功能，或者暗示小说人物身份，或者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或者在小说故事的情节布设中承担联接功能，在唐人情恋小说的叙事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10]
在唐人情恋小说中，有些寺庙意象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关键要素，在小说故事中只是作为背景，担负着暗示小说人物身份的重要作用。如沈亚之《感异记》中的张女郎庙即承担这一功能，沈警“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酌水而祝，然后离开，并非住在张女郎庙，而是止于传舍，“既暮，宿传舍”。其夜沈警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而张女郎姊妹来降。其后“携手出门，共登一辎骈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然后揖警就坐，又具酒肴，弹琴歌唱。会，沈警被送回人间，“相与出门，复驾辎骈车，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在沈警止宿的传舍与“朱楼飞阁、备极焕丽”的水阁仙境。故小说中张女郎庙的作用，则主要在于揭示来降沈警的神女的身份――张女郎姊妹。小说末又云：
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述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4]（2591）
沈警出使归来，再过张女郎庙，于庙中神座后得小女郎碧笺，呼应前文，是进一步印证与确认神女身份。当然，小说开篇出现与文末在此出现的张女郎庙，也为小说营造出一种神秘氤氲的氛围。
所以，在唐人情恋故事中，此类寺庙意象本身并不是小说叙事建构必须具备的场所，它在小说叙事建构中也并不具有叙事功能，其主要作用在于向读者暗示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或者故事发生于某一特定的场所，从而增强小说叙事的真实感与逻辑性，并唤起人们日常生活中关于寺庙的记忆而产生的心理暗示，为小说平添一层神秘氤氲的幕纱。
除了在小说中暗示人物身份之外，相当多的唐人情恋小说则将寺庙作为故事的主要空间场景，这类小说的故事情节，虽有繁简之别，但都主要以寺庙为场景展开，甚至是以寺庙为唯一的空间场景。元稹《莺莺传》、李玫《纂异记杨祯》、戴孚《广异记李元平》、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释道世《法苑珠林王志》等即是。
在元稹《莺莺传》中，普救寺是整个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场景，张生寓居于此，适与异派之从母崔氏母女相遇，并就其母女于军乱。而寺之西厢，更是二人的密恋之地，“斜月晶莹，幽辉半床”的美好，不仅让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也让无数读者艳羡不已，而“西厢”也因此成为古小说中著名的情恋圣地意象之一。又如李玫《纂异记杨祯》中，石瓮寺文殊院是故事的唯一空间场景。杨祯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住，一夜有红裳美人来访，“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祯常悦者，皆所不及”。杨祯邀入，问及姓氏，于是红裳美人自叙身世，并云：“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觌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杨祯感其言，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后杨祯乳母潜察得知红裳乃西幢一烛灯所化：“处半年，家童归，告祯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4]（3962）杨祯于石瓮寺文殊院遇灯妖所化红裳美人是典型的人妖情恋，而这一段情恋，就发生在杨祯所居的石瓮寺文殊院，石瓮寺文殊院是这一段人妖情恋的唯一空间场景。
再如戴孚《广异记李元平》，叙一段人鬼情恋故事，故事的发生与展开之地亦在佛寺――东阳精舍。睦州刺史伯成之子李元平读书东阳精舍，岁暮，有“服红罗裙襦”且“容色甚丽”的美女亦来此，“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女忻悦，有如旧识，并云：“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与之就此展开一段人鬼情恋故事，东阳精舍是这一人鬼情恋故事发生与展开的空间场景。另外，《广异记李元平》中的命定观念与佛教因缘轮回观念十分突出，李元平与鬼女此世姻缘，鬼女云是“天命已定”，无法改变，“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这是命定观念的体现。而鬼女言前生此世与李元平姻缘，则又是佛教姻缘轮回观念的体现，小说中还特别言及鬼女在前生“素持千手千眼菩萨”，[4]（2689）更是明显痕迹。以佛寺作为人鬼情恋故事的空间场景，在人鬼情恋中又辅之以命定观念与因缘轮回观念的表达，这是《李元平》的独特之处。
陆勋《集异记光化寺客》叙习儒客与百合花妖的人妖情恋，故事发生与展开均在兖州徂徕山光化寺[4]（3394）。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五所录《王志》所叙人鬼情恋，亦以寺庙为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空间场景，即绵州居棺寺，[5]（541）此故事《太平广记》卷三二八《鬼十三》亦录，题“王志”，虽未言寺名，但亦云“县州寺”，[4]（2608）表明这一人鬼情恋也发生在佛寺中。不难发现，《纂异记杨祯》、《广异记李元平》、《法苑珠林王志》这类以寺庙为主要空间场景的情恋故事，故事情节的安排均十分紧凑，且多为单线结构，不蔓不枝，仿佛一出独幕剧。这些寺庙意象在小说叙事建构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是小说故事情节建构的基础。如在《纂异记杨祯》，小说人物红裳美人是寺院中的烛灯之妖，没有石瓮寺文殊院，红裳美人也就失去依托，而红裳美人“晨去而暮还”，于寺院绰绰灯影中与杨祯交往，既符合红裳美人为烛灯所化的身份，也营造出完美的人妖情恋氛围。
注释：
①沈亚之《感异记》，《太平广记》引注出《异闻录》，据李剑国先生考证，题名当作《感异记》，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②《光化寺客》，《太平广记》引注出《集异记》，李剑国先生考订其当出陆勋《集异记》，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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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Mulan；文化；个人主义
