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远在海峡对岸的齐邦媛，用她的笔，从台湾哑口海的一角到东北再也渡不过的巨流河，为我们描绘了那炮火纷飞的岁月和国破家亡的痛史。
这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远在海峡对岸的齐邦媛，用她的笔，从台湾哑口海的一角到东北再也渡不过的巨流河，为我们描绘了那炮火纷飞的岁月和国破家亡的痛史。从幼年的流亡、少年的懵懂、青年的志气，到中年的坦然、老年的随想，这部半传半史的巨著，始终围绕着她跌宕的一生。
在眼泪和炮火中成长
生命之初，齐邦媛曾与死神擦肩，这似乎是为她半生的流亡做出的悄悄预示。山村医生将生命垂危的小邦媛救回，并给她取名“邦媛”，让一个命如草芥的女婴接受到世间最慷慨而美好的祝福。这份祝福伴随着邦媛度过了几年平静的光阴。相对殷实的家境、常年不在家的父亲和总在黄昏牧草中哭泣的母亲，给邦媛日后的人生留下了许多美丽而悲伤的意象。福祸参半的童年中，父亲是她的志气和思想高飞的天空，母亲却是她站立和沉默的大地。她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载在这沉重的土地上，为生命烙上了故乡的颜色，成为她一生不能忘怀的心灵归宿。
齐邦媛在序中这样写道：“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岁那年，齐邦媛离开家乡，开始了她长达十七年的辗转生涯。南京读小学，转学的次数比读过的年级还要多，战争对一个孩子而言，是七八岁的小邦媛天天起床以后问一句“妈，我们今天姓什么”，还是盖家小兄弟的那一句“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这种摧残来得比直接的杀戮还要可怕。等成长使他们从发问到领悟，再度印证童年的回忆时，永恒的悲惨和愤恨，永远在邦媛的心里扎根，“我只有对日本人是真正的愤怒”。
七七事变，“九一八”，一场场的灭顶之灾让齐邦媛的少年时代与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母亲在逃亡中生产，从死神手里逃回一命，一个仅有十八个月大的妹妹病死途中。齐邦媛在流亡的哭声中渐渐成长。她目睹父亲收留的东北流亡学生一遍遍哀唱《松花江上》，意识到动荡年代的炮火过早焚烧了攀登知识的天梯。在南开，张伯苓校长的一句“中国不亡，有我”，家国意识的初照使邦媛由一个学生的文学诉求扩及到一个文人对全人类的悲悯。抗战年代的弦歌不辍，使她格外珍惜，对学问的终身求索，成为她最纯真的文学情操。
一生风骨的父亲
齐邦媛一生秉持着“温和洁净”的处世之道。父亲齐世英教给了齐邦媛于个人与家国之间寻找交集的开阔思路，也使得这部巨著有了最节制的隐忍。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他不愿受制于人，毅然决然地出走日本、德国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为民族的未来寻找光明的出口，是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奇才。回到东北后，出于对日俄战争中军阀不顾东北而自相残杀的愤慨，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加入到郭松龄的“反张运动”中，奈何郭松龄最终兵败巨流河，郭松龄夫妇惨死。齐世英流亡关内加入国民党，被蒋介石惊赞“不像一个东北人”。抗战期间各大城市接连失守，齐世英面对不堪一击的祖国，流下了一个投军文人的失落与愧怍之泪。抗战结束，他重拾东北的烂摊子，却只能听天由命无力挽回，成了最后一批飞台的人……
来台之后，齐世英因见罪于权威人物，最终被开除党籍。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屡遭创伤，但他不愿意丢掉操守。齐世英一直以“拯乡救国”“不做政客不做官”自居，直到老年，他也只是平静地讲述他的固执和无奈。而视父亲为偶像的齐邦媛，一生都坚持父亲潜移默化下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与操守。
山隘口回望的那个少年
如果不是齐邦媛，也许张大飞只是抗日飞行员遇难碑上的一个名字。而此刻，他是齐邦媛心头永远回响着的爱情悸动。
张大飞在逃难路上受惠于齐家，结识年岁尚小的邦媛。他参军之后，用一封封家书宽慰着战火包围中的邦媛。他陪着邦媛的心灵不断成长，直到那天南开的操场上，他惊讶于邦媛“怎么长得这么大，还这么漂亮了呢”。张大飞对邦媛的爱也许始终未及开口，可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本是无忧少年，国破家亡之后，他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使他急于寻找一份新的希望，齐家恰到好处的援助，让他得到了皈依。所以，他爱上了这个及时走进自己生命的女孩，却又深知自己难与之匹配，便远走高飞藏大义于心，将这一份爱包裹上亲情的外衣。在张大飞最后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身上，有齐邦媛年幼的同情感动，成长的心灵陪伴，他比爱人更像灵魂伴侣。“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张大飞的死，是作者最难下笔的一章，也是读者最不愿读的一章。当无数人为这段还没上演就已经谢幕的爱情唏嘘时，殊不知正是因为它的不圆满，才使人久久难忘和动容。
一个作家的史笔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这是一段历史课本上只寥寥数语的“黄金十年”。此时的东北已经沦陷，齐邦媛笔下，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除杨靖宇之外，还有从未进入视野的苏炳文、马占山和李杜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东北的殊死抵抗和国内马不停蹄的生产以及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无不希望能在日本的侵略势力南下之前赶上工业文明的列车。但突如其来的卢沟桥事变打碎了梦境，日本的野心早已经迫不及待：“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南京沦陷，噩梦袭来。空军迎战，让处于死亡威胁中的人们站在残瓦中欢呼。大屠杀事件后，西南各省全部通电投入抗日前线，延安传来了“支持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巨大力量在那一刻凝集了。
作为一场失败战争的见证者，“政治”对于齐邦媛来说始终若即若离。对齐世英的赞美，对张学良的贬低，为作者所认为的优秀者兵败而遗恨，让整本书后半部的精彩程度弱于前半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的洪流在立场的分派中，无疑带给身处其中的人以无形的印记，这是今天的我们在反思历史时，所难以简单定义的。
《巨流河》的创作，是齐邦媛用半世飘零的生命写成的。娓娓道来的叙述，记述着她心灵的成长，温和而不凌厉。也许，作为那个年代的“逃离者”，它有着某些致敬“失败者”的倾向，但我们无须过多纠缠于此。因为这部书的价值，本不是讨论“政治正确性”，而是献给所有为国献身的人。