电影作为人类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每部电影都是按照一定的叙事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并反映特定主题的，进而让观众领略其所要传达的特定文化内涵。美国迪斯尼公司推出其第36部年度经典卡通影片Mulan后，陆续在全球各地上映，并大获成功，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木兰又驰名了世界。然而这一全球化的木兰又有着与中国木兰所不同的全新形象。显然，迪斯尼已经把美国文化价值观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影片故事情节发展以及人物活动中，从而赋予其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全新灵魂。本文拟以中国传统木兰故事为背景分析美国影片Mulan的独特之处，进而从中透视出其所反映的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文化内涵。
木兰故事流传至今，主要归功于乐府名诗《木兰辞》。作为故事体系的母本，全诗只有62句，300多字，主要采用了概括的叙事方式，缺乏具体的情节和细节，像征战沙场、英勇杀敌等能够突出木兰英勇且叙事性很强的情节，诗中只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笔带过。然而概括性的叙事方式，却为不同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为后世的再创作留下了许多可以填补的艺术空白。今天，木兰故事已经由最初的几百字演变到上百万字，由最初的叙事诗发展到各种叙事形式，如小说、戏剧、电影等。木兰形象不断刷新，人物关系不断增加，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故事谱系。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为了凸显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影片Mulan在借用中国故事基本元素基础上，也作了美国式的调整和建构。
一、彰显美国忠于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美国影片Mulan首先增加了“相亲”这一中国木兰故事所没有的情节，并将其和家族荣耀联系在一起。在木兰进城相亲之前，父亲去供奉祖先灵位的祠堂为木兰祈祷，家人都对她寄予厚望，期待她“能够靠一份好的联姻来给家族带来荣耀”。然而相亲却以失败告终，家庭因此蒙羞，特别是媒婆这一决定女性婚姻命运的功能人物的权威话语“你永远不会为家增光”打破了木兰通过婚姻实现其女性价值的希望。相亲失败后父女在花园谈心给木兰以安慰和鼓励，体现了父女情深。正在此时契机出现：匈奴犯境，国家征兵，年迈而又拖着伤残之躯的父亲竟也准备出战，作为家中惟一儿女的木兰不禁为父亲的安危忧心。
在中国伦理观念中，“孝”是核心，“忠”则可被看做是“孝”的扩展和延伸。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家文化将社会中五种最重要的基本人际关系称之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中间三种讲的都是家庭成员关系，这又被看做是构成国家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本位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个人要对长辈尽孝，为国家尽忠。在中国传统木兰故事中，木兰从军的动机是“忠孝”。与中国文化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相反，美国人看重的则是个人至上的个体观念，从而缺少理解子民、子女对君对父无条件单方面的付出和服从所需的文化土壤。因此仅以“忠孝”来解释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一行为是很难令美国观众信服的。所以还必须另外找到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必须使Mulan成为“普遍的”和“感性的”，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进入角色，博取他们的同情。
因此影片Mulan中增加了相亲这一情节，增加了她一心想要荣耀家庭的渴望，增加了木兰因相亲失败而无法满足社会为女性所设定的通过婚姻实现价值的要求，从而必须寻找出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机。所有这些一起促成了木兰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然而在雪地战役之后由于身份暴露，木兰被逐出军队，这又打破了她以“男性”身份实现其价值的希望，让她再次反思自己乔装从军的真正动机，正如导演在随片讲解中说:“她千辛万苦突破自己做出成绩，所以有今天的表现。当一切粉碎时，她真的会质疑自己的动机，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不对，是不是一开始就大错特错。”①最后木兰终于认清了自我，影片中她坦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或许我并不是为了我的父亲来的，或许我只是想证明我能行。所以当我拿起镜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这便是木兰的心声，替父从军只是顺势而为，真正潜藏在心底的是她实现和证明自己价值的渴望。被逐出男人“领地”，事实上更激发了其女性内在的对自我身份、自我价值诉求的强烈意识，从而完全忠于自己。这就是木兰不断寻找、发现自我的心理历程，正如训练时李翔所说的“成功在于找到自我的中心”。
与中国木兰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同，美国木兰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倾听自己心声，追求真实自我，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忠于自我，自我服务，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的真实写照。美国文化透镜中的木兰，在寻找自我中心的过程中努力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进而演绎了个人主义的精彩一幕。
在美国,每个人是被作为个体来看待的,他们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他们相信一个人在为他人服务时也是在为自己服务，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所以美国人不喜欢侈谈献身精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木兰从军”这一“利他”行为背后的目的是“自利”②。
爱的勇气、对家族荣耀的珍视，特别是追求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取代了儒家传统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忠孝精神，构成了木兰替父从军的真正动机。“忠于自己可以做成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成为影片的核心主题:“她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因为她在倾听自己的心声……这个女人因为忠于自己而改变了社会的看法。忠于自己可以做成世界上最伟大的事。”③与传统中国木兰故事宣扬忠孝节义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同，美国Mulan则盛赞了忠于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
二、传达美国个人主义重视个人奋斗、
强调个人力量的文化内涵在突出木兰“寻找自我”心路历程的同时，Mulan也集中展现了她是如何训练成长，如何成功征战的奋斗过程。《木兰辞》中一笔带过的军旅生活在影片中被充分演绎。
由于女扮男装性别秩序被打破，木兰从军之后经历了“学做男儿”“洗澡风波”等一系列的性别“尴尬”。但她靠着自己的毅力与智慧，刻苦训练，不辞劳苦，不甘落后，最终完成了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菜鸟式”的小人物向一名优秀战士的转变。她靠智慧成功地爬上了高高的树桩拿下了箭头，甚至还在训练中一举打败了李翔，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从而成为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雪山战役，在双方实力悬殊情况下，木兰利用最后颗一炮弹，制造雪崩使敌人几乎全军覆没，并在危难之中勇救李翔。最后她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以女性之躯勇救皇帝、独斗单于，挽救了由男性主宰的国家。
影片在强调木兰训练成长过程的同时也凸显了木兰在战争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肯定了她作为一名女性个体的独特价值。木兰英雄行为的背后是基于其勇敢和智慧的策略运用，而非简单力取。例如雪山战役中，她急中生智，制造雪崩，利用自然之力杀敌；皇城救驾时，她也没有像那些男性将士一样硬拼，而是凭借自己独特本领和智慧，即充分利用了训练时所学的攀爬术，又同时采用了瞒天过海的策略让士兵们男扮女装，以骗过敌酋。
木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美国强调个人力量，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特征。其实影片在刚开始时皇帝和将军的对话中就已显露出了与重视群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重视个人价值、强调个人力量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恕臣直言，我的重兵能够阻挡单于的部队。”“记住，有备才能无患。一粒米可以改变斤两，一个勇士有时候可以决定胜负。”
影片对木兰训练成长以及其个人能力在战争中的表现所作的突出描写和处理，是美国文化进取意识和个人英雄意识的体现。事实上，Mulan延续了美国电影英雄传奇中的典型模式——她单枪匹马地拯救国家人民于危难之中，与西部片里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的孤胆英雄豪无二致。影片充分反映了美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认为个人是价值的主体，崇尚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价值。三、结语
迪斯尼影片Mulan反映了美国独特的文化内涵。虽然借用了中国传统故事的框架，但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影片，正如该片副导演所说：“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故事，我们应当尽可能尊重原著。但我们清楚，我们不是把它拍成一部中国片子，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们有不同的感性和不同的叙事风格。”④
影片Mulan突出了木兰忠于自我的强烈个人意识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渴望，突出了木兰“寻找自我”和“自我实现”奋斗过程，给我们呈现了又一部美国个人主义英雄成长的传奇。木兰最终成为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认可的、符合西方审美观的“中国女孩”，她恰似一个地道的美国西部牛仔，充满个性自觉、自尊、勇敢追求个人价值，代表着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主导模式：强调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认为个人是价值的主体，崇尚个人奋斗带来的成功。正如贝拉等(1991)所言：“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信奉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可能破坏我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决策并按自己认定的方式生活的东西，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亵渎神明的。……摒弃个人主义……那将意味着放弃我们最深刻的民族特性。”其实影片改写本身也充分反映了美国人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决定的个人主义精神。
①③引自李婉(2007)。
②“自利”这个词并不代表着羞耻。在美国“正确理解的自利”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且也许正是美国繁荣的秘诀。简单地说，就是美国人承认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是自利应合乎法律，来得诚实，而且以不损害他人的自利为基础。详见贝拉等(1991)和崔雪茹(2011)。
④刘来:《从电影〈花木兰〉谈文化转换理论》，《电影艺术》,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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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思潮;旅游消费行为;旅游企业对策
[作者简介]黄燕,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江西南昌3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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